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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47182 这个念头首次涌入他的脑海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临近尾声的时候，当时他宣称，美国应该利用自身的优势力量坚决要求裁减军备：“在美国，各种族混合在一起，又相对缺少国家传统，所以这个国家特别适宜完成这项工作。”1945-1949年，美国成为唯一拥有核武器的国家，罗素的建议重新引起巨大反响。由于后来罗素对自己在这一阶段发表的言论尽力予以否认，或者含糊其辞，或者进行种种辩解，所以确定其细节和年代的顺序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正如他的传记作者罗纳德·克拉克曾证实的那样，罗素在若干年中，不是一次，而是许多次主张对苏联发动一场先发制人的预防性战争。与大多数的左派人士不同，罗素一向彻底地排斥马克思主义。他在《布尔什维主义的理论和实践》（1920）一书中描绘了自己1920年的苏俄之行，并对列宁及列宁所做的一切表示了强烈的不满。他把斯大林当作一个怪物，对断断续续传到西方的一些消息，如强制性的集体化、大规模的饥荒、一次次清洗、集中营等，他都认为是事实。无论从哪个方面来看，他完全不是先进知识分子的典型。1944-1945年，西方的先进知识分子已接受了苏维埃在东欧大部分地区的统治，但罗素并没有他们的那种满足，在罗素看来，这是西方文明的灾难。“出于理智，我无比憎恨苏维埃政府”，这是他写于1945年1月15日的话。他深信只有武力威慑或是进行战争才能遏制住苏维埃的扩张。在1945年9月1日的一封信中，他断言：“我认为斯大林继承了希特勒想要对这个世界进行独裁统治的野心。”因而，当美国第一次对日本使用了核武器后，他马上就重提昔日的观点，认为美国应以强制性的手段为世界带来和平和裁减军备，可以用新型的武器胁迫顽抗的苏联。在他的眼里这是一个天赐良机，而且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他首次公开这一策略的文章发表在1945年8月18日格拉斯哥出版的工党杂志《向前》和10月2日的《曼彻斯特卫报》上。10月20日的《队列》上他写了一篇文章，对这一论题做了进一步的阐释，文章题为《人类的最后一次机会》，其中意味深长地说道：“战争的借口并不难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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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47184 在5年多的时间里，罗素反复重申着同样或是类似的观点。1946年的7-8月，他在《辩论者》上陈述自己的观点。1947年12月3日，他在皇家学会发表了一次讲话，发言刊登在1948年1-2月的《联合帝国》和1948年1月的《新联邦》上。1947年9月9日，他在帝国国防学院做了一次讲座，在各种不同的场合，罗素一遍遍地重复自己的观点。1948年11月，他出席了威斯敏斯特学校的学生讨论会，他在会上的讲话被发表在1949年1月的《十九世纪及其后》上。1950年3月，他在《国际瞭望》上又发表了一篇文章。罗素向来直言不讳。他在皇家学会的讲话中提出要结成同盟——勾画出北约的轮廓——这是向苏联发出命令：“我倾向于认为苏联会默许；如果反对的话，只要我们迅速地采取措施，世界仍能从由此导致的战争中生存下来，并出现唯一的政府，正如这个世界所需要的那样。”1948年5月，他写信给一位美国裁军专家沃尔特·马赛博士说：“如果苏联在西欧横行，那么所造成的毁灭性结果将无法消除。实际上，所有受过教育的人将会被送到劳动营，不是在西伯利亚的东北部就是在白海边，在那种地方绝大多数人会死于困苦，而幸存者们将会变成野兽。如果使用原子弹，首先必然会投在苏联势力范围之外的西欧。即使没有原子弹，苏联人也会摧毁英国的所有大型城镇……我从未怀疑过，美国将会赢得战争的最终胜利，但是，除非西欧能从侵袭中幸存下来，否则将会丧失几个世纪的文明。即便要付出如此代价，我认为一段时间的战争也是值得的。极权主义一定会被扫除，世界政体一定会被确立。”罗素一再强调速度的重要性：“迟早有一天，苏联人也会拥有原子弹，那时，事态将会更加严峻。所有的事情都必须尽快进行，要以最快的速度。”实际上，当苏联爆炸了一颗原子弹，他依旧坚持他的论点，强烈要求西方必须发展氢弹。“我并不认为，在目前的世界形势下，达成限制原子战争的协议只会造成损害，因为每一方都会以为对方在躲避战争。”然后，他毫不妥协地提出了“死比赤化好”的观点：“下一场战争，如果要来临的话，将会是人类所遭遇的前所未有的最大灾难。