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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的罗素是一个50岁的男人，他迷恋多拉“小妖精似的魅力”，喜欢“沐浴着月光或是光着脚走过露湿的草地”。对她来说，当罗素说到一个军国主义者在他的房子上胡乱写上“那个……和平怪人住在这儿”，而且“每个字”都正确，就会激起她的好奇心。很自然，罗素不会称所有人的心。这时他渐渐发出一种尖利的呵呵的笑声。T.S.艾略特（他在剑桥的一个门生）将之描述为如同“啄木鸟的叫声”；乔治·桑塔耶那认为更像是鬣狗叫。他穿着老式的黑色三件套装，很少更换（他难得同时有超过一套的服装）。他带鞋罩，衣领高而挺，很像他的同代人柯立芝。比阿特丽斯·韦布在她的日记中写道，在罗素的第二次婚姻中，他是个“相当邋遢、病态而又玩世不恭的人物，一个不成熟的老人”。但是多拉喜欢他那“浓密而且非常美丽的灰发……在风中竖起，大而挺的鼻子，还有那奇特的小下巴，长长的上唇”。她注意到他的“宽而短的双脚向外拐”，他看上去“确实很像患有水俣病”。她想——这是她命中注定的愿望—“使他免受自己不谙世故之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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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有两个孩子：约翰和凯特。1927年他们在彼得斯费德附近的灯塔山开办了一所实行渐进教育法的学校。他对《纽约时报》说，理想的“合作组织由大约10个家庭组成”，他们的孩子“集中在一起”，他们“轮流照看”；每天上“两个钟头的课”，课程“均衡合理”，余下的时间“自由支配”。灯塔山学校就试图将这种理论付诸实施。但是，这个学校需要耗费巨资，为了支付各种账单，罗素被迫去写一些粗制滥造的东西。此外，与托尔斯泰一样，他很快厌倦了学校的日常事务，就把学校丢给了多拉。多拉出于过激的进步观，以强烈得多的责任感去管理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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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也为性问题争吵。韦布夫人早就预言，罗素娶的是“一个性格轻浮、具有唯物主义哲学观的姑娘，他不会也不可能尊重她，这段婚姻注定会失败”。还有一点，罗素与托尔斯泰一样坚持“坦诚”原则。对此她也赞同：“伯特兰和我……相互给予性冒险的自由。”当她成为“世界性改革同盟”英国分部的书记时，他没有表示反对。甚至，她出席在柏林举行的“国际性问题代表大会”（1926年10月），与变性手术的先驱马格纳斯·赫尔斯查弗尔德博士、浮夸的妇科专家诺曼·海尔在一道时，罗素也没有表示异议。不过，当她极为公开地与一位新闻记者格里芬·巴里有染，并生了两个孩子时——按照罗素的观点，18世纪的辉格党贵妇常常与不同的男人生下孩子——这时，罗素还是感到很不舒服。多年后，他在自传中承认：“我在第二次婚姻生活中，曾尽力维持对妻子自由的尊重，我原以为这种自由是我的信念所乐于接受的。但是我发现无论怎样，我的宽宏大量和也许称得上是基督徒式的爱与我正产生的需要并不相等。”他还说：“尽管别人已经预先向我提醒过这些，但我却被理论所蒙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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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罗素自己，某些事情他略去不提。这有悖于他的坦诚原则，这类事都是偷偷进行的。这是一个意味深长的事实，尽管知识分子每每试图将性生活完全公开，但最终总是导致一定程度的带有内疚感的保守秘密，即便在典型的通奸家庭中也是如此。后来多拉曾谈到她是如何被一个激动不安的厨子叫回他们在康沃尔的度假屋的，那个厨子拒不让家庭女教师接近主人的两个婚生孩子，因为她已经“和男主人一块睡过觉”（这个可怜的厨子被解雇了）。