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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萨特领导着知识界风尚的一次重要的变革，此类重要的变革是周期性发生的。在两次大战之间，关于德累福斯事件[136]和弗兰德大屠杀无止境的无谓论战，已使法国知识分子感到厌倦，他们已养成独立超然的态度。于连·本达开风气之先，他的极为成功之作《文人的背叛》（1927）告诫知识分子不要受任何纲领、党派、目标的“束缚”，要专注于理论原则，远离政治舞台。萨特原先恰是本达的诸多信奉者之一。1941年前，他比谁都更不介入。然而，就像当初用热气球测定风向一样，现在他却嗅出了社会风气的微妙变化。他和朋友们共同创办了一份叫《现代》的评论杂志，并担任主编。1941年9月出版的第一期上有萨特的发刊词，迫切要求作家再次“介入”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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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在他的时代都有一个位置。每一句话，哪怕是沉默都会有回音。我认为福楼拜和（爱德芒）龚古尔对镇压巴黎公社的事件负有责任，因为他们没有为阻止此事写下只言片语。你也许会说：那不关他们的事。那么，卡拉斯审判是伏尔泰的事吗？谴责德累福斯事件是左拉的事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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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特演讲的背景是：那年秋天，巴黎的文化界气氛非常紧张，萨特演讲的前3天就发生了一幕闹剧，两部芭蕾剧《法兰一家》和《约会》在香榭丽舍剧院首演时，聚集的上流社会观众对毕加索设计的垂幕发出了不以为然的嘘声。萨特的演讲事先并未广泛宣传，只在《解放报》《费加罗报》《世界报》《战斗报》的小幅广告中简约地提了一下。然而消息还是一传十，十传百。那天上午8点半，当萨特走近会堂时，看到外面街上人潮涌动，他还生怕是共产党组织的示威活动。人们发疯似的往会堂里挤，大厅已经挤满了人，所以只允许要人进入。萨特的朋友们不得不为他开路。会场里有妇女晕倒，有椅子被挤坏，讲演只好推迟1小时。萨特要作的本来是一场学术性很强的哲学讲座，但在当时的情况下，却成了战后传媒界的第一次重大事件。事有凑巧，于连·本达当晚也举行了讲座，但他面对的却是个空荡荡的大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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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界关于萨特的报道多得惊人。尽管纸张短缺，许多报纸还是大量登载萨特讲稿的内容。他讲话的内容和方式都受到严厉指摘。天主教《十字架》日报称存在主义“比18世纪的理性主义和19世纪的实证主义更危险”，并与共产党的《人道报》一起把萨特称作“社会的敌人”。萨特的所有作品及时地出现在梵蒂冈的禁书目录上，而斯大林的文化委员亚历山大·法捷耶夫则说他是个“用打字机的豺狼，使自来水笔的鬣狗”。萨特同样也引起了同行们强烈的嫉妒，法兰克福学派对萨特的厌憎比对布莱希特更甚。麦克斯·霍克海默称他是“哲学界的无赖和骗子”。但所有的攻讦只是加快了对萨特的崇拜。此时的他已经和前代的许多知识界领袖人物一样，深谙自我推销之道，他不能亲自干的，他的追随者们会帮他干。《周六晚报》尖刻地说：“自巴纳姆时代以来，我们还没见过这样成功的自我推销。”但是对萨特现象的道德批评越多，它越是兴盛。11月的《现代》指出，法国是一个垮掉的、道德解体的国家，它所剩下的只有文学和时装业，而存在主义打算在这个堕落的时代为法国保存一点尊严和个性。追随萨特不可思议地成了一种爱国行动。他的讲稿匆匆扩充成书，一个月售出50万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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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主义不仅是一种可以供人研究的哲学，更是可以享受的疯狂。