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3247250 罗素很乐意对伦敦进行令他大出风头的突然袭击，去发表演说，去游行示威，让自己被捕，给英国国教到处制造麻烦。但他更喜欢威尔士的生活，而且，对他来说，最为方便的是让苏恩曼这个不领报酬而又忠心耿耿的人（更确切地说是一个狂热的代理人）在伦敦为他管理事务。于是，苏恩曼充当着罗素这位苏丹的维齐尔[131]，他在这一职位上干了6年。1961年9月罗素被拘捕时，他与罗素在一起，也进了监狱；他被释放是在11月，内政部建议把他作为一个不受欢迎的外国人驱逐出境。一大批著名进步人士签署了一份允许他留下来的请愿书，政府做了让步。后来，当苏恩曼似乎要完全控制罗素的思想，就像切尔特科夫对托尔斯泰那样时，这些人士为自己的求情感到十分懊悔。有时，老朋友要与罗素通电话都是件困难的事：因为电话是苏恩曼接，他只答应把话传到。罗素写给《泰晤士报》的许多信和以罗素的名义送往报社的一些评论世界重大事件的声明，苏恩曼被指控是真正的作者。苏恩曼也鼓励罗素对自己的信任。他声称“自1960年以来，每个冠以伯特兰·罗素名义的重大政治动议，都是我的思想和行动的成果”；他说，有人认为这位老人已经“被一个阴险的青年革命者所左右”，这种看法至少有“部分的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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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47252 苏恩曼必定处理过“百人委员会”“越南战犯法庭”以及设立“伯特兰·罗素和平基金会”的大量事务。20世纪60年代期间，罗素的伦敦总部变得像是个微型外交部，带有喜剧颠覆的味道，它发送过不计其数的信件和电报给各国总理和国家首脑——苏联的赫鲁晓夫、埃及的纳赛尔、印度尼西亚的苏加诺、埃塞俄比亚的海尔·塞拉西、塞浦路斯的马卡里奥斯三世以及其他元首。当这些信件变得越来越长、越来越频繁、越来越无节制时，被打扰者做出答复的也越来越少。他们还对国内事务做公开性评论，例如，“普罗斐莫事件”是严重的，这并非因为内阁是由窥淫癖者、同性恋或是街头妓女组成。问题之所以严重，是因为那些掌权者们已经彻底摧毁了司法系统的廉正，还伪造证据，威胁证人，串通警方毁灭证据，甚至允许警察去谋杀一个人。报社及时停止了刊印这样的胡言乱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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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47254 那些与罗素失去联系的老友猜测苏恩曼是所有这些公文的作者。毫无疑问，他确实写了其中的许多篇。但这也没有什么新鲜的。罗素很有可能让其他人以他的名义写一篇文章，如果他对那个问题没有太大兴趣的话。1941年西德尼·胡克埋怨一篇在《魅力》上题为《如果你和一位已婚男士坠入爱河，该怎么办？》的文章，署名是“伯特兰·罗素”。罗素承认他从中得到了50美元，他妻子写了文章，他只是签了自己的名字。没有证据表明，苏恩曼的作品严重歪曲了罗素的观点，因为罗素的观点正好和他的秘书一样激烈。档案表明，苏恩曼更改并加强了罗素原文中的某些段落；但是这完全有可能是按照罗素本人的口述进行的（关于古巴导弹危机的声明很可能就是这种情况）。当罗素的情绪克制住时，他总是容易背离事先准备好的比较温和的原本。如果以他的名义发布的声明中有许多今天看起来似乎幼稚的地方，那就必须记住，20世纪60年代是幼稚的10年，而罗素是这个时期的代表人物之一。他常常会耍小孩脾气，尤其在晚年的时候。例如，他公开安排了一个特殊仪式来证明他撕毁了自己的工党党员证。在一次招待会上，当首相哈罗德·威尔逊伸出手臂走近他，口中称呼着“罗素爵士”时，这位老伯爵却故意惹人注目地把手一直放在口袋里。事实非常清楚，正如他的传记作者罗纳德·克拉克强调的，与当时一些人的看法相反，罗素从来没有变衰老。他由着苏恩曼任性行事，但他依旧强有力地控制着最终一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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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47256 事实上，当他认定苏恩曼不再适合他的目标时，他表现得非常无情。