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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出自“千千万万年轻人的精神领袖”的一份不寻常的供词，而且与他当初的谎言一样有欺骗性。其实对他1952-1956年的某些言行加以掩饰，倒是比较仁慈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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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的一个时期，萨特在法国及世界范围内的社会声誉十分低落，他不可能没有觉察。他如释重负地以苏联入侵匈牙利作为与莫斯科和共产党决裂的理由，无论如何，这是个借口。他同样利用尚处萌芽状态的阿尔及利亚独立战争，戴高乐的重新掌权又恰好提供了一个自1958年起就惹人憎恶的合适对象——作为在独立左派，尤其是在青年中重获威望的体面的契机。这种策略在某种程度上是真诚的，也获得了有限的成功。萨特又经历了一次和“二战”一样“有益”的阿尔及利亚战争。尽管他费尽心机，仍未能像罗素那样真正使自己被捕。1960年9月，他说服大约121名知识分子签署了一份声明，宣称：“公职人员或军人在阿尔及利亚战争中有权不服从。”以前的第四共和国政府，几乎毫无疑问会判他入狱，但在学识出众的戴高乐和安德烈·马尔罗两人控制下的第五共和国，却有一个更加精明老练的政府。马尔罗说：“萨特在协和广场高喊‘恐怖主义者万岁’，总比逮捕他而给我们自己找麻烦要好。”戴高乐援引弗朗索瓦·维永、伏尔泰和罗曼·罗兰的例子告诫内阁，最好别去碰知识分子：“这些人在他们的时代惹了很多麻烦，但最重要的是我们继续尊重思想和言论的自由，只要不有违国家法律和民族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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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60年代，萨特的大部分时间都在中国和第三世界旅行。“第三世界”一词是地理学家阿尔弗雷德·索维首创的，萨特却把它推广开来。萨特和德·波伏娃成了为人熟知的人物，被拍了很多与亚非各国首脑交谈的照片。照片上他穿着第一世界的西服和衬衫，她则穿着女教师穿的羊毛衫、“少数民族风格”的裙子和领巾，使她显得生气勃勃。萨特有关那些邀请他的政权所发表的谈话，和他对斯大林领导的苏联的吹捧一样没多大意义，只是更能让人接受。关于卡斯特罗，他说：“这个从古巴革命中诞生的国家是一种直接的民主制。”关于铁托的南斯拉夫，他说：“这是我的哲学的实现。”谈到纳赛尔的埃及，他说：“在此之前，我一直不愿把埃及政权与社会主义联系起来，但现在我知道自己错了。”他喋喋不休地谴责美国在越南的“战争罪行”，将美国比作纳粹。（但他也将戴高乐比作纳粹，忘了当他在被占领的巴黎上演戏剧时，戴高乐正与纳粹作战）萨特与德·波伏娃始终反美。1947年，在一次美国之行后，德·波伏娃在《现代》杂志上写了一篇荒唐的文章，充塞着可笑的拼写错误和只有富人才能进第五大道上的商场之类的怪论；实际上没有一句是正确的。这篇文章成了玛丽·麦卡锡[143]猛烈攻击的目标。20世纪60年代，萨特还在伯特兰·罗素设在斯德哥尔摩的不光彩的国际“战争罪犯法庭”里担任重要角色。所有这些颇为无聊的活动都没有对世界产生多大作用，反倒削弱了他说过的那些严肃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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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萨特向他的第三世界崇拜者们提出的建议中，有更具灾难性的一面。虽然他自己不是一个勇于行动的人——加缪更尖刻的一句嘲讽是“萨特企图坐在扶手椅中创造历史”—他总是鼓励别人采取行动，而他所说的行动往往意味着暴力。他成了弗兰兹·法农的支持者——这位非洲思想家或许可以被称作现代非洲黑人种族主义的创立者，为他宣扬暴力的“圣经”—《全世界受苦的人》做了一篇比原书更血腥的序。萨特写道，对于黑人，“杀死一个欧洲人是一箭双雕之举，既消灭了一个压迫者，又消灭了他的被压迫者”。这是存在主义的现代化：通过谋杀获得自我解放。正是萨特杜撰了把现存秩序认定为暴力（制度化的暴力）的语言技巧（取自德国哲学），因此用屠杀推翻它就是正当的。他宣称：“对我而言，关键问题是抛弃左派不应当以暴抗暴的理论。”注意，不是“问题”而是“关键问题”。