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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例子是露特·贝尔劳，他于1933年开始与她发生关系，她是一个27岁的聪明的丹麦姑娘，布莱希特从她出色的做医生的丈夫身边偷走了她。跟对待其他的情妇一样，他让她做大量秘书和文字方面的工作。事实上，他非常重视贝尔劳对他的剧本的看法。这令魏格尔极为愤怒，她恨贝尔劳甚于布莱希特的其他任何姑娘。贝尔劳和他一起待在美国时痛苦地抱怨：“我是布莱希特后街上的妻子”“我是一个经典作家的妓女”。她变得精神错乱，不得不在纽约的贝尔维尤医院接受治疗。她出院后就开始酗酒。她跟他到了东柏林，时而温顺，时而发脾气，直到布莱希特最终把她送回丹麦，她在那儿因酗酒彻底毁了。贝尔劳热情而有才华，她多年来遭受的痛苦令人不忍回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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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格尔是他的女人中最坚韧也最恭顺的一个。实际上，她代替了他的母亲。布莱希特永远需要利用他人。魏格尔是他利用他人的杰作，在很多方面，魏格尔是个意志坚强的人，具有领导能力和极强的组织才能。从表面看，他们似乎是平等的：他叫她“魏格尔”，她则称他“布莱希特”。但作为女人她缺乏自信，尤其在性魅力方面，布莱希特抓住了她的这一弱点并加以利用。她在家中和在剧院都一样为他服务。在家里，她以充沛的热情洗洗涮涮，到古董店搜寻精品，风风火火地做饭，有时做得极棒，并为他的同事、朋友和姑娘们举办没完没了的宴会。她用自己的全部身心去为他的职业效劳。1949年当他得到属于自己的剧院后，魏格尔为他管理票房、海报、制景，并担当清洁、打杂以及供给饮食等一切行政事务。但他充分地甚至是残酷地讲明：她只掌管这座建筑，与剧院的创造性活动无关，她被毫不留情地排除在这些活动之外。她不得不经常写信给他，要求在剧务方面得到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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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他们在家里各有各的房间和门铃，这是为了使她避开布莱希特对女性十足的玩弄。住在柏林期间，他的这类行为无休无止，几乎超出人力，权力和地位给了他从肉体上接近许多年轻女演员的机会。有时魏格尔被逼得忍无可忍会离家出走。但她通常是令人厌恶地顺从和忍耐，她偶尔会给年轻的女演员们一些忠告：布莱希特是个嫉妒心很强的人，他在性关系上非常随便，却希望女人都对他忠诚或者至少严格处于他的监督之下。他要求控制权，那就意味着及时的信息。他完全有本事通过几个电话就查出同他不在一起过夜的情妇的活动。到最后，他有时就像一头老雄鹿，竭力把他的一头头雌鹿圈养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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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莱希特一生中追逐妇女，乐此不疲，他无暇顾及自己的孩子。他至少有两个私生子。露特·贝尔劳1944年给他生了个儿子，年纪很小就死了。他早先与保拉生的儿子弗兰克·鲍霍尔策尔长大成人，1943年战死在苏联前线。布莱希特没有完全拒绝接受他。但他对弗兰克也并不关心，很少去看他，而且从没在日记里提到过他。然而他那些合法的孩子在他的生活中也很少出现，他吝惜花在他们身上或与他们共度的任何时间。这是知识分子理想主义者的常见故事，理想比人更重要，大写的“人类”高于男人和女人、妻子、儿女。奥斯卡·霍默尔卡的妻子佛罗伦丝在美国时与布莱希特很熟，她很机智地总结说：“在人事关系方面，他是人民权利的斗士，对亲友的幸福却并不十分关心。”布莱希特自己引用列宁的话争辩道，一个人要为集体服务就不得不对个人无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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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的原则也被应用到他的作品中。布莱希特有一种极具独创性的表现风格，但他的素材常常取自其他作家。对于他人的情节和思想，布莱希特是个天才的改编者和模仿家，是使他们重放光彩并跟上时代的高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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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没有其他作家能通过只撰写那么一点点真正属于自己的东西而如此声名显赫。