我唯一能够想到的更大的灾难是：克里姆林宫的权力扩展到全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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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47186 罗素主张的预防性战争众所周知，这些年来引起了广泛的讨论。1948年，在阿姆斯特丹举行的国际哲学家代表大会上，罗素为此受到苏联代表阿诺斯特·科尔曼的强烈抨击。罗素以同样粗暴的语气回应他：“回去告诉你那些克里姆林宫里的主子们，他们必须派出更能干的奴仆来实施他们的宣传和诱骗计划。”直到1953年9月27日，他还在《纽约时报》的杂志上发表了这样的话：“尽管一场新的世界大战将会非常可怕，但就我个人而言，我倒宁愿战争而不要一个全球极权主义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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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47188 然而，差不多就在这时，罗素的观点突然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就在发表那番言论的第二个月，即1953年10月，他就在《国家》杂志上否认自己曾“赞成对苏联发起一场预防性战争”。他写道，所有的传闻都是“共产党人的杜撰”。据一位朋友的记载，有一段时期，无论什么时候对罗素提起他那些战后的观点，他都会坚持说：“这不可能！那都出于一个新闻记者的胡编乱造。”1959年3月，他接受了英国广播公司记者约翰·福瑞曼的电视采访，在他的一次著名的“面对面”节目中，罗素改变了方针，美国的裁军专家们拿出了罗素早期的言论的文字材料，这样一来他再也无法抵赖了。福瑞曼问他有关预防性战争的方针，他对福瑞曼说：“这完全是真的，而我也没有为此而后悔。这与我现在的想法完全一致。”此后，他还给英国广播公司的《听众》周刊写了一封信，信中说：“实际上我已经完全忘了我什么时候曾想到过一种威吓策略，包括一场可能的、合乎需要的战争。1958年阿尔弗雷德·科尔贝尔格先生和沃尔特·W.马赛先生带来了一些我在1947年说过的东西，提醒我注意，我惊异地读了。我提不出辩解的理由。”在自传（1968）的第3卷中，他大胆地做了进一步的解释：“……当我提出那些建议时，我并没有在意，从没有真的希望它们会被人听从，所以很快我就忘了自己所提议的东西。”接着他又说，“我只在一封私人信件以及一次讲话中提到了这些东西，我不知它们会成为报刊评析的题材”。但是根据罗纳德·克拉克的研究，在好几年的时间中，罗素在无数文章和演说中一再为预防性战争申辩。令人难以置信，他能够如此彻底地忘掉这一固执而又持久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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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47190 罗素对约翰·福瑞曼说，他在20世纪50年代末对核武器所持的观点与他在战后对预防性战争的支持是一致的，他这是在以另一种方式滥用别人对他的轻信。说实话，大多数人都会说他在胡说八道。但是，这里有着某种完全不同的一致，这就是前后一致的极端主义。罗素所提出的预防性战争和“死比赤化好”两个例子都是由于毫不带感情地、不考虑人类地使用逻辑推理，将论证的理性界线推向极端的例证。这正是罗素的弱点所在。他重视逻辑命令的虚假价值，以此告诫人们应该如何行事，让逻辑超越常识本能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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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47192 从此，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罗素认定核武器本质上就是邪恶的，无论在何种情形下都不应使用。他跟随着逻辑学的女巫匆匆走向另一个方向——但是同样的极端。他第一次宣布自己反对核武器是在1954年一个关于比基尼岛核试验的电台节目“人类的危险”中；然后便是各式各样的国际会议和宣言，罗素的路线强硬起来，他赞成不惜一切代价全面废除核武器。1957年11月23日，他在《新政治家》上发表了《致艾森豪威尔和赫鲁晓夫的一封公开信》，提出他的建议。