由于萨特的作品广泛传播，特别是在青年中，他成为很多自20世纪60年代末起，扰乱社会的恐怖活动的理论教父。他没有预见到，他从哲学上给以鼓励的大部分暴力活动，可以是黑人用来打击其他黑人而不是反抗白人的，而这本是一位比较明智的人应该预见的。通过帮助法农煽动非洲革命，他对于20世纪60年代中期至今席卷非洲多数国家的内战和大规模屠杀都起了促进作用。他对当时越战已近尾声的东南亚产生了更有害的影响。自1975年4月，在柬埔寨导致五分之一到三分之一人口死亡的许多可怕罪行，都是一个叫“红色高棉”的、能讲法语的中产阶级知识分子组织干的。他们的8个头目中，5个是教师，1个是大学教授，还有1个公务员，1个经济学家。他们20世纪50年代都在法国学习，接受了萨特的哲学行动主义和“必要的暴力”学说。这些大规模屠杀的凶手都是他的信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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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特在生前最后15年的活动无足轻重。他跟罗素一样，拼命想保持先锋地位。1968年，他站在学生一边，正如从第一天当教师起就做的那样。1968年“五月风暴”中并没出现多少有声望的人物——在法国雷蒙·阿隆是个明显的例外——所以萨特有失尊严的表现似乎不值得过分苛责。一次在卢森堡电台接受采访时，萨特赞扬学生们设置街垒的行动：“暴力是遗留在学生手中唯一的东西，他们尚未进入父辈的体制……目前在我们软弱的西方国家中，学生代表了反对既定统治的唯一力量……应该由学生决定他们的斗争应采取的形式，我们不应冒昧地就此事给他们提出建议。”这话出自一位花了30年时间教导青年的人之口，实在奇怪。还有更昏庸的话，他告诉学生：“你们行动的引人入胜之处在于，在权力中放入了想象。”西蒙娜·德·波伏娃也同样兴高采烈。她热切地表示，学生们刷在巴黎大学墙上那些“大胆”的标语中，最令她“感动”的是“把禁止禁止掉”。萨特屈尊采访临时学生领袖丹尼尔·柯恩·邦迪，就此在《新观察家》上写了两篇报道。他觉得学生们“百分之百正确”，因为他们正在破坏的政权是“懦弱的政权，一个谋杀的号令”。其中一篇大半是攻击他从前的朋友阿隆，后者几乎是那个愚昧的时期唯一保持清醒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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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些丑角般的言行并非出于萨特内心，推动他进入积极角色的正是年轻的追随者。当他1968年5月20日出现在巴黎大学会堂向学生发表讲话时，他看上去像一位被明亮的灯光、烟雾和学生们“让—保罗”的喊声弄得不知所措的老人，他的助手可从不敢叫他“让—保罗”。他的谈话没有多大价值，结束时他说：“我现在要离开你们了，我很累。如果再不走，我会以很多蠢话收场的。”1969年2月10日他最后一次出现在学生面前。演讲之前，他很难堪地收到学生领袖给他的一张无礼的纸条，上面写道：“萨特，说清楚些、简短些。我们有许多规章要讨论和通过。”这样的建议绝不是他惯于接受和能够遵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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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萨特此时有了新的兴趣。与托尔斯泰和罗素一样，他的注意力集中时间很短。他对学生运动的兴趣持续了不到一年。随后又做了一次同样短暂但更异乎寻常的、与“劳动者”融为一体的努力。关于这些被理想化的神秘的劳动者，他写过很多，却终生为他们所躲避。1970年春，法国极左派做了一次为时已晚的尝试，想把“文化大革命”加以欧洲化。这场运动被称作“无产阶级左派”，萨特也同意参加，名义上担任他们的杂志《人民事业》的主编，主要是为了防止警察查封。运动目标的暴力性质甚至对萨特的口味也足够了——号召关押工厂经理，私刑处死国会议员——但它是原始的浪漫精神，幼稚而强烈地排斥知识分子。萨特在其中没有真正的地位，他自己似乎察觉了，抱怨道：“如果我再和行动主义者混在一起，就会坐上轮椅被人推来推去，挡住每个人的路。”但在一些年轻的追随者怂恿下，他最终还是没能抗拒政治表演的诱惑。67岁的萨特——甚至戴高乐（让萨特厌烦的人物）都称他“亲爱的大师”——把整个巴黎变成他的舞台背景，他在街头卖粗制滥造的报纸，塞传单给厌烦的路人。一位摄影师拍下了他1970年6月26日在爱丽舍宫忙于散发宣传品的照片，他穿着新的“无产者”的白毛衣、厚夹克、宽松裤。