他会玩世不恭地问，为什么不能呢？只要为无产阶级服务，这有什么关系呢？当人们发现他剽窃了阿默尔翻译的维永作品时，他承认这种所谓“在文学财产问题上的基本疏忽”——这一古怪的招认却是出自一位后来坚决维护自己著作权的人。他的《屠宰场的圣乔安娜》（1932）是对席勒的《奥尔良姑娘》和萧伯纳的《圣女贞德》的一种戏拟。他的《卡拉尔大娘的枪》以J.M.辛格[103]的《骑马到海的人》为蓝本。他的《潘第拉老爷和他的男仆马蒂》剽窃了他在芬兰时的女房东、民俗学家海拉·伍里约克的作品，这是一个忘恩负义的典型事例。他的《自由和民主》（1947）很大程度上归功于雪莱的《暴政的假面游行》。他剽窃吉卜林[104]，剽窃海明威。当欧内斯特·鲍尔尼曼提醒布莱希特注意他的一部剧作与海明威的一个短篇小说之间不同寻常的相似时——因触到了他的痛处——他大发雷霆，大吼：“滚出去——滚出去——滚出去！”海伦·魏格尔当时正在厨房做饭，没有听见争吵的开头——根本不知道他们在吵什么——也忠实地加入进来，冲进房间尖叫着“对！滚，滚，滚！”并且仿佛拿着一把剑似的挥舞着煎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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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莱希特的“基本疏忽”，是除了他的那些附庸者和同他有党派关系的人外，他在其他作家中普遍不受欢迎的原因之一。他遭到法兰克福学派的学者们（马尔库塞、霍克海默等）的极端鄙视。阿多诺说布莱希特每天花上几个小时把灰尘弄到指甲里去，好使他看上去像个工人。在美国，他与克里斯托弗·衣修午德[105]和W.H.奥登都成了对头。衣修午德对布莱希特和魏格尔竭力破坏他刚刚获得的佛教信仰感到愤恨。他发现布莱希特“冷酷”，恃强凌弱，他们夫妇就像一对救世军。布莱希特原先的合作者奥登赞赏布莱希特的诗，但不认为他是一个严肃的政治人物（“他不会思考”），还发现他道德品质败坏：“一个令人极不愉快的家伙”“一个讨厌的人”，少数真正该处以死刑的人之一——“事实上我想亲自处死他”。托马斯·曼也不喜欢布莱希特：他是“一个走政党路线的人”“非常有天分——这很不幸”“一个魔鬼”。布莱希特回击托马斯·曼是“那位短篇小说家”，是个“牧师式的法西斯分子”“半个才子”“爬行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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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多诺和他的朋友如此讨厌布莱希特的原因之一，是他们反感他装成“工人”，他们正确地看出那是欺骗。当然，他们宣称自己懂得“工人”的真正需要、感情和信仰，那同样缺乏基础；他们完全过着中产阶级的生活，从未见过劳工的儿子。但他们至少没有穿着高级裁缝精心设计的衣服，装扮成无产者。布莱希特撒谎和蓄意欺骗的程度甚至令他们作呕。例如，有一则布莱希特自己散布的故事：他赴约来到某高级饭店的门前（在伦敦是萨沃伊饭店，在巴黎是里兹饭店，在纽约是广场饭店——地点随时改变），当然穿着他的“工人服装”，结果被穿制服的门卫拒之门外。由于布莱希特天生专横跋扈，任何人试图阻止他得到想要的东西，他完全能表现得像个被激怒的容克地主，所以这样的事绝不可能发生，然而布莱希特用它作为自己与资本主义制度关系的象征。他叙述这个故事的一个版本是：他应邀前往一家西方豪华饭店，被挡在接待处的入口，按要求填了一张表格，填完后门卫问道：“贝托尔特·布莱希特？你是贝托尔特·布莱希特的亲戚吗？”布莱希特回答：“对，我是他的儿子。”然后他离去了，还咕哝道：“在每个洞穴里，你仍可以找到一个威廉二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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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莱希特有些宣传技巧是从他钦佩的查理·卓别林那儿学来的。他一度认为卓别林甚至是比自己更出色的导演。因此当他驱车来到一个官方集会，工作人员为他打开车门时，他会故意从另一边出来，弄得工作人员像个傻瓜，目瞪口呆的人群则发出一阵笑声。那辆汽车碰巧是旧的斯特尔牌。他曾大肆渲染他拒绝乘坐东德官方豪华大轿车的特权，但拥有并驾驶着斯特尔牌汽车（包括汽油、配件、维修等）实际上同样是一项特权——任何与官方没有联系的人，都不可能有私人汽车——而且斯特尔对布莱希特还有一项好处：充当他个人的宣传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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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莱希特的生活方式中具有某些内在的欺骗性。