第二个月，当我检查报纸的信件箱时，我惊讶地发现了一份冗长的翻译材料，附了一封有尼基塔·赫鲁晓夫的俄文签名的信。这是苏联领导个人给罗素的答复。当然，这大半是宣传，对苏联人来说，他们的常规部队具备极大的优势，他们一向乐于接受销毁核武器的协定（尽管不受监督）。但是这封信在发表时，确实造成了巨大的轰动。后来，美国方面勉强传来了回应，确切地说不是来自总统本人，而是他的国务卿约翰·福斯特·杜勒斯。获得如此显要的对待，罗素很高兴，他的另一个缺点——虚荣心，得到了极大的满足。他的判断力——这从不是他的特长，已经失去了效用。赫鲁晓夫的回信广泛同情他的立场，这不仅把他赶入极端反美的立场，也促使他将废除核武器作为自己生活的核心。他那托尔斯泰式的向往开始初露端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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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47194 第二年，即1958年，罗素被选为新成立的核裁军运动的主席，这个温和的团体是由圣保罗教派的坎农·约翰·科林斯、小说家J.B.普里斯特利等人策划的。为了反对制造核武器，他们在英国争取尽可能广泛的舆论支持。这个团体组织了一些和平示威，因严格遵守法律而赢得同情。在其早期，它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卓有成效。但就罗素个人而言，极端主义的种种迹象很快就显露出来。鲁珀特·克劳谢—威廉斯在这些年中对罗素的私人记述是最好的。根据他的日记记载，1958年7月24日，罗素对约翰·斯特雷奇进行了一次启蒙式的轰炸。斯特雷奇曾经是一名共产党员，后来他成为工党下院议员中的左派，在战后的艾德礼政府中担任国防大臣。尽管众所周知斯特雷奇相信核威慑，但是在1958年，他已经离任很久了，而且没有再担任什么职务。当罗素听说克劳谢—威廉斯夫妇曾经与斯特雷奇住在一起，他就问起斯特雷奇对于氢弹的看法。得到回答后，他认为这些看法是威廉斯夫妇与斯特雷奇所共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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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47196 “你们和约翰·斯特雷奇——你们都属于谋杀者俱乐部。”他一边说着，一边猛敲他的椅臂。他解释道，谋杀者俱乐部是由一些根本不关心广大民众处境的人组成的。因为作为统治者，他们觉得由于他们有特权，他们会以某种方式活下去的。伯特兰说：“他们建造了私人防空洞来确保自己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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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47198 当被问到他是否真的认为斯特雷奇拥有一个私人防空洞时，罗素大声表示：“是的！他当然有。”两个星期后，他们对氢弹展开了进一步的讨论，这场讨论“开始的时候很平静”，然后突然间，“出人意料地，伯特兰满腔怒火地说：‘下一次你遇见你的朋友约翰·斯特雷奇的时候，告诉他我根本就无法理解，为什么他希望纳赛尔（后来成为埃及的独裁者）有氢弹？’……他认定像约翰这种人才真正地对世界构成威胁，而且他觉得有充分的理由这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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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47200 罗素火气越来越大，对客观事实越来越缺少兴趣，他把那些持不同意见的人一律归结为出于最卑鄙的动机。他也有偏执狂的迹象，这些在1960年都公开地表现了出来，此时他分裂了核裁军运动，成立了他自己的直接行动的小派别，称之为“百人委员会”，从事非暴力反抗。这个派别原先的发起者包括一些一流知识分子、艺术家和作家。他们中有康普顿·麦肯齐、约翰·布赖恩、约翰·奥斯本、阿诺德·韦斯克、雷吉·巴特勒、奥古斯塔斯·约翰、赫伯特·里德以及多丽丝·莱辛——其中不少人绝不是极端主义分子，但是不久就失去了控制。历史表明，所有的和平主义运动，当其中比较好斗的成分由于缺乏进展而变得失望时，就会诉诸非暴力反抗和暴力行动。这毫无例外地标志着有大批群众随从的阶段结束了。“百人委员会”和以后核裁军运动的解体是这种过程的典型例证。不管怎么说，罗素的行为只是加速了这一注定要发生的事实的进程。