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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47282 萨特接受了他那代人所能受到的最好的教育：先上了拉罗舍尔一所很好的公立中学，接着在巴黎的亨利四世中学当了两年寄宿生，该校当时可能是法国最好的中学，他随后进入曾培养出许多法兰西学院重要院士的巴黎高等师范学校。保罗·尼赞[133]、雷蒙·阿隆[134]、西蒙娜·德·波伏娃这些才俊都是他的同时代人。萨特参加拳击和摔跤，弹钢琴，而且弹得很不错，歌声也浑厚动人，还给学校里的戏剧评论杂志画过讽刺性素描。他创作诗歌、长篇小说、剧本、歌曲、短篇小说及哲学论文。他仍像个弄人，只是有了更多的新把戏。他养成了每年读大约300本书的习惯并一直保持着。他的阅读范围十分广泛，酷爱美国小说。在巴黎高师他还得到了第一位情妇：西蒙娜·杰莉菲。与他的父亲一样，如果有可能，他喜欢比较高的女人。西蒙娜就是一位瘦长的金发女郎，比萨特高出一头。萨特第一次参加学位考试没有及格，第二年以优异成绩通过，名列榜首。比他小3岁的德·波伏娃名列第二。这是1929年6月，就像当时许多精明的年轻人一样，萨特当了一名中学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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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47284 20世纪30年代是萨特迷惘的10年。他始终孜孜以求的文学声誉并未如期而至。他的大部分时间只是在勒阿弗尔做中学教师，过着典型的外省的懒散生活。其间他去过几次柏林，在阿隆的建议下，他在那儿研读了胡塞尔、海德格尔，研究了现象学这一当时在中欧最富独创性的哲学。不过，他主要还是做教师的苦差事。他憎恶资产阶级，确实很有阶级意识，但他并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事实上也许除了一些摘录以外，他从未完整地读过马克思。他无疑是个叛逆者，却是个没有目标的叛逆者。他不参加任何党派。他对希特勒得势毫不关心，对西班牙的战事也无动于衷。不管他后来是怎样说的，事实表明，他在战前并没有坚定的政治观点。从一帧照片上可以看到他参加学校授奖典礼时的装束：黑色带绉边的礼服，外面是饰有貂皮的黄色斗篷，这两件衣服都过于宽大。通常他只穿运动衫和敞领衬衫，不肯打领带；只是到了中年快结束时，才穿上知识分子的统一装束——白色低领毛衣，古怪的半皮夹克。他酒喝得很多。当教师第二年的学校授奖日，他醉后语无伦次，无法发表演说，只好被人扶下主席台，成为可笑的一幕中的主角，似乎预演了金斯利·艾米斯的《幸运的吉姆》。从那时起，他一直同年轻人亲近，尤其是青年学生。他允许学生们多少按自己的意愿行事。他的训示是：每个人只对自己负责；他有权批评任何人、任何事。学生们在课堂上可以不穿外套，可以抽烟，可以不记笔记、不交作业。他上课从不点名或对学生施以体罚，也从不给他们批分数。他写了很多东西，却没人愿意出版他早期的小说。他只好懊恼地看着尼赞、阿隆这些朋友的作品出版，还都获得了一点声誉。1936年，他终于出版了研究德国哲学的著作《哲学研究》，反响甚微，但他开始看到自己究竟想做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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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47286 萨特的作品本质上是通过小说和戏剧表达行动哲学。到20世纪30年代末，他更坚定了这一想法。他认为当时所有的小说家——如多斯·帕索斯、弗吉尼亚·伍尔夫、福克纳、乔伊斯、奥尔德斯·赫胥黎、纪德和托马斯·曼——都反映着主要直接或间接源自笛卡尔和休谟的传统思想。他在给让·奥兰的信中写道，更有趣的是“写一部海德格尔时代的小说，而这正是我想做的”。问题在于，20世纪30年代萨特的小说创作和哲学研究是各自独立进行的，只有当他将两者紧密结合，并通过舞台迫使公众注意，才能起到激励人心的作用。一种哲理小说终于渐渐孕育成熟，他给这部小说起名为《忧郁》，出版商换了一个更有吸引力的书名《恶心》。