他的高级公寓能俯瞰到他所热爱的黑格尔的墓地（魏格尔的公寓在下面一层楼），除此之外，布莱希特在夏姆泽尔湖上的布柯购置了一块上等的乡间土地。这原是政府从一个“资本家”手中没收的，布莱希特在那茂密的古老树荫下避暑。那实际上是两栋房子，一栋较小些，布莱希特宣传自己就住在里面，他称之为“园丁的小屋”。在他城里的公寓中，保留着马克思和恩格斯画像，以便向前来拜访的政府官员展示；但它们以一种略带“讽刺性”的方式排列着——他认为这不会被官员们的眼睛察觉——以博得朋友们会意的一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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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莱希特急于维护自身形象和不惜一切表现独立姿态，源于一个确凿无疑的事实，即他曾做了一次浮士德式的交易。从1930年起，这在他的生活中表现得时而隐晦时而清晰。整个20世纪30年代，布莱希特都是个斯大林主义者，有时还很狂热。美国哲学家西德尼·胡克记录了布莱希特于1935年造访他在曼哈顿巴洛街的寓所时一次令人恐怖的谈话。当时“大清洗”刚开始，胡克举出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例子，问布莱希特怎么能忍受与那些宣扬自己罪恶的美国共产主义分子共事。布莱希特说美国共产党无足轻重——德国共产党也不行——唯一重要的团体就是苏联共产党。胡克指出他们是同一个运动的一部分，都应当对逮捕和监禁无辜的昔日同志负责任。布莱希特说：“至于那些人，他们越是无辜就越应当被枪毙。”胡克问：“你在说什么？”布莱希特回答说：“他们越无辜就越应当被枪毙。”（胡克在记录中说，谈话是用德语进行的）胡克又问：“为什么？为什么？”他反复这样问，但布莱希特没有回答。胡克起身走进隔壁房间，拿来布莱希特的帽子和外套。“我回来时，他仍坐在椅子上，手里端着一杯饮料。当他看见我拿着他的帽子和外套，似乎感到惊讶。他放下杯子站起来，带着苦笑拿上他的帽子和外套离开了。”胡克首次发表这份记录时，受到艾里克·本特利的质疑。但根据胡克的说法，他原先向本特利讲述这件事时（在1960年的文化自由柏林代表大会上），本特利曾说：“那正符合布莱希特的行为。”——让人猛然想起拜伦听到雪莱与克莱尔·克莱蒙特的私生子的故事时最初的反应。不仅如此，城市大学的亨利·帕特尔教授证实，布莱希特“在我面前也说过类似的话”，并补充了布莱希特当时提出的更加惊人的理由：“50年后，共产党人会忘了斯大林，但我确信，他们仍会读布莱希特，因此我不能把自己和共产党分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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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是，即使在他自己的朋友被迫害时，布莱希特也从未对大清洗提出过抗议。当他昔日的情妇卡罗拉·内尔在莫斯科被捕时，他的评论是：“如果她被判了刑，那一定有对她不利的确凿证据。”更有甚者，他还补充说，在这件案子里，“我们并不觉得罪恶已经得到了应有的惩罚”。卡罗拉消失了——几乎可以肯定是被斯大林杀害的。当另一位朋友崔提亚可夫被斯大林枪决时，布莱希特写了一首挽诗，但直到多年后才发表。当时他的公开表态是：“这些审判非常清楚地证明了反对现政权的阴谋活动的存在……国内外所有的社会渣滓，所有的寄生虫、职业罪犯和密探都参与其中。这群乌合之众与叛国者们有着同样的目标。我相信这是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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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布莱希特当时总是公开支持斯大林所有的政策，包括他的文艺政策。比如1938-1939年，他支持了对“形式主义”——其实也是任何形式的艺术实验或创新——的攻击。“这场反对形式主义是非常有益的运动”，他写道，“通过证明社会内容是艺术形式发展的唯一决定性条件，促进了艺术形式的不断发展。任何艺术的创新如果不服务于社会内容并从中证明其存在的理由，就都是毫无意义的”。斯大林去世时，布莱希特的评价是：“五大洲的被压迫者……听说斯大林去世一定感到他们的心脏都停止了跳动。他是他们希望的化身。”他很高兴在1955年被授予斯大林和平奖。16万卢布的大部分直接汇入他的瑞士账户，但他却前往莫斯科领奖，并请显然没有察觉到自己的敏感处境的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为他翻译受奖演说。帕斯捷尔纳克欣然同意，但后来——这项奖那时被更改了名称——他没有理睬布莱希特的要求——翻译他赞颂列宁的一组诗。布莱希特对赫鲁晓夫在苏共代表大会上关于斯大林罪行的秘密报告的流传深感沮丧，强烈反对把它公开发行。他对一位追随者说出自己的理由：“我有一匹马，它瘸腿、斜眼还长着疥疮。