他并不反对苏恩曼的极端主义，但他不喜欢任何人偷去公众对他的注意力。苏恩曼以“罗素伯爵的私人代表”的名义多次到国外旅行，这引起了很多麻烦。1965年7月在赫尔辛基召开的世界和平大会上，苏恩曼有些极其引人注目的不当行为。罗素收到了组织者发来的一份愤慨的电报：“你的私人代表的发言引起了骚动，听众强烈不满。和平大会非常激愤。基金会名声扫地。你有必要否认自己与苏恩曼以及他的发言有关。友好的敬礼。”接下来又有1966-1967年关于越南战犯法庭的长时间的公开和幕后的争吵。1969年，时值罗素97岁，他认定自己已经获取了有可能从苏恩曼的服务中得到的所有好处，就突然把他打发走了。7月9日，他进一步在遗嘱中免去了苏恩曼的遗嘱执行者和受托人的资格。在这个月的中旬，他与之彻底断绝了关系。两个月后，他又免除了其在“罗素和平基金会”中的董事职务。11月，他向他的第四位妻子伊迪丝口授了一份阐述他和苏恩曼的全部关系的7000字的声明；这份声明由伊迪丝打印，而罗素在每一页上签上自己姓名的第一个字母，同时在另一部打字机上打着一封签了名的附信。语气像是辉格党人的行文，居高临下，不容置辩，结尾是：“拉尔夫完全可以说是妄自尊大。我认为，事实上，对于拉尔夫，我从来没有认真照他所希望于我的那样去看待他。在早先，我喜欢他，但我从没有把他看作一个有才华、有影响和举足轻重的人物。”这种说法颇有罗素在处置他不再具有吸引力的妻子时的某些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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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47258 罗素之所以留用苏恩曼这么长时间，原因之一就是他擅长用一种罗素感到厌恶的方法拉来资金。罗素一向热衷于金钱：赚钱、花钱，并公正地分钱。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不想拥有自己继承的一家工程公司的3000英镑股票，当时这家公司在制造战争武器，他便把这些股票交给了贫困的T.S.艾略特；“几年后”，他回忆道，“当战争结束时，（艾略特）不再贫穷了，他又把股票交还给我”。罗素经常向别人赠送奢侈的礼物，尤其是送给女人。他也会吝啬和贪婪。胡克认为他的主要过错是虚荣和贪婪：他说，在美国他常常会写“垃圾”文章，或为他没有多少思考的书撰写序言，目的仅仅是赚点小钱。罗素为自己进行了辩护，他首先归咎于那所学校，每年它要花费他2000英镑，其次是他的妻子们。他声称他的第三个妻子奢侈浪费。他还坚持说，他们离婚后，1950年他得到诺贝尔奖金1.1万英镑，有1万英镑落到她手中。他说，他不得不去挣大量的现金并要计算着用，因为他要同时支付两份赡养费。不过，想到自己有大笔的收入，他会为此高兴，所以他会热衷于细细查阅他的小笔记本。克劳谢—威廉斯在日记中写道：“他喜欢我们鼓励他细细讲述他现在所赚到的纯收入。”他特别津津乐道于1960年被授予的丹麦桑宁基金会奖，价值5000英镑，免税。“没有附加税”，他欣喜若狂，“净收入！”他告诉克劳谢—威廉斯他只会在丹麦待两天：“我们就是来这儿捡钱的，然后就直接回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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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47260 苏恩曼被证明是一位优秀的财政部长。他在罗素的信件中放入小纸条，纸条上写着：“如果你相信伯特兰·罗素为和平所做的工作是有价值的，也许你会愿意在经济上支持他……这张便条是由他的秘书塞入的，罗素爵士本人压根就不知情。”对于那些来信要求罗素亲笔签名的人，他收费3英镑（后来减到2英镑）。新闻记者们为一次采访权要支付150英镑。罗素肯定知道这类勒索，因为他收到了大量对于苏恩曼这种美国式资金筹集方法的抗议。但他允许这种事情继续下去，而且他似乎批准了苏恩曼最大的方案中的两个。苏恩曼不顾罗素的旧派出版商斯坦利·安温先生的建议，对罗素自传的美国版权进行了一次拍卖——在当时，这几乎是一种未为人知的交易手段——并且把拍卖价提到了当时看来的天文数字：20万美元。