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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30年代威尔逊的激进主义中，最不同寻常的一点就是他思想的独立和对真理的由衷关切。正如他告诉多斯·帕索斯的，作家应该谨慎地成立自己的独立组织，“这样，同志们就不能把他们当傻瓜支配了”。他已经发觉激进的中产阶级知识分子容易缺少一种最重要的人类特质，即与自己所属的社会集团同一的能力。在《共产党人的性格》（1933）一文的注释中，他准确地指出了知识分子的弱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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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只能把自己的兴趣与那些被放逐的少数派同一起来……他同人类的团结只在于他想象着人类的普遍改善——这是一种动力，然而它的力量不能过高估价——他在与人类的直接联系中失去的东西，可以通过他的另一种能力得到弥补，也就是使目光越过这些关系和与之发生各种关系的人：他的家庭和邻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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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像威尔逊这样强烈关注人类生活和性格的人来说，这种补偿远远不够。他决心不仅从理论渊源上探究共产主义——他已经着手写一部《去芬兰车站》，后来此书成为叙述马克思主义学说史的重要著作——还要考察它在苏联的实际应用。为掌握真实情况，他在某些方面做出了比20世纪30年代任何知识分子都更大的努力。他学习用俄文阅读和说话，精通许多俄国文学原著。1935年春天，他申请古根海姆奖金去苏联进行研究，得到了一笔2000美元的拨款。他乘坐一艘苏联客轮前往列宁格勒，很快就在船上与人攀谈起来。他从列宁格勒到莫斯科，然后坐船顺伏尔加河到了敖德萨。当时大清洗刚刚开始，旅游者仍可以比较自由地活动。不过他在敖德萨害了一场猩红热，接着肾病又急性发作。他在一所破旧肮脏却自由得出奇的隔离医院里度过好几个星期。许多人物都像直接从普希金作品中走出来的，实际上，普希金活着时，那座医院已经建成了。医院为他提供了在别处无法找到的、进入苏联社会的通道。结果他离开苏联时，是带着对斯大林不断加深的厌恶和对整个制度不安的怀疑，但他对苏联人民满怀敬意，对他们的文学则崇拜得五体投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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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威尔逊抑制不住对人的兴趣，他不希望人被概念所掩盖，这使他不能长期保持知识分子的立场。20世纪30年代末，文人的所有天性和热望都回到他身上。但让自己摆脱左派和马克思主义却不是个容易的过程。《去芬兰车站》越写越长，直到1940年才出版，到第二版中威尔逊才谴责斯大林主义。这本书本身就是个混合物，其中有些段落写于他发现马克思学说在思想上的冲击力势不可挡的时期。因此，他把马克思的三部尖刻的政论著作《法兰西阶级斗争》（1848-1850）、《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1852）和《法兰西内战》（1871）并称为“现代人文科学史上最伟大的重要成果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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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实际上呢？威尔逊显然不能无视事实，也不偏爱思想，那种偏爱是真正世俗知识分子的标志。然而，他是否也具有极度的自我中心主义的特征？正如我们看到的，这一点是这些知识分子所特有的。当我们注意到他性格的这一方面并审查他本人的行为时，发现证据并不充分。威尔逊有4个妻子。他和第一位妻子由于各自的经历差异太大，达成协议分手，但保持着友谊。第二位妻子于1932年9月穿着高跟鞋参加圣巴巴拉的晚会时绊了一跤，从台阶上摔下来，因脑骨碎裂而死。