许多年之后，多拉也发现，当她不在家的时候，罗素出于性爱，也让他的老情人康斯坦斯夫人留宿家中。最后她带着新生的孩子回到家，得到一个令人不愉快的意外消息：“伯迪给了我极大的震惊，他告诉我他现在已经移情别恋于皮特·斯彭斯。”玛杰丽（皮特）·斯彭斯是牛津大学的一个学生，是在假期里来照看约翰和凯特的。罗素夫妇想在法国西南部度一次4人参加的假期，夫妇两人都带上各自的情人（1932）。不过，前年他那无子女的兄长一过世，罗素就已经是一位伯爵了，这样一来，情况就不同了。他做什么都更气派十足，皮特急于得到一桩正式的婚姻，于是罗素就把她带到家中生活在一起。“起先”，震惊的多拉说，“我根本就无法相信伯迪居然会对我做出这样的事情”。她又说，这种事是“无可避免的”，“这种男人”“一生中会伤害许多人”；但他“悲剧性的缺点”使他“很少感到歉意”；“尽管他热爱民众并为他们的苦难而痛苦，但他依旧远离他们，因为他身上有贵族气质，同普通人缺乏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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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拉从惨痛的教训中发现，当罗素抛弃一个妻子而接纳另一个的时候，他绝非“不谙世故”。同他那个阶层的其他有钱男人一样，他迅速雇用了一帮精明强干的律师，全权委托他们为他获取他所想得到的东西。这场离婚官司极其复杂和艰辛，耗时3年之久，这主要是因为早先这对夫妻签署了一份分居契约，承认双方都有通奸行为并一致同意，双方在任何诉讼中都不援引1932年12月31日以前曾犯下的婚姻中的过失行为。但实际上，这只不过使离婚更加困难，更加混乱，也使罗素的律师更富进攻性。双方都渴望得到他们那两个公认的孩子的监护权，结果是罗素成功地争取到了大法官，大法官将监护权判给了他，就像雪莱可怜的子女。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的律师们让一个汽车司机做了一份证词，这个司机是被多拉从学校中解雇的，眼下他受雇于罗素。证词的大意是，多拉经常喝醉酒，在她的房间里有破碎的威士忌酒瓶，他还同她父亲和一个男客一块睡在那儿。罗素也不是毫无损伤。1935年最终判决下来了，离婚法庭庭长宣布说，在她的通奸行为之前，“她丈夫至少就有两例私通，而且实际上他还犯有大量的通奸罪，这通常可以认为是在促进犯罪……被告同与住在一屋中的人通奸或是忙于相互占有”。关于这场漫长而又充满怨恨的争辩，读过各种不同的叙述后，人们不能不同情多拉，自始至终她都忠于自己的准则，这正好和罗素形成了对比，罗素一旦发现准则对他个人有所不便，便弃之不顾，然后就完全求助于法律的力量。原先多拉从未想到过结婚，而“直到1935年3月我才最终摆脱了法定婚姻。我已是三十大几了。离婚耗费了我一生中的3年光阴，使我遭受了众多不幸，我永远不会从这件事中彻底地恢复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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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素与第三任妻子皮特·斯彭斯的婚姻维系了15年的好光景。他简单地说道：“1949年当我的妻子决定不再需要我时，我们的婚姻就走到了尽头。”在这使人产生误解的声明背后，有长长一段关于他的种种卑劣的通奸故事。罗素向来不是一个积极的登徒子，搜索着捕获女性猎物的捷径。但是，他会毫无顾忌地引诱任何一个女人上钩。更确切地说，关于老练的奸夫在尚未开放的年代里所必须掌握的各种伎俩，罗素确实是一位个中高手。例如，有一次他写信给奥托琳夫人说：“……对你而言，最保险的方案就是到车站来，在发车站台的头等候车室内等我，然后随我上一辆出租车到某一旅馆，并与我一同进去。这种方案，比其他任何计划所承担的风险都要小，而且这样也不会引起旅馆老板的怀疑。”30年后，他将这类经验主动告诉给西德尼·胡克：“胡克，如果什么时候你带了一个姑娘来到一家旅馆而那个接待员似乎对你们起了疑心，当他报给你房间价格时，你就让那位姑娘高声抱怨：‘这也贵得离谱了吧！’这样，他肯定会认为她是你的夫人。”不过罗素通常更愿意把女人们带到家中，这样办起来更容易。1915年，他把自己在伦敦拜瑞街的公寓提供给T.S.