《存在主义问答手册》断言：存在主义和信仰一样，不能解释，只能实践。它还告诉读者去何处实践。对圣日耳曼区来说，成为思想潮流的中心并不是新鲜事。萨特其实是效法伏尔泰、狄德罗和卢梭，他们都是大街尽头古老的普洛科波咖啡馆的老主顾。普洛科波咖啡馆在第二帝国时期戈蒂埃、乔治·桑、巴尔扎克和左拉的时代再度兴旺，那时于斯曼和阿波利奈尔经常光顾的福洛尔咖啡馆才刚开业。但战前巴黎知识界的中心蒙巴那斯的特征是：脱离政治，倾向于同性恋，不带民族偏见，咖啡馆里点缀着苗条的双性恋姑娘。圣日耳曼既是社交和色情的，也是智力的，从蒙巴那斯向圣日耳曼的转移，其戏剧性在于，萨特的圣日耳曼是左倾的、介入的、强烈异性恋和极端法国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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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特是个喜爱饮酒作乐的人，他喜欢威士忌、爵士乐、姑娘和有歌舞表演的餐馆。如果他不在福洛尔或相隔一个街区的两个丑八怪咖啡馆，也不在街对面的利普酒吧吃饭，他就准在拉丁区的中心地带新近突然出现的、开在地下室的一家夜总会里。在红玫瑰酒吧有一位叫朱丽叶·格尔柯的歌手，萨特为她写了一首欢快的歌曲，作家兼作曲家鲍里斯·维昂在那里吹长号并为《现代》写稿。这一带还有在多非纳街上的塔布酒吧、雅各布街上的弗蒂酒吧。萨特自己住在离此不远的波拿巴街42号，在他的公寓里可以俯瞰圣日耳曼的教堂和两个丑八怪咖啡馆（他的母亲也住在那儿，一直帮他照料洗衣房）。这场运动甚至有自己的常设机关——由阿尔贝·加缪主编的《战斗报》。加缪的畅销小说都被认为是存在主义的作品，西蒙娜·德·波伏娃后来回忆道：“《战斗报》总是充满赞许地报道我们所说和所写的一切。”萨特整天发奋写作，在这段时间写了几百万字的演讲稿、剧本、小说、随笔、序言、论文、广播稿、报道、杂文和哲学讽刺。雅克·奥蒂伯蒂说他是“一辆在图书馆、剧场、电影院到处乱停、制造混乱的卡车”。到了晚上他就要享乐了，深夜时常常喝得大醉，还好与人争执，有一次把加缪的眼睛都打青了，弄得人们前来围观。他是士兵、愤怒的一代、知情者和酒窖里的“老鼠”们的国王。用他的主要宣传者让·波扬的话说，他是“千千万万年轻人的精神领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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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萨特是国王，那谁是王后呢？如果他是青年的精神领袖，他又在哪些方面引导着他们呢？这是两个相关但独立的问题，需要逐个考察。1945-1946年冬天，当他已成为欧洲的名人时，他已经与西蒙娜·德·波伏娃相处近20年了。德·波伏娃这个蒙巴那斯的姑娘出生在著名的圆亭咖啡馆楼上的一套公寓里。她的童年生活很艰苦，家庭被不名誉的破产击垮了，祖父因而入狱，母亲一直没能得到嫁妆，父亲又是个找不到正当职业的纨绔之徒。她痛苦地写到自己的父母：“我的父亲确信德累福斯有罪，母亲则深信上帝的存在。”她只能在读书中求得逃避，成为一位高雅的女学者。她是巴黎大学哲学系出类拔萃的学生，很快被萨特拉进圈子，“从现在起”，萨特对她说，“我要保护你”。他们之间保护和被保护的关系在某种意义上一直存在着，不过对德·波伏娃来说，这是一种混杂的幸福。她比萨特高1英寸，小他3岁，而且从严格的学术角度看，比萨特更有才能。与她同时代的莫里斯·德·冈蒂拉克认为她的著作“严密、精确，追根究底，简洁明了，非常专业化”。尽管她很年轻，在哲学学位考试中，却差点抢走了萨特的第一名，但主考官乔治·大卫和让·华尔[137]认为德·波伏娃是更出色的哲学家。她跟萨特一样，都是有巨大感召力的作家，在很多方面还胜他一筹。她不会写剧本，但她的自传性作品比萨特的更精彩，尽管其中的事实同样不可靠，她主要的长篇小说《名士风流》描写了战后的法国文学界，并获龚古尔文学奖，这部小说远胜过萨特的任何一部作品。另外，除了撒谎，她没有萨特那些个性弱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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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位才华横溢、意志坚定的女性，却几乎从第一次见到萨特起就成了他的奴仆，而且终生不渝直到萨特去世。