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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揭穿了海明威的谎言。在西班牙，他非常妒忌马修斯，因为作为通讯记者，马修斯的才能比他更为出色。海明威在一封写给家人的信中编造了一套关于他在特鲁埃尔前线的谎话：“把有关战斗的报道头一个发到纽约，这比马修斯还早了10个小时。回来后，与步兵一起投入总攻，跟随1个爆破连和3个步兵团一块进了城，发了这条消息。返回后，要将最精彩的逐户争夺战的战况整理好，用电报发出去……”至于说1944年他第一个进入解放了的巴黎，这也是谎话。在性爱方面，海明威依旧会说谎。在他那些意大利传闻中，有一则最为人喜爱，经常被人反复提起。据说有一个西西里的饭店老板娘把海明威的衣服藏了起来，他被迫做了性囚犯与她私通了一星期之久。他告诉伯纳德·贝伦森[75]（是他的许多虚假信件的接收者），在完成了《太阳照常升起》的时候，他和一个女郎上了床，他的妻子突然返回，于是他被迫将那个女人从屋顶偷偷地送出去。这里面没有一句实话。1925年在潘普洛纳，海明威与情敌发生了一场很出名的争斗，他的情敌是“犹太佬（哈罗德）洛布”。在叙述这件事时，海明威又说了假话，他说洛布拿着枪，威胁说要杀死他（在《太阳照常升起》中，这一情节被改头换面）。海明威在结婚、离婚和解决办法的问题上都撒过谎，不仅仅是对相关的女人，也对自己的母亲撒谎。他对第三任妻子玛莎·盖尔霍恩以及关于她的谎言达到了特别厚颜无耻的程度。反过来，玛莎反驳时说他是“自闵希豪生[76]以来最大的说谎家”。和其他一些兼为小说家的说谎家一样，海明威也留下了作假的痕迹：在他那些最著名的短篇小说中，有几篇从大部分内容看似乎带有自传的性质，但很可能纯粹是海明威的虚构。关于海明威，人们所能说的一切就是他对真实并不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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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海明威很自然地进入那个“低沉的、不诚实的10年”——20世纪30年代。他从来就没有前后一致的政治信念，他的道德观念实际上只关系到个人的忠诚。多斯·帕索斯曾一度是海明威的朋友，他评价年轻时的海明威是“在我接触过的人中，以最精明的头脑，提出赤裸裸的政治要求的”。但对于这个论断很难找到很多证据。在1932年的竞选中，海明威支持社会主义者尤金·德布兹。可到了1935年，在多数问题上，他又成了共产党阵线自觉的拥护者。在1935年9月17日的共产党的《新群众报》上，刊登了海明威一篇措辞激烈的文章《谁杀害了退休者？》。在一场席卷佛罗里达的飓风中，有450名受雇于联邦政府工程项目的退休铁路工人丧生，海明威谴责政府应对此事负责。在海明威看来，整个10年中似乎只有共产党才是反法西斯运动唯一合法而且值得信任的指导者。如果对共产党进行批评，或是参加共产党控制范围以外的各种活动，都是背信弃义的行为。他说，如果谁反共产党的阵线，那他“不是傻瓜，就是无赖”。他绝不允许自己的名字登载在由《绅士》杂志办的“新左翼”刊物《视野》的刊头，因为他发现该杂志并不是共产党的宣传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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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态度也制约着他对西班牙内战的反应。出于职业的考虑，海明威欢迎战争为他提供了素材——“西班牙内战对于一个作家来说是最好的战争，也是最完备的”。海明威的道德准则为西班牙共和主义者之间的冲突、为传统权力以及关于正义的不同概念预先进行了精心的准备。他曾4次亲赴前线访问（1937年的春季、秋季，1938年的春季、秋季）。不过，其实在他离开纽约之前，海明威已经对这场战争的一切方面做出了结论。此外，他还与多斯·帕索斯、阿奇博尔德·麦克利什[77]、莉莲·赫尔曼等人签约拍一部宣传影片《战火中的西班牙》。海明威曾写道：“我永远同情那些被剥削的劳动人民去反对那些不在领地上的地主，即使我与这些地主们一同饮酒，与他们一同射击鸽子。”而共产党就是“这些国家人民的代表”，这场战争就是“人民”和“不在领地上的地主、摩尔人、意大利人以及德国人”之间的斗争。海明威表示他喜欢并尊重西班牙共产党，他们是战争中“最好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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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与西班牙共产党的政策保持一致，海明威的方针是降低苏联的作用，特别是他们指导西班牙共产党在西班牙共和国国内政治中施行的行为，这导致海明威与多斯·帕索斯之间很不体面的决裂。