此书于1938年问世，但起初还是没有什么反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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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47288 使萨特出人头地的还是“二战”。这场战争对法国是灾难，对尼赞等朋友是死亡，也给其他人带来了危险和耻辱，但却让萨特获益良多。他应征加入了陆军炮兵司令部的气象小队，负责放热气球测定风向。战友们都笑话他，他的班长——一位数学教授——评价道：“从一开始我们就知道，从军事上看他对我们毫无用处。”当时法军士气极为低落，萨特因从不洗澡、肮脏无比而臭名远扬。他所做的就是写作，每天写5页小说，最终写成了《自由之路》。他还每天写4页《战争日记》和无数给女人的信。当德军发动进攻，防线崩溃，萨特成了战俘（1940年6月21日）后，他依然涂涂写写。在特里尔附近的战俘营里，他实际上被卫兵当作政治人物，德国兵鄙视法国俘虏，尤其鄙视肮脏的法国战俘，他们常常踢萨特宽大的臀部。就像当初在学校里一样，他靠开玩笑和为战俘营写作文娱节目挺了过来。他继续努力写他的长篇小说和戏剧，直到1941年3月被诊断为“半失明”而获释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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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47290 萨特直接去了巴黎。他在著名的贡道塞中学得到哲学教师职位，当时该校大部分教员都已流亡，转入地下，也有的参了军。校方并不介意他的教学方式，或许倒正因为他的教学方式，给了他一个“工作出色”的评价。他发现战时的巴黎令人兴奋。他后来写道：“恐怖难以忍受却又对我们十分合适……我们从未感到像德军占领时这样自由，如果我这样说人们会理解吗？”但这是因人而异的。萨特很幸运，由于战前未介入政治，甚至连1936年的“人民阵线”也没参加，在纳粹的档案和黑名单上并没有他的名字，至少他们认为他“清白”。他也确实算艺术家中受到优待的。当时一大批亲法的德国知识分子，像戈哈特·海勒、卡尔·埃普坦、卡尔·海因兹·布雷默等人都在巴黎，他们不仅对审查制度而且对获准出版的报纸杂志，至少是上面登载的剧评和书评都有影响。萨特的小说和剧本完全可以为他们所接受，因为他们的背景是中欧哲学，尤其重视海德格尔，而海德格尔又是受纳粹学术界称许的学者。萨特从未主动与当时政权合作，最密切的联系也只是为一份与纳粹合作的周报——《喜剧报》——写稿，一度还答应为它写专栏。但他作品的出版、剧作的上演都通行无阻。正如安德烈·马尔罗所说的：“当我对付盖世太保的时候，萨特却得到德国审查人员的许可，在巴黎上演着他的戏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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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47292 萨特隐约有种参加抵抗运动的渴望，但这一企求没能实现，这对他倒是件幸事。这是个奇怪的讽刺，人们写知识分子时总会碰到。萨特个人的哲学已经在他脑子里形成了，很快被称为“存在主义”。在本质上，这是一种强调行动的哲学，认为人的性格和意义都决定于他的行动而非观点、作为而非言论。纳粹的占领激起了萨特全部反抗权威的本能。他要跟权威斗争。如果他真的遵循自己的哲学信条，就早该去炸毁军车或刺杀党卫军了。但事实上他并没有这样做。他只是说，他只是写，他在理论上、思想上、精神上都是抵抗派，唯独缺乏行动。他帮助成立了一个名为“社会主义与自由”的秘密组织，经常开会或辩论。他似乎相信，要是所有的知识分子聚集起来，一起吹响号角，纳粹的耶和哥城墙就会倒塌。但当他请求纪德和马尔罗加入这个组织时，他们都拒绝了。一些成员开始信奉马克思主义，比如他的哲学家同事梅洛·庞蒂。要说他信什么的话，他接近蒲鲁东。他就是在这种精神状态下，写了第一份长达100页、谈论战后法国的政治宣言。总之，他言论不少，但缺乏行动。组织的一位成员让·普隆这样说道：“我们不是个有组织的抵抗团体，只是一群聚在一起的朋友，我们决心一道反纳粹，并把这种信念传播给别人。”所谓“别人”，即该组织以外的人，他们对它更是持批评态度。加入共产党的乔治·沙泽拉说：“他们的幼稚从一开始就让我吃惊，比如他们从未意识到空谈给别人的工作带来多大危害。”另一位积极抵抗派拉奥·列维称组织的活动“只是个茶话会”，而萨特则是“一个政治文盲”。