艾略特及其妻子维维恩作为临时住所，艾略特曾是他的学生，手头正拮据。这位诗人称他为阿波里奈克斯先生，“无须承担责任的婴儿”。当他那“枯燥而又激昂的谈话耗尽了一个下午”，他就如同“听到圣陶尔[129]在硬草地上的脚步声”。但艾略特仍是一个轻易信赖别人的人，他常常把妻子单独留给那个“圣陶尔”以及他那充满激情的谈话。关于以后所发生的事情，罗素对他的其他情妇们进行了自相矛盾的描述。他对奥托琳夫人讲，他和维维恩之间是柏拉图式的调情；他向康斯坦斯夫人供认，他曾和她做爱，不过得来的经验“可怕而又讨厌”。很有可能，事情的真相与他的这两种叙述都相去甚远。因为也许是罗素的行为造成了维维恩·艾略特的三心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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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素的受害者们通常是身份卑微的人：家庭女仆、保姆，或是经过屋子的随便哪位年轻、漂亮的女性。胡克教授在描述罗素时断言，这正是他第三次婚姻破裂的根本原因。胡克说他有“充分的证据”证明罗素“不顾高龄，仍在追逐他遇到的每一个穿裙子的人，他干这类事臭名远扬，甚至与年轻女仆，还不是背着皮特，而是就在她的眼前，当着那些他屋里客人的面”。皮特离开了罗素，但又回来了，不过罗素拒绝立下忠实于婚姻的誓言，最终她决定绝不再蒙受羞辱。1952年罗素离婚，这时他80岁。然后他娶了一位来自布莱恩·莫尔学院的教师——伊迪丝·芬奇。他已经和她相识好几年了，他的余生都是由她来照料。当他被指控为反美时，他会潇洒地回答道：“我的妻子们有一半是美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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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理论而言，罗素同20世纪妇女解放运动同步；就实践而言，他仍根深蒂固地停留在19世纪，是一个维多利亚时代的人——毕竟，当老女王去世时，他差不多已经30岁——他倾向于把女人看作男人的附属品。“……别看他提倡妇女的投票权”，多拉写道，“伯迪并不真正相信妇女能同男子平等……他认为男性的智力优于女性。他曾对我说，他通常觉得驳倒女性是必然的”。在他内心深处，他似乎认为妻子们的首要职责就是为丈夫生儿育女。他有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儿，有时他试图把自己的精力都放到他们身上。但是，与他的英雄雪莱一样，他那强烈而难得的占有欲中混杂着一种更为通常的冷漠。多拉曾埋怨说，他变得“根本不了解他们的问题，而完全专注于自己在世界政治中担任的角色”；他自己也不得不承认他“作为一个父亲是失败的”。正如许多知名的知识分子那样，人们——这其中包括孩子和妻子们——往往会变成他思想的奴仆，并且是他自我实践的奴仆。罗素在许多方面是一位正派、慈祥而又有教养的男士，能做出极其慷慨无私的姿态。他缺少托尔斯泰或是易卜生那种坚定不移的自我专注。但他具有剥削性，尤其是在与女人们的关系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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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所剥削的对象并不仅限于女人，有关拉尔夫·苏恩曼的有趣例子就表明了这一点。苏恩曼是个美国人，他是普林斯顿大学哲学系和伦敦经济学院的毕业生，1958年他加入核裁军运动。两年后，也就是在他24岁的时候，他写信给罗素谈了他的一个计划：成立非暴力反抗组织，作为运动的一翼。这位老人被迷住了，鼓励苏恩曼来见他。结果他发现这个年轻人很讨人喜欢。苏恩曼的偏激与他的观点正好一致。他俩之间的关系非常类似于老托尔斯泰与切尔特科夫的关系。苏恩曼成为罗素的秘书和组织者，实际上到了1960年，他成为一位预言之王的宫廷中的首相。更确切地说，有两个宫廷。一个在伦敦，那儿是罗素公开活动的中心；另一个是位于北威尔士的一个半岛上的他的住宅。这个半岛是一个迷人的意大利村落，由富有的左翼建筑师克拉夫·威廉姆—埃利斯建造，周围绝大部分土地都归他所有。