1703247020 玛丽所承受的一切是否要比托尔斯泰伯爵夫人承受的更多？很可能没有。海明威是一个喜欢待在家里的人，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他与托尔斯泰是不同的，海明威并不想离开家庭步入荒野。玛丽学了西班牙语，将海明威的家管理得井井有条，参加了他大部分的出游运动。海明威曾写过关于她一个阶段的“情况报告书”，在上面列举了玛丽的种种优点：“出色的女钓鱼手，不错的飞靶射击手，游泳健将，真正高超的厨师，酒类鉴赏家，优秀的园艺家……还能用西班牙语管理好一条船或一幢宅子。”玛丽参加他的野外旅行时常常受伤，但海明威却从没有表示过同情。玛丽有次受伤后十分痛苦，她记下了他们之间的一段很有特色的对话。“你就不能保持安静吗？”“我在努力这样做。”“士兵就不会像你这样。”“我又不是士兵。”在公开场合，他们会大吵大闹，在人背后则有令人吃惊的暴力场面。有一次，海明威把玛丽的打字机猛掷在地上，打碎了她珍爱的烟灰缸，把酒泼在她的脸上，还骂她是“母狗”。玛丽是这样回答他的，如果他打算把她甩掉，那她是不会离开这所屋子的：“尽管你竭力要把我从这儿赶走，让我离开你，可你是不会成功的……无论你怎么说，怎么做，除非你把我杀了，把一切弄得一团糟，否则我仍会待在这儿，替你管理房子和你的芬卡。直到有一天早晨，你到我这儿来，头脑清醒，你诚实地、明白地告诉我，你想让我离开。”对于这样的建议，海明威不得不十分慎重，他没有提出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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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47022 海明威的孩子们通常对父亲的婚姻保持缄默，有时他们目睹了母亲的生活，感到十分害怕。当海明威一伙巡回于世界各地时，年幼的他们就被硬塞给保姆和仆人们。据说其中一个保姆叫艾达·斯特恩，是女同性恋者。海明威的长子勃姆比用偷来的酒贿赂她；帕特里克则祈祷她被送往地狱；而最年幼的一个孩子格雷戈里却害怕她会离去。格雷戈里最终写了一本关于他父亲的书，这本书透露了许多内情，更是充满了怨恨。年轻时，他同加利福尼亚警方发生了一些小麻烦。他的母亲保利娜与海明威离婚已经很久了，这时她给海明威挂了电话，告诉他这一情况，并希望得到一些安慰和指导（1951年9月30日）。海明威的回答是她应受到指责——“看看你是怎么教育他的？”——他们发狂似的大吵了一架，保利娜“禁不住对着电话大声叫嚷和抽泣”。那天晚上，她被体内一阵剧烈的疼痛惊醒，第二天就死在医院的手术台上，终年56岁。死因是一种肾上腺肿瘤，很有可能是情绪上的紧张使她的病情恶化了。海明威指责儿子的过失；而儿子则指责父亲的盛怒。“让母亲心烦意乱的原因并不是我的那些小麻烦，而是她死前8小时与他之间那场粗暴的电话交谈。”格雷戈里在他的书中写道：“一个高高在上的人物，只要他身体健康，处于他的权势之下也是一件好事，但他的灵魂已从内部腐烂的时候，你去告诉他，他在发臭，那会给你自己带来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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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47024 当然，事实上海明威并没有因为内部腐烂的灵魂而招来什么痛苦。他是酒徒。饮酒对他来说是件重要的事，确实已成为他生活和工作的中心，正如毒瘾对于柯勒律治。他是可以列入课本的慢性酒精中毒者的经典例证，其诱因是根深蒂固的、慢性的，而且很可能是遗传性的抑郁症，酗酒反过来更加重了他的病症。海明威曾告诉麦克利什说：“问题是，在我的一生中，每当事情真的非常糟糕的时候，我就会喝上一杯，立刻，情况就会变得好多了。”海明威从10多岁就开始喝酒，当地的铁匠吉姆·迪尔沃斯偷偷地向他提供烈性的苹果酒。他的母亲注意到儿子的这个习惯，总是担心他会变成一个酗酒者（有一种说法，海明威是从与格雷丝发生第一次剧烈的争执后开始大量喝酒的）。在意大利，他进一步喝葡萄酒。在米兰的军官俱乐部里，他第一次开始饮烈性酒。他的负伤和一次不幸的恋爱都使他越喝越多。在医院里，人们发现他的衣柜里塞满了法国白兰地的空酒瓶，这是一个不祥的预兆。20世纪20年代在巴黎的时候，他从一家酒类合作社买来成加仑的博恩牌葡萄酒，他想喝，而且确实一顿喝过5瓶或者6瓶红葡萄酒。