帕索斯有一名翻译名叫何塞·罗布莱斯，他曾是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讲师。当战争爆发时，罗布莱斯加入共和国军队，他还是无政府主义组织POUM的领导人安德烈斯·尼恩的朋友。他还做过苏联驻西班牙军事代表团团长扬·安东诺维奇·别尔津将军的翻译，因而了解不少莫斯科与马德里国防部关系的内幕。别尔津已经被斯大林暗杀，后来斯大林又命令西班牙共产党清除POUM。尼恩被折磨致死，其他成百上千的人则被指控有法西斯行为而被捕和处死。被认为精明的一招是指控罗布莱斯是间谍，然后把他秘密枪杀。多斯·帕索斯为罗布莱斯的失踪而忧心忡忡。海明威认为自己在政治事务方面是极其老练的，在他看来，多斯·帕索斯是个天真的新手，所以他对帕索斯的担忧嗤之以鼻。海明威正住在马德里的盖洛德饭店，那是共产党首脑常去的地方。他曾询问过一位老朋友佩佩·金塔尼利亚（后来证实，大部分共产党人的处决由此人负责）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他得到保证说，罗布莱斯仍活着，而且活得很好，他确实已被捕，但肯定会得到公正的审判。海明威对此深信不疑，并告诉了多斯·帕索斯。事实上，罗布莱斯此时已被处死。当海明威知道他的死讯时已经很晚了，而这一消息的来源却是一个刚到马德里不久的新闻记者。海明威告诉多斯·帕索斯，罗布莱斯显然是罪有应得，只有傻瓜才会想到别的。多斯·帕索斯对罗布莱斯之死感到非常悲痛，他拒绝接受罗布莱斯有罪的说法，并为此公开抨击共产党人。这招致海明威的斥责：“正在西班牙进行着的战争，一方是你曾经支持过的人民，另一方则是法西斯分子。如果你怀着对共产主义者的仇恨，自以为有理由去攻击正在战斗着的人民，如果你这么做是为了金钱，那么我认为你至少应该把事实真相弄清楚。”然而事实证明，多斯·帕索斯是正确的：海明威自己才是天真幼稚的人，一个头脑简单而且易受愚弄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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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战争结束，以至以后一段时间里，海明威在这方面仍固执己见。1937年6月4日，他到纽约卡内基大厅参加第二届作家代表大会，这次会议是美国共产党人通过一个外围组织举办的。海明威的观点是，作家必须同法西斯主义战斗，因为法西斯主义是唯一不让作家说出真话的政权。知识分子有义务去西班牙，而且在那里自己做些事情——他们应该停止坐在扶手椅上辩论理论，而应该开始战斗：“现在就有战争，而且会延续很长一段时间，任何一个要研究战争的作家，都应该去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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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明威实在是一个容易受骗的人，但他也有意加入谎言。这可以从他关于西班牙战争的小说《丧钟为谁而鸣》中清楚地看出来，他意识到共和国事业的阴暗面，而且他很可能始终知道某些真相。不过直到1940年，这部作品才面世，而此时一切都已经结束了。只要西班牙内战继续着，海明威就会与那些企图查禁乔治·奥威尔的《向卡塔洛尼亚致敬》的人站在同一条战线上，让真理服从政治、军事的利益。因此，海明威在作家代表大会上的发言完全是一派谎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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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点也很奇怪，并没有迹象表明海明威遵照了自己的劝告去“研究战争”。1941年美国认真地加入反对纳粹主义的战争，可是海明威没有参加。在这个时候，海明威为自己在古巴哈瓦那郊外安了一个家：芬卡·维几亚。在此后的岁月里，那儿是海明威的主要居住地。《丧钟为谁而鸣》获得了成功，并成为20世纪最畅销的书之一，这为他带来了巨额收入，而他也想享受一番，显然，这时他最喜爱的运动是深海捕鱼，但这却导致他一生中另一段不光彩的插曲，也就是所谓“钩子工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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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明威特别喜欢在城市下层社会中交朋友，尤其是在说西班牙语的国家里。