他的妻子艾姆阿贝尔是约翰·斯特雷奇的姊妹，也是一位著名的斯大林的辩护者，她还写了一本书宣传白海运河的开掘（据目前所知，这是靠苦役犯造的），这是在20世纪30年代的黑暗岁月中出现的最令人反感的文献之一。很多富有的革新主义者，比如罗素的“鲍斯韦尔”[130]克劳谢—威廉斯、亚瑟·凯斯特勒、汉弗莱·斯莱特，军事科学家（后来成为爵士）P.M.S.布莱克特，及经济史学家M.M.波斯坦都定居在这宜人的地区。他们在这儿享受生活的乐趣，谋划社会的太平盛世。罗素是他们的君王，除了当地的中产阶级知识分子，来自世界各地的一大群朝圣者蜂拥而至，他们来此寻求智慧和赞同，正如他们的前辈曾前往雅斯纳雅·波良纳，在托尔斯泰那里寻找同样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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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素很乐意对伦敦进行令他大出风头的突然袭击，去发表演说，去游行示威，让自己被捕，给英国国教到处制造麻烦。但他更喜欢威尔士的生活，而且，对他来说，最为方便的是让苏恩曼这个不领报酬而又忠心耿耿的人（更确切地说是一个狂热的代理人）在伦敦为他管理事务。于是，苏恩曼充当着罗素这位苏丹的维齐尔[131]，他在这一职位上干了6年。1961年9月罗素被拘捕时，他与罗素在一起，也进了监狱；他被释放是在11月，内政部建议把他作为一个不受欢迎的外国人驱逐出境。一大批著名进步人士签署了一份允许他留下来的请愿书，政府做了让步。后来，当苏恩曼似乎要完全控制罗素的思想，就像切尔特科夫对托尔斯泰那样时，这些人士为自己的求情感到十分懊悔。有时，老朋友要与罗素通电话都是件困难的事：因为电话是苏恩曼接，他只答应把话传到。罗素写给《泰晤士报》的许多信和以罗素的名义送往报社的一些评论世界重大事件的声明，苏恩曼被指控是真正的作者。苏恩曼也鼓励罗素对自己的信任。他声称“自1960年以来，每个冠以伯特兰·罗素名义的重大政治动议，都是我的思想和行动的成果”；他说，有人认为这位老人已经“被一个阴险的青年革命者所左右”，这种看法至少有“部分的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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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恩曼必定处理过“百人委员会”“越南战犯法庭”以及设立“伯特兰·罗素和平基金会”的大量事务。20世纪60年代期间，罗素的伦敦总部变得像是个微型外交部，带有喜剧颠覆的味道，它发送过不计其数的信件和电报给各国总理和国家首脑——苏联的赫鲁晓夫、埃及的纳赛尔、印度尼西亚的苏加诺、埃塞俄比亚的海尔·塞拉西、塞浦路斯的马卡里奥斯三世以及其他元首。当这些信件变得越来越长、越来越频繁、越来越无节制时，被打扰者做出答复的也越来越少。他们还对国内事务做公开性评论，例如，“普罗斐莫事件”是严重的，这并非因为内阁是由窥淫癖者、同性恋或是街头妓女组成。问题之所以严重，是因为那些掌权者们已经彻底摧毁了司法系统的廉正，还伪造证据，威胁证人，串通警方毁灭证据，甚至允许警察去谋杀一个人。报社及时停止了刊印这样的胡言乱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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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与罗素失去联系的老友猜测苏恩曼是所有这些公文的作者。毫无疑问，他确实写了其中的许多篇。但这也没有什么新鲜的。罗素很有可能让其他人以他的名义写一篇文章，如果他对那个问题没有太大兴趣的话。1941年西德尼·胡克埋怨一篇在《魅力》上题为《如果你和一位已婚男士坠入爱河，该怎么办？》的文章，署名是“伯特兰·罗素”。罗素承认他从中得到了50美元，他妻子写了文章，他只是签了自己的名字。没有证据表明，苏恩曼的作品严重歪曲了罗素的观点，因为罗素的观点正好和他的秘书一样激烈。