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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莱希特的生活方式中具有某些内在的欺骗性。他的高级公寓能俯瞰到他所热爱的黑格尔的墓地（魏格尔的公寓在下面一层楼），除此之外，布莱希特在夏姆泽尔湖上的布柯购置了一块上等的乡间土地。这原是政府从一个“资本家”手中没收的，布莱希特在那茂密的古老树荫下避暑。那实际上是两栋房子，一栋较小些，布莱希特宣传自己就住在里面，他称之为“园丁的小屋”。在他城里的公寓中，保留着马克思和恩格斯画像，以便向前来拜访的政府官员展示；但它们以一种略带“讽刺性”的方式排列着——他认为这不会被官员们的眼睛察觉——以博得朋友们会意的一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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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莱希特急于维护自身形象和不惜一切表现独立姿态，源于一个确凿无疑的事实，即他曾做了一次浮士德式的交易。从1930年起，这在他的生活中表现得时而隐晦时而清晰。整个20世纪30年代，布莱希特都是个斯大林主义者，有时还很狂热。美国哲学家西德尼·胡克记录了布莱希特于1935年造访他在曼哈顿巴洛街的寓所时一次令人恐怖的谈话。当时“大清洗”刚开始，胡克举出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例子，问布莱希特怎么能忍受与那些宣扬自己罪恶的美国共产主义分子共事。布莱希特说美国共产党无足轻重——德国共产党也不行——唯一重要的团体就是苏联共产党。胡克指出他们是同一个运动的一部分，都应当对逮捕和监禁无辜的昔日同志负责任。布莱希特说：“至于那些人，他们越是无辜就越应当被枪毙。”胡克问：“你在说什么？”布莱希特回答说：“他们越无辜就越应当被枪毙。”（胡克在记录中说，谈话是用德语进行的）胡克又问：“为什么？为什么？”他反复这样问，但布莱希特没有回答。胡克起身走进隔壁房间，拿来布莱希特的帽子和外套。“我回来时，他仍坐在椅子上，手里端着一杯饮料。当他看见我拿着他的帽子和外套，似乎感到惊讶。他放下杯子站起来，带着苦笑拿上他的帽子和外套离开了。”胡克首次发表这份记录时，受到艾里克·本特利的质疑。但根据胡克的说法，他原先向本特利讲述这件事时（在1960年的文化自由柏林代表大会上），本特利曾说：“那正符合布莱希特的行为。”——让人猛然想起拜伦听到雪莱与克莱尔·克莱蒙特的私生子的故事时最初的反应。不仅如此，城市大学的亨利·帕特尔教授证实，布莱希特“在我面前也说过类似的话”，并补充了布莱希特当时提出的更加惊人的理由：“50年后，共产党人会忘了斯大林，但我确信，他们仍会读布莱希特，因此我不能把自己和共产党分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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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是，即使在他自己的朋友被迫害时，布莱希特也从未对大清洗提出过抗议。当他昔日的情妇卡罗拉·内尔在莫斯科被捕时，他的评论是：“如果她被判了刑，那一定有对她不利的确凿证据。”更有甚者，他还补充说，在这件案子里，“我们并不觉得罪恶已经得到了应有的惩罚”。卡罗拉消失了——几乎可以肯定是被斯大林杀害的。当另一位朋友崔提亚可夫被斯大林枪决时，布莱希特写了一首挽诗，但直到多年后才发表。当时他的公开表态是：“这些审判非常清楚地证明了反对现政权的阴谋活动的存在……国内外所有的社会渣滓，所有的寄生虫、职业罪犯和密探都参与其中。这群乌合之众与叛国者们有着同样的目标。我相信这是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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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布莱希特当时总是公开支持斯大林所有的政策，包括他的文艺政策。比如1938-1939年，他支持了对“形式主义”——其实也是任何形式的艺术实验或创新——的攻击。“这场反对形式主义是非常有益的运动”，他写道，“通过证明社会内容是艺术形式发展的唯一决定性条件，促进了艺术形式的不断发展。任何艺术的创新如果不服务于社会内容并从中证明其存在的理由，就都是毫无意义的”。斯大林去世时，布莱希特的评价是：“五大洲的被压迫者……听说斯大林去世一定感到他们的心脏都停止了跳动。他是他们希望的化身。”他很高兴在1955年被授予斯大林和平奖。