他乐意与那些可疑的人物来往，包括一帮斗牛士、海边咖啡馆里的吸毒者、皮条客、妓女、业余捕鱼人、警方雇用的告密者以及诸如此类的各色人等。这些人对于海明威所提供的免费酒水和小费都做出热情的反应。1942年，在战时的哈瓦那，海明威认为那儿即将有被法西斯主义者接管的危险，这种担心困扰着他。他说，古巴有30万西班牙出生的居民，其中1.5万至3万人是“狂热的长枪党”。他们可能会在美国的家门口发起武装暴动，将古巴变成纳粹的前哨基地。而且海明威还以非常肯定的口气说，德国的潜水艇正在古巴的水域内游弋。他甚至还做了仔细的计算：由1000艘潜艇组成的舰队可以让一支3万人的纳粹精锐部队在古巴登陆，以援助国内的叛乱者。很难说海明威自己是否真的相信这种充满想象力的念头：纵观他的一生，海明威是一个混合体，表面看来，他老于世故，但这掩盖着他几乎在一切问题上都会陷入轻信的深渊。他可能受到厄斯金·蔡尔德斯的间谍小说《沙滩之谜》的影响。海明威确实让美国大使普伊尔·布雷登相信了他的话，认为应当采取一些措施，这位大使是海明威的一个酒友，也是他的运动伙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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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海明威的计划，他要从那些忠于共和政府的下层朋友中招募并指挥一批人成立一个特务组织，让他们监视法西斯嫌疑分子，与此同时，他还可以利用他的深海摩托艇加以适当的武装，巡逻那些很可能有德国潜艇出没的区域，以便将其中的一艘吸引出水面。布雷登批准了这项计划，此后还对此进行过表扬。其结果就是海明威每个月可获得1000美元的经费，用以支付6个专职特务和20个密探。这些人是他从那帮咖啡馆里的朋友中选来的。更为重要的是，他还一度获得了紧急军需，每个月可得到122加仑的汽油去开动他那艘摩托艇，艇上还配备了重型机枪，满载手榴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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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明威把他的摩托艇称为“钩子工厂”，这使他在哈瓦那酒徒中的威望得到提高，但是没有任何迹象表明有过一个法西斯间谍。海明威犯了低级错误，为了取得激动人心的情报，他花费的钱太多了。联邦调查局对这种带有竞争性的冒险尽一切可能表示反对，他们向华盛顿报告说，海明威那帮人所提供的一切都是“一个喜欢耸人听闻的人所做出的含糊其辞、没有根据的报告……他提供的资料几乎无一不是毫无价值地失效了”。海明威也意识到了联邦调查局的敌意，于是反驳说，所有的间谍都是爱尔兰血统的罗马天主教徒、佛朗哥的拥护者和“逃避兵役者”。闹出了不少可笑的事情，但绝不可能有什么间谍故事。比如，海明威的一个特务报告说，在巴斯克人酒吧发现了一个“十分可疑的包裹”，结果发现里面是一本很便宜的《阿维拉的圣特雷莎的一生》。至于反德国潜艇的巡逻艇，海明威的一位评论家的观点得到了证实：海明威需要汽油打鱼。据一位目击者说：“他们啥事都不干，整天四处游荡，寻欢作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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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件事引起海明威与别人的一场激烈争吵。在西班牙，他最钦佩的人当中有杜兰将军，《丧钟为谁而鸣》中的英雄罗伯特·乔丹就是以这位将军为原型的。杜兰的一切就是海明威想要得到的——从一个知识分子成为一位战略大师。他曾是一位音乐家，和法利雅[78]、塞戈维亚[79]都是朋友，是战前西班牙知识精英中的一员。杜兰所持的一种观点，正是海明威赞同的：“现代战争”需要“智力”，“这正是知识分子的一项工作……战争也是诗，悲剧的诗”。1934年，杜兰在西班牙军队中获得后备役的任命，当内战刚刚开始，他就被征召入伍，并且很快成为一位著名的将领，最后由他统率第20军团。共和国垮台后，杜兰志愿加入英美军队，但没有成功。当海明威想出关于“钩子工厂”的计划时，他利用自己的影响使杜兰从属于美国大使馆，并负责这项计划。此时，这位将军与他的英国妻子波蒂都是海明威芬卡家中的座上客。不过，杜兰很快就发觉整个计划就是一出闹剧，他是在浪费时间。