档案表明，苏恩曼更改并加强了罗素原文中的某些段落；但是这完全有可能是按照罗素本人的口述进行的（关于古巴导弹危机的声明很可能就是这种情况）。当罗素的情绪克制住时，他总是容易背离事先准备好的比较温和的原本。如果以他的名义发布的声明中有许多今天看起来似乎幼稚的地方，那就必须记住，20世纪60年代是幼稚的10年，而罗素是这个时期的代表人物之一。他常常会耍小孩脾气，尤其在晚年的时候。例如，他公开安排了一个特殊仪式来证明他撕毁了自己的工党党员证。在一次招待会上，当首相哈罗德·威尔逊伸出手臂走近他，口中称呼着“罗素爵士”时，这位老伯爵却故意惹人注目地把手一直放在口袋里。事实非常清楚，正如他的传记作者罗纳德·克拉克强调的，与当时一些人的看法相反，罗素从来没有变衰老。他由着苏恩曼任性行事，但他依旧强有力地控制着最终一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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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当他认定苏恩曼不再适合他的目标时，他表现得非常无情。他并不反对苏恩曼的极端主义，但他不喜欢任何人偷去公众对他的注意力。苏恩曼以“罗素伯爵的私人代表”的名义多次到国外旅行，这引起了很多麻烦。1965年7月在赫尔辛基召开的世界和平大会上，苏恩曼有些极其引人注目的不当行为。罗素收到了组织者发来的一份愤慨的电报：“你的私人代表的发言引起了骚动，听众强烈不满。和平大会非常激愤。基金会名声扫地。你有必要否认自己与苏恩曼以及他的发言有关。友好的敬礼。”接下来又有1966-1967年关于越南战犯法庭的长时间的公开和幕后的争吵。1969年，时值罗素97岁，他认定自己已经获取了有可能从苏恩曼的服务中得到的所有好处，就突然把他打发走了。7月9日，他进一步在遗嘱中免去了苏恩曼的遗嘱执行者和受托人的资格。在这个月的中旬，他与之彻底断绝了关系。两个月后，他又免除了其在“罗素和平基金会”中的董事职务。11月，他向他的第四位妻子伊迪丝口授了一份阐述他和苏恩曼的全部关系的7000字的声明；这份声明由伊迪丝打印，而罗素在每一页上签上自己姓名的第一个字母，同时在另一部打字机上打着一封签了名的附信。语气像是辉格党人的行文，居高临下，不容置辩，结尾是：“拉尔夫完全可以说是妄自尊大。我认为，事实上，对于拉尔夫，我从来没有认真照他所希望于我的那样去看待他。在早先，我喜欢他，但我从没有把他看作一个有才华、有影响和举足轻重的人物。”这种说法颇有罗素在处置他不再具有吸引力的妻子时的某些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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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素之所以留用苏恩曼这么长时间，原因之一就是他擅长用一种罗素感到厌恶的方法拉来资金。罗素一向热衷于金钱：赚钱、花钱，并公正地分钱。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不想拥有自己继承的一家工程公司的3000英镑股票，当时这家公司在制造战争武器，他便把这些股票交给了贫困的T.S.艾略特；“几年后”，他回忆道，“当战争结束时，（艾略特）不再贫穷了，他又把股票交还给我”。罗素经常向别人赠送奢侈的礼物，尤其是送给女人。他也会吝啬和贪婪。胡克认为他的主要过错是虚荣和贪婪：他说，在美国他常常会写“垃圾”文章，或为他没有多少思考的书撰写序言，目的仅仅是赚点小钱。罗素为自己进行了辩护，他首先归咎于那所学校，每年它要花费他2000英镑，其次是他的妻子们。他声称他的第三个妻子奢侈浪费。他还坚持说，他们离婚后，1950年他得到诺贝尔奖金1.1万英镑，有1万英镑落到她手中。他说，他不得不去挣大量的现金并要计算着用，因为他要同时支付两份赡养费。不过，想到自己有大笔的收入，他会为此高兴，所以他会热衷于细细查阅他的小笔记本。克劳谢—威廉斯在日记中写道：“他喜欢我们鼓励他细细讲述他现在所赚到的纯收入。”他特别津津乐道于1960年被授予的丹麦桑宁基金会奖，价值5000英镑，免税。“没有附加税”，他欣喜若狂，“净收入！”