16万卢布的大部分直接汇入他的瑞士账户，但他却前往莫斯科领奖，并请显然没有察觉到自己的敏感处境的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为他翻译受奖演说。帕斯捷尔纳克欣然同意，但后来——这项奖那时被更改了名称——他没有理睬布莱希特的要求——翻译他赞颂列宁的一组诗。布莱希特对赫鲁晓夫在苏共代表大会上关于斯大林罪行的秘密报告的流传深感沮丧，强烈反对把它公开发行。他对一位追随者说出自己的理由：“我有一匹马，它瘸腿、斜眼还长着疥疮。有人过来说：这马斜视、瘸腿，看看，它还有皮肤病。他说得对，但那时我又有什么办法呢？我没有别的马，不存在另一匹马。我想，最好还是尽可能地少想它的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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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去想是布莱希特自己必须采取的一种策略，因为自1949年以后，他实际上已成为东德政权的戏剧官员。他一开始就打算继续这种身份，为庆祝1949年11月2日威廉·皮克“当选”为新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总统，他写了一首名为《献给我的同胞》的宫廷诗。他把这首诗附在给皮克的一封信中，以表达他对此事的“欣喜”。他强烈抗议西德知识阶层默许联邦德国政府的重整军备，却对民主德国类似的军备行为保持沉默。因为自己的罪行去谴责别人是他的一种习惯，那几年他的作品有个反复出现的主题：那些为了金钱和特权而效力于资本主义的西方知识分子的邪恶。他去世前正在创作一部同样主题的剧本，其中有大量反阿登纳[106]的内容，包括一段荒诞不经的短曲《汉堡叙事》里面有这样的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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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登纳，阿登纳，给我们看看你的手，为了30枚银币你出卖我们的土地，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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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部剧为他赢得了民主德国的国家文学奖（一等奖）。他设法让自己被引见给来访的各界要人，向他们发表一通谴责西德扩大军备的演说。他在抗议的电报上签名。他为政府写进行曲和其他诗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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偶尔会有一些争吵，多半是关于钱的问题——比如与东德国家电影公司为《大胆妈妈》发生的争执。政府起初把《战争读本》当作“和平主义”加以排斥，但当布莱希特威胁要把此事带到世界和平会议上时，政府妥协了。不过通常做出让步的是布莱希特。他1939年的剧本《卢卡拉斯的审判》最初是为广播创作的反战讽刺剧，由保尔·德索谱曲，计划于1951年3月17日在东德国家剧院首演，但是，事前的宣传引起了政府的警觉。他们认定这部剧也是和平主义的，由于已来不及制止上演，就将演出减到3场，并把所有的票发给党员工人。但仍有一些票在黑市上被卖给了西柏林人，他们来看了戏并狂热地喝彩。剩下的两场演出被取消了。一星期后，官方报纸《新德意志》以“《卢卡拉斯的审判》：德国国家剧院一次实验的失败”为标题发表了一篇抨击文章。火力集中在德索的音乐上，说他是斯特拉文斯基的追随者，“一个欧洲音乐传统的疯狂破坏者”。但剧本也因为“与现实不相符”而遭到批评。布莱希特和德索都被召集到一个持续了8小时的会议上。会议结束时，布莱希特恭恭敬敬地发言道：“你还能在世界其他地方找到一个政府对艺术家表现出这么大的兴趣，对他们说的话给予如此的关注吗？”他还做了改动，把题目变成《卢卡拉斯的谴责》，同时德索重新配乐。但10月12日新的演出仍然不符合标准。《新德意志》说，它是“一个明显的进步”，可仍缺乏广泛的吸引力，而且“危险地接近于象征主义”。遭到这样的批评后，这部剧从东德舞台上消失了，但布莱希特设法让它在西方上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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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3年6月，当东德工人发动暴乱，苏联坦克被带进德国进行镇压，对布莱希特的真正考验来临了。布莱希特保持忠诚，可要价很高，他甚至狡猾地利用这场悲剧来加强自己的地位并抬高原先达成的交易条件。