他教斯科特·菲茨杰拉德直接就着酒瓶喝，他说，这就好像“一个女孩子去游泳，但是没有穿她的泳衣”。在纽约，他签下《太阳照样升起》的出版合同后，他说他“酩酊大醉好几天”，这可能是他第一次长时间地酗酒。普遍认为海明威发明了20世纪的习惯语“喝一把”；然而有些人，比如维吉尔·汤姆森[84]就指责他很吝啬，不愿为别人提供一杯酒；海明威反过来总是常常指责那些白吃白喝的熟人们，正如20世纪50年代在古巴他就指责过肯·泰南[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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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47026 海明威特别喜欢和女人一块喝酒，对他而言，她们似乎代替了母亲向他表示赞许。哈德莉与他一起狂饮，并在给他的信中写道：“你知道的，我仍然珍惜你对我说过的话：你几乎崇拜作为酒徒的我。”海明威30多岁的时候在哈瓦那有一位漂亮的女伴简·梅森，她扮演了与哈德莉相似的不幸角色。海明威和她一块喝杜松子酒，接下来又喝香槟酒和大杯加冰的代基里酒；在古巴的10年里，他的酗酒第一次确实完全失去了控制。那儿的一个酒吧侍者说他能够“喝下那么多马丁尼酒，超过任何一个我所见过的人”。在他朋友索沃德·桑查兹的住处，海明威发起酒疯，他把自己的衣服从窗户扔出去，还打碎了一套贵重的巴卡拉玻璃器皿。桑查兹的妻子被他吓坏了，她惊恐地尖叫，央求男管家把海明威锁起来。游猎时，有人看见海明威在清早5点钟的时候从帐篷里溜出来喝酒。他的兄弟莱斯特说，20世纪30年代末期在基韦斯特时，他一天喝17杯威士忌加苏打水，而且晚上常常带着一瓶香槟上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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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47028 这一时期，他的肝脏第一次让他感到了剧烈的疼痛。医生警告他必须彻底戒酒，更确切地说，是把他的饮酒限制为饭前的3杯威士忌，但这并没有维持很久。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的饮酒量不断增加。到了20世纪40年代中期，据说进早餐时，他把杜松子酒倒进茶里一块喝。1948年，A.E.霍奇勒代表《世界主义者》杂志采访海明威。霍奇勒说海明威在不长的时间里就喝了7杯双倍量的“爸爸双杯”（这是哈瓦那人以海明威命名的一种饮料，由朗姆酒、葡萄汁和樱桃酒混合而成）。当他离开酒吧去吃饭时，手里又拿着第8杯酒以供开车时喝。海明威宣称：“我曾在这儿一晚上连喝16杯。”他还向出版商吹嘘，一天晚上他以苦艾酒开场，晚餐时喝了一瓶红葡萄酒，接下来喝伏特加，此后“又痛饮威士忌和苏打水直至凌晨3点”。在古巴时，他的餐前酒通常是以朗姆酒为底，在欧洲喝15:1浓度的马丁尼酒。20世纪50年代早期，我曾亲眼目睹他在很短的时间内一连干了6杯这类酒——他的饮酒带有很强烈的哗众取宠的成分——那是在蒙巴纳斯大教堂外的露台上。他在早餐时喝的酒可能是杜松子酒、香槟酒、苏格兰威士忌或所谓“墨西哥湾海流中的死亡”，这是他的另一项发明，即一大杯荷兰杜松子酒加橙汁。居于所有饮料之上的，是永恒的威士忌：他的儿子帕特里克说，他父亲在人生的最后20年中，每天都要对付1夸脱[86]威士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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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47030 海明威饮酒的能力是众所周知的。莉莲·罗斯曾为《纽约客》写过海明威的人物特写，她似乎并没有留意到他同她谈话时有很长时间在醉酒。丹尼斯·扎菲罗谈及海明威的最后一次游猎时说：“我猜想他任何时候都是醉醺醺的，却很少表现出醉态来。”海明威还显示了一种非凡的能力，他能在短时间内削减自己的饮酒量，甚至彻底把酒戒掉。这一点再加上他那健壮的体格，使他能够活得长久。不过，慢性酒精中毒对他的影响却是无情的。海明威遭遇过无数次意外事故，饮酒是其中的原因之一。瓦尔特·本雅明曾为知识分子（他自己）下过定义：“眼镜在鼻子上，秋天在心中”的人。