他告诉克劳谢—威廉斯他只会在丹麦待两天：“我们就是来这儿捡钱的，然后就直接回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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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恩曼被证明是一位优秀的财政部长。他在罗素的信件中放入小纸条，纸条上写着：“如果你相信伯特兰·罗素为和平所做的工作是有价值的，也许你会愿意在经济上支持他……这张便条是由他的秘书塞入的，罗素爵士本人压根就不知情。”对于那些来信要求罗素亲笔签名的人，他收费3英镑（后来减到2英镑）。新闻记者们为一次采访权要支付150英镑。罗素肯定知道这类勒索，因为他收到了大量对于苏恩曼这种美国式资金筹集方法的抗议。但他允许这种事情继续下去，而且他似乎批准了苏恩曼最大的方案中的两个。苏恩曼不顾罗素的旧派出版商斯坦利·安温先生的建议，对罗素自传的美国版权进行了一次拍卖——在当时，这几乎是一种未为人知的交易手段——并且把拍卖价提到了当时看来的天文数字：20万美元。像布莱希特一样，罗素积累了大量的私人档案，苏恩曼也为此获益。与同时代的丘吉尔一样，罗素是最先意识到名人书信的经济价值的人之一，而且保存了他所收到的全部名人来信（加上他寄出信件的副本）。到20世纪60年代，他的私人档案中已存有25万份文献，被称为“英国个人同类档案中最重要的”。苏恩曼是一个宣传能手，他用两辆装甲车把这一档案运送到伦敦，在大量这类让人眼花缭乱的举动之后，档案卖给了加拿大安大略省汉密尔顿市的麦克马斯特大学，得到25万美元。苏恩曼的妙策是创立和平基金会，根据大西洋和平基金会的先例，罗素这个基金会获得了免税的慈善机构的地位。“这大违我的本意”，罗素洋洋自得地说，“我的同僚一定要在这个基金会上加上我的名字”。在他的暮年，他能够把大笔款项投入所有他喜欢的事业，他既明智又愚蠢，他得意于有大笔收入，也尽可能合法地少缴税款。当苏恩曼创立了这一巧妙的机构后，没有人过分客套，请他出去的门打开了。罗素，还有他的朋友威廉姆—埃利斯受到指责说，他们既是有钱人又是社会主义者——为什么他们没有一个人把财产散发掉呢？——罗素有一个常备的回答：“恐怕你误解了。克拉夫·威廉姆—埃利斯和我都是社会主义者，我们不会假装成基督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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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是实现自我正义的进步世界，一个是特权世界，从这两个世界中得到最好的东西，这种技能是贯穿于许多重要的知识分子一生的主题，在这方面没有人能超过伯特兰·罗素。如果说他没有经常地积极去追求，他也绝不拒绝血统、声誉、关系和头衔给他带来的好处。比如，1918年舰首街地方法官判他二级罪服刑6个月（苦役）的时候，经过上诉，改判为一级罪，庭长宣称：“如果罗素这样一位享有很高声望的人士以这种方式关押起来，使他的能力不能得到充分发挥，这将是国家的重大损失。”在自传中，罗素自己的叙述表明，对他的宽大应归功于一位哲学家同行，即当时的外交大臣：“在亚瑟·贝尔福的干预下，我被定在第一级，于是在监狱的时候，只要不进行反战宣传，我就能够随心所欲地读书和写作。我发觉监狱在许多方面还是颇令人愉快的。”在布瑞斯顿期间，他写作《数学哲学导论》，并开始写《心灵的分析》。他还能够读到最新的图书，包括林顿·斯特雷奇颠覆性的畅销书《维多利亚女王时代名人传》。这本书令他笑得“如此响亮，以至于看守走到我的单人牢房前，要我必须记住监狱是一个惩罚人的地方”。与显贵人物关系稍逊一些的其他和平主义者，如E.D.莫奈尔，在第二级监禁中都损坏了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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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素还会为一些小小的优待而感到高兴。诸如当通过苏恩曼的安排，他从公共图书馆借到的惊险读物超过限量的时候。罗素贪婪地阅读了大批侦探小说，就像他们那一代其他许多剑桥大学的知识分子一样（他的老同事J.E.麦克泰戈特一周要看30册）。这时他没有对特权提出异议——谁会呢？