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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这些虽有点乖张又很仰慕他的女人包围着，萨特的生活中很少有时间与男性在一起。他先后有过好几位男秘书，其中有几个，像让·各就很能干。他也总是被年轻的男性知识分子包围，但他们都是靠萨特给工资、施舍或庇护的。他无法忍受与年龄相近、资历相当的男性知识分子长期相处，因为他们随时可能批驳他经常说出的不甚严谨的空论。尼赞在内讧可能出现之前就死了，但萨特同其他人都吵过，其中著名人物就有雷蒙·阿隆（1947）、阿瑟·凯斯特勒（1948）、梅洛·庞蒂（1951）和加缪（19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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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特与加缪的论战就同卢梭与狄德罗、伏尔泰与休谟或托尔斯泰与屠格涅夫的论战一样激烈，但并没有像托尔斯泰和屠格涅夫那样重归于好。萨特似乎曾嫉妒加缪那很讨女人喜欢的英俊相貌和他纯粹作为小说家的力量与独创性。1947年6月出版的《鼠疫》，对年轻人产生了难以抗拒的影响，迅即售出35万册。这一现象成为《现代》杂志上几篇思想评论攻击的目标。但他们的友谊仍然勉强维持着。当萨特向左转，加缪却变得更独立。某种意义上，他占据的立场与乔治·奥威尔在英国的地位相同：他反对一切独裁政体，把斯大林看成是与希特勒并无二致的恶棍。跟奥威尔一样，而与萨特不同，加缪坚持认为人民比思想更重要。德·波伏娃曾转述加缪1946年向她吐露的心声：“我们，我和你，都有一个共同的信念：人对于我们是最重要的。我们宁要具体不要抽象，我们宁要人民不要‘主义’。我们把友谊置于政治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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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她的内心深处，德·波伏娃也许是跟加缪一致的，但1951-1952年，当关于加缪的作品《局外人》的最终论战来临时，她自然还是站在萨特的阵营里。萨特与《现代》杂志的同僚们把这本书看作对斯大林主义的攻击，决定分两步讨伐它。第一步，萨特把当时年仅29岁的弗朗西斯·尚松推到前台，让他在裁决此事的编委会上发言，“既要极为严峻，又至少要有礼貌”。接着，加缪做出回答后，萨特又亲自写了一封令人极为不快的长信攻击加缪：“一种凶暴而又讲究礼节的专制已经把你占有了，这种专制由毫无实际意义的官僚体制支撑，却自称是依照道德法则统治的”；说他为“虚荣心受伤害”而痛苦，耽溺于“小作家的争吵”；“你阴郁的自负加上你的脆弱，常使人们无法向你吐露未加渲染的真情”。这时萨特已得到所有有组织的极左派支持，他的攻击损害了加缪的声誉，也使加缪受到伤害——他是个容易受伤的人——有时想到与萨特的争论，他会感到沮丧。但其他时候他只是把萨特看成一个可笑的人物加以嘲弄，“一个要让母亲为自己付所得税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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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特无法与学术地位跟他相当的知识分子保持友谊，这有助于说明为什么他的政治观点自相矛盾，前后不一，有时简直是无聊的。实际上，他并非天生的政治动物，40岁以前根本没有什么重要的观点。20世纪40年代末，凯斯特勒和阿隆已经成熟，成了重量级的政治家，萨特一旦和他们分手后，就变得可以拥护任何人、任何事。1946-1947年，由于充分意识到自己在青年中的巨大威望，萨特犹豫过该支持哪个党派。他似乎一度相信知识分子负有支持“工人阶级”的道德责任。但问题在于，除了他出色的秘书让·各以外，萨特从不认识、也从未试图去结交任何工人。让·各出身于无产阶级家庭，并保留着浓重的奥德口音，算是个工人。