海明威心中确实有个秋天——其实经常是寒冬——但只要他一有勇气，他就把眼镜从鼻梁上摘下来，尽管事实上他接受了母亲的遗传，左眼视力不佳（出于虚荣，他母亲也拒绝戴眼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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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47032 海明威一生中容易出意外，这也许是他那庞大而又笨拙的体格造成的。若是把他遭遇过的事故列成表，那么这张表会长得吓人。孩童时期，他就跌过一跤，一根木棍穿进口中把扁桃体刺破了；鱼钩还戳进过他的后背；在足球赛和拳击台上他受过若干次伤。1918年他经历了枪林弹雨，而一个玻璃陈列柜又弄破了他的拳头。两年后，他在碎玻璃上行走割伤了脚，还因为摔倒在船上系绳子的铁环上，开始内出血。他被热水炉严重烫伤过（1922）；他一只脚的韧带被撕裂（1925）；他那只好眼睛的瞳孔被他的儿子戳伤（1927）。1928年春天，他第一次因为喝酒而发生重大意外，他回到家后，把天窗上的绳索错当作盥洗室里的链子猛拽，结果整个沉重的玻璃框架砸到他头上，他受了脑震荡，还缝了9针。他腹股沟那儿的肌肉也曾撕伤过（1929）。他的食指被拳击吊袋碰伤，他因马脱缰而受伤，也因汽车车祸弄伤胳膊（1930）。一次喝醉酒后，他想把鱼叉投向鲨鱼，结果扎了自己的腿（1935）。他踢一扇锁着的门时，大脚趾受了伤；一面镜子划破过他的脚；他那只坏眼睛的瞳孔也遭到损害（1938）。1944年他又脑震荡两次，一次是在灯火管制的时候，他的车撞上了一个水箱；另一次是他从摩托车上摔进一条水沟。1945年，他坚持要代替司机开车把玛丽送到芝加哥机场。车子打滑，撞上了土堤，海明威断了3根肋骨，伤了1个膝盖，前额也被撞出了凹痕（玛丽飞出了挡风玻璃）。1949年，当他戏弄一头狮子时，被狮爪严重抓伤。1950年，他在自己的船上摔倒，头部和腿部都被划伤，割断了一根动脉，还第五次脑震荡。1953年，他从汽车上摔下来扭伤了肩膀。这年冬天在非洲，海明威还经历了一连串的意外事故：有一次醉醺醺地去扑灭灌木林火，结果被严重烧伤；还发生了两次飞机事故，使他再一次脑震荡，还为他带来了颅骨开裂，两节脊椎粉碎，严重的内伤，肝脏、脾和肾都被损伤，还有烧伤，肩膀和胳膊脱位，括约肌丧失活动能力。意外通常是发生在他喝醉酒以后，而且这些事故几乎一直持续到他去世：攀越一个栅栏时，他撕裂了韧带，扭伤了足踝（1958）；发生了一次车祸（19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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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47034 尽管海明威的体格健壮，酒精仍直接影响了他的健康，这始于20世纪30年代末他的肝脏受损。1949年当他在科尔蒂纳丹佩佐滑雪时，一些灰尘掉进他的眼睛，加上酗酒，发展成一种很严重的丹毒。10年以后他仍然深受其苦，从他的鼻梁到嘴巴，总有一片青黑中夹着红纹的疤痕。接下来，由于他在西班牙的最后一次狂饮（1959），肾和肝又都出了毛病，而且可能是血色素沉着症（表现为肝硬化、青铜色皮肤和糖尿病）。其他病症还有足踝浮肿、肌肉痉挛、长期失眠、血尿、血脂过高以及皮肤病。他身体虚弱，未老先衰；他生前最后一张照片是在爱达荷州购置的住宅附近散步，那种悲哀的表情不言自明。即便如此，他仍旧站着，仍旧活着；但他已经无法再去思考。他父亲是因为害怕患上致命的病症而自杀的。海明威害怕的却是他所患的病症不是致命的：1961年7月2日，在抑郁症和偏执狂的各种治疗而无效后，他在他那支最好的英式双管猎枪中装上了两发霰弹，把自己的整个脑盖炸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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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47036 为什么海明威会渴望死亡？在作家中，这一现象并不鲜见。与海明威同时代的英国作家伊夫林·沃，这一时期他在英国所取得的地位与海明威相当，他也同海明威一样渴望一死。不过，伊夫林·沃不是知识分子，他认为他不能通过自己的头脑来改变生活的规则，而只能服从于传统的教会教育，5年后他自然死亡。