他甚至设法让自己被捕，但不到一小时就获释了。10月份他旧戏重演，站在比兰古尔的雷诺汽车厂外的一个油桶上，向汽车工人们高声发表长篇演说，《震旦报》有篇报道嘲笑他：“工人们并不懂他的话，萨特的集会只有他带来的少数人参加。”18个月后，他又到另一家雷诺汽车厂，他这次是想偷偷混入工厂，对绝食工人给予口头支持，但被保安人员发现，赶了出去。萨特的种种努力似乎并没有激起真正的汽车工人的丝毫兴趣，他全部的同盟者仍然是一向与他接近的中产阶级知识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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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对于一个行动的失败者，一个从未在任何真正意义上成为行动主义者的人来说，总还有“词语”。他把自传的一部分题名为《词语》倒是很恰当的。他把“无日不写”作为他的座右铭。那正是他坚守的誓言，他写东西比罗素更轻松，一天可以写出1万字。但很多质量不高，或者说造作、浮夸、言过其实，缺乏充实有力的内容。20世纪50年代初我在巴黎，间或翻译他的论战文章时就发现：它们用法语读起来似乎还不错，一旦要以具体的盎格鲁—撒克逊语言表述就乱成一团。萨特不太讲究质量，1940年给德·波伏娃写信时，想到自己在纸上写过这么多字，他承认：“我一向认为越多越好。”奇怪的是，萨特在后几十年中却对福楼拜越来越着迷，而后者是一位对词句格外讲究、总是狂热地不断修改自己作品的作家。他最终写出一部关于福楼拜的书，长达3卷2802页，但很多部分几乎不值一读。萨特创作极丰，有些堪称巨著，更多的却未完成，不过它们的素材常被用于别的作品中，其中有计划写法国革命的，其次是写丁托列托[144]。他还有庞大的自传规划，并想在长度上与夏多布里昂[145]的《墓中回忆录》相比，而《词语》不过是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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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特承认词语是他的整个生命：“我已将一切都投入文学……我把文学当作宗教的代替品。”他坦言词语对他不仅是字母和其中的含义，它们是有生命的，正像学习犹太神秘教经典或希伯来神秘哲学的犹太学生觉得《摩西五经》上的字母具有宗教力量：“我感到词语的神秘性……渐渐地，无神论吞噬了一切，作为一个不信神的人，我没有了负担，为世俗而写作。我回到词语，想知道语言的意义……我致力于此，却感到前方是梦的死亡、令人欣喜的暴行和恐惧的永久诱惑。”这段话写于1954年，当时萨特还有上百万字要写。这些话是什么意思呢？也许没什么意思。萨特总是宁可写些废话，也不愿停笔。他确实证实了约翰逊博士尖刻的论断：“法国人不管有没有弄清楚，都要说个不停。”正如他自己所言：“（写作）不仅是我的习惯，也是我的职业。”他对自己作品的效果持悲观态度：“多年来，我一直以笔为剑，现在才认识到我们多么无能。不管怎样，我在写作，我将继续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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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也爱说话，有时说个没完，有时他说话根本没有人听。在导演约翰·哈斯顿的自传中有一段关于萨特的精彩描写：1958-1959年，他们共同创作一个关于弗洛伊德的电影剧本，萨特不得不搬到哈斯顿在爱尔兰的家中。哈斯顿这样描绘萨特：“像个小桶，丑陋之极，肿胀的脸上有麻子，牙齿发黄，眼珠突出。”不过他的最大特点就是说个没完，“与他对话根本不可能，他不停地讲，你没法打断他。你想等他停下来喘口气，但他不会停。那些话如同山洪暴发一般涌出”。哈斯顿惊奇的是萨特一面说一面还在记录自己说的话。有时哈斯顿不能忍受他无休止的谈话，只好离开房间，但萨特的声音仍嗡嗡地在整座屋子里跟着他转。当他回到房间，发现萨特还在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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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词语腹泻症”最终损害了他作为演说者的魅力。当他那本招来麻烦的谈论辩证法的书出版时，让·华尔还是请他去哲学学院作演讲。