他在这一时期的行为，可以归咎于他的新秘书拉尔夫·苏恩曼的影响。在下文中，我会就他与苏恩曼的关系进行一番考查，但在此处很值得提及的是在核裁军运动的危机中，罗素的言行始终非常独特。导致他辞去主席职务的那次会议开得令人非常不愉快，罗素指责科林斯动机卑鄙、满口谎言，他坚持要在私人活动中用录音机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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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47202 确切地说，罗素一旦摆脱了科林斯和他的朋友们的限制，极端主义就完全占据了他的思想，他的言论变得非常荒谬，除了那些最狂热的信徒外，他排斥所有的人。他们以较平静的语气反对把他的想法作为派别的基本准则。1958年，罗素在一篇关于伏尔泰的随笔中写道：“不必热诚地坚持任何一种主张。没有人会热诚地坚持7乘8等于56，因为大家知道这是事实。只有在推崇一种可疑的或者可以证明其错误的主张时，热诚才是必需的。”从1960年起，当罗素被激怒，对那些不赞成自己观点的人义愤填膺时，他的许多言论不仅是热情洋溢的，而且是蛮横可恶的，常常是凭着一时的冲动就脱口而出。由此，1961年4月间他在伯明翰做过一次演说，在准备好的稿子上有这样的话：“纯粹根据统计学来看，麦克米伦[124]和肯尼迪比希特勒坏上大概50倍。”这真是坏得可以，因为（且不论其他方面）这是拿历史事实与未来的计划进行比较。但是，记载表明，其实罗素真正要在发言中说的是：“我们过去常认为希特勒邪恶，那个时候他想要杀尽所有的犹太人。但是肯尼迪和麦克米伦不仅想要杀光所有的犹太人，还想杀光我们中所有剩下的人。他们要比希特勒邪恶得多得多。”接着他还说：“我不会装作服从一个专门组织屠杀全人类的政府……他们是人类有史以来最邪恶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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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47204 承认罗素的前提，他的指控才有逻辑，甚至逻辑也是有选择地使用的。有时，罗素想到所有拥有核武器的强国都同样罪恶地设计着大规模的屠杀，他的攻击也包括了苏联人。因此在1961年的一封公开信中，所注的发信地址是“布瑞斯顿监狱”。他在信中宣称：“肯尼迪和赫鲁晓夫，阿登纳和戴高乐，麦克米伦和盖茨克尔正在追求一个共同的目标：终结人类的生命……为了让他们高兴，所有个人的情感，所有公众的希望……都要永远销毁。”不过，按照惯例，他把矛头主要指向西方，特别是英国，更多的是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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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47206 这表明，他是多么的健忘，他痛恨的并不只是苏维埃政权，而是苏联和苏联人本身。在战后初期，他就一再说苏维埃和纳粹一样坏，甚至比纳粹还要坏。克劳谢—威廉斯记下了他的一些咆哮：“所有的苏联人都是东方的野蛮人。”“所有的苏联人都是帝国主义者。”他曾“甚至于打算说所有的俄国人都愿意‘匍匐在地上出卖他们的朋友’”。但是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反苏情绪被他抛到了脑后，与此同时，强烈的反美主义日益占据他的思想。反美情绪对他而言根深蒂固，并且在这以前就曾表露出来。他的这种思想是上层阶级老派英国人的那种傲慢和爱国主义所驱动的，他瞧不起暴发户和生意人，同时也反映了自由主义的进步分子对世界上最大的资本主义国家的仇恨。他激进的父母所属的那一代人仍将美国与民主进步联系在一起，他们于1876年对美国进行了一次长时间的访问，根据罗素的记载，因为“那些希望改造世界的年轻人前往美国，想在那儿找到答案”。他接着说：“他们无法预见那些男人和女人——他们为那些人的民主热情而喝彩；他们钦佩那些人成功地推翻了奴隶制——其实就是处死萨柯[125]和巴托洛米约·万泽蒂那伙人的祖父和祖母。”他也多次访问美国并在美国居住了好几年，他的主要目的是赚钱：“我的手头非常紧，我指望在美国重建自己的财富。”这是他在1913年写下的，也是他一再的老调。他总爱挑美国人的刺——他第一次造访美国（1896）就写道：美国人“除了做生意，对于所有的事都是难以形容的懒散”——然而，关于美国对世界的影响，他的观点变化无常。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他把威尔逊的美国当作世界的救世主。