海明威则创造了自己的以荣誉、真实和忠诚为基础的准则。他背弃了这一准则所有的方面，这一准则也背弃了他，也许更为严重的是，他觉得背弃了自己的艺术。海明威有许多严重的过失，但有一样东西是他从不缺乏的：艺术上的诚实。这如同灯塔照亮了他的一生。他为自己确定的任务是创造一种新的英语写作方法和小说写作方法；他获得了成功。在我们的语言历史上，这是重大事件之一，而现在这已是我们的语言中不可缺少的部分。他为这一任务倾注了巨大的、创造性的技巧、精力和耐心。这一任务本身就是困难的，但正如他发现的，更困难得多的是维护他自己确立的创作的高标准。20世纪30年代中期，对他来说，这一点已经很清楚了，这也加重了他那惯常的抑郁症。从那时起，他的短篇小说很少成功而且每况愈下。如果海明威少一点艺术家气质，这种事情对于他，作为一个男人，也许不是十分重要的；他完全可以去写作和出版次等的长篇小说，许多作家就是这样做的。但是，当他写出来的东西赶不上他最好的作品时，他知道自己的知识已经无法胜任了。这时他便在酒精中寻求帮助，甚至在工作时间里也是这样。在20世纪20年代，有人第一次看见海明威写作时面前放着一杯圣詹姆士牌的朗姆酒。这种习惯最初是偶尔为之，然后变得断断续续，再后就无法改变了。据说在20世纪40年代，他在清晨4点30分醒来，“通常立即开始饮酒，同时站着写作，一只手上是铅笔，另一只手上是酒杯”。这对他工作所产生的影响，是完全可以想象的，是灾难性的。一位有经验的编辑总是能够辨别出那些借助于酒精而写出的作品，无论作者有多么高的天分。海明威开始制造大量的不够发表水平的东西，或者是一些他感觉没有达到他自己确立的最低标准的东西。有些作品仍然被发表了，但看上去质量低下，甚至是对他自己早期作品的拙劣模仿。也有一两篇例外，诸如名篇《老人与海》，尽管其中也有自我模仿的成分。但是，整体水平低下，而且在下降，海明威自己也意识到，他已无力恢复他的天才，更别说去发展了。这一切加速了抑郁症与酗酒的循环。海明威是一个被自己的艺术杀死的人，而他的一生所留下的教训，所有的知识分子都值得借鉴：仅有艺术是不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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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47041 知识分子 [:1703246318]

1703247042 知识分子 6　布莱希特：冰一样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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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47044 那些试图影响人类思想的人们早就认识到，戏剧是进行这种尝试的最有力的手段。1601年2月7日，就在埃塞克斯伯爵及其下属在伦敦发动叛乱的前一天，他们赞助莎士比亚所属的剧团上演了一部特殊的、未经删改的莎剧《理查二世》，该剧被认为是对王权的颠覆。由耶稣会会士领导的反宗教改革运动，也把戏剧演出作为信仰宣传的中心。第一批世俗知识分子同样认识到舞台的重要性。伏尔泰和卢梭都写过剧本——卢梭还警告说戏剧有败坏公共道德的危害性。维克多·雨果利用戏剧摧毁了最后一代波旁王朝。拜伦投入大量精力创作诗剧；甚至马克思也写过一部剧作。但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易卜生第一次深思熟虑地、有计划地利用戏剧舞台引发一场社会观念的变革，就取得了惊人的成就。贝托尔特·布莱希特——一个在很多方面全然不同的剧作家——在这一点上却是易卜生天然的继任者。他创造了复杂的现代宣传戏剧，出色地利用了政府资助的大规模剧场这一20世纪新的文化机构。在他死后的20年内，即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他或许是全世界最有影响力的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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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47046 然而布莱希特终其一生，甚至某种程度上直到今天都仍是一位神秘人物。