甚至在战后最糟的物品短缺时期，一家有名的苏格兰酿酒厂每个月送给他一两箱威士忌酒，箱子上面标着“罗素伯爵”的牌号。罗素让人难以忘掉他的社会出身，尽管他并不总是故意这样做。他说他的第一位妻子“不是我祖母所称呼的那种淑女”。他称自己21岁生日是“我到达法定年龄”的日子。他常常喜欢对那些他称之为中产阶级的人士，例如建筑师，粗暴无礼并以此为乐。如果被严重冒犯，他会去叫警察，比如有一次，他这么做是因为一个女演员和她的代理人在他伦敦的客厅里表演“静坐示威”，模仿了他的动作。他非常想得到功勋奖章，并认为像爱丁顿[132]、怀特海这些次等人物都已在他前面得到了，这真是可耻之至。当乔治六世最终把这一勋章授予他时，他才总算满意。左派相信他从未使用过他的头衔，这是一种神话。而他的第三任妻子似乎以此为乐，每当他认为头衔能为他弄到好处时，他便从实效出发而去使用。必要的时候，他永远是一位伯爵。在没有必要的时候，他是一位好朋友——只是在一定程度上。因为任何人都不得在他面前放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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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逻辑，也是只有在需要的时候才引用。在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期间，罗素被劝说连同一大群其他作家在一封抗议信上签字。我负责通过谈判让它在《泰晤士报》上刊登出来。按照惯例，签名是以字母顺序排列的，信头将会是“金斯利·阿姆斯等人发出”。我认为，如果这封信写成“功勋奖章获得者罗素伯爵等人发出”，那么可以造成更大的影响。《泰晤士报》的文字编辑的看法也与我一致。于是，事情就这么办了。但是罗素注意到了这个小诡计而且生气了。他打电话进行抗议，并终于同印刷机旁边的我联系上了，我正将《新政治家》付印。他说我故意做出这种事，造成一种错误的印象，好像是他本人组织了这封信。我对此予以否认，并说唯一的目的是使这封信具有最大的影响力。我说：“无论怎么说，如果你同意在这封信上签名，当你的名字被放在第一个时，你就不能抱怨——这是不符合逻辑的。”“合乎逻辑的废话！”罗素嘲讽地说道，然后砰地放下了听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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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分子 8 萨特：“裹着毛皮的小墨水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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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保罗·萨特跟伯特兰·罗素一样，都是力图向民众宣讲自己主张的职业哲学家，但两人采用的方式却有很大的区别。罗素把哲学看成一门普通人无法参与的神圣科学，因而像他这样一位世俗的哲学家所能做的，至多也不过是提炼出少量智慧的精华，大大地加以稀释，再通过报纸、通俗读物和广播传播出去。相反，在萨特工作的国家里，人们在高中就学习哲学，在咖啡馆里也常争论哲学问题，因而萨特相信，可以通过戏剧和小说使民众加入他的哲学体系。至少有一段时间萨特似乎成功了，毫无疑问，20世纪没有第二位哲学家对全世界那么多人，尤其是年轻人的思想和态度产生了这样直接的冲击。从20世纪40年代末到50年代，存在主义一直是流行的哲学思想。他的剧本轰动一时，他的著作销量惊人，有几种仅在法国就卖出200万册。萨特提出了一种生活方式。他主持着一个不那么明确的世俗教堂，但这一切最终又得到了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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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大多数一流知识分子一样，萨特也是个自我中心主义者，考虑到他童年的生活环境，这也就不足为奇了。