她做他的情妇、代理妻子、厨娘、经理、女保镖、护士，却从未在他活着的时候得到相应的法律或经济地位。实际上，萨特待她还不如卢梭对待苔莱丝，因为萨特的不忠是臭名远扬的。在文学史上，像萨特这样自私地利用女人的例子实在少见。更不寻常的是，德·波伏娃终生是一位女权主义者。1949年她出版了第一部现代女权主义的宣言《第二性》，畅销全世界。书的开头有这样一句话，“女人并非天生的，而是被造就的”，这是对卢梭《社会契约论》的卷首语有意识的回应。德·波伏娃事实上是女权运动的先驱，平心而论，她本该成为女权运动的守护神。但她在生活中却完全背叛了自己的一切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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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特如何确立并保持对德·波伏娃的控制一直是个谜。她无法真实地记述他们的关系，他则从不愿自找麻烦地就此事写下只言片语。他们刚认识时，萨特比她更善于读书，并能把书中的精华融入滔滔不绝的独白中，使她为之倾倒。他显然是从智力上而非性关系上支配着她。20世纪30年代大部分时间里，她都是他的情妇，但关系也曾一度中止。40年代起，他们的性关系几乎不存在了，只有当萨特找不到更好的女人时才会重拾旧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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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特是20世纪60年代被人们称作“男性沙文主义者”的典型。他的目标就是在成人生活中为自己重建一个童年时期的天堂，成为他所仰慕的女子芬芳的闺房里的中心人物。他把女性看作征服和占有的对象。他在《恶心》中写道：“我每一种理论都是征服和占有的行为，我希望有一天能借助它们征服世界。”他要争取完全的自由，他写道，“尤其梦想向妇女行使这种自由的权利”。与很多勾引女性的老手不同，萨特并不讨厌女人。事实上他喜欢女人胜过男人，也许是因为女性不好与他争论。他说自己“宁可跟女人聊些琐事，也不愿与阿隆探讨哲学”。他喜欢跟女人通信，有时一天就写十几封。但他并不把女性完全当作人看待，只是把她们当作挂在腰间的战利品。当他试图用进一步的措辞为自己的征服策略辩护，以使之合理时，就显得更加虚伪。他说他要像“征服野兽一样去征服女人”，但只是为了“使她从野蛮状态进入男女平等的状态”。还有，回顾早年勾引女人的行为时，他反省“那些事件中的帝国主义色彩”。但没有迹象表明这些想法促使他放过可能的猎艳机会，它们只是说给人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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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特一开始勾引德·波伏娃时，就对她简述了他的性爱哲学，坦言自己与许多女人睡觉的渴望。他说自己的信条是“旅行、多配偶和透明化”。上大学时，一位朋友注意到德·波伏娃的名字在英文里读起来很像“海狸”一词，她总是萨特的“海狸”或“您”，但从不是“你”。有时人们觉得萨特把她当作训练有素的动物。当他写到“对女性维护自己的自由”的方针时说：“海狸接受并尊重了这种自由。”他告诉德·波伏娃有两种性关系，一种是“必然的性爱”，另一种是“偶然的性爱”，后者无足轻重，被爱的对象不过处于“边缘”，受到他的关怀不会超过“两年的租期”。他对德·波伏娃的爱是永久的、必然的，她处于“中心”而非“边缘”。她当然也完全可以自由地贯彻同一原则，她可以有自己的“边缘性”伴侣，只要萨特永远得到她中心的、必然的爱。但双方都必须显示“透明度”，而“透明度”正是知识分子谈论性爱关系时喜欢用的“公开化”的代名词，我们在托尔斯泰和罗素那里也遇到过。萨特说，无论男女都应该告诉对方自己在做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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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可以预见到的，“透明化”的方针最终只导致更多、更卑劣的隐瞒。