萨特从下午6点开始，用“匆促而呆板的语调”读着从一个大文件夹中拿出的手稿，眼睛也不抬一下，似乎完全沉浸在自己的讲稿中。一个小时后，听众不耐烦了。大厅很挤，有些人站着。1小时45分钟后，听众筋疲力尽，有人躺到地板上。萨特好像忘了他们的存在。最后，华尔不得不示意萨特停止。萨特迅速拿起稿子，一言不发地走了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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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听他讲话的人总还是有的。慢慢地，萨特越来越老，追随者也越来越少。从20世纪40年代末到50年代初，萨特挣了很多钱，但很快花光。他对金钱一向不在意。童年时代，当他想要钱时，只需要从母亲的钱包里拿。当中学老师时，他和波伏娃随意向别人借钱（也随意借给别人），她承认，“我们向所有的人借钱”。他说：“金钱有一种我喜欢的易于消逝的特性。我爱看它从我的指间滑走，消失。”这种漫不经心有使人愉快的一面。与许多知识分子，尤其名人不同，萨特用钱确实十分慷慨。他经常在咖啡馆和饭店为素不相识的人付账，并以此为乐。他也为各项社会运动捐钱。他给RDR提供了30万法郎（按1948年的汇率，超过10万美元）。他的秘书让·各说他：“不可思议地慷慨和轻信。”他的慷慨和偶尔的幽默感是他性格中最好的部分。但他对金钱的态度也是不负责任的。他假装对版税和代理费很在行—1949年与海明威会面时，两位作家除了这类话题没谈别的，这很合海明威的口味——其实那全是萨特在装模作样。各的继任者克罗德·弗证实：“萨特坚决拒绝处理跟钱有关的任何事，他认为是浪费时间。然而他总是需要钱，为的是要花钱，要去帮助别人。”结果他对出版商的欠款累至巨额，同时面临着缴纳拖欠的巨额所得税的压力。他的母亲偷偷帮他交了税——因此引起了加缪的嘲讽——但她的财力毕竟有限。到20世纪50年代末，萨特深深陷入经济困境，一直无法真正摆脱。尽管收入一直很高，他还是欠债，手头拮据。有一次他抱怨自己连双新鞋都买不起。在他的支付名单上总有一大群各种身份的人，等他付款或发放救济，他们构成萨特的“外庭”，情妇们则组成“内宫”。20世纪60年代末萨特的经济实力下降，领钱的人骤减，“外庭”圈子也缩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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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特在20世纪70年代越来越显出一副可怜相。他过早地衰老了，实际上双目已失明，经常醉醺醺的，老为钱发愁，对自己的观点也没有把握。这时一位来自开罗的犹太青年步入他的生活。他叫班尼·列维，以皮埃尔·维克多的笔名写作。他全家在1956-1957年苏伊士运河危机时从埃及逃出来，他成了没有国籍的人。萨特帮他获准留在法国，并任用他为秘书。维克多喜欢做些不可思议的事，他戴着墨镜，有时还戴假胡子。他观点古怪，好走极端，并热切地把它们强加给他的主人。于是，萨特的名字出现在两人合作的一些奇怪的声明或文章上。德·波伏娃担心维克多会成为另一个拉尔夫·苏恩曼，尤其当他与阿莱特结成同盟后，德·波伏娃更加痛苦。她开始害怕和憎恨他，就像索尼娅·托尔斯泰害怕和讨厌切尔特科夫一样。不过此时萨特不会再公开做什么傻事了。他的私人性生活仍十分丰富，时间都花在那些女眷身上。他的假期这样度过：与阿莱特在法国南部他们共同拥有的房子里过上3个星期；和莞达一起呆两个星期（通常在意大利）；去希腊岛屿陪海伦几个星期；再与德·波伏娃共度1个月（常在罗马）。在巴黎，他经常来往于几个情妇的住所之间。德·波伏娃在她的小册子《对萨特的告别》中，无情地描写了他最后几年的生活。他好色贪杯，情妇们可以把整瓶的威士忌塞给他，再为控制他残存的神志进行争斗。他于1980年4月15日在勃鲁塞医院去世，这对她们来说都是一种解脱。萨特1965年就秘密收养阿莱特作女儿，因此她继承了包括文学资产在内的一切，主持他的遗著的出版。对波伏娃来说，这是最终的背叛：“中心”反被“边缘”遮盖了。这位法国左派知识分子“太后”，比萨特多活了5年，但她没有孩子也没有继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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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萨特与罗素一样，对公共政策的见解没有任何连贯性和一致性。他一旦去世，他的学说也就丧失了生命。最终，又跟罗素一样，他朦胧的渴望也就是成为左派和青年阵营中的分子。