他是被宠坏了的独生子女的典型。他出身外省的上层中产阶级家庭，父亲是一名海军军官，母亲来自阿尔萨斯富有的施韦泽家族。人们都说他的父亲是个无足轻重的人，老是受到他自己父亲的压制。不过，他虽只是个综合工艺学校的学生，倒是个聪明人，为了弥补身材的矮小（5英尺2英寸），他留着浓密的小胡子。然而，萨特出生15个月后父亲就死了，成了“我母亲卧室中的一张照片而已”。他的母亲安娜·玛丽后来改嫁给拉罗谢尔的德洛纳·贝尔维尔工厂的老板，实业家约翰·麦赛。萨特生于1905年6月21日，他继承了父亲的身高（5.25英尺）、头脑和书籍，但在自传《词语》中，可以看出他故意把父亲从他的生活中排除掉。“假如我的父亲还活着”，他写道，“他会整个儿压在我身上，把我压得粉碎，幸亏他年纪不大就死了”。他还写道，“在我家里，没有人能使我对他产生好奇心”。谈到父亲的书籍时，萨特说：“他和同时代人一样，读的书全是垃圾……我把它们统统卖掉，这个死去的人和我没有什么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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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位把几个儿子压碎了的外祖父。对让·保罗却十分溺爱。允许他随意使用自己的大阅览室。他的母亲是个逆来顺受的可怜人，她最宝贵的财产就是这个小男孩。母亲给萨特穿女式外套，让他留比幼年的海明威还长的头发，直到8岁那年，外祖父才下令剪掉了萨特的满头鬈发。萨特把他的童年称作“伊甸园”，他的母亲就是“受到所有人监视和支配的修女，她和我们生活在一起，专门伺候我”，“母亲是属于我的，没有人因为我平静地占有她而向我提出挑衅。我不知暴力与仇恨为何物。同时，我也被免除了嫉妒的苦涩训练”，根本不存在“反抗”的问题，因为“从来没有人试图把他的任性作为法律强加于我”。4岁时，他曾把盐放进果酱罐，除此之外他再没犯任何错误和受到任何处罚。母亲唤他作“布罗”。人们说他长得漂亮，而“我也信以为真”。他说着“早熟的话语”，其他人则“记住这些话，重复告诉我”，于是“我又学着编造些别的话”，他说他知道“怎样不费力地说些老成的话”。萨特的这些叙述有时确实会让我们想起卢梭：“善在我的心灵深处诞生，真则来自我年幼无知的领悟能力。”“我没有任何权利，因为充盈我全身的只有爱。我也没有责任，因为我做的一切都是出于爱。”外祖父“相信事物的进步，于是我也相信：进步是一条通向自我的漫长而艰苦的道路”。他把自己描述成“一件文化的财富……文化渗透了我，我又如同一道光线把文化带给了家庭”。萨特回忆起当他要求阅读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当时还被认为是本坏书）时与母亲的交谈。母亲说：“如果我的小宝贝在这个年龄就读这样的书，他长大后会干什么呢？”萨特回答说：“我将照那样生活。”这个机智的反驳被家族内外的人们兴奋地重复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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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萨特一向不太尊重事实，所以很难说他对自己童年和少年时代的描写有多大的可信度。他的母亲读完《词语》后深感不安，她的评价是“布罗对他的童年一无所知”。萨特对家庭成员的冷酷评论令她震惊。毫无疑问，他是被宠坏了。然而4岁那年，灾难发生了。一场流行感冒后，他的右眼患上了睑腺炎，从此他再也不能使用右眼。萨特一直受到眼疾的困扰，长年戴着墨镜，60多岁时逐渐失明。萨特终于进了学校之后，发现母亲对他容貌的赞美是在撒谎，他其实长得很丑。他个子虽矮，但体格匀称，胸部宽阔，健壮有力。他的容貌极为平常，有毛病的右眼甚至使他看上去有些可笑。丑陋的外貌给了他很大打击，他于是以机智、嘲讽和玩笑进行报复，形成一种酸溜溜的性格，成为学校里的弄人。像他自己说的，后来他不断追逐女人，“为的是消除因长得难看而带来的心理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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