德·波伏娃试图实施这种方针，但当萨特听到她那些多半是试验性的、三心二意的恋爱事件时所流露的漠不关心的神情显然刺痛了她。对于她在《名士风流》中关于自己被亚瑟·凯斯特勒勾引的描述，他不过当作笑话一桩。此外，那些被拖入“透明化”原则的人也并不总是喜欢这一做法。她最重要的“边缘”伙伴，某种程度上她终生爱着的，是美国小说家纳尔逊·阿尔格伦[138]。当他72岁时，他们的事情已成为回忆，在一次采访中他对波伏娃的泄露表示非常愤怒。他说把他写进《名士风流》已经够糟的了，不过那起码还有个化名遮蔽。可在她自传的第二部《生命的精华》里，她不仅指名道姓，还引用了他的情书里的文句，而这些情书他又不能不承认是他写的。“见鬼，情书应该是隐私。”“我去过世界各地的妓院，那里的女人们都知道要关上房门，不管是在韩国还是在印度，只有这个女人砰地把门打开，才会叫来公众和新闻界。”显然，阿尔格伦想起波伏娃的行为时非常愤慨，以至记者走后，他心脏病猝发，当晚就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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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特也实行“透明化”，但只是在一定程度上。他在谈话和信件中随时向她报告自己的新情妇：“这是我第一次与一个肤色浅黑的女人睡觉……她体味很大，汗毛挺重，腰背部长着黑毛，衬着白皙的躯体……她的舌头就像支小笛，总是伸直了去够我的扁桃体。”一个女人，即使再处于“中心”地位，也不会愿意读到对情敌的这种描写。1933年，萨特在柏林时，德·波伏娃陪了他一阵子，他对她说的第一件事就是他有了一位叫玛丽·维尔的新情妇，跟雪莱一样，萨特也总是很天真地希望旧情人能称许自己的新情人。不过，萨特从没有坦白一切。20世纪3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德·波伏娃在鲁昂教书，当她和萨特一起暂住柏林或其他什么地方时，萨特曾送她1枚结婚戒指，这是她最接近婚姻的时候。他们有自己专用的语言。在旅馆里，他们自称是奥尔甘内蒂先生和夫人，或自称美国百万富翁摩根·哈提克夫妇。但没有证据说明，他想和她结婚，或让她选择另一种更合乎习俗的结合方式。她根本不知道，萨特曾几次向一位“边缘”情侣求过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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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的生活显然不合她的心意。她始终无法心平气和地接受萨特的那些情妇。她恨玛丽·维尔，更恨之后的奥尔伽·高萨绮薇茨。奥尔伽是一对姐妹中的一个（妹妹莞达后来也成了萨特的情妇），更使德·波伏娃痛恨的是，她还是自己的学生。德·波伏娃对奥尔伽与萨特的关系很反感，把她写进《女客》，在小说里将她谋杀了。她在自传中承认，“我对萨特造成这种情形感到苦恼，也因奥尔伽从中得益而生气”。她要反击：“我不打算把我在宇宙的中心一直占有的、至高无上的位置让给她。”然而任何一个必须把自己的情人当作“宇宙中心”的女人，在劝阻情人走上歧途时总是处于不利地位的。德·波伏娃只能试图以参与的方式控制他们。于是，萨特、德·波伏娃和一位姑娘——通常是他或她的学生——3个人形成了一种三角关系，德·波伏娃充当监督者。“养女”一词经常被挂在嘴边。到20世纪40年代初期，萨特似乎已经因为勾引自己的女学生而恶名远扬。在一篇对《禁闭》怀有敌意的评论里，罗伯特·弗兰西斯就说过：“我们都熟悉萨特先生，他是一位专门研究女学生内衣的古怪哲学教师。”由于德·波伏娃的女学生中有更多合适的姑娘，大多数受害者都是她的学生，而德·波伏娃有时担当着近乎淫媒的角色。在唯恐失去爱情的慌乱中，她自己也与这些姑娘形成亲密关系。娜塔丽·所罗金就是其中的一个，她是一个苏联流亡者的女儿，是德·波伏娃战时在帕西的莫里哀学院教书时最好的学生。1943年，她的父母正式控告德·波伏娃诱拐少女，这项严重的罪名足以判她入狱。在双方朋友的调解下，起诉最后撤销了，但德·波伏娃被逐出莫里哀学院，并从此不准在法国任何地方教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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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期间，波伏娃真正担当起萨特妻子的角色，她做饭、缝纫、洗衣、管理钱财。