这是他自己和他一生最后30年忠诚地为之效力的机构精心做出的选择。出于多种原因，他想要把所有公众的注意力从他的生活转移到他的作品上。因而他的传记尽管脉络十分清楚，其中却留下了大量空白。他于1898年2月10日出生在距慕尼黑40英里的奥格斯堡，那是一个沉闷而美丽的小城。跟一再宣称的相反，他并非出身农民家庭。他父母双方的祖先，追溯到16世纪，都一直是中产阶级——乡绅、医生、教师，之后是火车站站长和商人。他的母亲是一位政府公务员的女儿。他父亲是做纸品生意的，先是奥格斯堡造纸厂的高级职员，后为销售主管。他的弟弟瓦尔特参加工作后，成为达姆施塔特科技大学造纸工艺专业的教授。贝托尔特有心脏病，看上去又很柔弱，成了他母亲最宠爱的孩子（和其他许多重要知识分子一样）。她说她发觉这孩子的种种要求强烈得令人无法拒绝。然而布莱希特成年后对他的家庭毫无兴趣，他很少提到父亲，也并没有报答母亲的宠爱。1920年他母亲去世时，他执意在第二天邀请一帮吵吵闹闹的朋友到家里——他的弟弟回忆道，“我们其他人都沉浸在悲痛中”——而且故意在母亲葬礼的前一天离开小城；尽管后来在一次罕见的自责中，他批评了自己对母亲的态度：“我该被天诛地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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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47048 传说布莱希特在学校不仅拒绝接受宗教信仰，而且公开焚烧《圣经》和《教义问答》，并差点因他的反战主义立场被开除。实际上，他似乎写过爱国主义诗歌，他受罚也不是由于反战，而是由于考试作弊。他的文化属于1914年以前弹着吉他的德国青年文化，以亲近自然、反对城市为思想特征。与他同时代的大多数中产阶级青年都应征入伍，直接到了前线，死在那里，生还者则成了纳粹。布莱希特并非拒服兵役，只是因为他虚弱的心脏才免于入伍，当了一名医护人员（他曾在慕尼黑大学短期地学过医学）。他后来描绘了在军事医院看到的一幅幅可怕的屠宰场面：“如果医生命令：‘截下一条腿，布莱希特！’我就回答：‘是，阁下。’然后把那条腿割掉。如果有人对我说：‘锯开头骨！’我就打开那人的颅骨，笨拙地修补他的脑部。我看见他们是怎样匆匆缝好士兵的伤口，以便尽快把他们送回前线。”但事实上直到1918年10月他才入伍，当时大部分战事已告结束，他的工作主要同性病治疗有关。他后来（在接受斯大林和平奖的演说中）声称自己1918年11月“立刻”支持巴伐利亚共产主义共和国并成为一名军人代表是在撒谎。他对自己的行为有各种说法，但他的所作所为在当时或其他任何时候，显然都不是英雄行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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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47050 1919年以后，布莱希特很快确立了自己的文学形象：先是作为一名粗鲁、野蛮和严酷而令人生畏的评论家，之后便是在戏剧方面，这归功于他的吉他弹奏和他写作歌曲的技艺（自始至终，他的诗歌才能是最出色、最纯粹的），还有他以不亚于20世纪60年代保罗·麦卡特尼的高亢而迷人的嗓音唱歌的本领。20世纪20年代初期，德国戏剧的基调是强烈的左倾，布莱希特从中得到了启示。他的第一部成功之作是《斯巴达克》，后来改名为《夜半鼓声》（1922），该剧获得了克莱斯特[87]最佳青年剧作家奖。这使得右派激进分子哗然，但这时的布莱希特更大程度上是机会主义者而不是理论家。他试图引起人们的注意并取得了惊人的成功。他的目标是“让资产阶级吃一惊”。他谴责资本主义和一切中产阶级体制。他抨击军队。他赞美怯懦并身体力行。在著名的短篇小说《反暴力的尺度》中，他的自传性主人公库纳尔就是一个十足的懦夫。他的朋友瓦尔特·本雅明指出，怯懦和纯粹的破坏性是他显著的特点。他喜欢自己的作品激起争吵和反感。他理想的情况是，自己的剧作能引起一半观众不满的嘘声和另一半观众积极的喝彩。建立在细致的审美分析基础上的传统剧评，引不起他的兴趣。事实上他鄙视传统的知识分子，尤其是那些学院型或浪漫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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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47052 布莱希特实际上塑造了一种新型的知识分子，如同卢梭或拜伦当年所做的一样。