一个知识分子没有义务去支持多数工人拥护的政党吗？在20世纪40年代的法国，这就是共产党，但萨特并非马克思主义者，实际上马克思主义与他宣扬的极端个人主义哲学几乎完全对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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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特唯一积极的活动就是帮助非共产党的左派在1948年2月组织了一个名为“革命民主联盟”（RDR）的反冷战运动。其目标是吸收全世界的知识分子，他称之为“思想国际”，其主题是欧洲团结。萨特在1948年6月发表的演讲中号召“欧洲青年，团结起来”“创造你们自己的命运……新的一代将通过创造欧洲来创立民主！”实际上，如果萨特真想打欧洲牌，想创造历史，他早就该支持让·莫奈[139]了，后者当时正在为一场10年后建立了欧洲共同体的运动奠定基础。但那意味着要对经济和行政上的细节给予大量关注，这是萨特根本做不到的。事实上，与他一起组织RDR运动的戴维·鲁塞发现他毫无用处，“尽管他头脑清晰，却生活在跟现实完全脱离的世界里”。鲁塞说他：“完全沉迷于思想活动的游戏中。”但对实际事务漠不关心，“萨特生活在一个气泡里”。1949年6月，RDR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时，萨特不见了，原来这时他正在墨西哥向陶乐赫丝求婚。RDR彻底解散后，萨特又把他变化无常的注意力转向加里·戴维斯荒唐的“世界公民运动”。伟大的小说家、尖刻的天主教独立人士弗朗索瓦·莫里亚克[140]，这时曾公开对萨特提出明智的忠告，他引用了卢梭那位心怀不满的女友的嘲讽：“我们的政治家必须服从理性——扎内托，放弃政治，学数学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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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特并未听从劝告，竟关注起一个同性恋的窃贼让·热内[141]，这个狡猾的骗子完全迎合了萨特的天性中轻信的一面——想寻找宗教信仰的替代品的倾向。他写了一部关于热内的荒谬的大书，厚达近700页，实际上是对唯信仰论、无政府主义和性解放的鼓吹。他那些比他理智的朋友们都认为，这是一个转折点，萨特不再是一位严肃而有条理的思想家，而成了一个爱耸人听闻的知识分子。令人费解的是，比萨特更具理性，在外貌、穿戴和思想上有时像个老派女学究的德·波伏娃，也没能阻止他做这些蠢事。但她所渴望的是留住他的爱和自己在后宫中的地位——正如约翰·韦特曼说的，就像梅特涅夫人[142]对路易十四——同时也为他饮酒和服药而发愁。为保持他的信任，她觉得自己必须在观点上和他一致，因此，她只做他的应声虫而非良师益友，而那已成为他们关系的固定模式：她支持他的错误判断，赞同他的愚蠢行为。她并不比萨特更精通政治，有时也对国际事务胡说八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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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年，萨特打消了对共产党的两难态度，决定支持它。这是在共产党的两场宣传攻势影响下做出的——即“亨利·马丁事件”（马丁是一位海军士兵，因拒绝参加印度支那战争而入狱）和对共产党组织的、反对北约司令美国将军马修·李奇微的暴乱的残酷镇压。正像当时很多人预见的，共产党营救马丁的活动，只会让政府关押马丁的时间比原来计划的更长；营救者当然不在乎这些——马丁被捕正合他们的目的——但萨特本该更明智些。从他谴责守旧的议会保守派的总理安东尼·比奈建立独裁一事，也可以看出他的政治理解力水平。萨特对议会民主从未有过真正的认识和兴趣——更不必说会有什么热爱。在一个多党制的社会里人人拥有的投票权，绝不同于他所说的自由。他的“自由”意味着什么？