但是随着战争的结束，萨特忽然发现自己已很有钱，一群为他的钱财和思想魅力所吸引的女人整天围着他。1946年是萨特征服女性最成功的一年，也是标志着他与波伏娃的性关系实际结束的一年。正如约翰·韦特曼所说：“早些时候，在萨特那个经常更换王妃的后宫边缘，德·波伏娃就已心照不宣地担当起一个资深的、从性生活中隐退的代理妻子角色。”她抱怨“他为她们挥霍金钱”，她不无担忧地注意到，当萨特越来越老，他的姑娘们却越来越年轻，都只有十七八岁，萨特从法律上承认她们是他的养女，这就意味着她们将继承他的版权。她可以像海伦·魏格尔对布莱希特的情妇那样，给那些姑娘以建议和警告，尽管她没有那个德国女人所具有的法律地位。她经常受骗。1946-1948年，萨特去美洲旅行时，她得知了他与一位叫陶乐赫丝的女人热恋的详情，而萨特却一面声称已经厌倦了这个姑娘对他“使人精疲力竭的激情”，一面又在向她求婚。后来还有鲍里斯·维昂的金发碧眼的爱妻米雪儿，奥尔伽漂亮的妹妹莞达，有异国风韵的金发女演员伊芙琳·蕾——萨特在他最后一部剧作《阿尔托纳的隐藏者》里还为她写了一个角色，波伏娃最痛恨的阿莱特被萨特弄到手时才17岁，还有希腊女孩海伦·莱西奥塔基丝。20世纪50年代末，除德·波伏娃外，萨特还同时周旋于米雪儿、阿莱特、伊芙琳和莞达4位情妇之间，使出各种办法哄骗每个人。他公开把他的《辩证理性批判》题献给德·波伏娃，却又让伽利玛出版社私下印了两本题有“献给莞达”的。《阿尔托纳的隐藏者》出版时，也故伎重演，使伊芙琳和莞达都相信书是献给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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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波伏娃讨厌这些年轻女人的原因之一就在于，她认为是她们鼓励萨特过一种放纵的生活——不仅在性生活上，而且在饮酒和服药方面都毫无节制。1945-1955年，靠着不断加大的酒精和巴比土酸盐摄入量，萨特完成了数量惊人的作品和其他工作。1954年萨特在莫斯科因饮酒过度而虚脱，被紧急送往一家苏联诊所。一旦复原，他继续坚持每天写30-40页，经常服下整管的Corydrane药片（这种药在1971年因危险而被回收）以维持体力。他那本谈论辩证理性的书，似乎正是在药和酒精的影响下写成的。萨特的传记作者安妮·柯恩·索拉尔说他在利普、古鲍尔、巴尔扎尔或其他最爱光顾的小酒馆里，吃一顿两小时的午饭常常要喝掉一夸脱葡萄酒。她累计出这段时间萨特每天服用的刺激品包括两包香烟、几斗黑烟丝、一夸脱酒精（主要是葡萄酒、伏特加、威士忌和啤酒）、200毫克安非他命、15克阿司匹林、几克巴比土酸盐，再加上咖啡和茶。其实德·波伏娃对萨特年轻的情妇们是不公正的。她们都试图使萨特改过自新，最年轻的阿莱特费力最大，她甚至迫使他写出保证书，声明不再碰Corydrane、烟草和酒精。但萨特很快食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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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这些虽有点乖张又很仰慕他的女人包围着，萨特的生活中很少有时间与男性在一起。他先后有过好几位男秘书，其中有几个，像让·各就很能干。他也总是被年轻的男性知识分子包围，但他们都是靠萨特给工资、施舍或庇护的。他无法忍受与年龄相近、资历相当的男性知识分子长期相处，因为他们随时可能批驳他经常说出的不甚严谨的空论。尼赞在内讧可能出现之前就死了，但萨特同其他人都吵过，其中著名人物就有雷蒙·阿隆（1947）、阿瑟·凯斯特勒（1948）、梅洛·庞蒂（1951）和加缪（19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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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特与加缪的论战就同卢梭与狄德罗、伏尔泰与休谟或托尔斯泰与屠格涅夫的论战一样激烈，但并没有像托尔斯泰和屠格涅夫那样重归于好。