萨特思想的没落十分引人注意，不管是否误会，他毕竟一度代表着一种引人注目的，即使是思想混乱的人生哲学。总有相当一部分受过教育的公众需要一位精神领袖，哪怕他不尽人意。曾干过许多缺德事的卢梭，死后也还是得到广泛的赞誉。萨特是另一位“神圣的恶魔”，巴黎知识界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葬礼。5万多人跟随他的灵柩到了蒙巴那斯公墓，多数是青年。有人为了看得更清楚爬到树上，其中一个掉下来跌在棺木上。他们为何前来表示敬意？他们蜂拥而至，究竟是在宣告什么样的信念？阐明关于人性的何种真理？我们有理由提出这样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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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分子 9 威尔逊：因忏悔得救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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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德蒙·威尔逊（1895-1972）的例子很能说明问题，它使我们得以在传统文人和我们已经考察过的那种知识分子之间，做出明确的区分。威尔逊实际上可以被说成这样的人：他由最初的文人生涯，转而成为寻找救世良方的知识分子，然后——吃了苦头也学了乖——恢复了他年轻时对文学的专注，这也是他真正的特长。在他出生的时代，美国文人是一个牢固确立的群体，他们在亨利·詹姆斯那里找到了一个杰出的榜样。对詹姆斯而言，文字就是生命。他鄙弃世俗知识分子那种认为用凭空产生的思想就可以改造世界和人类的念头。对他来说，历史、传统、秩序和既定的形式构成了文明所继承的智慧和人类行为唯一可靠的指南。詹姆斯对公共事务怀有严肃而超然的兴趣；他在1915年退出英国国籍以投入他认为正义的事业，这一姿态表明他相信艺术家在重大问题上应当挺身而出。但文学始终是第一位的，那些为它奉献一生的人——守护着文学圣坛的牧师——永远不该追随政治上的虚假的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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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人威尔逊同詹姆斯相比，尽管粗鲁、固执得多，骨子里却有相似的倾向。跟詹姆斯不同的是，他认为欧洲，尤其是英国，从体制上腐败了，而美国虽有很多不完美之处，却是一个高尚理想的化身。这解释了为什么在他传统主义者的外壳下，时常会有一个行动主义者挣扎出来。然而，由于出身、背景和在一段时间里的思想倾向，他却循着詹姆斯一世时代的道路。他来自新英格兰一个长老派教徒的大家庭，幼年时几乎不认识家庭之外的任何人。他父亲是个律师，当年任新泽西州的司法部长，具有作为法官的种种天性，威尔逊继承了这些天赋，他说他父亲“根据人们的品德”与之相处，但“某种程度上是傲慢的”；正如为威尔逊编辑论文的利昂·埃德尔指出的，对文学原作详加盘查并居高临下进行评判的嗜好，是威尔逊作为评论家最显著的特点。不过他也从父亲那儿继承了对真理的热爱和寻求真理的坚定决心。这使他最终获得拯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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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尔逊的母亲是个通常所说的“庸人”。她爱好园艺并关注大学橄榄球赛，直到生命的最后阶段还出席普林斯顿大学的比赛。她盼望威尔逊成为一名出色的运动员，对他的写作毫无兴趣。这也许恰好避免了海明威和他聪明而富有文学头脑的母亲之间产生的那种毁灭性的紧张关系。威尔逊上了常春藤联合会[146]预科学校和希尔学校，之后于1912-1915年去普林斯顿大学，受到克里斯汀·高斯的良好教育。他有过一段令他厌恶的军营生活，作为《纽约夕阳报》的记者参加一个医疗分队去了法国，战争结束时，他是情报局的一名中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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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尔逊一直能坚持认真而系统的阅读。