于是他申请做其他工作，正好这时波蒂与海明威当时的妻子玛莎之间发生了令人不快的纠纷，终于在大使馆的一次午宴上大爆发。从那以后，海明威就再没有与杜兰说过话，只是在1945年5月，两人偶然碰面，海明威对他讥讽地说：“你成功地躲开了战争，不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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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正是海明威典型的口吻，他和过去的朋友争论时，常常采用这种语气。一个人可以在原则上和小说中都颂扬友谊的美德，但他却会奇怪地发现，要保持长久的友谊又是多么困难。这对许多知识分子来说是一样的——比如卢梭和易卜生——海明威与同时代作家的争吵尤其激烈。甚至以作家的标准看，海明威的妒忌心也是超乎寻常的，他妒忌别人的才能和获得的成功。到1937年，他已经与所认识的每一个作家发生过争吵。只有一个值得注意的例外，这个例外也使他获益匪浅。在他的自传中，唯一没有受到指责的作家就是埃兹拉·庞德，而且从头至尾海明威都是用赞赏的笔调写他。从他们初次相识开始，海明威就钦佩庞德对其他作家无私的慷慨。他从庞德那儿听到一些尖刻的批评，如果这样的批评出自其他任何人之口，他都不会接受。这其中包括1926年庞德提出的一个聪明的劝告，他认为海明威应当认真地考虑写一部长篇小说，而不是出版另一本短篇小说集。他表达的方式很独特：“你以为你是谁？还是个青春少年吗？”海明威似乎羡慕庞德身上的一种美德，显然他知道这是自己所缺乏的，这就是完全没有那种同行的妒忌心。1945年庞德因叛国罪有被处决的危险，因为他在战争期间为轴心国做了300多次广播。这时，海明威成功地挽救了他的性命。两年前，当庞德被正式起诉时，海明威就为他辩护道：“他很明显是疯了。只要翻看他最近写作的诗，我想，你就可以证实他是疯了……在过去很长的时间里，他对其他艺术家是多么慷慨大方和宽厚无私，他是活着的最伟大的诗人之一。”这件事应归功于海明威所做的庞德已精神错乱的辩护，才使庞德被囚禁于医院，从毒气室中捡回一条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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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明威也避免和乔伊斯发生争执，也许是因为没有机会，或者是因为海明威一直欣赏他的作品，海明威曾称呼乔伊斯：“我一直尊敬的仍健在的唯一作家。”除他们以外，剩下的就是令人遗憾的故事了。海明威与福特·马多克斯·福特、辛克莱·刘易斯、格特鲁德·斯泰因、麦克斯·伊斯特曼、多萝西·帕克、哈罗德·洛布、阿奇博尔德·麦克利什以及其他许多人都争吵过。他在文坛上的争论带有一种恶意中伤的味道，就像他有说谎的癖好一样，他那些最恶劣的谎言都关系到其他作家。在自传中，人们看到的是关于温德姆·刘易斯荒谬的、虚假的描写（比如“刘易斯从不展露他的邪恶；他只是看上去就令人作呕……那双眼睛就属于一个强奸未遂犯”）。很明显，海明威是在报复刘易斯曾经对他做过的一些批评。在同一本自传中，海明威还编了一连串关于斯科特·菲茨杰拉德和他的妻子泽尔达的谎言。泽尔达曾刺伤过海明威的自尊心，但菲茨杰拉德一向称赞和喜欢海明威，从来没有伤害过他。所以很难理解海明威为什么要一次又一次地攻击他脆弱而又易受伤的心灵，除非是因为难以平息的嫉妒心。按照海明威所说的，菲茨杰拉德曾告诉过他：“你知道，除了泽尔达，我从没有和任何人睡过觉……泽尔达说我天生就无法让任何女人感到快乐，这也是使她不满的原因。”然后这两个人去了一家男性诊所，菲茨杰拉德掏出他的阳具接受了一番检查。海明威一再宽厚地安慰他：“你是完全正常的。”这段经历就像是小说中的一个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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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明威与多斯·帕索斯的争吵是最恶毒的，他们有着长久的友谊，因而这段争吵尤其令人痛心。显然，嫉妒是最初的动因——1936年多斯·帕索斯成为《时代》周刊的封面人物（海明威只得等到来年才上封面）。然后在西班牙就发生了“罗布莱斯事件”，接着在纽约就与多斯·帕索斯以及他的妻子凯蒂（一位更老的朋友）大吵了一架。他说多斯·帕索斯是一个流浪乞丐，借了钱从不还，而他的妻子有盗窃癖。海明威还常常嘲笑他的葡萄牙血统，猜想他是一个私生子。海明威想把这些诽谤塞入他的小说《有的和没有的》（1937），但他的出版商根据法律顾问的意见，将这部分内容删除了。1947年，海明威告诉威廉·福克纳，多斯·帕索斯是“一个可怕的势利小人（因为他是私生子）”。