像布莱希特一样，罗素积累了大量的私人档案，苏恩曼也为此获益。与同时代的丘吉尔一样，罗素是最先意识到名人书信的经济价值的人之一，而且保存了他所收到的全部名人来信（加上他寄出信件的副本）。到20世纪60年代，他的私人档案中已存有25万份文献，被称为“英国个人同类档案中最重要的”。苏恩曼是一个宣传能手，他用两辆装甲车把这一档案运送到伦敦，在大量这类让人眼花缭乱的举动之后，档案卖给了加拿大安大略省汉密尔顿市的麦克马斯特大学，得到25万美元。苏恩曼的妙策是创立和平基金会，根据大西洋和平基金会的先例，罗素这个基金会获得了免税的慈善机构的地位。“这大违我的本意”，罗素洋洋自得地说，“我的同僚一定要在这个基金会上加上我的名字”。在他的暮年，他能够把大笔款项投入所有他喜欢的事业，他既明智又愚蠢，他得意于有大笔收入，也尽可能合法地少缴税款。当苏恩曼创立了这一巧妙的机构后，没有人过分客套，请他出去的门打开了。罗素，还有他的朋友威廉姆—埃利斯受到指责说，他们既是有钱人又是社会主义者——为什么他们没有一个人把财产散发掉呢？——罗素有一个常备的回答：“恐怕你误解了。克拉夫·威廉姆—埃利斯和我都是社会主义者，我们不会假装成基督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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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47262 一个是实现自我正义的进步世界，一个是特权世界，从这两个世界中得到最好的东西，这种技能是贯穿于许多重要的知识分子一生的主题，在这方面没有人能超过伯特兰·罗素。如果说他没有经常地积极去追求，他也绝不拒绝血统、声誉、关系和头衔给他带来的好处。比如，1918年舰首街地方法官判他二级罪服刑6个月（苦役）的时候，经过上诉，改判为一级罪，庭长宣称：“如果罗素这样一位享有很高声望的人士以这种方式关押起来，使他的能力不能得到充分发挥，这将是国家的重大损失。”在自传中，罗素自己的叙述表明，对他的宽大应归功于一位哲学家同行，即当时的外交大臣：“在亚瑟·贝尔福的干预下，我被定在第一级，于是在监狱的时候，只要不进行反战宣传，我就能够随心所欲地读书和写作。我发觉监狱在许多方面还是颇令人愉快的。”在布瑞斯顿期间，他写作《数学哲学导论》，并开始写《心灵的分析》。他还能够读到最新的图书，包括林顿·斯特雷奇颠覆性的畅销书《维多利亚女王时代名人传》。这本书令他笑得“如此响亮，以至于看守走到我的单人牢房前，要我必须记住监狱是一个惩罚人的地方”。与显贵人物关系稍逊一些的其他和平主义者，如E.D.莫奈尔，在第二级监禁中都损坏了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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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47264 罗素还会为一些小小的优待而感到高兴。诸如当通过苏恩曼的安排，他从公共图书馆借到的惊险读物超过限量的时候。罗素贪婪地阅读了大批侦探小说，就像他们那一代其他许多剑桥大学的知识分子一样（他的老同事J.E.麦克泰戈特一周要看30册）。这时他没有对特权提出异议——谁会呢？甚至在战后最糟的物品短缺时期，一家有名的苏格兰酿酒厂每个月送给他一两箱威士忌酒，箱子上面标着“罗素伯爵”的牌号。罗素让人难以忘掉他的社会出身，尽管他并不总是故意这样做。他说他的第一位妻子“不是我祖母所称呼的那种淑女”。他称自己21岁生日是“我到达法定年龄”的日子。他常常喜欢对那些他称之为中产阶级的人士，例如建筑师，粗暴无礼并以此为乐。如果被严重冒犯，他会去叫警察，比如有一次，他这么做是因为一个女演员和她的代理人在他伦敦的客厅里表演“静坐示威”，模仿了他的动作。他非常想得到功勋奖章，并认为像爱丁顿[132]、怀特海这些次等人物都已在他前面得到了，这真是可耻之至。当乔治六世最终把这一勋章授予他时，他才总算满意。左派相信他从未使用过他的头衔，这是一种神话。而他的第三任妻子似乎以此为乐，每当他认为头衔能为他弄到好处时，他便从实效出发而去使用。必要的时候，他永远是一位伯爵。在没有必要的时候，他是一位好朋友——只是在一定程度上。