萨特似乎曾嫉妒加缪那很讨女人喜欢的英俊相貌和他纯粹作为小说家的力量与独创性。1947年6月出版的《鼠疫》，对年轻人产生了难以抗拒的影响，迅即售出35万册。这一现象成为《现代》杂志上几篇思想评论攻击的目标。但他们的友谊仍然勉强维持着。当萨特向左转，加缪却变得更独立。某种意义上，他占据的立场与乔治·奥威尔在英国的地位相同：他反对一切独裁政体，把斯大林看成是与希特勒并无二致的恶棍。跟奥威尔一样，而与萨特不同，加缪坚持认为人民比思想更重要。德·波伏娃曾转述加缪1946年向她吐露的心声：“我们，我和你，都有一个共同的信念：人对于我们是最重要的。我们宁要具体不要抽象，我们宁要人民不要‘主义’。我们把友谊置于政治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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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她的内心深处，德·波伏娃也许是跟加缪一致的，但1951-1952年，当关于加缪的作品《局外人》的最终论战来临时，她自然还是站在萨特的阵营里。萨特与《现代》杂志的同僚们把这本书看作对斯大林主义的攻击，决定分两步讨伐它。第一步，萨特把当时年仅29岁的弗朗西斯·尚松推到前台，让他在裁决此事的编委会上发言，“既要极为严峻，又至少要有礼貌”。接着，加缪做出回答后，萨特又亲自写了一封令人极为不快的长信攻击加缪：“一种凶暴而又讲究礼节的专制已经把你占有了，这种专制由毫无实际意义的官僚体制支撑，却自称是依照道德法则统治的”；说他为“虚荣心受伤害”而痛苦，耽溺于“小作家的争吵”；“你阴郁的自负加上你的脆弱，常使人们无法向你吐露未加渲染的真情”。这时萨特已得到所有有组织的极左派支持，他的攻击损害了加缪的声誉，也使加缪受到伤害——他是个容易受伤的人——有时想到与萨特的争论，他会感到沮丧。但其他时候他只是把萨特看成一个可笑的人物加以嘲弄，“一个要让母亲为自己付所得税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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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特无法与学术地位跟他相当的知识分子保持友谊，这有助于说明为什么他的政治观点自相矛盾，前后不一，有时简直是无聊的。实际上，他并非天生的政治动物，40岁以前根本没有什么重要的观点。20世纪40年代末，凯斯特勒和阿隆已经成熟，成了重量级的政治家，萨特一旦和他们分手后，就变得可以拥护任何人、任何事。1946-1947年，由于充分意识到自己在青年中的巨大威望，萨特犹豫过该支持哪个党派。他似乎一度相信知识分子负有支持“工人阶级”的道德责任。但问题在于，除了他出色的秘书让·各以外，萨特从不认识、也从未试图去结交任何工人。让·各出身于无产阶级家庭，并保留着浓重的奥德口音，算是个工人。一个知识分子没有义务去支持多数工人拥护的政党吗？在20世纪40年代的法国，这就是共产党，但萨特并非马克思主义者，实际上马克思主义与他宣扬的极端个人主义哲学几乎完全对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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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特唯一积极的活动就是帮助非共产党的左派在1948年2月组织了一个名为“革命民主联盟”（RDR）的反冷战运动。其目标是吸收全世界的知识分子，他称之为“思想国际”，其主题是欧洲团结。萨特在1948年6月发表的演讲中号召“欧洲青年，团结起来”“创造你们自己的命运……新的一代将通过创造欧洲来创立民主！”实际上，如果萨特真想打欧洲牌，想创造历史，他早就该支持让·莫奈[139]了，后者当时正在为一场10年后建立了欧洲共同体的运动奠定基础。但那意味着要对经济和行政上的细节给予大量关注，这是萨特根本做不到的。事实上，与他一起组织RDR运动的戴维·鲁塞发现他毫无用处，“尽管他头脑清晰，却生活在跟现实完全脱离的世界里”。鲁塞说他：“完全沉迷于思想活动的游戏中。”但对实际事务漠不关心，“萨特生活在一个气泡里”。1949年6月，RDR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时，萨特不见了，原来这时他正在墨西哥向陶乐赫丝求婚。