为了报复，多斯·帕索斯在《选中的国家》（1951）中把海明威描绘成那个令人讨厌的乔治·埃尔伯特·华纳。这一做法又使海明威告诉多斯·帕索斯的妻弟比尔·史密斯，在古巴他养了“一群凶猛的狗和猫，而且训练它们专门去攻击那些说朋友谎话的葡萄牙私生子”。在《流动的圣节》中，海明威向多斯·帕索斯射出了最后一袋箭——他是凶残的舟蛳鱼，将杰拉尔德·墨菲那样的鲨鱼带去捕食，还成功地毁掉了海明威的第一次婚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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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明威对多斯·帕索斯的最后一项论断是虚假的，显然，因为对于海明威来说，要毁掉自己的婚姻，根本就不需要帮手。在他的小说中，他常常带着非凡的理解力写女人。他和吉卜林一样有一种天赋，就是不断改变自己惯用的男性手法，对女性的观点做出出乎意外而又令人印象深刻的描述。海明威对女性有着全面的思考，甚至有着异性装扮癖或异性转化癖的色彩，这很显然来自海明威对头发的迷恋，他尤其迷恋女子的短发。这可以归因于他母亲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不让他穿男孩子的衣服，不让他修头发。不管怎样，海明威显然发觉自己很难与女子形成何种文明的关系，至少在很长时间内是如此，他们的关系只能以女性对他的完全服从为基础。在自己家中，海明威唯一喜欢的女性就是他妹妹厄休拉，他称呼她“我可爱的妹妹尤拉”，因为厄休拉崇拜他。1950年海明威曾告诉一位朋友，当他1919年从战场回来时，厄休拉17岁，她“总是睡在通往我房间的三楼楼梯上等我。她想在我进屋时能够醒来，因为她听说男人独自饮酒是件很糟的事，她会陪我喝一点清淡的东西，直到我去睡觉，她会陪着我睡，这样我在夜里就不会感到孤独。我们睡觉总是让灯开着，除非有时她看到我睡着了才会关灯，而她自己一直都醒着，如果看到我要醒了，她就会把灯打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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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可能是海明威杜撰的，从中反映出他理想的女人应该怎样对待他。但是，不管是真是假，海明威并不想在现实的、成人的世界中找到这种柔顺。事实上，按照20世纪美国人的标准，海明威的4个妻子中有3个对他都是罕有地一味顺从，但这些对他而言还不够，他需要丰富多彩，富有变化，还要有戏剧性。他的第一任妻子哈德莉·理查森比海明威大8岁，家境相当富裕。在海明威的书获得很大的销量以前，他是靠她的钱生活的。哈德莉很讨人喜欢，乐于助人，而且也很妩媚动人。当她怀上海明威的第一个孩子杰克（勃姆比）的时候，就开始发胖，此后她的体重就没能减下来。当着她的面，海明威会肆无忌惮地抚爱别的女人，比如那位臭名昭著的特怀斯登夫人。她婚前叫多萝西·斯默思韦特，在《太阳照样升起》中她成了勃雷塔·阿什利，同蒙巴纳斯调情的人，这也是海明威与哈德莉发生争执的根源。哈德莉将这种羞辱强忍了下来，后来又容忍了海明威与保利娜·普法伊弗之间的事。保利娜是一位非常性感的苗条女郎，她比哈德莉还要富有，她的父亲是阿肯色州最大的地主和谷商之一。保利娜深深地迷恋着海明威，实际上是她勾引了海明威。这对恋人劝说哈德莉同意建立一种“三人家庭”，哈德莉在1926年苦涩地写道：“3个早餐盘子，3件晾在绳子上的湿浴衣，3辆自行车。”当这种方式也不能令他们感到满意时，他们就将哈德莉推了出去，试行分居，然后就是离婚。哈德莉接受了这一现实，在写给海明威的信中她说：“我原来把你想得好一些，其实你比我想的更坏（就是这个意思）。”由于哈德莉的大度，问题得以解决。满心高兴的海明威写了一封信给她，信中满是恭维：“也许对于勃姆比来说，有你做他的母亲是一件最幸运的事……我是那么佩服你那正直的思想、你的头脑、你的心，还有你那可爱的双手。我将永远向上帝祈祷，希望他能补偿我给你带来的巨大伤害。你是我所知道的最好、最真实、最可爱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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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封信中有一点点真心实意的成分，因为海明威的确认为哈德莉表现得很高尚。有了这种想法，他几乎在娶保利娜的前夕就开始创造圣洁的哈德莉的传说。保利娜这方面注意到哈德莉对离婚事务的处理毫不精明，这就决定了海明威下一次就不会这么幸运了。