布莱希特自己就是这种新型文化人的典型：粗暴、冷酷无情、玩世不恭，一半是流氓，一半是精力充沛的运动员。他想把运动场上那种喧闹、热烈、对抗的气氛带到剧场里。他和拜伦一样乐于与职业拳击手交往。1926年他应邀为一次诗歌比赛评奖时，置400首参赛诗于不顾，把奖授予他在某自行车杂志上发现的一首粗陋的诗作。他厌弃奥地利——德意志的音乐传统，喜爱一种金属般的复调，并在与他合作的犹太作曲家柯特·魏尔[88]那里找到了类似的风格。可以说他在某种程度上要把舞台布景连骨架都显示出来，展示出制造幻景的效果装置。这就是他所谓的新型真实。就像那些制造和操作它们的工程师一样，效果装置令他着迷。他把自己视为操作者，一个精神的工程师。里恩·福伊希特万格[89]的长篇小说《成功》中有位叫卡斯帕尔·普罗切尔的工程师，小说中另一个人物对他的评价是：“你缺少最重要的人类感官：对欢乐的感知和一颗爱心。”那正是对布莱希特的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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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47054 布莱希特在20世纪20年代的种种表现和活动都反映了他自我宣扬的天才。他和几乎完全同时代的海明威，当然还有其他很多知识分子一样，都拥有这种天赋，其表现之一就是像海明威那样形成了自己特有的着装风格。不过，海明威的服装完全是美国式的，以运动服为主。布莱希特仰慕海明威，虽说是私下的，但也是明显的。如果有人提出他偷取了“爸爸”的思想，他会非常不安。在20世纪20年代——那是欧洲知识分子能够接受亲美情绪的最后一个时期——他并不隐瞒对美国的赞赏，特别是对美国的黑帮和运动明星，他为1926年的登姆普西[90]——滕尼[91]之战写了一首诗。他部分的衣饰观念来自大西洋彼岸，另一些则明显是欧洲的。束腰皮坎肩和便帽曾是“契卡”[92]组织中那些使用暴力的年轻人最喜爱的装束，该组织是列宁1918年初创立的。布莱希特对此加上了自己的创新：一条皮领带和布袖马甲。他想让自己看上去半像学生、半像工人，并且绝对潇洒。他的新款服装引起不同的评价。他的敌人声称他在无产阶级的皮装下穿着真丝衬衫。卡尔·楚克迈耶[93]称他为“卡车司机和基督教神学院学生的混合品”。他别出心裁地把头发直直地梳下来盖住前额，胡子永远长到3天的长度——不多也不少，这便完成了他的个人风格。这些作风在30年、40年甚至50年后还被青年知识分子广为模仿。他们还效仿他戴“朴素的”金属架眼镜的习惯。他的金属眼镜架是灰色的，这是他最喜欢的颜色。他在一种灰色的吸水纸上写东西，当他成名后就开始出版“正在创作的作品”，即所谓手稿，都是有意弄成灰暗的平装戏剧脚本，就像学校的课本，这种非常有效的自我推销形式后来也被大力模仿。他的斯特尔牌敞篷旅游车也是灰色的，他通过为汽车制造商写广告词免费得到了这辆车。一句话，布莱希特有非凡的形象表演天才，在这方面20世纪20年代的德国人领导着世界：几乎与此同时，希特勒正在设计纳粹党和党卫军的极其奢华的设备，并发明了后来被称作“声光表演”的夜间演出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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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47056 希特勒的得势是把布莱希特推向更加政治化的姿态的一个因素。1926年他读了《资本论》，或者读了一部分，之后便与共产党联合在一起，不过根据德国共产党领导人、他的一位作曲家朋友汉斯·艾斯勒的妹妹露特·费舍尔的证词，他直到1930年才真正加入该党。1926年还因为是他与魏尔合作的开始而格外重要。1928年他们创做了《三分钱歌剧》，于8月31日首演，立刻引起轰动，首先是在法国，随后扩展到全世界。在许多方面，它是布莱希特操作方式的典型范例。此剧主题取自盖伊[94]的《乞丐的歌剧》，整段整段的文字直接剽窃了K.L.阿默尔翻译的弗朗索瓦·维永[95]的作品（阿默尔提出抗议后分得了部分版税）。该剧的成功大半归功于魏尔谱写了极富独创性的悦耳乐曲。