这个组织最终因无所作为而解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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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47294 此后萨特再没有为抵抗运动做什么重要的事。他没有为营救犹太人写一个字、出一分力。他只是全神贯注地干自己的事。他大都坐在咖啡馆里，疯狂地写剧本、长篇小说和哲学著作。他与圣日耳曼区的联系开始是非常偶然的，但很快就闻名世界。1942-1943年，他完成了他最重要的哲学著作《存在与虚无》，这本书非常全面地阐述了萨特的行动主义原则。写书的那个冬天极冷，咖啡馆的老板布巴尔先生却有办法弄到烟草和取暖的煤。于是萨特每天在那儿写作，裹着一件不知从哪儿弄来的鲜橙色的人造皮毛外套，虽然又难看又不合身，却很暖和。他总是先喝下一杯奶茶，然后拿出钢笔和墨水瓶，连续写上4个小时，很少从稿纸上抬起头来，就像“一个裹着毛皮的小墨水瓶”，西蒙娜·德·波伏娃这样描述萨特。她指出，书中的“猥亵段落”是为了使这部长达722页的著作更富生气，“有人关注普遍的生存困境，另一个人却一心想着肛门和意大利式的做爱”。《存在与虚无》于1943年6月出版，成功虽未立时而至，却是实实在在、与日俱增的（最重要的一些评论直到1945年才发表）。然而，萨特通过戏剧奠定了自己重要的地位。就在《存在与虚无》出版的同一个月，他的剧作《苍蝇》公演了，起初卖出的票很少，但很快引起了注意，更巩固了萨特日盛的声名。他随即为巴蒂写了3部电影剧本（包括杰作《事已决定》），第一次赚了一大笔钱。他参与创办了一份新的很有影响的评论性刊物《法国通信》，次年春天，又与安德烈·马尔罗、保罗·艾吕雅[135]一起被指派为七星奖评奖团成员，这无疑表明萨特已成为文学界权力的掮客。就在这时——1944年5月，他的独幕剧《禁闭》在老哥伦比亚剧院上演，剧中3位主人公在一间会客室交谈，结果发现那儿其实是地狱的前厅。这部出色的作品可以分为两个层面：一方面它是对人物的评论，传达了“他人即地狱”的寓意；另一方面它是对《存在与虚无》的通俗演绎，是对海德格尔哲学的激进化的翻版，其中加进了花哨的法国式评注和当代事件，传达了隐藏着对抗性的行动主义。这是法国人一向具有的杰出天赋——吸取德国的思想，并给它们加上华丽时髦的包装。《禁闭》在批评家和公众那里都获得了极大成功，被誉为“开创了圣日耳曼区黄金时代的文化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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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47296 《禁闭》令萨特声名卓著，这是戏剧能无比生动有力地表达思想的又一个实例。可说来奇怪，萨特还是通过在公共讲坛发表演说的古老形式名扬世界的，实际上是成为一个臭名昭著的“神圣的噩魔”。《禁闭》上演后的一年里，法国平静无事，每一个人，尤其是年轻人，都急切地想追回失落文化的岁月，为战后寻求真理的灵丹妙药。各党派为争取对大学校园的绝对控制而激烈地斗争着。萨特用他的新哲学提供了一种变通的办法——不要教会，也不要政党，而要一种富于挑战性的个人主义学说：如果一个人走上了敢于行动和富有勇气的道路，他就可以看作是自己灵魂的绝对主宰。这是极权主义的噩梦之后对自由的一种信念。1944年秋天，通过在圣雅克街做一系列关于“小说的社会技巧”的成功报告，萨特展示了他作为演说家的才能和引人入胜的力量。那时他只是间接提出了自己的部分思想。1年后，法国解放，出于寻求智力刺激的渴望，萨特于10月29日在让·古雄街的中心会堂发表了公开演讲，当时萨特自己并没有用“存在主义”这个词，它似乎是新闻界创造的。就在8月有人请他给这一术语下定义时，萨特回答：“存在主义？我不知道它是什么。我的哲学是一种存在的哲学。”这次他决定接受媒体创造的这个新词，给演讲题名为《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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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47298 维克多·雨果曾断言，一种思想一旦适应了时代，就具有无比的力量。