有人过来说：这马斜视、瘸腿，看看，它还有皮肤病。他说得对，但那时我又有什么办法呢？我没有别的马，不存在另一匹马。我想，最好还是尽可能地少想它的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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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去想是布莱希特自己必须采取的一种策略，因为自1949年以后，他实际上已成为东德政权的戏剧官员。他一开始就打算继续这种身份，为庆祝1949年11月2日威廉·皮克“当选”为新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总统，他写了一首名为《献给我的同胞》的宫廷诗。他把这首诗附在给皮克的一封信中，以表达他对此事的“欣喜”。他强烈抗议西德知识阶层默许联邦德国政府的重整军备，却对民主德国类似的军备行为保持沉默。因为自己的罪行去谴责别人是他的一种习惯，那几年他的作品有个反复出现的主题：那些为了金钱和特权而效力于资本主义的西方知识分子的邪恶。他去世前正在创作一部同样主题的剧本，其中有大量反阿登纳[106]的内容，包括一段荒诞不经的短曲《汉堡叙事》里面有这样的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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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登纳，阿登纳，给我们看看你的手，为了30枚银币你出卖我们的土地，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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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部剧为他赢得了民主德国的国家文学奖（一等奖）。他设法让自己被引见给来访的各界要人，向他们发表一通谴责西德扩大军备的演说。他在抗议的电报上签名。他为政府写进行曲和其他诗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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偶尔会有一些争吵，多半是关于钱的问题——比如与东德国家电影公司为《大胆妈妈》发生的争执。政府起初把《战争读本》当作“和平主义”加以排斥，但当布莱希特威胁要把此事带到世界和平会议上时，政府妥协了。不过通常做出让步的是布莱希特。他1939年的剧本《卢卡拉斯的审判》最初是为广播创作的反战讽刺剧，由保尔·德索谱曲，计划于1951年3月17日在东德国家剧院首演，但是，事前的宣传引起了政府的警觉。他们认定这部剧也是和平主义的，由于已来不及制止上演，就将演出减到3场，并把所有的票发给党员工人。但仍有一些票在黑市上被卖给了西柏林人，他们来看了戏并狂热地喝彩。剩下的两场演出被取消了。一星期后，官方报纸《新德意志》以“《卢卡拉斯的审判》：德国国家剧院一次实验的失败”为标题发表了一篇抨击文章。火力集中在德索的音乐上，说他是斯特拉文斯基的追随者，“一个欧洲音乐传统的疯狂破坏者”。但剧本也因为“与现实不相符”而遭到批评。布莱希特和德索都被召集到一个持续了8小时的会议上。会议结束时，布莱希特恭恭敬敬地发言道：“你还能在世界其他地方找到一个政府对艺术家表现出这么大的兴趣，对他们说的话给予如此的关注吗？”他还做了改动，把题目变成《卢卡拉斯的谴责》，同时德索重新配乐。但10月12日新的演出仍然不符合标准。《新德意志》说，它是“一个明显的进步”，可仍缺乏广泛的吸引力，而且“危险地接近于象征主义”。遭到这样的批评后，这部剧从东德舞台上消失了，但布莱希特设法让它在西方上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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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3年6月，当东德工人发动暴乱，苏联坦克被带进德国进行镇压，对布莱希特的真正考验来临了。布莱希特保持忠诚，可要价很高，他甚至狡猾地利用这场悲剧来加强自己的地位并抬高原先达成的交易条件。1953年斯大林去世时，布莱希特处在东德当局日益增长的压力下，要求他遵守苏联文艺政策，而当时鼓吹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正是布莱希特讨厌的。反映国家艺术委员会观点的《新德意志》——该委员会中有布莱希特的对头，并正在发起一场反对他的剧团的运动——警告说，布莱希特的剧团“无可否认地与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名字所代表的一切相对立”。