靠保利娜的钱他们的生活更加宽裕，她还在佛罗里达的基韦斯特岛买下了一处很好的住房并装修一新。海明威在那儿逐渐喜欢上了深海捕鱼。保利娜为海明威生了一个儿子叫帕特里克，但是当1931年她宣布又怀上另一孩子（格雷戈里）的时候，他们的婚姻走向破裂。这时，海明威的兴趣转向哈瓦那，而且在那里他与一位金发碧眼白肤的女子简·梅森有密切交往。她丈夫是泛美航空公司驻古巴的首脑人物，比海明威年轻14岁。简·梅森苗条可爱，很能喝酒，还是一个一流的女运动员。她喜欢与海明威那帮酒吧间里的朋友厮混，然后以疯狂的速度开着跑车兜风。在许多方面，她就是海明威理想的女英雄。但她是一名抑郁症患者，无法处理自己生活中的各种复杂问题。她曾试图自杀，终于把背摔坏了，这使海明威对她失去了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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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为了夺回自己的丈夫，保利娜孤注一掷。她写信告诉海明威，她父亲刚给了她一大笔钱——难道他就不想从中得到一些吗？“这是一笔很大的不义之财……只是你要让我知道，你没有和别的女人搞在一起，爱你的保利娜。”她还为他在基韦斯特修建了一个游泳池，并写信对他说：“我希望你现在正睡在我的床上，用我的浴室，喝我的威士忌……亲爱的孩子爸爸，请尽快回到家里来吧！”保利娜找了一个整形外科医生，“我会把我过大的鼻子、不整齐的嘴唇、过于伸出的耳朵修整好，把脸上的疣子和黑痣去掉以后再去古巴”。她还把黑发染成了金色，结果却更糟了。她的古巴之行并没有奏效。海明威用她的名字为自己的船命名，但并没有带她乘船出游。在《有的和没有的》中，海明威发出了一个警告：“你对一个男人越好，你越是向他表示你的爱，他会越快地摆脱你。”他自己就是这样的。再者，他是这样一种男人：当他内疚时，他会将责任推给别的人。如今，他认为她应对他第一次婚姻的破裂负责，因此无论她碰到什么样的事都是她应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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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个女人是玛莎·盖尔霍恩，一位感情炽热、头脑敏捷的记者兼作家，曾在布林·莫尔学院念书（跟哈德莉一样）。与海明威的大多数女人一样，她出身于美国中西部一个中上层阶级的殷实之家。她身材高挑，双腿颀长优美，金发碧眼，皮肤白皙，比海明威小近10岁。1936年12月，海明威在基韦斯特的醉汉乔伊酒吧与她初次相遇，第二年他便邀她同赴西班牙。玛莎同意了。这是一次让她大开眼界的经历，因为海明威起码是用谎言来迎接她的：“我知道你会到这儿来的，女儿，因为我为你做好了安排让你能来。”——她知道这完全是假话。海明威还坚持从外面把她的房门锁上，“这样没有男人可以打扰她了”。她发现，他自己在安波斯莫多斯饭店的房间又脏又乱，后来她写道：“欧内斯特简直脏到了极点……在我认识的人当中，他是最不讲究的男人之一。”海明威从他父亲那里继承了对洋葱三明治的喜爱，在西班牙的时候，他喜欢大嚼那种用大量当地各种杂碎制成的三明治，还不时掏出放在后裤袋里的银制小酒瓶痛饮威士忌。这真是令人难以忘怀的组合，使得玛莎总是要呕吐。她未必与海明威有过肉体的相爱，她一直拒绝和他生孩子，后来倒是领养了一个（“当你能买到一个孩子的时候，就没有必要自己生一个，这就是我所做的”）。她嫁给海明威主要是因为他是个著名的作家，她自己也热切地想成为一名作家，她希望海明威在文学上的超凡能力能分一点给她。可是，保利娜为了保住自己的丈夫还在苦苦抗争，她不能忘掉哈德莉那样轻易地就同他离了婚，于是坚持强硬的条件，这使离婚推迟了。这时，尽管海明威已倾向于责怪玛莎破坏他的婚姻，但是朋友们可以作证，在这之前，他们就已有公开的剧烈争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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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莎无疑是海明威的妻子中最聪明也是最坚定的一个，他们的婚姻再也不可能维持下去了。举个例子吧，玛莎强烈反对海明威饮酒，饮酒使他变得很粗暴。1942年末，在一次聚会上，因为海明威喝了酒，玛莎坚持自己开车回家，结果在路上他们就大吵了一架，海明威还用手背打了她。玛莎放慢了他那辆昂贵的林肯车的速度，然后直直地撞上一棵树，将海明威丢在车里走开了。玛莎还非常厌恶海明威的肮脏：他在古巴豢养了一群凶猛的雄猫，这些猫发出可怕的气味，海明威还让它们在餐桌上四处乱窜。