从两方面可以明显看出萨特的思想适逢其时，一方面他向渴望和期待自由的人们鼓吹自由，但这种自由并非唾手可得。萨特说：存在主义用行动界定人，它告诉人们，希望只存在于行动中，行动是人生存的唯一理由，因此，“人把自己交付给生活，从而描绘自己的图像，此外一切皆是虚无”。萨特说，1945年的新一代欧洲人都是新的存在主义的个人，他们“毫无理由地孤独。当我说我们注定是自由的，指的就是这一点”。对于这样幻灭的一代，萨特的存在主义新自由观具有极大的吸引力——他们孤独、严肃、高尚，稍有侵略性但说不上暴力，反对精英，接近大众——无一例外。任何人都可能成为存在主义者，特别是年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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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47300 另一方面，萨特领导着知识界风尚的一次重要的变革，此类重要的变革是周期性发生的。在两次大战之间，关于德累福斯事件[136]和弗兰德大屠杀无止境的无谓论战，已使法国知识分子感到厌倦，他们已养成独立超然的态度。于连·本达开风气之先，他的极为成功之作《文人的背叛》（1927）告诫知识分子不要受任何纲领、党派、目标的“束缚”，要专注于理论原则，远离政治舞台。萨特原先恰是本达的诸多信奉者之一。1941年前，他比谁都更不介入。然而，就像当初用热气球测定风向一样，现在他却嗅出了社会风气的微妙变化。他和朋友们共同创办了一份叫《现代》的评论杂志，并担任主编。1941年9月出版的第一期上有萨特的发刊词，迫切要求作家再次“介入”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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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47302 作家在他的时代都有一个位置。每一句话，哪怕是沉默都会有回音。我认为福楼拜和（爱德芒）龚古尔对镇压巴黎公社的事件负有责任，因为他们没有为阻止此事写下只言片语。你也许会说：那不关他们的事。那么，卡拉斯审判是伏尔泰的事吗？谴责德累福斯事件是左拉的事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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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47304 萨特演讲的背景是：那年秋天，巴黎的文化界气氛非常紧张，萨特演讲的前3天就发生了一幕闹剧，两部芭蕾剧《法兰一家》和《约会》在香榭丽舍剧院首演时，聚集的上流社会观众对毕加索设计的垂幕发出了不以为然的嘘声。萨特的演讲事先并未广泛宣传，只在《解放报》《费加罗报》《世界报》《战斗报》的小幅广告中简约地提了一下。然而消息还是一传十，十传百。那天上午8点半，当萨特走近会堂时，看到外面街上人潮涌动，他还生怕是共产党组织的示威活动。人们发疯似的往会堂里挤，大厅已经挤满了人，所以只允许要人进入。萨特的朋友们不得不为他开路。会场里有妇女晕倒，有椅子被挤坏，讲演只好推迟1小时。萨特要作的本来是一场学术性很强的哲学讲座，但在当时的情况下，却成了战后传媒界的第一次重大事件。事有凑巧，于连·本达当晚也举行了讲座，但他面对的却是个空荡荡的大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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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47306 新闻界关于萨特的报道多得惊人。尽管纸张短缺，许多报纸还是大量登载萨特讲稿的内容。他讲话的内容和方式都受到严厉指摘。天主教《十字架》日报称存在主义“比18世纪的理性主义和19世纪的实证主义更危险”，并与共产党的《人道报》一起把萨特称作“社会的敌人”。萨特的所有作品及时地出现在梵蒂冈的禁书目录上，而斯大林的文化委员亚历山大·法捷耶夫则说他是个“用打字机的豺狼，使自来水笔的鬣狗”。萨特同样也引起了同行们强烈的嫉妒，法兰克福学派对萨特的厌憎比对布莱希特更甚。麦克斯·霍克海默称他是“哲学界的无赖和骗子”。但所有的攻讦只是加快了对萨特的崇拜。