这个问题就更难回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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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特有些言行简直令人难以置信。他和伯特兰·罗素一样，使人想起笛卡尔那句名言中一个令人不快的真理：“没有什么荒谬的、不可信的东西没有被这位或那位哲学家所主张过。”1954年6月，在一次苏联之行后，萨特接受了政治同伴《解放报》的一位记者两小时的采访。这可算是自20世纪30年代初期萧伯纳臭名昭著的东方之行以来，西方思想界要人关于苏联所发表的最卑躬屈膝的谈话。他说苏联公民不去旅游，并非因受禁止，而是他们不想离开自己美好的国家。他断言“苏联公民能比我们更充分、更有效地批评政府”。他竟坚持说，“在苏联有绝对的批评自由”，多年后，他才承认了自己的言论失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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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4年首次访问苏联后，我撒了谎。其实，撒谎也许是个太重的字眼：我写了一篇文章……其中说了许多对苏联友好的话，这些我自己并不相信。这样做部分原因是我觉得一回家就诋毁款待自己的主人不大礼貌，部分原因是我不知道在与苏联和我自己的思想的关系中，我应该站在什么立场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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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出自“千千万万年轻人的精神领袖”的一份不寻常的供词，而且与他当初的谎言一样有欺骗性。其实对他1952-1956年的某些言行加以掩饰，倒是比较仁慈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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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的一个时期，萨特在法国及世界范围内的社会声誉十分低落，他不可能没有觉察。他如释重负地以苏联入侵匈牙利作为与莫斯科和共产党决裂的理由，无论如何，这是个借口。他同样利用尚处萌芽状态的阿尔及利亚独立战争，戴高乐的重新掌权又恰好提供了一个自1958年起就惹人憎恶的合适对象——作为在独立左派，尤其是在青年中重获威望的体面的契机。这种策略在某种程度上是真诚的，也获得了有限的成功。萨特又经历了一次和“二战”一样“有益”的阿尔及利亚战争。尽管他费尽心机，仍未能像罗素那样真正使自己被捕。1960年9月，他说服大约121名知识分子签署了一份声明，宣称：“公职人员或军人在阿尔及利亚战争中有权不服从。”以前的第四共和国政府，几乎毫无疑问会判他入狱，但在学识出众的戴高乐和安德烈·马尔罗两人控制下的第五共和国，却有一个更加精明老练的政府。马尔罗说：“萨特在协和广场高喊‘恐怖主义者万岁’，总比逮捕他而给我们自己找麻烦要好。”戴高乐援引弗朗索瓦·维永、伏尔泰和罗曼·罗兰的例子告诫内阁，最好别去碰知识分子：“这些人在他们的时代惹了很多麻烦，但最重要的是我们继续尊重思想和言论的自由，只要不有违国家法律和民族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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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60年代，萨特的大部分时间都在中国和第三世界旅行。“第三世界”一词是地理学家阿尔弗雷德·索维首创的，萨特却把它推广开来。萨特和德·波伏娃成了为人熟知的人物，被拍了很多与亚非各国首脑交谈的照片。照片上他穿着第一世界的西服和衬衫，她则穿着女教师穿的羊毛衫、“少数民族风格”的裙子和领巾，使她显得生气勃勃。萨特有关那些邀请他的政权所发表的谈话，和他对斯大林领导的苏联的吹捧一样没多大意义，只是更能让人接受。