但布莱希特不知怎么设法将该剧经久不衰的功劳大部分据为己有，最终他与魏尔争吵时轻蔑地宣称：“我要把那个冒牌的理查·施特劳斯[96]踢到楼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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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47058 布莱希特赢得赞誉的原因之一，就是他从事公关和把娱乐政治化的出色技巧。1930年，获得《三分钱歌剧》电影拍摄权的G.W.佩斯特对布莱希特写的拍摄脚本提出反对，因为他改变了情节，使之具有鲜明的共产主义色彩。布莱希特拒绝将剧本恢复原貌，这场纠纷在10月份闹上了法庭。他在镜头前表演了精心策划的愤怒模样，尽管案子肯定对他不利——佩斯特买下的是原作，但布莱希特榨取了巨额经济赔偿作为放弃诉讼的条件，不仅如此，他还得以摆出在残酷的资本主义制度控制下，为维护自己艺术家的良知而充当殉道者的姿态。他出版了自己的脚本，在其导论中强调严格的马克思主义的信条——“公正、自由和性格都取决于生产过程”。他具有一面宣称自己对公众的奉献，一面增进个人利益的卓越本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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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47060 布莱希特声名日盛的第二个原因就是，1930年他被共产党接纳，得到强大体系支持所带来的一切好处。布莱希特在斯大林时代的莫斯科始终没多大影响，即便是在艺术问题上态度灵活得多的德国共产党，也认为他有些作品无足轻重和离经叛道——如《马哈冈尼城的兴衰》（1930）就引起争吵、打斗和纳粹组织的示威。不过布莱希特表现得十分服从纪律，参加柏林工人大学办的马列主义讲座，而实际上他内心是个黑格尔派，喜爱辩证法的幻想的世界——他的思想和马克思一样非常德国化——并发现其中智力的魅力。他第一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作品《方法》写于1930年夏天，他改编的高尔基的《母亲》在德国各地共产党主持的礼堂内上演。他撰写鼓动性的电影脚本，他再次与魏尔（不过魏尔从来不是个热切的马克思主义者）合作发展了校园歌剧或教育剧的新的政治艺术形式。它的目的与其说（像它所宣称的）是从政治上教育观众，不如说是要把观众变成与纽伦堡的人群无异的训练有素的合唱团。演员们成为纯粹的政治工具和机器人而非艺术家，剧中人物没有个性只是类型，表演着高度程式化的动作。这种文艺形式所具有的艺术优势就在于出色的舞台表演，布莱希特无疑精于此道，但它的政治功能也十分明显，这种戏剧存在了数十年。布莱希特为达到宣传鼓动目的首创了审判场景（审判巫婆、苏格拉底、伽利略、马克思的被查禁的报纸等）的使用，这成了左派的保留节目，在罗素的越南战犯法庭[97]上不时出现。事实上布莱希特有很多舞台上的发明——使用白粉化妆、骷髅、棺材、载有巨型武器的彩车——还经常为街头巡回剧和游行示威所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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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47062 布莱希特还有在公众面前保持声望的其他手段。他让人拍下他在一群工人中写诗的照片，以强调浪漫的政治个人主义时代已经死亡，诗歌现在成为无产阶级的集体活动。他公开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自我批评原则。他把自己的校园剧《赞同者》带到共产党开办的卡尔·马克思学校，请学生们提出批评并根据他们的意见修改剧本（成名后，他又悄悄把剧本改了回去）。他不断强调自己作品中合作的成分，而一旦某部剧作失败，他又立刻声明自己的参与很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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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47064 1933年希特勒上台使得这项一帆风顺的事业突然中断，布莱希特在发生国会纵火案的第二天早上就离开了德国。