此时的他已经和前代的许多知识界领袖人物一样，深谙自我推销之道，他不能亲自干的，他的追随者们会帮他干。《周六晚报》尖刻地说：“自巴纳姆时代以来，我们还没见过这样成功的自我推销。”但是对萨特现象的道德批评越多，它越是兴盛。11月的《现代》指出，法国是一个垮掉的、道德解体的国家，它所剩下的只有文学和时装业，而存在主义打算在这个堕落的时代为法国保存一点尊严和个性。追随萨特不可思议地成了一种爱国行动。他的讲稿匆匆扩充成书，一个月售出50万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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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47308 存在主义不仅是一种可以供人研究的哲学，更是可以享受的疯狂。《存在主义问答手册》断言：存在主义和信仰一样，不能解释，只能实践。它还告诉读者去何处实践。对圣日耳曼区来说，成为思想潮流的中心并不是新鲜事。萨特其实是效法伏尔泰、狄德罗和卢梭，他们都是大街尽头古老的普洛科波咖啡馆的老主顾。普洛科波咖啡馆在第二帝国时期戈蒂埃、乔治·桑、巴尔扎克和左拉的时代再度兴旺，那时于斯曼和阿波利奈尔经常光顾的福洛尔咖啡馆才刚开业。但战前巴黎知识界的中心蒙巴那斯的特征是：脱离政治，倾向于同性恋，不带民族偏见，咖啡馆里点缀着苗条的双性恋姑娘。圣日耳曼既是社交和色情的，也是智力的，从蒙巴那斯向圣日耳曼的转移，其戏剧性在于，萨特的圣日耳曼是左倾的、介入的、强烈异性恋和极端法国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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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47310 萨特是个喜爱饮酒作乐的人，他喜欢威士忌、爵士乐、姑娘和有歌舞表演的餐馆。如果他不在福洛尔或相隔一个街区的两个丑八怪咖啡馆，也不在街对面的利普酒吧吃饭，他就准在拉丁区的中心地带新近突然出现的、开在地下室的一家夜总会里。在红玫瑰酒吧有一位叫朱丽叶·格尔柯的歌手，萨特为她写了一首欢快的歌曲，作家兼作曲家鲍里斯·维昂在那里吹长号并为《现代》写稿。这一带还有在多非纳街上的塔布酒吧、雅各布街上的弗蒂酒吧。萨特自己住在离此不远的波拿巴街42号，在他的公寓里可以俯瞰圣日耳曼的教堂和两个丑八怪咖啡馆（他的母亲也住在那儿，一直帮他照料洗衣房）。这场运动甚至有自己的常设机关——由阿尔贝·加缪主编的《战斗报》。加缪的畅销小说都被认为是存在主义的作品，西蒙娜·德·波伏娃后来回忆道：“《战斗报》总是充满赞许地报道我们所说和所写的一切。”萨特整天发奋写作，在这段时间写了几百万字的演讲稿、剧本、小说、随笔、序言、论文、广播稿、报道、杂文和哲学讽刺。雅克·奥蒂伯蒂说他是“一辆在图书馆、剧场、电影院到处乱停、制造混乱的卡车”。到了晚上他就要享乐了，深夜时常常喝得大醉，还好与人争执，有一次把加缪的眼睛都打青了，弄得人们前来围观。他是士兵、愤怒的一代、知情者和酒窖里的“老鼠”们的国王。用他的主要宣传者让·波扬的话说，他是“千千万万年轻人的精神领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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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47312 如果萨特是国王，那谁是王后呢？如果他是青年的精神领袖，他又在哪些方面引导着他们呢？这是两个相关但独立的问题，需要逐个考察。1945-1946年冬天，当他已成为欧洲的名人时，他已经与西蒙娜·德·波伏娃相处近20年了。德·波伏娃这个蒙巴那斯的姑娘出生在著名的圆亭咖啡馆楼上的一套公寓里。她的童年生活很艰苦，家庭被不名誉的破产击垮了，祖父因而入狱，母亲一直没能得到嫁妆，父亲又是个找不到正当职业的纨绔之徒。她痛苦地写到自己的父母：“我的父亲确信德累福斯有罪，母亲则深信上帝的存在。”她只能在读书中求得逃避，成为一位高雅的女学者。她是巴黎大学哲学系出类拔萃的学生，很快被萨特拉进圈子，“从现在起”，萨特对她说，“我要保护你”。他们之间保护和被保护的关系在某种意义上一直存在着，不过对德·波伏娃来说，这是一种混杂的幸福。她比萨特高1英寸，小他3岁，而且从严格的学术角度看，比萨特更有才能。