关于卡斯特罗，他说：“这个从古巴革命中诞生的国家是一种直接的民主制。”关于铁托的南斯拉夫，他说：“这是我的哲学的实现。”谈到纳赛尔的埃及，他说：“在此之前，我一直不愿把埃及政权与社会主义联系起来，但现在我知道自己错了。”他喋喋不休地谴责美国在越南的“战争罪行”，将美国比作纳粹。（但他也将戴高乐比作纳粹，忘了当他在被占领的巴黎上演戏剧时，戴高乐正与纳粹作战）萨特与德·波伏娃始终反美。1947年，在一次美国之行后，德·波伏娃在《现代》杂志上写了一篇荒唐的文章，充塞着可笑的拼写错误和只有富人才能进第五大道上的商场之类的怪论；实际上没有一句是正确的。这篇文章成了玛丽·麦卡锡[143]猛烈攻击的目标。20世纪60年代，萨特还在伯特兰·罗素设在斯德哥尔摩的不光彩的国际“战争罪犯法庭”里担任重要角色。所有这些颇为无聊的活动都没有对世界产生多大作用，反倒削弱了他说过的那些严肃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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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萨特向他的第三世界崇拜者们提出的建议中，有更具灾难性的一面。虽然他自己不是一个勇于行动的人——加缪更尖刻的一句嘲讽是“萨特企图坐在扶手椅中创造历史”—他总是鼓励别人采取行动，而他所说的行动往往意味着暴力。他成了弗兰兹·法农的支持者——这位非洲思想家或许可以被称作现代非洲黑人种族主义的创立者，为他宣扬暴力的“圣经”—《全世界受苦的人》做了一篇比原书更血腥的序。萨特写道，对于黑人，“杀死一个欧洲人是一箭双雕之举，既消灭了一个压迫者，又消灭了他的被压迫者”。这是存在主义的现代化：通过谋杀获得自我解放。正是萨特杜撰了把现存秩序认定为暴力（制度化的暴力）的语言技巧（取自德国哲学），因此用屠杀推翻它就是正当的。他宣称：“对我而言，关键问题是抛弃左派不应当以暴抗暴的理论。”注意，不是“问题”而是“关键问题”。由于萨特的作品广泛传播，特别是在青年中，他成为很多自20世纪60年代末起，扰乱社会的恐怖活动的理论教父。他没有预见到，他从哲学上给以鼓励的大部分暴力活动，可以是黑人用来打击其他黑人而不是反抗白人的，而这本是一位比较明智的人应该预见的。通过帮助法农煽动非洲革命，他对于20世纪60年代中期至今席卷非洲多数国家的内战和大规模屠杀都起了促进作用。他对当时越战已近尾声的东南亚产生了更有害的影响。自1975年4月，在柬埔寨导致五分之一到三分之一人口死亡的许多可怕罪行，都是一个叫“红色高棉”的、能讲法语的中产阶级知识分子组织干的。他们的8个头目中，5个是教师，1个是大学教授，还有1个公务员，1个经济学家。他们20世纪50年代都在法国学习，接受了萨特的哲学行动主义和“必要的暴力”学说。这些大规模屠杀的凶手都是他的信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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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特在生前最后15年的活动无足轻重。他跟罗素一样，拼命想保持先锋地位。1968年，他站在学生一边，正如从第一天当教师起就做的那样。1968年“五月风暴”中并没出现多少有声望的人物——在法国雷蒙·阿隆是个明显的例外——所以萨特有失尊严的表现似乎不值得过分苛责。一次在卢森堡电台接受采访时，萨特赞扬学生们设置街垒的行动：“暴力是遗留在学生手中唯一的东西，他们尚未进入父辈的体制……目前在我们软弱的西方国家中，学生代表了反对既定统治的唯一力量……应该由学生决定他们的斗争应采取的形式，我们不应冒昧地就此事给他们提出建议。”这话出自一位花了30年时间教导青年的人之口，实在奇怪。还有更昏庸的话，他告诉学生：“你们行动的引人入胜之处在于，在权力中放入了想象。”西蒙娜·德·波伏娃也同样兴高采烈。她热切地表示，学生们刷在巴黎大学墙上那些“大胆”的标语中，最令她“感动”的是“把禁止禁止掉”。萨特屈尊采访临时学生领袖丹尼尔·柯恩·邦迪，就此在《新观察家》上写了两篇报道。他觉得学生们“百分之百正确”，因为他们正在破坏的政权是“懦弱的政权，一个谋杀的号令”。