1943年趁海明威外出的机会，玛莎将这群猫统统阉割了，海明威后来满含怨气地咕哝：“她阉了我的猫！”她还纠正他的法语发音，怀疑他对法国酒的评鉴，还嘲笑他的“钩子工厂”，明白地提醒他，他应该靠欧洲战火更近点。海明威最后决定去了，他狡猾地让《柯里尔》杂志给他安排了一项任务，这使得玛莎勃然大怒，因为这家杂志雇用过她，现在却把她解雇了。1944年，玛莎随后来到伦敦找到了他，海明威住在多尔切斯特，一如往常那样邋遢，在他的床下，喝空的威士忌酒瓶滚来滚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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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以后，他们的关系一路下滑。回到古巴后，海明威常会在半夜喝过酒去睡觉时把她弄醒：“我正要睡觉时，他却把我弄醒。他吓唬我，冲我大叫大嚷，嘲笑我。——我的罪过其实就是我参加了战争而他却没有，但他却不这么说。他认为我发疯了，只想追求刺激和危险，对谁都不负责任，自私的程度超乎想象。他就是这样没完没了，那些事真的很残忍，很丑恶。”他还扬言：“我要弄一些愿意待在我身边的人来，让我成为家庭作家。”海明威写了一首淫秽下流的诗，名为《致玛莎·盖尔霍恩的阴道》，他将之比作一个陈旧的热水袋的颈部，而且已经有了皱纹。无论哪个女人与他上床，他都会将这首诗念给她听。玛莎抱怨道，他变得“一年比一年精神更错乱”。她“同一个奴隶主般的畜生过着奴隶的生活”，她出走了。他的儿子格雷戈里发表意见说：“他就是在虐待玛蒂[80]，当他终于把她对他所有的爱都摧毁时，她离他而去，他却声称是她遗弃了他。”1944年年底，他们两人分了手。按照古巴的法律，由于是她离弃他的，海明威获得了她在那里的所有财产。他说他与玛莎的婚姻是“我一生中最大的错误”，在写给贝伦森的一封长信中，他列举了她的罪状，指控她犯有通奸行为（称她为“兔子”），还说她从没有见过一个男人的死亡，但是她对暴行的描写却使她成为自哈里艾特·比契尔·斯托以来，靠此赚钱最多的女人——她写的全是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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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明威的第四次，也是最后一次婚姻一直维持到他去世，这主要是因为这次他的婚姻的主人公玛丽·韦尔什已经下定决心，无论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她也要赖着不走。与海明威的前几位妻子不同，她来自另一阶级，是明尼苏达州一个伐木工的女儿，她对所要嫁的人并没有抱什么幻想。就在他俩交往的初期，1945年2月在巴黎里兹饭店，海明威喝醉了酒，偶然看到她的丈夫、澳大利亚记者诺埃尔·蒙克斯的一张照片。他把照片猛掷在盥洗室里，用他的半自动步枪向照片开火，弄得到处是碎片，然后他又用水冲洗。玛丽是《时代》周刊的一名记者，她不像玛莎那样野心勃勃，自命不凡，相反她工作勤恳，聪明伶俐。她意识到海明威需要的是一个女仆般的妻子而不是一个竞争对手，她便完全放弃了自己的新闻工作，然后嫁给了海明威。但她仍不得不忍受一些讥讽，诸如“我可从来没有为了给《时代》杂志写篇故事而去和那些将军们乱搞”。他称呼她为“爸爸口袋里的维纳斯”，还会夸耀他与她性交的次数。他告诉查尔斯（巴克）·兰汉姆将军，经过一段时间的冷落，安抚玛丽是件很容易的事，因为“前一天晚上已经对她灌溉达4次”。（海明威死后，兰汉姆向玛丽求证过这个问题，她叹息着说：“那要是真的该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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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丽是一个意志坚定的女人，是当家人，她和托尔斯泰伯爵夫人颇有相似之处。当然，那时海明威已与托尔斯泰一样，举世闻名，是一位具有大丈夫气概的先知、喜欢野外活动的预言家。他有着以他的名字命名的饮料、枪支、瑟法里式[81]服装和各种各样的露营装备。无论他去哪里，在西班牙，在非洲，尤其是在古巴，总有一群奉承他的老友和吃白食的人簇拥着他，有时简直像是一个巡回马戏团。在哈瓦那时，人员通常是固定的。这帮弄臣同托尔斯泰的那帮弄臣一样举止古怪，在道德品质上却更为低下，不过同样也都能忠于他们自己的职守。在离开海明威之前，玛莎·盖尔霍恩曾记下了被她称为“发生在古巴的一段非常可笑而又令人愉快的一幕”，“对着这伙已经成年、富有、半文盲的射鸽、钓鱼的朋友，大声朗读《丧钟为谁而鸣》，他们坐在地板上听得入了神”。