与她同时代的莫里斯·德·冈蒂拉克认为她的著作“严密、精确，追根究底，简洁明了，非常专业化”。尽管她很年轻，在哲学学位考试中，却差点抢走了萨特的第一名，但主考官乔治·大卫和让·华尔[137]认为德·波伏娃是更出色的哲学家。她跟萨特一样，都是有巨大感召力的作家，在很多方面还胜他一筹。她不会写剧本，但她的自传性作品比萨特的更精彩，尽管其中的事实同样不可靠，她主要的长篇小说《名士风流》描写了战后的法国文学界，并获龚古尔文学奖，这部小说远胜过萨特的任何一部作品。另外，除了撒谎，她没有萨特那些个性弱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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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47314 然而，这位才华横溢、意志坚定的女性，却几乎从第一次见到萨特起就成了他的奴仆，而且终生不渝直到萨特去世。她做他的情妇、代理妻子、厨娘、经理、女保镖、护士，却从未在他活着的时候得到相应的法律或经济地位。实际上，萨特待她还不如卢梭对待苔莱丝，因为萨特的不忠是臭名远扬的。在文学史上，像萨特这样自私地利用女人的例子实在少见。更不寻常的是，德·波伏娃终生是一位女权主义者。1949年她出版了第一部现代女权主义的宣言《第二性》，畅销全世界。书的开头有这样一句话，“女人并非天生的，而是被造就的”，这是对卢梭《社会契约论》的卷首语有意识的回应。德·波伏娃事实上是女权运动的先驱，平心而论，她本该成为女权运动的守护神。但她在生活中却完全背叛了自己的一切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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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47316 萨特如何确立并保持对德·波伏娃的控制一直是个谜。她无法真实地记述他们的关系，他则从不愿自找麻烦地就此事写下只言片语。他们刚认识时，萨特比她更善于读书，并能把书中的精华融入滔滔不绝的独白中，使她为之倾倒。他显然是从智力上而非性关系上支配着她。20世纪30年代大部分时间里，她都是他的情妇，但关系也曾一度中止。40年代起，他们的性关系几乎不存在了，只有当萨特找不到更好的女人时才会重拾旧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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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47318 萨特是20世纪60年代被人们称作“男性沙文主义者”的典型。他的目标就是在成人生活中为自己重建一个童年时期的天堂，成为他所仰慕的女子芬芳的闺房里的中心人物。他把女性看作征服和占有的对象。他在《恶心》中写道：“我每一种理论都是征服和占有的行为，我希望有一天能借助它们征服世界。”他要争取完全的自由，他写道，“尤其梦想向妇女行使这种自由的权利”。与很多勾引女性的老手不同，萨特并不讨厌女人。事实上他喜欢女人胜过男人，也许是因为女性不好与他争论。他说自己“宁可跟女人聊些琐事，也不愿与阿隆探讨哲学”。他喜欢跟女人通信，有时一天就写十几封。但他并不把女性完全当作人看待，只是把她们当作挂在腰间的战利品。当他试图用进一步的措辞为自己的征服策略辩护，以使之合理时，就显得更加虚伪。他说他要像“征服野兽一样去征服女人”，但只是为了“使她从野蛮状态进入男女平等的状态”。还有，回顾早年勾引女人的行为时，他反省“那些事件中的帝国主义色彩”。但没有迹象表明这些想法促使他放过可能的猎艳机会，它们只是说给人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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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47320 萨特一开始勾引德·波伏娃时，就对她简述了他的性爱哲学，坦言自己与许多女人睡觉的渴望。他说自己的信条是“旅行、多配偶和透明化”。上大学时，一位朋友注意到德·波伏娃的名字在英文里读起来很像“海狸”一词，她总是萨特的“海狸”或“您”，但从不是“你”。