在他热衷于马克思主义的苏联期间，仍是独身，不过1937年他遇见了才华横溢、比他小17岁的年轻作家玛丽·麦卡锡，第二年就和她结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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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任妻子给威尔逊的政治生活增添了新的内容。玛丽·麦卡锡体现了她的家庭背景和个人意向的奇妙混合。她来自西雅图。在她母亲那方面，既有犹太血统，又有新英格兰清教徒的血统。她的祖父母是第二代爱尔兰农业移民，靠谷物输送机生意发家。她出生于1912年6月21日，下面还有3个弟弟，但他们不久就都成了孤儿。玛丽先由信奉天主教的凶暴的叔叔和婶婶抚养，后来由信新教的外祖父母抚养。她所受的教育处于两个极端：一部分来自天主教修女学校；另一部分来自著名的瓦莎女子学校。可想而知，她既像个被宠坏的修女，又像个女学究。她真正的抱负在戏剧方面，写作仅是权宜之计。但她极擅此道，是个极为敏锐的评论家，很快确立了声名，先写书评，后来写剧评。她嫁给一位不成功的演员兼作家哈罗德·约翰鲁德，但很快在事业上超过了他。他们的婚姻于3年后破裂，玛丽在其出色的短篇小说《残酷而野蛮的条约》中详细分析了这件事。她的第二次冒险是在1937年与菲利普·拉夫同居，他是《党派评论》杂志的编辑，出生于俄国。从此玛丽进入纽约激进运动的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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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有人提出一个似乎荒谬却真实的观点：20世纪30年代的纽约“成了苏联最有趣的一部分……在这里，斯大林和托洛茨基之间的斗争可以公开进行”。斗争在《党派评论》内部和周围激烈展开，这份杂志创办于1934年，起初由共产党控制。但编者拉夫是一个自行其是、不肯听话的人。他受的正规教育16岁时就结束了，之后他便独立生活，睡在纽约公园的长椅上，到公共图书馆读书。20世纪30年代初，他与威尔逊同时转而信奉马克思主义，《给青年作家的一封公开信》标志着他的转变，他在信中坚称：“我们必须斩断与这个被称为资本主义的疯狂文明的一切联系。”他在《党派评论》上准确地说出了时代的流行现象——中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穷苦已下降到工人农民的水平。他写道：“为了成为无产阶级思想上的助手，我已经扔掉了受资产阶级作家影响的虚伪的教士长袍。”拉夫是他所谓“文学的阶级战争”的伟大组织者，这个名称是他一篇文章的标题。但他在1936年因莫斯科审判一事与共产党决裂了，他认定那是一场陷害。拉夫是作家们熟悉的守护者，对他们的集体情绪极为敏感。他把《党派评论》暂停了一段时间以观察文学界的舆论动向，然后重新把杂志办成准托派的喉舌。他发现自己猜对了：当时环境下大多数的重要作家都站在他一边，其中包括成为他的情妇的玛丽·麦卡锡，这个美丽活泼的年轻女人是个很有价值的意外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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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格说来，把她吸引到斯大林——托洛茨基之战上来的并非政治本身，而是斗争带来的富有戏剧性的激动。芝加哥的小说家詹姆斯·T.法雷尔[163]写道：“现在斯大林和托洛茨基双方的支持者之间画出了一条血线，就像一条不可逾越的河流。”共产党头头厄尔·布朗德尔说，在共产党会议上散发传单的托派分子，抓到后就应该“消灭”。玛丽·麦卡锡后来把《党派评论》的办公室描绘成联合广场上的独立部队：“整个地区都是共产党的势力范围；‘他们’无处不在——街道上、自助餐厅里；几乎每一幢被遗弃的建筑里都至少有他们的一个前线组织、学校或出版物。”《党派评论》搬到阿斯特区与共产党的《新大众》共处一座楼内：“在电梯里遇见‘他们’，沉默地一起下来，忍受着他们冷漠的审视，这常常是一种可笑而又可怕的场景。”她似乎觉得这种带着浓重火药味的宗教战争令人激动。她所受的古板的天主教道德训练如何能保留下来，这确实是个有趣的问题，比如教义常常严格规定，拒绝与任何破坏她的道德——思想——政治准则的人谈话、共进午餐或有所交往。她对政治本身的实际了解和关注并不多。她后来承认自己不知不觉地采取某种政治态度，常常是出于炫耀或取乐的愿望。她太富于批判性，不可能成为20世纪30年代那种意义上的“同志”。后来她把托洛茨基与甘地作比较，说明她对两者都知之甚少。即使是当时，她也会在左翼集会上，在微醉状态下揭露保皇党势力的巩固或沙皇一家遭到的残酷屠杀，引起一阵骚乱。回顾起来，她给人的感觉完全不是一个政治动物：最初对共产主义一无所知，后来成为共产主义者，接着偶然成了托洛茨基分子，又变为反共分子，最后不过是个温和而变通的左派而已。