20世纪30年代对他来说是一段艰难的岁月，他绝不希望成为一名殉道者。他去维也纳一试身手，却不喜欢那种日益增长的泛日耳曼的政治气氛，便离开维也纳去了丹麦。他断然拒绝去西班牙参战。他去过几趟莫斯科，实际上成为在俄国出版的《言论》杂志的编委（还有福伊希特万格和维利·布雷德尔[98]），这带给他唯一的固定收入。但他正确地断定苏联对他这样的人是个危险的地方，每次在那儿逗留的时间都不超过几天。1933年到1938年，他写的主要是些政治性的平庸作品。随后，接近20世纪30年代末，他突然开始一部接一部创作出质量高得多的戏剧——《伽利略传》（1937）、《卢卡拉斯的审判》（1938）、《四川好人》（1938-1940）和《大胆妈妈》（1939）。他决定进军美国市场，写了《阿图罗·魏的有限发迹史》，把希特勒描写成一个芝加哥的匪徒。1939年战争的来临，使他感到丹麦太危险，于是迁往瑞典，之后又到芬兰，然后——拿到了美国的签证——穿过苏联和太平洋来到加利福尼亚的好莱坞（19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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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47066 他以前也到过美国，但在左翼圈子以外没产生影响。他年轻时对美国理想化的、喜剧连环画式的看法迅速破灭，他对那里的现实始终没有好感，事实上他憎恶美国。他无法适应好莱坞的制片体制，对于在那儿获得成功的其他移民非常嫉妒（彼得·洛勒除外），他写的电影剧本不受欢迎，有些计划完全失败。1944-1945年，W.H.奥登[99]与他合作撰写英文版的《高加索灰阑记》，并改编《马菲公爵夫人》，但在最后关头，为了维持在伦敦上演时曾引起意想不到的轰动的原作，改写中止，布莱希特在上面划去了自己的名字。《伽利略传》虽有大明星查尔斯·洛顿出场，但仍遭到惨败。不管在好莱坞还是在百老汇，他都没有理解市场，或者下决心去适应它。他无法忍受剧院主管，甚至不愿平等合作，他要绝对有效的支配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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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47068 由于认识到他的戏剧只有在由他个人支配的理想条件下才可能取得成功，布莱希特准备做一次浮士德式的交易。1947年10月30日在“国会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面前的一次作证，加速了他的计划。该委员会当时正调查共产主义者在好莱坞的颠覆活动，布莱希特和另外19人一起作为“敌对的证人”被传唤出庭。其他人都已集体达成协议，拒绝回答有关他们共产党员身份的问题并因此被指控轻视审讯会；其中10人被判1年监禁。然而布莱希特可不打算在美国的监狱里服役。当被问及党员身份时，他断然否认：“不，不，不，不，不，从来不是。”这场审讯带有闹剧的成分，因为他的翻译、国会图书馆的戴维·鲍姆嘉特比布莱希特本人的口音更重，主席巴尔奈·托马斯恼怒地大吼：“译员的话和证人的话一样让我听不懂。”不管怎么样，委员会并没有做好准备工作，布莱希特认识到这一点，谎撒得流利而诚恳。“你的很多作品是否都以列宁和马克思的哲学为基础？”“不，我认为他们的学说并不太正确。当然我曾研究过，作为一个写历史剧的作家，我不得不研究这些。”当被问及他为《共产党歌曲集》写的歌时，他说那些都是误译。事实上他打算作一个归顺声明，宣称“我的活动……一直是具有严格独立性的纯粹文学活动”，只是没得到机会宣读。他是那样令人信服地撒谎，那样一丝不苟地纠正每个事实的错误，表现得那么真诚而急切地想尽其所能帮助委员会，竟被作为特别合作的证人得到公开感谢。其余被传讯的作家都为他欺骗委员会的狡猾方式而高兴，以至忽略了一个事实：他因同意回答问题而背叛了他们。因此他仍然是左派的英雄。安全回到欧洲后，他在新闻界面前摆出大无畏的姿态：“当他们指控我想偷走帝国大厦时，我感到必须离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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