因为任何人都不得在他面前放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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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47266 至于逻辑，也是只有在需要的时候才引用。在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期间，罗素被劝说连同一大群其他作家在一封抗议信上签字。我负责通过谈判让它在《泰晤士报》上刊登出来。按照惯例，签名是以字母顺序排列的，信头将会是“金斯利·阿姆斯等人发出”。我认为，如果这封信写成“功勋奖章获得者罗素伯爵等人发出”，那么可以造成更大的影响。《泰晤士报》的文字编辑的看法也与我一致。于是，事情就这么办了。但是罗素注意到了这个小诡计而且生气了。他打电话进行抗议，并终于同印刷机旁边的我联系上了，我正将《新政治家》付印。他说我故意做出这种事，造成一种错误的印象，好像是他本人组织了这封信。我对此予以否认，并说唯一的目的是使这封信具有最大的影响力。我说：“无论怎么说，如果你同意在这封信上签名，当你的名字被放在第一个时，你就不能抱怨——这是不符合逻辑的。”“合乎逻辑的废话！”罗素嘲讽地说道，然后砰地放下了听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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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47271 知识分子 [:1703246320]

1703247272 知识分子 8　萨特：“裹着毛皮的小墨水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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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47274 让—保罗·萨特跟伯特兰·罗素一样，都是力图向民众宣讲自己主张的职业哲学家，但两人采用的方式却有很大的区别。罗素把哲学看成一门普通人无法参与的神圣科学，因而像他这样一位世俗的哲学家所能做的，至多也不过是提炼出少量智慧的精华，大大地加以稀释，再通过报纸、通俗读物和广播传播出去。相反，在萨特工作的国家里，人们在高中就学习哲学，在咖啡馆里也常争论哲学问题，因而萨特相信，可以通过戏剧和小说使民众加入他的哲学体系。至少有一段时间萨特似乎成功了，毫无疑问，20世纪没有第二位哲学家对全世界那么多人，尤其是年轻人的思想和态度产生了这样直接的冲击。从20世纪40年代末到50年代，存在主义一直是流行的哲学思想。他的剧本轰动一时，他的著作销量惊人，有几种仅在法国就卖出200万册。萨特提出了一种生活方式。他主持着一个不那么明确的世俗教堂，但这一切最终又得到了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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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47276 与大多数一流知识分子一样，萨特也是个自我中心主义者，考虑到他童年的生活环境，这也就不足为奇了。他是被宠坏了的独生子女的典型。他出身外省的上层中产阶级家庭，父亲是一名海军军官，母亲来自阿尔萨斯富有的施韦泽家族。人们都说他的父亲是个无足轻重的人，老是受到他自己父亲的压制。不过，他虽只是个综合工艺学校的学生，倒是个聪明人，为了弥补身材的矮小（5英尺2英寸），他留着浓密的小胡子。然而，萨特出生15个月后父亲就死了，成了“我母亲卧室中的一张照片而已”。他的母亲安娜·玛丽后来改嫁给拉罗谢尔的德洛纳·贝尔维尔工厂的老板，实业家约翰·麦赛。萨特生于1905年6月21日，他继承了父亲的身高（5.25英尺）、头脑和书籍，但在自传《词语》中，可以看出他故意把父亲从他的生活中排除掉。“假如我的父亲还活着”，他写道，“他会整个儿压在我身上，把我压得粉碎，幸亏他年纪不大就死了”。他还写道，“在我家里，没有人能使我对他产生好奇心”。