但自始至终她都极具批判意识，部分是天生的，部分来自英语文学批评方面的训练；其实她真正感兴趣的是人而不是思想，严格说来，她更多地是一个知识分子的女友而不是我们这里所定义的知识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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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她愿意做知识分子的女友还是做一个文人？拉夫毫无疑问是知识分子，却并非一位富有魅力的男人。尽管他善于引导所谓“具有独立思想的芸芸众生”，却非常严密地隐藏自己的内心情感。威廉·斯蒂伦[164]写他“是那样守口如瓶，几乎无法了解”。玛丽·麦卡锡本人也注意到：“如果说没有两个人是想象的，他就是最与众不同的一个。”诺曼·波德霍雷兹后来证实他“权力欲极强”。而且正如他的新情妇很快就发现的，这种欲望通常表现为向别人发号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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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玛丽·麦卡锡这位迷恋于纽约的党派斗争却不易被长期控制的浪漫的姑娘，摆脱拉夫的影响，嫁给了威尔逊。从理论上这也许会成为文学的联姻，就像萨特和德·波伏娃那样出色而持久的知识分子组合。然而实际上他们这种人的组合根本不可能成功。诚然，威尔逊对待女人的态度与萨特有相似之处：自我中心和利用对方。他和西里尔·康纳利在1956年有过一次关于妻子问题的谈话，谈话记录清楚地表明，在他看来，妻子的基本职能就是为丈夫服务。他叫康纳利摆脱现在的妻子芭芭拉·斯凯尔顿：“他应该得到另一类能更好地照顾他的女人。”康纳利回答说他确实正试图采纳威尔逊的建议，把自己解放出来：“我仍被粘在捕蝇纸上——我已将腿伸出大半，但还没能完全脱身。”这两人都把妻子们当作某种高级仆役来谈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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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威尔逊跟萨特不同，他总带着怀疑和相当程度的恐惧看待女人。他年轻时就认为，女人是“保守主义势力最危险的代表”，而与之对立的文学界勇士，“毕生都是一场抗争”。他按照自己的想法，通过另一种方式继续施行知识分子通常很喜欢的“公开性”政策来保护自己：他在笔记本上草草写下大段大段记录，描述情妇们种种最亲密的姿势，尤其是她们与他的性关系。威尔逊既是评论家又是小说家，他养成记笔记的习惯主要是受了《尤利西斯》的作者詹姆斯·乔伊斯影响。他似乎认为，实实在在地记下所发生的事情，他就可以驱除某些性的恐惧和女人对他的权力。他记了很多关于那位美丽的女诗人埃德娜·圣文森特·米莱[165]的事，她是威尔逊的第一位，或许也是最挚爱的情人，她令他着迷。他记述自己怎样与同住一套公寓的年轻人约翰·皮尔·比肖普——也爱上了她——达成一项协议，据此来迫使对方分享埃德娜，比肖普爱抚她身体的上半部，下半部则属于威尔逊；她称他们为“来自地狱的男孩合唱队”。他还写下买第一个避孕套的情形：“我到格林威治大道上一家药店去，在外面紧张地观察了半天以确证里面没有女士。”售货员拿出一个他大力推荐的橡胶避孕套，把它像个气球一样吹起来以显示它多么可靠。“但那玩意儿破了，事实证明这是个预兆。”他记录自己怎样染上性病，还说自己是“性行为的诸多危险的一个受害者……堕胎、淋病、感情纠葛和一颗破碎的心”。他对女人们与他发生关系前必须脱去的衣服有种令人憎恶的兴趣：去掉“一条该死的腰带”“就像在吃贝壳类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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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完整的那些段落大多是关于他第二位妻子玛格丽特的，“她脱了衣服站在第12街的起居室里，胸部浑圆，柔软而丰满（皮肤白皙）”。她有一个“短短的小脚趾，因而我喜欢拥抱赤着脚的她，她赤裸地站着，丰满的臀部和胸部，高大的身体和小巧的双脚”。他还注意到“小而有力的双手（握得很紧）……躺在床上时，她纤细的胳臂和双腿，以及龟爪般的小手伸到每一个角落”。他描述和穿着古典风格的舞会服装的玛格丽特在一张扶手椅里做爱的情形，“有点难对付——她以前把一条腿放到过胳膊上面吗？”