他失望以后，在20世纪20年代转为强烈的反美方针。他认为社会主义——他当时所偏爱的——不可能在欧洲实现，“直到美国也转变成社会主义，或者至少愿意保持中立”。他指控美国“慢慢地摧毁中国的文明”，预言美国的民主政治将会崩溃，除非它能够接受集体主义，他号召“世界性的起义”以反对美国的“资本帝国主义”。他断言，除非“美国放弃对资本主义的信念”，否则就是“文明的彻底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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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47208 20年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以及“二战”之后，他支持美国的军事方针。但与此同时，他越来越不喜欢美国政治。1950年末，他从美国回来，给克劳谢—威廉斯写信说：“美国——共和党人的凶恶就如他们的愚蠢，这可不得了。我告诉了每一个人，我发觉研究一个警察国家的气氛是件有趣的事……我想第三次世界大战将会在明年5月开始。”他和参议员马尔科姆·马格瑞芝打赌：约瑟夫·麦卡锡将会当选为总统（参议员去世时必须把钱付清）。当罗素开始发起抗议氢弹的运动时，他的反美情绪已完全是非理性的，并一直维持到他去世。关于肯尼迪的被杀，他将之发挥成一套幼稚的阴谋理论。接着，他厌倦了氢弹问题——与托尔斯泰一样，他注意力集中的时间很短——他又转向越南，并组织了一个全球性的运动，诋毁美国在那里的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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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47210 罗素由他的秘书苏恩曼提供消息，很容易便成为最放肆的谎言的牺牲品。半个世纪以前，他曾谴责协约国为了煽起战争狂热而利用德国人在比利时犯下了种种暴行的谣言；在《战时的正义》（1916）一书中，他又尽力揭露这些谣言中有许多是毫无根据的。在20世纪60年代，罗素利用自己的声望散播并听信来自越南的各种传闻，其实这些传闻已不那么动人，完全是为了激起对美国的仇恨。这种策略在他组织的“战犯法庭”上达到极致，最后还在斯德哥尔摩对美国进行了宣判。对这个宣传活动，他还很容易地招募到一批适用的知识分子，如艾萨克·多伊车尔、让—保罗·萨特、西蒙娜·德·波伏娃、南斯拉夫作家弗拉基米尔·戴蒂柴（他在其中担任主席）、一位墨西哥的前总统，还有一位来自菲律宾的桂冠诗人。但是，他们甚至没有装扮成正义或公平，因为罗素自己说他这么做就是要审判“战犯约翰逊、罗斯克、麦克纳马拉、洛奇以及他们的同案犯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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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47212 作为一个哲学家，罗素始终坚持一定要谨慎地使用语言，要使用其准确的含义。作为人类顾问，他在自传中承认，他是这么干的：“在描述一个你发现是不可容忍的事物的时候，就把它描述得令人厌恶，让别人同你一样愤慨。”这是个难以理解的招供，它出自一个以对问题的冷静分析为职业、把自己的旗帜悬挂在理性的旗杆上的人士之口。而且，他激怒别人的企图只对这样一些人才起作用：或者是其愤慨无足轻重的人，或者不知为什么已经在发怒的人。罗素说（1951），在美国“没有人敢在做出一番政治评论前，不先看看门背后确实无人在偷听”，没有一个明智的人会相信他的话。在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期间，他宣称“很可能在一个礼拜内，你们所有的人全都死去，好让美国的那帮疯子高兴”。这样的话只能损害他自己，而不是肯尼迪总统。当他说在越南的美国士兵“和纳粹一样坏”，他的拥护者就越来越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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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47214 应该说，纵观罗素的一生，他给人印象最深的其实是不停的争论，而不是一位格言家。他的选本《格言录》读起来并不比托尔斯泰的好多少。“所谓绅士，就是他有一位年收入超过1000英镑的祖父。”