谈到父亲的书籍时，萨特说：“他和同时代人一样，读的书全是垃圾……我把它们统统卖掉，这个死去的人和我没有什么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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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47278 那位把几个儿子压碎了的外祖父。对让·保罗却十分溺爱。允许他随意使用自己的大阅览室。他的母亲是个逆来顺受的可怜人，她最宝贵的财产就是这个小男孩。母亲给萨特穿女式外套，让他留比幼年的海明威还长的头发，直到8岁那年，外祖父才下令剪掉了萨特的满头鬈发。萨特把他的童年称作“伊甸园”，他的母亲就是“受到所有人监视和支配的修女，她和我们生活在一起，专门伺候我”，“母亲是属于我的，没有人因为我平静地占有她而向我提出挑衅。我不知暴力与仇恨为何物。同时，我也被免除了嫉妒的苦涩训练”，根本不存在“反抗”的问题，因为“从来没有人试图把他的任性作为法律强加于我”。4岁时，他曾把盐放进果酱罐，除此之外他再没犯任何错误和受到任何处罚。母亲唤他作“布罗”。人们说他长得漂亮，而“我也信以为真”。他说着“早熟的话语”，其他人则“记住这些话，重复告诉我”，于是“我又学着编造些别的话”，他说他知道“怎样不费力地说些老成的话”。萨特的这些叙述有时确实会让我们想起卢梭：“善在我的心灵深处诞生，真则来自我年幼无知的领悟能力。”“我没有任何权利，因为充盈我全身的只有爱。我也没有责任，因为我做的一切都是出于爱。”外祖父“相信事物的进步，于是我也相信：进步是一条通向自我的漫长而艰苦的道路”。他把自己描述成“一件文化的财富……文化渗透了我，我又如同一道光线把文化带给了家庭”。萨特回忆起当他要求阅读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当时还被认为是本坏书）时与母亲的交谈。母亲说：“如果我的小宝贝在这个年龄就读这样的书，他长大后会干什么呢？”萨特回答说：“我将照那样生活。”这个机智的反驳被家族内外的人们兴奋地重复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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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47280 由于萨特一向不太尊重事实，所以很难说他对自己童年和少年时代的描写有多大的可信度。他的母亲读完《词语》后深感不安，她的评价是“布罗对他的童年一无所知”。萨特对家庭成员的冷酷评论令她震惊。毫无疑问，他是被宠坏了。然而4岁那年，灾难发生了。一场流行感冒后，他的右眼患上了睑腺炎，从此他再也不能使用右眼。萨特一直受到眼疾的困扰，长年戴着墨镜，60多岁时逐渐失明。萨特终于进了学校之后，发现母亲对他容貌的赞美是在撒谎，他其实长得很丑。他个子虽矮，但体格匀称，胸部宽阔，健壮有力。他的容貌极为平常，有毛病的右眼甚至使他看上去有些可笑。丑陋的外貌给了他很大打击，他于是以机智、嘲讽和玩笑进行报复，形成一种酸溜溜的性格，成为学校里的弄人。像他自己说的，后来他不断追逐女人，“为的是消除因长得难看而带来的心理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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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47282 萨特接受了他那代人所能受到的最好的教育：先上了拉罗舍尔一所很好的公立中学，接着在巴黎的亨利四世中学当了两年寄宿生，该校当时可能是法国最好的中学，他随后进入曾培养出许多法兰西学院重要院士的巴黎高等师范学校。保罗·尼赞[133]、雷蒙·阿隆[134]、西蒙娜·德·波伏娃这些才俊都是他的同时代人。萨特参加拳击和摔跤，弹钢琴，而且弹得很不错，歌声也浑厚动人，还给学校里的戏剧评论杂志画过讽刺性素描。他创作诗歌、长篇小说、剧本、歌曲、短篇小说及哲学论文。他仍像个弄人，只是有了更多的新把戏。他养成了每年读大约300本书的习惯并一直保持着。他的阅读范围十分广泛，酷爱美国小说。在巴黎高师他还得到了第一位情妇：西蒙娜·杰莉菲。与他的父亲一样，如果有可能，他喜欢比较高的女人。西蒙娜就是一位瘦长的金发女郎，比萨特高出一头。萨特第一次参加学位考试没有及格，第二年以优异成绩通过，名列榜首。