他的笔记表明，从1917年8月到一战停战的15个月期间，他读了200多本书，不仅有左拉、勒南[147]、詹姆斯和伊迪丝·华顿[148]等前辈作家的书，还有从吉卜林、切斯特顿[149]到利顿·斯特雷奇[150]、康普顿·麦肯齐、吕贝卡·韦斯特[151]和詹姆斯·乔伊斯这样大范围的当代作家的作品。没有人比威尔逊读书时更仔细，更富于思考；他以法官式的态度阅读，似乎作者在接受决定生死的审判。然而，作为一名作家，他就远不是那么有计划了，他似乎不能做出长期的规划。他的书越写内容越多，越写越长，他的非虚构作品开始时只是论文，长篇小说最初都是短篇。他原先只有记者那样短暂的注意力，一旦他对问题产生了强烈的关注，他那法官式的寻求真理的激情就会迫使他深入挖掘。但是花了一段时间他才发现自己要干些什么。20世纪20年代他一度在《名利场》杂志工作，之后到《新共和》，又试着为《日晷》杂志写戏剧评论，然后回到《新共和》。他写了诗歌、短篇小说、长篇小说《我想到了戴西》，并努力撰写一部研究现代作家的专著《阿克瑟尔的城堡》。他过着单身的“常春藤”大学毕业生那种优裕的生活，曾与女演员玛丽·布莱尔有过短暂的（1923-1925）婚姻，很快又恢复了自由之身，然后于1929年和玛格丽特·坎比再次结婚。这时他已是个小有名气的文人，具有广泛的文学兴趣，并以敏锐而客观的判断力享有令人羡慕的名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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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20年代的繁荣是那样壮观而持久，足以防止政治上的激进主义。甚至林肯·斯蒂芬斯的《城市的耻辱》（1904）——揭发丑闻的文集——这个进步的时代的一块里程碑，也暗示美国的资本主义可能和苏联的集体主义一样合理——“一个民族总是通过这种或那种途径获救，我想两种都可以。”斯图尔特·蔡斯[152]在《国家》杂志开设了为期3个月的系列专栏讨论繁荣的持久性，第一期于1929年10月23日（星期三）出版，首次在市场上引起轰动。但当经济崩溃的范围和相继而来的大萧条变得明显后，知识界的舆论又弹回相反的方向。经济萧条对作家的打击尤其严重。1933年图书的销售量仅为1929年的50%；波士顿古老的小布朗出版公司把1932-1933年说成是自他们1837年开始出版图书，“迄今为止最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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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斯坦贝克[153]抱怨他什么也卖不出去：“一旦人们破了产，首先放弃的就是书。”并不是所有作家都向“左”转，但多数人如此，他们参加了一场大范围的不太明确而组织松散的运动，它时常引起争议，却无疑是激进的。在回顾这场运动时，莱昂纳尔·特里林[154]把20世纪30年代初这股力量的出现看成美国历史上一个伟大的转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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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说它创造了我们今天所知道的，具有这样广大规模和影响的美国知识阶级。虽有过观点的总的变化，但主要是左派观点成为这一阶级存在的特征。撇开观点，20世纪30年代的政治倾向更决定了这一阶级的风格——从激进主义中产生了道德紧迫感、危机意识、关怀人的拯救，正是这些标志着美国知识分子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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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里林注意到知识分子的本质已经在W.B.叶芝的诗中得到界定，那就是人不能“逃避”“心灵理智的伟大使命”，而“没有比这更伟大的工作，它清扫人类肮脏的历史”。特里林还补充说，问题在于，20世纪30年代有太多的人急于采取同詹姆斯相反的态度，急于“把主要由家庭、阶级、道德或文化群体以及社会所涂抹的历史清扫干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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