“你永远不可能使非洲的民主政府运转起来。”“儿童应该被送往寄宿学校，让他们脱离母爱。”美国的母亲们的“过错在于天生就不胜任。爱的源泉似乎已经干涸”。“对待生活的科学态度几乎不可能从女人身上学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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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47216 上面最后一句话是一种提醒：尽管罗素生命的最后几十年几乎只与政治声明联系在一起，但是他曾一度由于对两次大战间的一些话题所发表的评论而变得更加声名狼藉，诸如试婚制、自由性爱、离婚改革和男女同校制。至少在理论上，他赞成女权论的倡导者们所做的阐释。他主张妇女在婚姻之内和婚姻之外的平等，并把她们描绘成陈旧的并无真正的伦理基础的道德体制的牺牲品。人们应该享有性自由，他严厉批评了“当作传统‘美德’流传的清规戒律以及人类自我牺牲的种种理论”。在他对妇女、社会生活、儿童以及人际关系的看法中，有许多仿效了雪莱。事实上，他特别钟情于雪莱，他声称雪莱的诗句最好地表达出他对生活的态度。他定居于威尔士，1812-1813年，雪莱曾试图在那儿建立一个社区。他在波特马多海湾对面的住宅帕拉斯·朋因与雪莱的朋友麦多克斯的住房出于同一位建筑师之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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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47218 然而，他对妇女的实际行为并不总是与他的理论原则相一致，这一点与雪莱也很相似。他的第一任妻子爱丽丝是一位美国贵格会教徒，温柔、体贴、大度，但她正如雪莱的哈丽艾特一样，是丈夫日益放荡的行为的受害者。正如我们已经注意到的，罗素从小家教甚严，直到20多岁，他对待性问题仍是颇为古板的。甚至于1900年他的兄弟弗兰克，即第二代伯爵，遗弃了自己的结发妻子，到里诺[126]离了婚并再婚，罗素拒不认可他的新婚夫人，还暗示弗兰克，别把她带到餐桌上（后来弗兰克在上议院的法庭上被指控犯了重婚罪）。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罗素变得很像过去的维克多·雨果，越发好色起来，越发不愿遵循社会规范，除非他觉得这些规范对他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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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47220 一起生活16年之后，爱丽丝实际上被抛弃了，1911年3月19日，罗素在贝德福德广场44号奥托琳·摩勒尔夫人的寓所里拜访了那位充满活力的布卢姆斯伯里的女主人。罗素意外地发现她的丈夫菲利普外出了，便与她做爱。在罗素的描述中，那天晚上他并没有与奥托琳夫人有过“完全的关系”，但是他下定决心要“离开爱丽丝”并让奥托琳夫人“离开菲利普”。摩勒尔可能认为“这种事对我无关紧要”，罗素却确信这个丈夫“会把我们俩全杀了”，不过他又“愿意为那天晚上发生的事付出代价”。罗素马上把这一消息传给了爱丽丝，她“勃然大怒，还说要坚决离婚，并把奥托琳的名字也牵扯进来”。经过几番争吵，罗素“坚定”地说，如果她实施她的威胁，“为了制止她，我会去自杀”。随即，“她的愤怒变得无法忍受。在她大吵大闹了几个小时之后，我给她的侄女上了一堂关于洛克哲学的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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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47222 罗素关于考虑自己个人私利的说法与爱丽丝的实际行为不符。她对他始终极其克制和温和，确实怀有深厚的感情。她同意去和她的兄弟住在一起，以方便罗素与奥托琳夫人相处。只要遵守公开场合的某些礼仪原则，她丈夫就默许他俩的关系，爱丽丝一直将离婚推迟到1920年5月，之后，她仍爱着罗素。当三一学院剥夺了罗素的研究员资格时，她写信说：“我已经存了100英镑要投资到公债中去，但是如果可能的话，我宁可把这笔钱都给你，因为我担心这种迫害会严重影响你的收入。”在罗素入狱期间，她说：“每天我都会带着最深切的悔恨思念你，几乎每个晚上我都会梦见你。”