比他小3岁的德·波伏娃名列第二。这是1929年6月，就像当时许多精明的年轻人一样，萨特当了一名中学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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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47284 20世纪30年代是萨特迷惘的10年。他始终孜孜以求的文学声誉并未如期而至。他的大部分时间只是在勒阿弗尔做中学教师，过着典型的外省的懒散生活。其间他去过几次柏林，在阿隆的建议下，他在那儿研读了胡塞尔、海德格尔，研究了现象学这一当时在中欧最富独创性的哲学。不过，他主要还是做教师的苦差事。他憎恶资产阶级，确实很有阶级意识，但他并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事实上也许除了一些摘录以外，他从未完整地读过马克思。他无疑是个叛逆者，却是个没有目标的叛逆者。他不参加任何党派。他对希特勒得势毫不关心，对西班牙的战事也无动于衷。不管他后来是怎样说的，事实表明，他在战前并没有坚定的政治观点。从一帧照片上可以看到他参加学校授奖典礼时的装束：黑色带绉边的礼服，外面是饰有貂皮的黄色斗篷，这两件衣服都过于宽大。通常他只穿运动衫和敞领衬衫，不肯打领带；只是到了中年快结束时，才穿上知识分子的统一装束——白色低领毛衣，古怪的半皮夹克。他酒喝得很多。当教师第二年的学校授奖日，他醉后语无伦次，无法发表演说，只好被人扶下主席台，成为可笑的一幕中的主角，似乎预演了金斯利·艾米斯的《幸运的吉姆》。从那时起，他一直同年轻人亲近，尤其是青年学生。他允许学生们多少按自己的意愿行事。他的训示是：每个人只对自己负责；他有权批评任何人、任何事。学生们在课堂上可以不穿外套，可以抽烟，可以不记笔记、不交作业。他上课从不点名或对学生施以体罚，也从不给他们批分数。他写了很多东西，却没人愿意出版他早期的小说。他只好懊恼地看着尼赞、阿隆这些朋友的作品出版，还都获得了一点声誉。1936年，他终于出版了研究德国哲学的著作《哲学研究》，反响甚微，但他开始看到自己究竟想做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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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47286 萨特的作品本质上是通过小说和戏剧表达行动哲学。到20世纪30年代末，他更坚定了这一想法。他认为当时所有的小说家——如多斯·帕索斯、弗吉尼亚·伍尔夫、福克纳、乔伊斯、奥尔德斯·赫胥黎、纪德和托马斯·曼——都反映着主要直接或间接源自笛卡尔和休谟的传统思想。他在给让·奥兰的信中写道，更有趣的是“写一部海德格尔时代的小说，而这正是我想做的”。问题在于，20世纪30年代萨特的小说创作和哲学研究是各自独立进行的，只有当他将两者紧密结合，并通过舞台迫使公众注意，才能起到激励人心的作用。一种哲理小说终于渐渐孕育成熟，他给这部小说起名为《忧郁》，出版商换了一个更有吸引力的书名《恶心》。此书于1938年问世，但起初还是没有什么反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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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47288 使萨特出人头地的还是“二战”。这场战争对法国是灾难，对尼赞等朋友是死亡，也给其他人带来了危险和耻辱，但却让萨特获益良多。他应征加入了陆军炮兵司令部的气象小队，负责放热气球测定风向。战友们都笑话他，他的班长——一位数学教授——评价道：“从一开始我们就知道，从军事上看他对我们毫无用处。”当时法军士气极为低落，萨特因从不洗澡、肮脏无比而臭名远扬。他所做的就是写作，每天写5页小说，最终写成了《自由之路》。他还每天写4页《战争日记》和无数给女人的信。当德军发动进攻，防线崩溃，萨特成了战俘（1940年6月21日）后，他依然涂涂写写。在特里尔附近的战俘营里，他实际上被卫兵当作政治人物，德国兵鄙视法国俘虏，尤其鄙视肮脏的法国战俘，他们常常踢萨特宽大的臀部。