然而，与雅斯纳雅·波良纳庄园相比，海明威真实的生活状况没有什么粉饰，更不用谈什么正派得体了，这还得感谢海明威那些骇人听闻的习惯。海明威有不少百万富翁的朋友，德丽·谢伍林是其中一位的夫人，她在1947年曾留下关于古巴这帮人的一段描绘：他那艘船一点也不舒适，又小又脏。在芬卡，身上散发着恶臭的猫在游荡，那里没有热水。海明威自己身上带有酒精和汗水混合的臭味，胡子也没有修过。他用一种古怪的混杂英语咕哝着，还上了瘾似的用“小鸡粪”[82]这个词。玛丽有一大堆事情要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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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海明威常常故意弄出一些丢脸的事。他喜欢引起女人的注意，特别是那些有魅力、有名气、讨人喜欢的女人，其中有马琳·迪特里希，海明威刮脸的时候，她在浴室里为他唱歌；劳伦·巴克尔（“你比我想象的还要胖”）；南希·海伍德（斯丽姆）（“亲爱的，你是那么苗条漂亮”）。弗吉尼亚·维耶特尔（“吉姬”）是海明威在巴黎里兹饭店那个圈子中的一员，玛丽曾嘲讽地写道：“我从吉姬·维耶特尔的房间里出来已经有一个半小时了，可欧内斯特却说：‘我一会儿就回来。’”在马德里有一群海明威所谓的“反战妓女”，在哈瓦那码头区也有一帮娼妓。海明威喜欢当着玛丽的面与她们调情，正如他曾经在哈德莉忧虑的目光下与多萝西·特怀斯登相互爱抚一样。随着年龄的增长，他需要的女孩却越来越年轻。有一次，海明威告诉马尔科姆·考利[83]：“我和每个我想做爱的女人都做过爱，还有许多不是我想要的，我也希望她们做爱时全都做得很好。”这不是实话，在二次大战后说这样的话就更加不真实了。在威尼斯，他迷恋上一个叫作阿德里亚娜·伊万契奇的年轻女郎，这位女子既令人畏惧又令人哀怜。海明威以她为原型塑造了那部很糟的战后小说《过河入林》（1950）中的女主人公。她为人冷漠、势利、反应迟钝，她的目的要么是结婚，要么什么也不干。另外，她“始终有一个鹰钩鼻子的母亲在照料”（这是海明威的儿子格雷戈里所说的）。海明威向肯定是文学史上几个最令人讨厌的人物中的一个大献殷勤，因为阿德里亚娜有成为艺术家的野心，海明威便迫使出版商勉强接受了她为《过河入林》和《老人与海》（1952）这两本书设计的封套。后一本书在一定程度上为海明威恢复了声望，并使他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这两本书的封套后来都不得不重新设计。阿德里亚娜嘲笑玛丽“没有教养”，海明威本人则重复这一判断，他赞扬阿德里亚娜受过良好的教育，很有教养，他把这个年轻的女子同玛丽对比，说玛丽是“随军杂役”和“清洁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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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3-1954年的冬天，在海明威最后一次大规模的非洲狩猎活动中，还发生了一段丢人现眼的插曲。即便按照海明威自己的标准，他也算是够肮脏的了，他的帐篷里被随手乱丢的衣服和空威士忌酒瓶弄得一团糟。出于与他个人的道德观有关的难以理解的理由，海明威接受了当地土著的服装，像马萨伊人那样剃了头，把一些衣服染成橘红色，甚至还拿了一支长矛。更有甚者，他追求当地一个名叫黛芭的瓦卡穆巴族女孩，这次狩猎活动的领队丹尼斯·扎菲罗形容这个女孩如同“散发着恶臭的宿营地垃圾”。这个女孩及其女友们和海明威在他的帐篷里举行庆祝活动，其中有一次把他的帆布床压塌了。据玛丽的日记记载，“白天黑夜里都不断传来沉闷的对话声”。1959年海明威最后一次大规模出行西班牙，海明威“巡回马戏团”为了一个夏季的斗牛赛携带了80件或90件行李。一位名叫瓦莱莉·丹比——史密斯的19岁姑娘，都柏林一个建筑工人的女儿，作为比利时新闻社的特约记者，对海明威进行了采访。海明威倾心于她，甚至动过要娶她的念头，但是他也意识到从照顾老人的角度出发，玛丽是更合适的妻子，是陪他走完人生最后旅程的妻子，“一位送行人”。不过，他还是以每月250美元的薪水雇用了瓦莱莉，让她加入他的“巡回团”。在开车时，他让瓦莱莉坐在前座，以便动手爱抚，而玛丽坐在汽车后座。她将这些都忍受了下来，她知道瓦莱莉是无恶意的，而且还为海明威感到庆幸，因为她使他少了些粗暴——确实如此，海明威死后，瓦莱莉仍被继续雇用（她最终嫁给了格雷戈里·海明威）。但在当时，这种事使得这个夏季变得“令人讨厌、丑恶和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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