还有“她脱下裙子时，内衣也随之滑落……我是那些随时准备好的姑娘，她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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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还有婚外的艳遇。一个女人“告诉我她想要我打她时，我真被吓了一跳；她的一个朋友就喜欢鞭打自己的妻子。我买了一把带硬毛的发刷……起初只擦过她的身体，后来就成了抽打。我发现这实在困难，也许是因为压抑。她事后说自己非常喜欢这样”。他在科森街结识的一名妓女，“干得精力充沛而又威风十足”。许多女人——也许多得都不太可信——崇敬之情溢于言表：“你真棒！”还有些诸如此类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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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第四位妻子埃莉娜受到同样的对待。1956年的竞选期间：“……我们坐在沙发上听阿德莱·斯蒂文森[166]在麦迪逊广场花园进行竞选演说，我开始伸手去抚摸她——她正半坐半躺……当转播中断后，我们进入某种更激烈的活动。”他继续写道，“现在我似乎再也得不到满足”。在英国时，他厌倦了牛津修道院般的陈腐生活，急急忙忙回到伦敦，“冲向已经上了床的埃莉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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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与玛丽·麦卡锡的第三次婚姻期间记的笔记中，没有任何这类带有半色情意味的内容；至少没有公开发表。他们的结合从1938年2月维持到“二战”结束，但似乎从一开始就是失败的。萨特也许曾像对奴隶一样对待德·波伏娃，可从未告诉她该写些什么。然而威尔逊坚持要玛丽·麦卡锡写小说，把她当作一个需要学者督导的聪明女学生来对待。她显然是在威尔逊的坚决要求下才嫁给他的，一旦成为夫妻就发现他很专横：他更多的不是提出意见，而是做出裁决，被她称为“钦定本”。他喝很多酒，在他喝醉时，如果脾气暴躁的麦卡锡感到厌恶，他就会变得非常凶暴。后来她的短篇小说里出现过醉醺醺的总爱寻衅的红发男人（威尔逊就是红头发，不过眼睛是褐色的），还有过眼睛被丈夫打得又青又肿的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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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桩婚姻一直拖到1946年，但正如玛丽·麦卡锡在离婚诉状的证词中所说的，致命的决裂在1944年的夏天就发生了。在一场为18个人举办的晚会之后，客人都回家了，她正在洗盘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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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问他是否愿意倒垃圾。他说：“你自己去倒。”我把两大桶垃圾拖出来，穿过纱门时，他嘲弄地鞠了一躬，重复道：“你自己去倒。”我扇了他一个耳光——并不太重——出去倒掉垃圾就上了楼。他叫我，我下去了，他从沙发上站起身，重重地挥拳打在我的脸上和身上。他说：“你觉得和我在一起不快乐。好吧，我给你找些不快乐的事。”我冲出房子跳进汽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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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倒垃圾的争吵后来被她写进《神灵保佑的一生》（1955），小说中，玛莎对红头发的迈尔斯·墨菲感到非常害怕。“除了迈尔斯，没有人能把她吓住……和迈尔斯在一起，她总是做着自己讨厌的事。”玛丽·麦卡锡写信给威尔逊声明，迈尔斯并不是他，他回信说还没读过那本书，但“我猜想那只是你笔下又一个恶毒的红发爱尔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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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玛丽·麦卡锡个性太强，天赋又出众，不可能成为这样一位傲慢而专制的人物的理想伴侣。