不仅如此，当时剧团仍用着一个剧场，委员会正在阻止布莱希特接管船坞剧院的企图，布莱希特的目标是挫败委员会并夺取剧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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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动的发生似乎使他大吃一惊，这表明他完全脱离了普通人的生活。他有足够的外币并经常去国外旅行，他和妻子大都在国外购物；在东德国内，他可以进入那些只为特权人物开设的特别商店。但普通百姓却全为政府反复无常的配给政策所摆布，很多人濒于饿死，仅在西柏林避难的就有将近6万人。4月份，物价暴涨，配给卡从所有自由职业者和房产主手中收回。（布莱希特同时具有这两种身份，因为他的特权地位和奥地利公民身份而得以豁免）6月11日，政策突然倒转，恢复了配给卡，物价和工资政策都向明显不利于工人的方向变化。6月12日，建筑工人发现他们的工资被削减了一半，就要求召开群众大会。抗议活动于6月15日正式开始，人们日益高涨的愤怒情绪一直持续到苏联坦克开了进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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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住在乡间别墅的布莱希特，尽管对暴动感到震惊，他还是迅速利用了它。他认识到在这个关头，他的支持对政府有多么重要。6月15日，他写信给党魁奥托·格罗提渥，坚决要求确定并公布他的剧团对剧院的接管。直到两天后，一位名叫魏利·高特林的失业的西柏林人抄近路穿过东德区域去领取救济金时被逮捕，经秘密审判后，以“西方煽动家”的罪名被枪毙。于是，“法西斯分子骚乱”成了这场暴动的解释，布莱希特很快接受了。他在当天晚上向党的领导人乌布里希·格罗提渥和苏维埃政治顾问、实际上是苏联总督的弗拉基米尔·塞米诺夫口述了一封信。6月21日，《新德意志》宣布：“国家文学奖获得者贝托尔特·布莱希特已经给社会统一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瓦尔特·乌布里希写了一封信，在信中宣称：‘我感到在这一时刻有必要向您表达我对社会统一党的感情，您忠诚的贝托尔特·布莱希特。’”布莱希特后来声称，那封信实际上包含了对政府的大量批评，而被引用的那句话前面还有另外两句：“历史会尊重德国社会统一党的革命急躁情绪。与群众进行关于社会主义建设速度的大讨论，将会使社会主义的成就得到考察和捍卫。”一位瑞士记者高迪·舒特写道：“只有一次，我看到他那种孤立甚至卑微的样子，他急急忙忙地从口袋里掏出一封破破烂烂的信件原稿，他显然已经给很多人看过了。”然而不管当时还是以后，布莱希特都没有真想发表信件全文；他本该拥有信的副本而不是原件。如果他把信发表了，政府也许会出示原件。布莱希特完全有可能发出一封信，然后私下抱怨他发的其实是完全不同的一封。即使他说的是真的，他对乌布里希行为的抱怨也没多少实质内容。比起布莱希特微妙的支持，民主德国的头头们有更重要的事情要考虑——比如，怎样保住性命。无论怎么说，布莱希特被收买并得到了好处。他们又何必犹豫不决地去删改他那小小的感谢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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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德意志》两天后发表了他的一封长信，无情地揭露了他的立场。信中确实提到“相当一部分柏林工人对一系列失败的经济措施的不满情绪”。但它接着写道：“有组织的法西斯分子企图滥用这种不满以达到血腥的目的。有几个小时柏林处在第三次世界大战的边缘。多亏苏联军队迅速及时地干预，这些企图才被挫败。显然，苏军的介入绝不是针对工人示威。非常明显，这仅仅是针对开始又一场大屠杀的企图。”在给他的西德出版商的一封信中，他重申了这种看法：“由各种落魄的年轻人”组成的“一群好战的法西斯主义暴徒”已经拥入东柏林，正是苏联军队阻止了世界大战。但从来没有一丝“法西斯主义煽动者”的迹象，布莱希特自己也不相信，他的私人日记表明他知道真相，当然，日记直到他死后很久才出版。此外，布莱希特发现事实上普通的德国工人抗拒现政权，这令人不快。跟多数统治阶级的成员一样，除了他屋子里的仆人和偶尔来给他修房屋的工匠之外，他从不与其他劳动者见面。他记录了与一位在他的乡村别墅做工的管道工人的交谈。管道工抱怨说，一个学徒因偷窃被他解雇，正关在人民警察局，那儿全是前纳粹分子。管道工希望有自由选举权。布莱希特回答：“那样的话，纳粹分子就会当选。”这根本不是管道工讨论的逻辑，却代表了布莱希特的思想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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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莱希特因支持政府而得到了报偿，尽管乌布里希过了近一年的时间才兑现。