RDR彻底解散后，萨特又把他变化无常的注意力转向加里·戴维斯荒唐的“世界公民运动”。伟大的小说家、尖刻的天主教独立人士弗朗索瓦·莫里亚克[140]，这时曾公开对萨特提出明智的忠告，他引用了卢梭那位心怀不满的女友的嘲讽：“我们的政治家必须服从理性——扎内托，放弃政治，学数学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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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特并未听从劝告，竟关注起一个同性恋的窃贼让·热内[141]，这个狡猾的骗子完全迎合了萨特的天性中轻信的一面——想寻找宗教信仰的替代品的倾向。他写了一部关于热内的荒谬的大书，厚达近700页，实际上是对唯信仰论、无政府主义和性解放的鼓吹。他那些比他理智的朋友们都认为，这是一个转折点，萨特不再是一位严肃而有条理的思想家，而成了一个爱耸人听闻的知识分子。令人费解的是，比萨特更具理性，在外貌、穿戴和思想上有时像个老派女学究的德·波伏娃，也没能阻止他做这些蠢事。但她所渴望的是留住他的爱和自己在后宫中的地位——正如约翰·韦特曼说的，就像梅特涅夫人[142]对路易十四——同时也为他饮酒和服药而发愁。为保持他的信任，她觉得自己必须在观点上和他一致，因此，她只做他的应声虫而非良师益友，而那已成为他们关系的固定模式：她支持他的错误判断，赞同他的愚蠢行为。她并不比萨特更精通政治，有时也对国际事务胡说八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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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年，萨特打消了对共产党的两难态度，决定支持它。这是在共产党的两场宣传攻势影响下做出的——即“亨利·马丁事件”（马丁是一位海军士兵，因拒绝参加印度支那战争而入狱）和对共产党组织的、反对北约司令美国将军马修·李奇微的暴乱的残酷镇压。正像当时很多人预见的，共产党营救马丁的活动，只会让政府关押马丁的时间比原来计划的更长；营救者当然不在乎这些——马丁被捕正合他们的目的——但萨特本该更明智些。从他谴责守旧的议会保守派的总理安东尼·比奈建立独裁一事，也可以看出他的政治理解力水平。萨特对议会民主从未有过真正的认识和兴趣——更不必说会有什么热爱。在一个多党制的社会里人人拥有的投票权，绝不同于他所说的自由。他的“自由”意味着什么？这个问题就更难回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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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特有些言行简直令人难以置信。他和伯特兰·罗素一样，使人想起笛卡尔那句名言中一个令人不快的真理：“没有什么荒谬的、不可信的东西没有被这位或那位哲学家所主张过。”1954年6月，在一次苏联之行后，萨特接受了政治同伴《解放报》的一位记者两小时的采访。这可算是自20世纪30年代初期萧伯纳臭名昭著的东方之行以来，西方思想界要人关于苏联所发表的最卑躬屈膝的谈话。他说苏联公民不去旅游，并非因受禁止，而是他们不想离开自己美好的国家。他断言“苏联公民能比我们更充分、更有效地批评政府”。他竟坚持说，“在苏联有绝对的批评自由”，多年后，他才承认了自己的言论失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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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4年首次访问苏联后，我撒了谎。其实，撒谎也许是个太重的字眼：我写了一篇文章……其中说了许多对苏联友好的话，这些我自己并不相信。这样做部分原因是我觉得一回家就诋毁款待自己的主人不大礼貌，部分原因是我不知道在与苏联和我自己的思想的关系中，我应该站在什么立场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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