罗素直到1950年才与她再次会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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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47224 与爱丽丝的分手伴随着大量的谎言、欺骗和虚伪。罗素一度刮掉了胡须，为的是在同奥托琳夫人秘密约会时掩盖身份。当罗素的朋友们发现正在发生的事情时，都极为震惊：罗素可是一向标榜自己的诚实和坦率的。这段情节带来了他一生中的一段性混乱时期。他与奥托琳夫人的关系并不令人满意。根据他的叙述，“我那时患着脓溢症，我自己并不知道，这影响到我的呼吸，我自己也不知道。她也从来不愿提到”。这样他们的关系便冷淡下来。1913年他在阿尔卑斯结识了“一位精神分析学家的夫人”，“希望和她做爱，但我想应该先向她解释一下奥托琳的事”。那位夫人听了有关目前这位情妇的情况后，没有表现出多少兴趣，但是她“可以断定，不管怎样，总有一天她（奥托琳）的种种缺点会被忽略的”。罗素“此后再没有见过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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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47226 接下来，1914年在芝加哥，罗素与一个年轻女郎发生了一段有损名誉的故事。海伦·达德利是一位著名的妇科专家的4个女儿中的1个，罗素在讲学的时候曾同他们住在一起。按照罗素的话，“我在她父母家住了两个晚上，只与她单独待了片刻。她的三个姐妹为我们站岗，她们的父母有谁走过来，她们就会发出警报”。罗素安排她在那个夏天到英国来，并公开与他住在一起，他将离婚的事搁置在一边。他写信给奥托琳夫人，告诉她所发生的一切。然而，与此同时，奥托琳夫人听说他已经把自己那糟糕的呼吸器官治好了，便对罗素表示希望重续旧好。总之，海伦·达德利抵达伦敦的时间是1914年8月，此时已经宣战了。罗素决定反对这场战争，而且“我不想让自己的立场掺杂私生活丑闻的成分，这将使我所说的一切都变得毫无价值”。于是他告诉海伦，他们的小小计划中止了，“我不时与她发生关系”，但是战争“扼杀了我对她的激情，我伤了她的心”。他的结论是：“她是一种罕见疾病的受害者，这种病先是使她气馁，然后使她精神失常。”关于海伦的事就到此为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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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47228 在此期间，罗素又得到了另一位情妇而使得他的立场复杂化起来。这位情妇名义上是康斯坦斯·梅尔森夫人，其实是一位交际花，用科莱特·奥尼尔的名字来逢场作戏。他们1916年相识。当他们第一次承认恋爱时，他们说，他们“没有上过床”，因为“有太多的话要说”。两人都是和平主义者，第一次做爱时，“我们突然听到街上传来一阵野兽般的狂欢声。我从床上跳下来，看见一艘齐柏林飞艇[127]跌落在火焰之中。勇敢者正在极度的痛苦中死亡，正是这种思想引起了街上的狂欢声。在那一刻，科莱特的爱是我的庇护所。不是逃避残酷的事实，那是逃避不了的，而是逃避认识到人是什么所带来的极度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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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47230 碰巧，罗素的极度痛苦很快就过去了，而康斯坦斯夫人却在几年中忍受着痛苦的煎熬，她只要能与奥托琳夫人一块分享罗素就心满意足了。罗素被关押于监狱期间，她们隔周轮流去探望他。按照康斯坦斯夫人的理解，奥托琳夫人更愿意留在她现在的丈夫身边，所以当罗素的离婚手续办妥后，她就能够拥有他了。因此，1920年5月她提供了能使他获得中间裁定[128]的“证据”。然而罗素这时又投入另一位更年轻的女子的怀抱，这是一位颇为开放的女权主义者，名叫多拉·布莱克，罗素让她怀了孕。她并不想结婚，因为她不赞成这一制度，但罗素不想让“他的处境变得更复杂”，坚持要结婚。罗素的毫不妥协取得了成功，他们举行了仪式，并在孩子出生之前“空出了6个礼拜的时间”。这样一来，康斯坦斯夫人便被抛出局，而多拉却被逼进她称之为“羞耻而又丢脸的婚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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