就像当初在学校里一样，他靠开玩笑和为战俘营写作文娱节目挺了过来。他继续努力写他的长篇小说和戏剧，直到1941年3月被诊断为“半失明”而获释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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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47290 萨特直接去了巴黎。他在著名的贡道塞中学得到哲学教师职位，当时该校大部分教员都已流亡，转入地下，也有的参了军。校方并不介意他的教学方式，或许倒正因为他的教学方式，给了他一个“工作出色”的评价。他发现战时的巴黎令人兴奋。他后来写道：“恐怖难以忍受却又对我们十分合适……我们从未感到像德军占领时这样自由，如果我这样说人们会理解吗？”但这是因人而异的。萨特很幸运，由于战前未介入政治，甚至连1936年的“人民阵线”也没参加，在纳粹的档案和黑名单上并没有他的名字，至少他们认为他“清白”。他也确实算艺术家中受到优待的。当时一大批亲法的德国知识分子，像戈哈特·海勒、卡尔·埃普坦、卡尔·海因兹·布雷默等人都在巴黎，他们不仅对审查制度而且对获准出版的报纸杂志，至少是上面登载的剧评和书评都有影响。萨特的小说和剧本完全可以为他们所接受，因为他们的背景是中欧哲学，尤其重视海德格尔，而海德格尔又是受纳粹学术界称许的学者。萨特从未主动与当时政权合作，最密切的联系也只是为一份与纳粹合作的周报——《喜剧报》——写稿，一度还答应为它写专栏。但他作品的出版、剧作的上演都通行无阻。正如安德烈·马尔罗所说的：“当我对付盖世太保的时候，萨特却得到德国审查人员的许可，在巴黎上演着他的戏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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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47292 萨特隐约有种参加抵抗运动的渴望，但这一企求没能实现，这对他倒是件幸事。这是个奇怪的讽刺，人们写知识分子时总会碰到。萨特个人的哲学已经在他脑子里形成了，很快被称为“存在主义”。在本质上，这是一种强调行动的哲学，认为人的性格和意义都决定于他的行动而非观点、作为而非言论。纳粹的占领激起了萨特全部反抗权威的本能。他要跟权威斗争。如果他真的遵循自己的哲学信条，就早该去炸毁军车或刺杀党卫军了。但事实上他并没有这样做。他只是说，他只是写，他在理论上、思想上、精神上都是抵抗派，唯独缺乏行动。他帮助成立了一个名为“社会主义与自由”的秘密组织，经常开会或辩论。他似乎相信，要是所有的知识分子聚集起来，一起吹响号角，纳粹的耶和哥城墙就会倒塌。但当他请求纪德和马尔罗加入这个组织时，他们都拒绝了。一些成员开始信奉马克思主义，比如他的哲学家同事梅洛·庞蒂。要说他信什么的话，他接近蒲鲁东。他就是在这种精神状态下，写了第一份长达100页、谈论战后法国的政治宣言。总之，他言论不少，但缺乏行动。组织的一位成员让·普隆这样说道：“我们不是个有组织的抵抗团体，只是一群聚在一起的朋友，我们决心一道反纳粹，并把这种信念传播给别人。”所谓“别人”，即该组织以外的人，他们对它更是持批评态度。加入共产党的乔治·沙泽拉说：“他们的幼稚从一开始就让我吃惊，比如他们从未意识到空谈给别人的工作带来多大危害。”另一位积极抵抗派拉奥·列维称组织的活动“只是个茶话会”，而萨特则是“一个政治文盲”。这个组织最终因无所作为而解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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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47294 此后萨特再没有为抵抗运动做什么重要的事。他没有为营救犹太人写一个字、出一分力。他只是全神贯注地干自己的事。他大都坐在咖啡馆里，疯狂地写剧本、长篇小说和哲学著作。他与圣日耳曼区的联系开始是非常偶然的，但很快就闻名世界。1942-1943年，他完成了他最重要的哲学著作《存在与虚无》，这本书非常全面地阐述了萨特的行动主义原则。写书的那个冬天极冷，咖啡馆的老板布巴尔先生却有办法弄到烟草和取暖的煤。