布莱希特在粉碎“艺术委员会”的努力中，发现自己需要洪堡大学一位年轻而出色的哲学教授沃尔夫冈·亨利希的帮助，他给布莱希特提供了恰当的术语进行理论阐述，这是布莱希特自己无法做到的。1954年初，“委员会”终于解散，被新的“文化部”代替，由布莱希特的密友约翰内斯·贝希尔[107]掌权。3月份，当布莱希特被授予他垂涎已久的那座剧院的正式所有权，这笔交易的最后一项报酬付清了。他以勾引走亨利希美貌的妻子伊瑟·基兰来庆祝自己的胜利，使她成为自己最主要的情妇（当然是暂时的），并把她从一个小演员提升为他在新总部里的助手。对于被惊呆的亨利希，他给了一个无耻的建议：“现在和她离婚。你可以在两年内再娶她。”——他暗示，到那时他和她之间就已经结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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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巧，两年后，他实际上结束了自己。近1954年年底，他的健康状况开始恶化，他的心脏病在一段时间后才被诊断出来——从他的病史看这很蹊跷。他不相信东德的医术而在一个西柏林的诊所就医。他原计划1956年转到慕尼黑的另一家诊所，但再也没能去那儿：一次严重的心脏病发作在8月14日夺去了他的生命。他对长期忍受痛苦的魏格尔使了最后一次诡计。他立了一份遗嘱，把他部分作品的版权留给4个女人：他昔日的秘书兼情妇伊丽莎白·霍普特曼得到其中最有价值的《三分钱歌剧》，还有可怜的露特·贝尔劳、伊瑟·基兰以及他在1954年底勾引到手、与基兰同时约会的凯特·露丽克。然而，受布莱希特委托使遗嘱得到严格公证的基兰显得极不耐烦，在签署遗嘱时没等在律师的办公室里，结果使得遗嘱无效。魏格尔作为唯一的合法妻子得到最多，并根据她善良的意愿也分给了其他女人份额。但布莱希特的其他愿望都实现了。他表达过这样的意愿：葬在一口灰色钢制棺材中以便防虫，而且一死去就用一柄钢制匕首穿透他的心脏。这些都照办并公布了：这条新闻对于很多了解他的人来说，首次表明他到底还有一颗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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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篇文章中，我曾力图找些对布莱希特有利的话来说。但除去他总是非常勤奋地工作这一事实——和“二战”中及战争刚结束时给欧洲人民寄去食物包裹（但这也许是魏格尔的作为）——对他没什么好话可说。他是我所研究过的知识分子中唯一一位似乎没有丝毫拯救希望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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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多数知识分子一样，他重视思想甚于重视人。他在任何人际关系中都没有温情。他没有通常意义上的朋友。如果由他掌权，他乐意与人合作。但正如艾里克·本特利所说，和他一起工作就是一系列的委员会或董事会。本特利说，他对作为个体的人不感兴趣，这也许就是为什么他在作品中不能创造性格，而只有类型。他把人物作为体现意图的代表。这同样被他运用到女人身上，他更多地不是把她们看作有个性的人，而是床上的伴侣、秘书和厨师。但他的意图到底是什么呢？我们根本不清楚布莱希特是否有任何真正坚定的信仰。他的法语翻译皮埃尔·亚伯拉罕说，布莱希特快死前告诉过他，他想重新出版自己的教育戏剧，并附上一篇新的序言，说这些剧并不指望被人严肃对待，而是作为“那些精神运动员的柔软体操，这是一切合格的辩证论者必须做的”。这些作品当时显然是被严肃地上演的，如果它们只是“体操”，那布莱希特的哪部作品不是呢？1922年到1923年冬天，阿诺特·布罗耐[108]曾与布莱希特进行了一次关于人民的需要的谈话。布罗耐对布莱希特有过重要影响，他把名字从阿诺德改为阿诺特以使它变得“强硬”和“激进”，布莱希特也仿效他。布莱希特不仅放弃了尤金和弗里德里克这两个太具“保皇主义色彩”的受洗名，而且把贝托尔德“硬化”为贝托尔特。然而这次谈话中，当布罗耐强调改变世界、不再使人挨饿的必要性时，布莱希特生气了。根据布罗耐的回忆，布莱希特说：“人们饿死关你什么事？一个人应该有所成就，应该使自己出名，应该得到一个剧院上演他自己的戏剧！”布罗耐补充说：“他对其他任何事都不感兴趣。”布莱希特喜欢显出一副矛盾、神秘、野心勃勃的样子。他巧妙地掩盖自己的思想，正如他用工人的服装包裹自己的身体一样。但也许这一次，仅此一次，他说出了真实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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