有时人们觉得萨特把她当作训练有素的动物。当他写到“对女性维护自己的自由”的方针时说：“海狸接受并尊重了这种自由。”他告诉德·波伏娃有两种性关系，一种是“必然的性爱”，另一种是“偶然的性爱”，后者无足轻重，被爱的对象不过处于“边缘”，受到他的关怀不会超过“两年的租期”。他对德·波伏娃的爱是永久的、必然的，她处于“中心”而非“边缘”。她当然也完全可以自由地贯彻同一原则，她可以有自己的“边缘性”伴侣，只要萨特永远得到她中心的、必然的爱。但双方都必须显示“透明度”，而“透明度”正是知识分子谈论性爱关系时喜欢用的“公开化”的代名词，我们在托尔斯泰和罗素那里也遇到过。萨特说，无论男女都应该告诉对方自己在做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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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47322 正如可以预见到的，“透明化”的方针最终只导致更多、更卑劣的隐瞒。德·波伏娃试图实施这种方针，但当萨特听到她那些多半是试验性的、三心二意的恋爱事件时所流露的漠不关心的神情显然刺痛了她。对于她在《名士风流》中关于自己被亚瑟·凯斯特勒勾引的描述，他不过当作笑话一桩。此外，那些被拖入“透明化”原则的人也并不总是喜欢这一做法。她最重要的“边缘”伙伴，某种程度上她终生爱着的，是美国小说家纳尔逊·阿尔格伦[138]。当他72岁时，他们的事情已成为回忆，在一次采访中他对波伏娃的泄露表示非常愤怒。他说把他写进《名士风流》已经够糟的了，不过那起码还有个化名遮蔽。可在她自传的第二部《生命的精华》里，她不仅指名道姓，还引用了他的情书里的文句，而这些情书他又不能不承认是他写的。“见鬼，情书应该是隐私。”“我去过世界各地的妓院，那里的女人们都知道要关上房门，不管是在韩国还是在印度，只有这个女人砰地把门打开，才会叫来公众和新闻界。”显然，阿尔格伦想起波伏娃的行为时非常愤慨，以至记者走后，他心脏病猝发，当晚就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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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47324 萨特也实行“透明化”，但只是在一定程度上。他在谈话和信件中随时向她报告自己的新情妇：“这是我第一次与一个肤色浅黑的女人睡觉……她体味很大，汗毛挺重，腰背部长着黑毛，衬着白皙的躯体……她的舌头就像支小笛，总是伸直了去够我的扁桃体。”一个女人，即使再处于“中心”地位，也不会愿意读到对情敌的这种描写。1933年，萨特在柏林时，德·波伏娃陪了他一阵子，他对她说的第一件事就是他有了一位叫玛丽·维尔的新情妇，跟雪莱一样，萨特也总是很天真地希望旧情人能称许自己的新情人。不过，萨特从没有坦白一切。20世纪3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德·波伏娃在鲁昂教书，当她和萨特一起暂住柏林或其他什么地方时，萨特曾送她1枚结婚戒指，这是她最接近婚姻的时候。他们有自己专用的语言。在旅馆里，他们自称是奥尔甘内蒂先生和夫人，或自称美国百万富翁摩根·哈提克夫妇。但没有证据说明，他想和她结婚，或让她选择另一种更合乎习俗的结合方式。她根本不知道，萨特曾几次向一位“边缘”情侣求过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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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47326 他们的生活显然不合她的心意。她始终无法心平气和地接受萨特的那些情妇。她恨玛丽·维尔，更恨之后的奥尔伽·高萨绮薇茨。奥尔伽是一对姐妹中的一个（妹妹莞达后来也成了萨特的情妇），更使德·波伏娃痛恨的是，她还是自己的学生。德·波伏娃对奥尔伽与萨特的关系很反感，把她写进《女客》，在小说里将她谋杀了。她在自传中承认，“我对萨特造成这种情形感到苦恼，也因奥尔伽从中得益而生气”。她要反击：“我不打算把我在宇宙的中心一直占有的、至高无上的位置让给她。”然而任何一个必须把自己的情人当作“宇宙中心”的女人，在劝阻情人走上歧途时总是处于不利地位的。德·波伏娃只能试图以参与的方式控制他们。