于是萨特每天在那儿写作，裹着一件不知从哪儿弄来的鲜橙色的人造皮毛外套，虽然又难看又不合身，却很暖和。他总是先喝下一杯奶茶，然后拿出钢笔和墨水瓶，连续写上4个小时，很少从稿纸上抬起头来，就像“一个裹着毛皮的小墨水瓶”，西蒙娜·德·波伏娃这样描述萨特。她指出，书中的“猥亵段落”是为了使这部长达722页的著作更富生气，“有人关注普遍的生存困境，另一个人却一心想着肛门和意大利式的做爱”。《存在与虚无》于1943年6月出版，成功虽未立时而至，却是实实在在、与日俱增的（最重要的一些评论直到1945年才发表）。然而，萨特通过戏剧奠定了自己重要的地位。就在《存在与虚无》出版的同一个月，他的剧作《苍蝇》公演了，起初卖出的票很少，但很快引起了注意，更巩固了萨特日盛的声名。他随即为巴蒂写了3部电影剧本（包括杰作《事已决定》），第一次赚了一大笔钱。他参与创办了一份新的很有影响的评论性刊物《法国通信》，次年春天，又与安德烈·马尔罗、保罗·艾吕雅[135]一起被指派为七星奖评奖团成员，这无疑表明萨特已成为文学界权力的掮客。就在这时——1944年5月，他的独幕剧《禁闭》在老哥伦比亚剧院上演，剧中3位主人公在一间会客室交谈，结果发现那儿其实是地狱的前厅。这部出色的作品可以分为两个层面：一方面它是对人物的评论，传达了“他人即地狱”的寓意；另一方面它是对《存在与虚无》的通俗演绎，是对海德格尔哲学的激进化的翻版，其中加进了花哨的法国式评注和当代事件，传达了隐藏着对抗性的行动主义。这是法国人一向具有的杰出天赋——吸取德国的思想，并给它们加上华丽时髦的包装。《禁闭》在批评家和公众那里都获得了极大成功，被誉为“开创了圣日耳曼区黄金时代的文化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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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47296 《禁闭》令萨特声名卓著，这是戏剧能无比生动有力地表达思想的又一个实例。可说来奇怪，萨特还是通过在公共讲坛发表演说的古老形式名扬世界的，实际上是成为一个臭名昭著的“神圣的噩魔”。《禁闭》上演后的一年里，法国平静无事，每一个人，尤其是年轻人，都急切地想追回失落文化的岁月，为战后寻求真理的灵丹妙药。各党派为争取对大学校园的绝对控制而激烈地斗争着。萨特用他的新哲学提供了一种变通的办法——不要教会，也不要政党，而要一种富于挑战性的个人主义学说：如果一个人走上了敢于行动和富有勇气的道路，他就可以看作是自己灵魂的绝对主宰。这是极权主义的噩梦之后对自由的一种信念。1944年秋天，通过在圣雅克街做一系列关于“小说的社会技巧”的成功报告，萨特展示了他作为演说家的才能和引人入胜的力量。那时他只是间接提出了自己的部分思想。1年后，法国解放，出于寻求智力刺激的渴望，萨特于10月29日在让·古雄街的中心会堂发表了公开演讲，当时萨特自己并没有用“存在主义”这个词，它似乎是新闻界创造的。就在8月有人请他给这一术语下定义时，萨特回答：“存在主义？我不知道它是什么。我的哲学是一种存在的哲学。”这次他决定接受媒体创造的这个新词，给演讲题名为《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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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47298 维克多·雨果曾断言，一种思想一旦适应了时代，就具有无比的力量。从两方面可以明显看出萨特的思想适逢其时，一方面他向渴望和期待自由的人们鼓吹自由，但这种自由并非唾手可得。萨特说：存在主义用行动界定人，它告诉人们，希望只存在于行动中，行动是人生存的唯一理由，因此，“人把自己交付给生活，从而描绘自己的图像，此外一切皆是虚无”。萨特说，1945年的新一代欧洲人都是新的存在主义的个人，他们“毫无理由地孤独。当我说我们注定是自由的，指的就是这一点”。对于这样幻灭的一代，萨特的存在主义新自由观具有极大的吸引力——他们孤独、严肃、高尚，稍有侵略性但说不上暴力，反对精英，接近大众——无一例外。任何人都可能成为存在主义者，特别是年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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