其中一篇大半是攻击他从前的朋友阿隆，后者几乎是那个愚昧的时期唯一保持清醒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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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些丑角般的言行并非出于萨特内心，推动他进入积极角色的正是年轻的追随者。当他1968年5月20日出现在巴黎大学会堂向学生发表讲话时，他看上去像一位被明亮的灯光、烟雾和学生们“让—保罗”的喊声弄得不知所措的老人，他的助手可从不敢叫他“让—保罗”。他的谈话没有多大价值，结束时他说：“我现在要离开你们了，我很累。如果再不走，我会以很多蠢话收场的。”1969年2月10日他最后一次出现在学生面前。演讲之前，他很难堪地收到学生领袖给他的一张无礼的纸条，上面写道：“萨特，说清楚些、简短些。我们有许多规章要讨论和通过。”这样的建议绝不是他惯于接受和能够遵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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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萨特此时有了新的兴趣。与托尔斯泰和罗素一样，他的注意力集中时间很短。他对学生运动的兴趣持续了不到一年。随后又做了一次同样短暂但更异乎寻常的、与“劳动者”融为一体的努力。关于这些被理想化的神秘的劳动者，他写过很多，却终生为他们所躲避。1970年春，法国极左派做了一次为时已晚的尝试，想把“文化大革命”加以欧洲化。这场运动被称作“无产阶级左派”，萨特也同意参加，名义上担任他们的杂志《人民事业》的主编，主要是为了防止警察查封。运动目标的暴力性质甚至对萨特的口味也足够了——号召关押工厂经理，私刑处死国会议员——但它是原始的浪漫精神，幼稚而强烈地排斥知识分子。萨特在其中没有真正的地位，他自己似乎察觉了，抱怨道：“如果我再和行动主义者混在一起，就会坐上轮椅被人推来推去，挡住每个人的路。”但在一些年轻的追随者怂恿下，他最终还是没能抗拒政治表演的诱惑。67岁的萨特——甚至戴高乐（让萨特厌烦的人物）都称他“亲爱的大师”——把整个巴黎变成他的舞台背景，他在街头卖粗制滥造的报纸，塞传单给厌烦的路人。一位摄影师拍下了他1970年6月26日在爱丽舍宫忙于散发宣传品的照片，他穿着新的“无产者”的白毛衣、厚夹克、宽松裤。他甚至设法让自己被捕，但不到一小时就获释了。10月份他旧戏重演，站在比兰古尔的雷诺汽车厂外的一个油桶上，向汽车工人们高声发表长篇演说，《震旦报》有篇报道嘲笑他：“工人们并不懂他的话，萨特的集会只有他带来的少数人参加。”18个月后，他又到另一家雷诺汽车厂，他这次是想偷偷混入工厂，对绝食工人给予口头支持，但被保安人员发现，赶了出去。萨特的种种努力似乎并没有激起真正的汽车工人的丝毫兴趣，他全部的同盟者仍然是一向与他接近的中产阶级知识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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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对于一个行动的失败者，一个从未在任何真正意义上成为行动主义者的人来说，总还有“词语”。他把自传的一部分题名为《词语》倒是很恰当的。他把“无日不写”作为他的座右铭。那正是他坚守的誓言，他写东西比罗素更轻松，一天可以写出1万字。但很多质量不高，或者说造作、浮夸、言过其实，缺乏充实有力的内容。20世纪50年代初我在巴黎，间或翻译他的论战文章时就发现：它们用法语读起来似乎还不错，一旦要以具体的盎格鲁—撒克逊语言表述就乱成一团。萨特不太讲究质量，1940年给德·波伏娃写信时，想到自己在纸上写过这么多字，他承认：“我一向认为越多越好。”奇怪的是，萨特在后几十年中却对福楼拜越来越着迷，而后者是一位对词句格外讲究、总是狂热地不断修改自己作品的作家。他最终写出一部关于福楼拜的书，长达3卷2802页，但很多部分几乎不值一读。萨特创作极丰，有些堪称巨著，更多的却未完成，不过它们的素材常被用于别的作品中，其中有计划写法国革命的，其次是写丁托列托[144]。