于是，萨特、德·波伏娃和一位姑娘——通常是他或她的学生——3个人形成了一种三角关系，德·波伏娃充当监督者。“养女”一词经常被挂在嘴边。到20世纪40年代初期，萨特似乎已经因为勾引自己的女学生而恶名远扬。在一篇对《禁闭》怀有敌意的评论里，罗伯特·弗兰西斯就说过：“我们都熟悉萨特先生，他是一位专门研究女学生内衣的古怪哲学教师。”由于德·波伏娃的女学生中有更多合适的姑娘，大多数受害者都是她的学生，而德·波伏娃有时担当着近乎淫媒的角色。在唯恐失去爱情的慌乱中，她自己也与这些姑娘形成亲密关系。娜塔丽·所罗金就是其中的一个，她是一个苏联流亡者的女儿，是德·波伏娃战时在帕西的莫里哀学院教书时最好的学生。1943年，她的父母正式控告德·波伏娃诱拐少女，这项严重的罪名足以判她入狱。在双方朋友的调解下，起诉最后撤销了，但德·波伏娃被逐出莫里哀学院，并从此不准在法国任何地方教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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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47328 “二战”期间，波伏娃真正担当起萨特妻子的角色，她做饭、缝纫、洗衣、管理钱财。但是随着战争的结束，萨特忽然发现自己已很有钱，一群为他的钱财和思想魅力所吸引的女人整天围着他。1946年是萨特征服女性最成功的一年，也是标志着他与波伏娃的性关系实际结束的一年。正如约翰·韦特曼所说：“早些时候，在萨特那个经常更换王妃的后宫边缘，德·波伏娃就已心照不宣地担当起一个资深的、从性生活中隐退的代理妻子角色。”她抱怨“他为她们挥霍金钱”，她不无担忧地注意到，当萨特越来越老，他的姑娘们却越来越年轻，都只有十七八岁，萨特从法律上承认她们是他的养女，这就意味着她们将继承他的版权。她可以像海伦·魏格尔对布莱希特的情妇那样，给那些姑娘以建议和警告，尽管她没有那个德国女人所具有的法律地位。她经常受骗。1946-1948年，萨特去美洲旅行时，她得知了他与一位叫陶乐赫丝的女人热恋的详情，而萨特却一面声称已经厌倦了这个姑娘对他“使人精疲力竭的激情”，一面又在向她求婚。后来还有鲍里斯·维昂的金发碧眼的爱妻米雪儿，奥尔伽漂亮的妹妹莞达，有异国风韵的金发女演员伊芙琳·蕾——萨特在他最后一部剧作《阿尔托纳的隐藏者》里还为她写了一个角色，波伏娃最痛恨的阿莱特被萨特弄到手时才17岁，还有希腊女孩海伦·莱西奥塔基丝。20世纪50年代末，除德·波伏娃外，萨特还同时周旋于米雪儿、阿莱特、伊芙琳和莞达4位情妇之间，使出各种办法哄骗每个人。他公开把他的《辩证理性批判》题献给德·波伏娃，却又让伽利玛出版社私下印了两本题有“献给莞达”的。《阿尔托纳的隐藏者》出版时，也故伎重演，使伊芙琳和莞达都相信书是献给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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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47330 德·波伏娃讨厌这些年轻女人的原因之一就在于，她认为是她们鼓励萨特过一种放纵的生活——不仅在性生活上，而且在饮酒和服药方面都毫无节制。1945-1955年，靠着不断加大的酒精和巴比土酸盐摄入量，萨特完成了数量惊人的作品和其他工作。1954年萨特在莫斯科因饮酒过度而虚脱，被紧急送往一家苏联诊所。一旦复原，他继续坚持每天写30-40页，经常服下整管的Corydrane药片（这种药在1971年因危险而被回收）以维持体力。他那本谈论辩证理性的书，似乎正是在药和酒精的影响下写成的。萨特的传记作者安妮·柯恩·索拉尔说他在利普、古鲍尔、巴尔扎尔或其他最爱光顾的小酒馆里，吃一顿两小时的午饭常常要喝掉一夸脱葡萄酒。她累计出这段时间萨特每天服用的刺激品包括两包香烟、几斗黑烟丝、一夸脱酒精（主要是葡萄酒、伏特加、威士忌和啤酒）、200毫克安非他命、15克阿司匹林、几克巴比土酸盐，再加上咖啡和茶。其实德·波伏娃对萨特年轻的情妇们是不公正的。她们都试图使萨特改过自新，最年轻的阿莱特费力最大，她甚至迫使他写出保证书，声明不再碰Corydrane、烟草和酒精。但萨特很快食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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