起初她或许打算延长对左翼政治的介入，但最终她的独立精神促使威尔逊对宣称为进步的所有思想都产生了厌恶。她的离去标志着威尔逊终于由一个知识分子转而重新担当起更符合他天性的文人角色。1941年，他在科德角的韦尔弗利特买了一栋老式大房子，后来又继承了家族位于纽约州北部的石建大宅，此后他像帝王一般根据季节来往于两处住所之间。他的第四位妻子埃莉娜，原名艾伦娜·玛丝·莫姆，是个具有一半德国血统的葡萄酒商的女儿，来自盛产香槟的兰斯[167]。他带着自鸣得意的赞许注意到“她坦诚而自然的勃勃生气衬托着文雅而高贵的举止”；他找到了埃莉娜这个“出色的调节者”，于是“重新开始正常工作”。她遵照一大堆老派的欧式规矩料理他的房子，把舒适与优雅带进他的生活。他心满意足地接受了她的规矩，整天穿着睡裤和晨衣，以他一贯坚持不懈的态度工作着。到下午5点就换上熨得笔挺的礼服和干净的衬衫、领带，进入他所谓的“社会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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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1月19日，他为这种转向文学的传统绅士的新生活做了一份记录。他带着一群狗去散步：“它们与一层薄雪相映衬，格外雄健。”沼泽地“在科德角灰色的天空下一片嫩黄，显得宽阔而柔和”。他完成了“整整一天的工作”，“喝过两杯不掺水的上等苏格兰威士忌”。此刻，他“站在屋子里享受着它的明亮和舒适——餐厅的拱窗，蜡烛的柔光……”8年后，他写了一篇名为《60岁的作家》的散文，以一种平和的语调称颂延续传统的重要。他指出，“美国的生活很容易遭受混乱、挫折、灾难性的崩溃和逐渐的衰竭”。他年轻时，曾对这种命运感到恐惧，可现在“在我61岁时，我发觉最让我满意的一件事就是自身的延续感”。他回到乡村，“被童年时读过的书和属于我父母的家具包围着”。当时他仅仅“沉湎于往事中吗”？绝不是！他是“位于事物的中心——因为中心只能存在于一个人的头脑中——而我的感情和思想是许多人共有的”。他这种生活态度和亨利·詹姆斯的相去不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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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即使转变为一位文学绅士之后，威尔逊仍保留着当初把他推向激进的知识分子生涯的那些基本性格。他总是怀着巨大的热情为真理而奋斗，但他思想中存在的一些偏见毫不留情地阻挡着他接近真理。他的英国恐惧症并没有像所有其他激进的冲动那样减弱，它是反帝国主义情绪、对英国等级制度的憎恨和纯粹的不安全感的混合物。从他战后的笔记中可以感觉出他写下这些话时真是咬牙切齿：丘吉尔“令人厌恶和难以忍受”。他注意到（非常严肃地）：“据说英国人无声无息却又小心翼翼地把大麻业控制在他们手中。”——诸如此类，一个法国二等领事去上报的事实或传闻。他小心地忍受着下列一切：“牛津式的拒绝”“英国式的恶意竞争”“他们说‘是’的两种方式”——冷漠的和缺乏诚意的，“他们用一个特殊的词‘文明’来形容对其他地方来说不过是普通的礼貌行为”、他们“煽动暴力”的倾向、他们“伪君子的国际名声”。他提到“不讲信义的阿尔比恩”[168]“傲慢的英国人”，并且承认：“我在这里已经变得那么仇视英国，我开始同情斯大林，因为他正让英国人处境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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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他1954年的另一次英国之旅，我们不仅能看到他自己充满怨恨的叙述，还有在牛津接待他的以赛亚·伯林的一篇有趣的速写。他宣布：“我目前在英国的策略是审慎地进攻。”他很高兴地发觉英国知识分子比以前更“褊狭”和“孤立”，牛津也已“破旧不堪，腐败堕落”。他住的屋子“是像纽约的四等公寓那样阴暗狭小的鸽子笼”，校舍里的仆人“显然心怀不满”。一次晚会上遇见了E.M.福斯特[169]，“一个乍看上去像某一类办事员或眼镜店职员的极矮小的人”，他挑衅地说，尽管他对福斯特最喜欢的3部书：《战争与和平》《神曲》和吉本[170]的《罗马帝国衰亡史》有着同样的热爱，“我认为《资本论》几乎可以与它们相提并论”。这是一个文人与一名知识分子相对抗时做出的惊人论断，威尔逊注意到他的话果然使福斯特“有些窘迫”。