1953年斯大林去世时，布莱希特处在东德当局日益增长的压力下，要求他遵守苏联文艺政策，而当时鼓吹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正是布莱希特讨厌的。反映国家艺术委员会观点的《新德意志》——该委员会中有布莱希特的对头，并正在发起一场反对他的剧团的运动——警告说，布莱希特的剧团“无可否认地与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名字所代表的一切相对立”。不仅如此，当时剧团仍用着一个剧场，委员会正在阻止布莱希特接管船坞剧院的企图，布莱希特的目标是挫败委员会并夺取剧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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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动的发生似乎使他大吃一惊，这表明他完全脱离了普通人的生活。他有足够的外币并经常去国外旅行，他和妻子大都在国外购物；在东德国内，他可以进入那些只为特权人物开设的特别商店。但普通百姓却全为政府反复无常的配给政策所摆布，很多人濒于饿死，仅在西柏林避难的就有将近6万人。4月份，物价暴涨，配给卡从所有自由职业者和房产主手中收回。（布莱希特同时具有这两种身份，因为他的特权地位和奥地利公民身份而得以豁免）6月11日，政策突然倒转，恢复了配给卡，物价和工资政策都向明显不利于工人的方向变化。6月12日，建筑工人发现他们的工资被削减了一半，就要求召开群众大会。抗议活动于6月15日正式开始，人们日益高涨的愤怒情绪一直持续到苏联坦克开了进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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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住在乡间别墅的布莱希特，尽管对暴动感到震惊，他还是迅速利用了它。他认识到在这个关头，他的支持对政府有多么重要。6月15日，他写信给党魁奥托·格罗提渥，坚决要求确定并公布他的剧团对剧院的接管。直到两天后，一位名叫魏利·高特林的失业的西柏林人抄近路穿过东德区域去领取救济金时被逮捕，经秘密审判后，以“西方煽动家”的罪名被枪毙。于是，“法西斯分子骚乱”成了这场暴动的解释，布莱希特很快接受了。他在当天晚上向党的领导人乌布里希·格罗提渥和苏维埃政治顾问、实际上是苏联总督的弗拉基米尔·塞米诺夫口述了一封信。6月21日，《新德意志》宣布：“国家文学奖获得者贝托尔特·布莱希特已经给社会统一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瓦尔特·乌布里希写了一封信，在信中宣称：‘我感到在这一时刻有必要向您表达我对社会统一党的感情，您忠诚的贝托尔特·布莱希特。’”布莱希特后来声称，那封信实际上包含了对政府的大量批评，而被引用的那句话前面还有另外两句：“历史会尊重德国社会统一党的革命急躁情绪。与群众进行关于社会主义建设速度的大讨论，将会使社会主义的成就得到考察和捍卫。”一位瑞士记者高迪·舒特写道：“只有一次，我看到他那种孤立甚至卑微的样子，他急急忙忙地从口袋里掏出一封破破烂烂的信件原稿，他显然已经给很多人看过了。”然而不管当时还是以后，布莱希特都没有真想发表信件全文；他本该拥有信的副本而不是原件。如果他把信发表了，政府也许会出示原件。布莱希特完全有可能发出一封信，然后私下抱怨他发的其实是完全不同的一封。即使他说的是真的，他对乌布里希行为的抱怨也没多少实质内容。比起布莱希特微妙的支持，民主德国的头头们有更重要的事情要考虑——比如，怎样保住性命。无论怎么说，布莱希特被收买并得到了好处。他们又何必犹豫不决地去删改他那小小的感谢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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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德意志》两天后发表了他的一封长信，无情地揭露了他的立场。信中确实提到“相当一部分柏林工人对一系列失败的经济措施的不满情绪”。但它接着写道：“有组织的法西斯分子企图滥用这种不满以达到血腥的目的。有几个小时柏林处在第三次世界大战的边缘。多亏苏联军队迅速及时地干预，这些企图才被挫败。显然，苏军的介入绝不是针对工人示威。非常明显，这仅仅是针对开始又一场大屠杀的企图。”在给他的西德出版商的一封信中，他重申了这种看法：“由各种落魄的年轻人”组成的“一群好战的法西斯主义暴徒”已经拥入东柏林，正是苏联军队阻止了世界大战。但从来没有一丝“法西斯主义煽动者”的迹象，布莱希特自己也不相信，他的私人日记表明他知道真相，当然，日记直到他死后很久才出版。