他还有庞大的自传规划，并想在长度上与夏多布里昂[145]的《墓中回忆录》相比，而《词语》不过是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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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特承认词语是他的整个生命：“我已将一切都投入文学……我把文学当作宗教的代替品。”他坦言词语对他不仅是字母和其中的含义，它们是有生命的，正像学习犹太神秘教经典或希伯来神秘哲学的犹太学生觉得《摩西五经》上的字母具有宗教力量：“我感到词语的神秘性……渐渐地，无神论吞噬了一切，作为一个不信神的人，我没有了负担，为世俗而写作。我回到词语，想知道语言的意义……我致力于此，却感到前方是梦的死亡、令人欣喜的暴行和恐惧的永久诱惑。”这段话写于1954年，当时萨特还有上百万字要写。这些话是什么意思呢？也许没什么意思。萨特总是宁可写些废话，也不愿停笔。他确实证实了约翰逊博士尖刻的论断：“法国人不管有没有弄清楚，都要说个不停。”正如他自己所言：“（写作）不仅是我的习惯，也是我的职业。”他对自己作品的效果持悲观态度：“多年来，我一直以笔为剑，现在才认识到我们多么无能。不管怎样，我在写作，我将继续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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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也爱说话，有时说个没完，有时他说话根本没有人听。在导演约翰·哈斯顿的自传中有一段关于萨特的精彩描写：1958-1959年，他们共同创作一个关于弗洛伊德的电影剧本，萨特不得不搬到哈斯顿在爱尔兰的家中。哈斯顿这样描绘萨特：“像个小桶，丑陋之极，肿胀的脸上有麻子，牙齿发黄，眼珠突出。”不过他的最大特点就是说个没完，“与他对话根本不可能，他不停地讲，你没法打断他。你想等他停下来喘口气，但他不会停。那些话如同山洪暴发一般涌出”。哈斯顿惊奇的是萨特一面说一面还在记录自己说的话。有时哈斯顿不能忍受他无休止的谈话，只好离开房间，但萨特的声音仍嗡嗡地在整座屋子里跟着他转。当他回到房间，发现萨特还在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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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词语腹泻症”最终损害了他作为演说者的魅力。当他那本招来麻烦的谈论辩证法的书出版时，让·华尔还是请他去哲学学院作演讲。萨特从下午6点开始，用“匆促而呆板的语调”读着从一个大文件夹中拿出的手稿，眼睛也不抬一下，似乎完全沉浸在自己的讲稿中。一个小时后，听众不耐烦了。大厅很挤，有些人站着。1小时45分钟后，听众筋疲力尽，有人躺到地板上。萨特好像忘了他们的存在。最后，华尔不得不示意萨特停止。萨特迅速拿起稿子，一言不发地走了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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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听他讲话的人总还是有的。慢慢地，萨特越来越老，追随者也越来越少。从20世纪40年代末到50年代初，萨特挣了很多钱，但很快花光。他对金钱一向不在意。童年时代，当他想要钱时，只需要从母亲的钱包里拿。当中学老师时，他和波伏娃随意向别人借钱（也随意借给别人），她承认，“我们向所有的人借钱”。他说：“金钱有一种我喜欢的易于消逝的特性。我爱看它从我的指间滑走，消失。”这种漫不经心有使人愉快的一面。与许多知识分子，尤其名人不同，萨特用钱确实十分慷慨。他经常在咖啡馆和饭店为素不相识的人付账，并以此为乐。他也为各项社会运动捐钱。他给RDR提供了30万法郎（按1948年的汇率，超过10万美元）。