福斯特赶紧提出简·奥斯丁这样一个安全的话题，然后借故慢慢离开：“唔，我不该把你同其他人分开。”可惜这句话中轻蔑的讽刺意味威尔逊没有觉察。当伯林问他是否“不喜欢在伦敦会见的所有文学界人士”，威尔逊回答：“不，我最喜欢伊夫林·沃和西里尔·康纳利。”“为什么？”“因为我觉得他们非常肮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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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尔逊对其他作家的个人的敌意，其实是他与许多知识分子共有的又一个特征。D.H.劳伦斯的脑袋“小得不成比例。人们可以看出他属于一个下等阶层——缺乏教养、尚未成熟的煤矿工”。威尔逊笔下还有这样一幅幅可怕的情景：斯科特·菲茨杰拉德借酒浇愁，醉得躺在地板上一个角落里。罗伯特·洛威尔[171]狂躁而抑郁。E.E.卡明斯[172]有着“女性”的声音。W.H.奥登“肥胖而且老于世故……他忽然告诉我们说他不善于用鞭子打人”。多萝西·帕克[173]用了太多的廉价香水。范·韦克·布鲁克斯[174]“不理解伟大的文学作品”。西里尔·康纳利“从来不听其他任何人说的俏皮话或小故事”。T.S.艾略特“身上某个地方”躲着“一个恶棍”。西特韦尔姐弟[175]“为人了无生趣”。在他居高临下的评判中包含着许多憎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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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普通的世俗事务缺乏平和的心态，是我们在知识分子队伍中经常遇见的情况，也是威尔逊离开他们很长时间后仍无法摆脱的问题。这在威尔逊与美国国内税务署官员的艰苦斗争中突然灾难性地表现出来，为此他写了一本颇为愤慨的书。他的问题很简单：1946年到1955年间，他一次也没有申报过个人所得税，这在美国和在大多数其他国家一样，是一项严重的罪行。事实上，美国用罚款和监禁对此罪行的惩罚通常格外严厉，以至威尔逊第一次向律师承认自己的违法行为时，律师“立刻告诉我，我显然陷入了极大的困境，最好的办法就是成为其他国家的公民”。他为自己没有守法的辩护让人觉得软弱无力，他成年后的大部分时间都是个自由职业者。1943年底，他在《纽约客》杂志得到了一份固定工作，工资中已扣除所得税。1946年他出版《赫卡特县回忆》，取得了商业上的巨大成功。那时他担任《新共和》杂志的副主编，拿到的最高薪水已达7500美金。然而就在这一年，他再次结婚，不得不为前两次离婚支付种种费用。他为此利用了《赫卡特县回忆》一书带来的意外之财。他说自己当时是打算补交所得税的，因为书正畅销，收入不断增加。但此书突然被控为淫秽，其收入也中断了。于是，“我想最好等我挣了更多的钱，再去申报1945年以来的所得税”。1955年，机会来了，《纽约客》发表了他研究《死海经卷》的备受推崇的长篇论文，该文还被改写成一部成功的专著。就在那个时候，他去找税务律师，后者的忠告令他如闻霹雳：“我当时根本不知道我们的税制已变得那么苛刻，也不知道对没有申报个人所得税的处罚有那么严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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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供认实在令人惊讶。这是一位整个20世纪30年代期间广泛评论社会、经济、政治问题的人物，还曾经向当局提出过公共开支过大的意见和主要工业国有化的强烈建议。他还出版了一部大书《去芬兰车站》，对那些通过占有资产阶级财产来彻底改变普通人地位的思想，他曾以极大的热情追溯过它们的发展。他对于国家在实行他热烈拥护的“新政”期间付出的高昂代价有何感想？难道他不觉得促使这些改革实行是每个人的责任，尤其是像他这样对那些不太支持新政的人们负有直接道义责任的人？他所赞同的马克思主义口号“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究竟如何？或者他认为这只适用于他人而不适用于自己？简而言之，这是一个一般地关注人类却不关心具体的人的激进分子吗？威尔逊的态度其实是那种知识分子的典型：他以伟大道德权威的口吻告诉世人怎样处理各项事务时，却认为这些意见实际上同他自己这样的人无关——那是“普通人”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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