此外，布莱希特发现事实上普通的德国工人抗拒现政权，这令人不快。跟多数统治阶级的成员一样，除了他屋子里的仆人和偶尔来给他修房屋的工匠之外，他从不与其他劳动者见面。他记录了与一位在他的乡村别墅做工的管道工人的交谈。管道工抱怨说，一个学徒因偷窃被他解雇，正关在人民警察局，那儿全是前纳粹分子。管道工希望有自由选举权。布莱希特回答：“那样的话，纳粹分子就会当选。”这根本不是管道工讨论的逻辑，却代表了布莱希特的思想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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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莱希特因支持政府而得到了报偿，尽管乌布里希过了近一年的时间才兑现。布莱希特在粉碎“艺术委员会”的努力中，发现自己需要洪堡大学一位年轻而出色的哲学教授沃尔夫冈·亨利希的帮助，他给布莱希特提供了恰当的术语进行理论阐述，这是布莱希特自己无法做到的。1954年初，“委员会”终于解散，被新的“文化部”代替，由布莱希特的密友约翰内斯·贝希尔[107]掌权。3月份，当布莱希特被授予他垂涎已久的那座剧院的正式所有权，这笔交易的最后一项报酬付清了。他以勾引走亨利希美貌的妻子伊瑟·基兰来庆祝自己的胜利，使她成为自己最主要的情妇（当然是暂时的），并把她从一个小演员提升为他在新总部里的助手。对于被惊呆的亨利希，他给了一个无耻的建议：“现在和她离婚。你可以在两年内再娶她。”——他暗示，到那时他和她之间就已经结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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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巧，两年后，他实际上结束了自己。近1954年年底，他的健康状况开始恶化，他的心脏病在一段时间后才被诊断出来——从他的病史看这很蹊跷。他不相信东德的医术而在一个西柏林的诊所就医。他原计划1956年转到慕尼黑的另一家诊所，但再也没能去那儿：一次严重的心脏病发作在8月14日夺去了他的生命。他对长期忍受痛苦的魏格尔使了最后一次诡计。他立了一份遗嘱，把他部分作品的版权留给4个女人：他昔日的秘书兼情妇伊丽莎白·霍普特曼得到其中最有价值的《三分钱歌剧》，还有可怜的露特·贝尔劳、伊瑟·基兰以及他在1954年底勾引到手、与基兰同时约会的凯特·露丽克。然而，受布莱希特委托使遗嘱得到严格公证的基兰显得极不耐烦，在签署遗嘱时没等在律师的办公室里，结果使得遗嘱无效。魏格尔作为唯一的合法妻子得到最多，并根据她善良的意愿也分给了其他女人份额。但布莱希特的其他愿望都实现了。他表达过这样的意愿：葬在一口灰色钢制棺材中以便防虫，而且一死去就用一柄钢制匕首穿透他的心脏。这些都照办并公布了：这条新闻对于很多了解他的人来说，首次表明他到底还有一颗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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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篇文章中，我曾力图找些对布莱希特有利的话来说。但除去他总是非常勤奋地工作这一事实——和“二战”中及战争刚结束时给欧洲人民寄去食物包裹（但这也许是魏格尔的作为）——对他没什么好话可说。他是我所研究过的知识分子中唯一一位似乎没有丝毫拯救希望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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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多数知识分子一样，他重视思想甚于重视人。他在任何人际关系中都没有温情。他没有通常意义上的朋友。如果由他掌权，他乐意与人合作。但正如艾里克·本特利所说，和他一起工作就是一系列的委员会或董事会。本特利说，他对作为个体的人不感兴趣，这也许就是为什么他在作品中不能创造性格，而只有类型。他把人物作为体现意图的代表。这同样被他运用到女人身上，他更多地不是把她们看作有个性的人，而是床上的伴侣、秘书和厨师。但他的意图到底是什么呢？我们根本不清楚布莱希特是否有任何真正坚定的信仰。他的法语翻译皮埃尔·亚伯拉罕说，布莱希特快死前告诉过他，他想重新出版自己的教育戏剧，并附上一篇新的序言，说这些剧并不指望被人严肃对待，而是作为“那些精神运动员的柔软体操，这是一切合格的辩证论者必须做的”。这些作品当时显然是被严肃地上演的，如果它们只是“体操”，那布莱希特的哪部作品不是呢？1922年到1923年冬天，阿诺特·布罗耐[108]曾与布莱希特进行了一次关于人民的需要的谈话。