他的秘书让·各说他：“不可思议地慷慨和轻信。”他的慷慨和偶尔的幽默感是他性格中最好的部分。但他对金钱的态度也是不负责任的。他假装对版税和代理费很在行—1949年与海明威会面时，两位作家除了这类话题没谈别的，这很合海明威的口味——其实那全是萨特在装模作样。各的继任者克罗德·弗证实：“萨特坚决拒绝处理跟钱有关的任何事，他认为是浪费时间。然而他总是需要钱，为的是要花钱，要去帮助别人。”结果他对出版商的欠款累至巨额，同时面临着缴纳拖欠的巨额所得税的压力。他的母亲偷偷帮他交了税——因此引起了加缪的嘲讽——但她的财力毕竟有限。到20世纪50年代末，萨特深深陷入经济困境，一直无法真正摆脱。尽管收入一直很高，他还是欠债，手头拮据。有一次他抱怨自己连双新鞋都买不起。在他的支付名单上总有一大群各种身份的人，等他付款或发放救济，他们构成萨特的“外庭”，情妇们则组成“内宫”。20世纪60年代末萨特的经济实力下降，领钱的人骤减，“外庭”圈子也缩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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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特在20世纪70年代越来越显出一副可怜相。他过早地衰老了，实际上双目已失明，经常醉醺醺的，老为钱发愁，对自己的观点也没有把握。这时一位来自开罗的犹太青年步入他的生活。他叫班尼·列维，以皮埃尔·维克多的笔名写作。他全家在1956-1957年苏伊士运河危机时从埃及逃出来，他成了没有国籍的人。萨特帮他获准留在法国，并任用他为秘书。维克多喜欢做些不可思议的事，他戴着墨镜，有时还戴假胡子。他观点古怪，好走极端，并热切地把它们强加给他的主人。于是，萨特的名字出现在两人合作的一些奇怪的声明或文章上。德·波伏娃担心维克多会成为另一个拉尔夫·苏恩曼，尤其当他与阿莱特结成同盟后，德·波伏娃更加痛苦。她开始害怕和憎恨他，就像索尼娅·托尔斯泰害怕和讨厌切尔特科夫一样。不过此时萨特不会再公开做什么傻事了。他的私人性生活仍十分丰富，时间都花在那些女眷身上。他的假期这样度过：与阿莱特在法国南部他们共同拥有的房子里过上3个星期；和莞达一起呆两个星期（通常在意大利）；去希腊岛屿陪海伦几个星期；再与德·波伏娃共度1个月（常在罗马）。在巴黎，他经常来往于几个情妇的住所之间。德·波伏娃在她的小册子《对萨特的告别》中，无情地描写了他最后几年的生活。他好色贪杯，情妇们可以把整瓶的威士忌塞给他，再为控制他残存的神志进行争斗。他于1980年4月15日在勃鲁塞医院去世，这对她们来说都是一种解脱。萨特1965年就秘密收养阿莱特作女儿，因此她继承了包括文学资产在内的一切，主持他的遗著的出版。对波伏娃来说，这是最终的背叛：“中心”反被“边缘”遮盖了。这位法国左派知识分子“太后”，比萨特多活了5年，但她没有孩子也没有继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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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萨特与罗素一样，对公共政策的见解没有任何连贯性和一致性。他一旦去世，他的学说也就丧失了生命。最终，又跟罗素一样，他朦胧的渴望也就是成为左派和青年阵营中的分子。萨特思想的没落十分引人注意，不管是否误会，他毕竟一度代表着一种引人注目的，即使是思想混乱的人生哲学。总有相当一部分受过教育的公众需要一位精神领袖，哪怕他不尽人意。曾干过许多缺德事的卢梭，死后也还是得到广泛的赞誉。萨特是另一位“神圣的恶魔”，巴黎知识界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葬礼。5万多人跟随他的灵柩到了蒙巴那斯公墓，多数是青年。有人为了看得更清楚爬到树上，其中一个掉下来跌在棺木上。他们为何前来表示敬意？他们蜂拥而至，究竟是在宣告什么样的信念？阐明关于人性的何种真理？我们有理由提出这样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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