布罗耐对布莱希特有过重要影响，他把名字从阿诺德改为阿诺特以使它变得“强硬”和“激进”，布莱希特也仿效他。布莱希特不仅放弃了尤金和弗里德里克这两个太具“保皇主义色彩”的受洗名，而且把贝托尔德“硬化”为贝托尔特。然而这次谈话中，当布罗耐强调改变世界、不再使人挨饿的必要性时，布莱希特生气了。根据布罗耐的回忆，布莱希特说：“人们饿死关你什么事？一个人应该有所成就，应该使自己出名，应该得到一个剧院上演他自己的戏剧！”布罗耐补充说：“他对其他任何事都不感兴趣。”布莱希特喜欢显出一副矛盾、神秘、野心勃勃的样子。他巧妙地掩盖自己的思想，正如他用工人的服装包裹自己的身体一样。但也许这一次，仅此一次，他说出了真实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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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分子 7 罗素：一则合乎逻辑的废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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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没有一位思想家像伯特兰·罗素，即第三代罗素伯爵（1872-1970）那样，在如此漫长的时间里向人类提供劝诫。他出生的那一年，尤利西斯·S.格兰特将军连任美国总统，而他去世于“水门事件”前夕。他比马塞尔·普鲁斯特和斯蒂文·克莱恩[109]要小几个月，又比加尔文·柯立芝[110]和麦克斯·比尔博姆[111]大几个星期；他是如此长寿，他迎接了1968年造反的学生，也欣赏了品特[112]的作品。在整个一生中，他从容不迫地发出一系列的忠告、劝诫、信息、警告，而这一切涉及的学科之广令人惊异。有一份书目（几乎肯定不完整）列出了他的68种著作。他的第一本书是《德国社会民主主义》，出版于1896年，从那年算起，维多利亚女王还有5年的寿命；他的遗作《分析论》（1973）出版于尼克松辞职的那年。他的著书范围涉及几何学、哲学、数学、司法、社会重建、政治思想、神秘主义、逻辑学、布尔什维主义、中国问题、人脑、工业、原子入门（此书出版于1923年；36年后他又出了一部关于核战争的书）、自然科学、相对论、教育、怀疑论、婚姻、幸福、道德、休闲、宗教、国际事务、历史、权力、真理、知识、权威、公民、伦理、传记、无神论、智慧、未来、裁军、和平、战争犯罪以及其他论题。此外他还在报纸杂志上发表了大量文章，几乎包含了所有你能想得到的话题，例如，唇膏用法、旅游礼仪、雪茄选择以及虐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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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罗素觉得他有资格向世人提出那么多建议？为什么人们会听从他的话？对于第一个问题，无法立刻给予明确的答案。他的著述如此丰富，最大的原因很可能是他发觉写作于他真是易如反掌，而且也可以获得丰厚的收入。他的朋友迈尔斯·梅尔森在20世纪20年代写道：“每天清晨，伯迪[113]要一个人出去散1个小时的步，构思出他一天中要写的东西。然后他回来，用早晨余下来的时间写作，他文思流畅，下笔轻松，没有丝毫的修改。”这项令人惬意的活动为他带来的经济收入都被记录在一本小小的记事簿上，他把一生中发表作品或在电台做节目得到的酬金都一笔笔记入其中，放在一个贴身的口袋里。偶有懒散或是灰心的时候，他就会把它掏出来仔细翻阅，并称之为“最有益的消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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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疑，罗素并没有多数人所经历过的广泛的人生体验，对民众的意见和情感他也不大感兴趣。他是一个孤儿，在4岁的时候，双亲都去世了。他的童年是在祖父家里度过的。他的祖父第一代罗素伯爵，即约翰·罗素勋爵在改革前的旧下院策划了“选举法修正案”（1832）。罗素的背景便是辉格党望族，他们专断地喜好激进思想，但又严禁自己与平民甚至中上阶级有所接触。老伯爵作为前首相享有维多利亚女王钦赐的彭布鲁克大宅，该住宅位于里奇蒙德公园内，罗素就在这儿长大。我总在猜想，他那独特的口音，既清晰又古老，是得自他的祖父，尽管人们经常错误地将之归属于“布卢姆斯伯里文化圈”[114]。但在童年时代，对他影响最大的是他的祖母，她是一位道德严谨、笃信宗教的妇人，有着鲜明的清教观念。罗素的父母不仅是无神论者，而且是极端激进分子，按照他们的遗愿，罗素应该在约翰·斯图尔特·穆勒的指导下成长。他的祖母压根就不理这一套，她让罗素一直待在家里，让他身处《圣经》和蓝皮书[115]的氛围中，由一连串的家庭女教师和私人教师对他进行教育（其中有一位后来被发现是无神论者）。所有这一切对罗素根本没有什么影响，因为无论发生什么事情，他都是要走自己的路的。15岁时，他用希腊语写日记，在那些窥探的眼睛下将自己的想法隐瞒了下来：“我已经……研究过我生长于其中的那个宗教的真正基础。”他变成这个时代的怀疑者，在他的余生中也始终如此。绝大多数人承认并且需要某种至高无上的神的存在，这种念头对罗素没有多少吸引力。他相信所有宇宙之谜的答案都将由人类的智慧发现，或者根本就没有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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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人比罗素对智力有更强烈的信心，尽管他倾向于把智力视为一种几乎是抽象的、脱离实际的力量。对抽象智力的酷爱和对肉体行为的怀疑使他成为一位数学家，这很可能是他祖母那种清教徒式的教育方式所致。在他的一生中，对于数字的科学怀着一种最基本也是最强烈的热情，没有什么比这门学科更加远离人群了。在一群善于死记硬背的老师帮助下，罗素获得了剑桥大学三一学院的奖学金。1893年他被列为剑桥大学数学荣誉学位考试一等第七名。随后他成为三一学院的研究员，在以后的一段时期内，他与A.H.怀特海[116]合写了巨著《数学原理》的草稿，这本书完成于19世纪的最后一天。他写道：“我喜欢数学，因为它是超越人类的。”在《数学原理》中，他充满喜悦地说：“数学拥有的，不仅是真理，而且是超凡的美——像雕像般静穆而庄重的美，它不诉诸我们任何日益软弱的天性，其至纯至美只有最伟大的艺术才能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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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素从不相信能够或者应该鼓励普通民众去深入知识的新领域。他关于数学的专业著作，始终具有严格的专业风格，对那些非专业人士不肯做出丝毫让步。他认为哲学的思考应该以一种特殊的语言进行，他不仅要奋力保持，而且要强化这一神圣的准则。他是智力的祭司，他禁止门外汉窥探堂奥。他与他的那些哲学家同僚，比如G.E.摩尔[117]，有极大的分歧，摩尔试图以一种普通常识的语言来讨论问题，他则坚持认为：“常识体现了原始人的形而上学。”不管怎样，这位智力的祭司尽着义务，他自己认为只能在他们所属的那个等级中举行依洛西斯秘密仪式[118]，同时那个等级中的另一些人也在尽着自己的本分，以他们的知识储备为基础，拿出一部分易消化的成果来款待普通老百姓。因此，他将专业哲学与大众伦理学区分开来，并在这两个方面都进行了实践。l895-1917年、1919-1921年以及1944-1949年，罗素都是三一学院的研究员，他还花了好几年时间在美国各种大学里开讲座和教课。但他一生中更多的时间被用于告诉公众，他们应该思考什么、做些什么。智力的布道完全占据了他那漫长的后半生。就像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的艾尔伯特·爱因斯坦博士一样，对于全世界的大多数人而言，罗素变成了理论哲学家的典范和原型，演说家的化身。哲学是什么？瞧，就是伯特兰·罗素口中所谈的那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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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素是一个天才的阐述者。早期，他写了一部阐释莱布尼兹著作的作品，他一向很崇敬莱布尼兹。那部杰出的概览式的巨著《西方哲学史》（1946）是所有这类著作中最富才智的，也自然成为世界范围内的畅销书。他的那些学术同仁们对此议论纷纷，对他写出通俗作品装作惋惜，其实是妒忌，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发现他的《幸福之路》（1930）“真叫人难以忍受”。当他的最后一部主要哲学论著《人类知识》于1949年出版时，学术界的评论家们拒绝认真地看待它，其中一位称该书为“魔术家的切口”。但是公众乐于有一位哲学家走出书斋步入尘世。此外，人们感到罗素无论是对是错，他有勇气坚持己见，并为此甘受惩罚。正如爱因斯坦为了逃离纳粹暴政而流亡，罗素多次与各种权威发生争执，并勇敢地接受惩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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