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3247460 两位律师和一群会计，共花了5年时间才结清威尔逊对国内税务署的欠账。国内税务署自然要给他吃苦头，罚了他6.9万美元，其中有10年的6%的利息，加上90%的罚款——50%因为欺骗，25%因为拖欠债务，5%因为没有报税，还有10%是因为隐瞒收入。不过这算比较宽大的处置了，威尔逊每次不申报所得税都该被监禁1年，而且由于他以贫穷为借口替自己辩护，还不得不支付1.6万美元的诉讼费，国内税务署最后以2.5万美元的折中方案使他免受重罚。对此他本该感到庆幸，可威尔逊反倒写了充满攻击谩骂的《冷战与所得税：一份抗议书》，这完全是一种对他遭遇的困境失去理智的反应。这些麻烦使他恐惧地发现：现代国家行使最富挑战性的职能——作为收税人的角色——所具有的残酷性，但对于一个曾以从理论上和实践上研究国家为己任而又富于想象力的人来说，这并不应该是个意外。他站在道德上最软弱的立场攻击国家，他在坚定支持国家以人道的理由所进行的扩张时，极大地忽视了它恶的潜质，而只有当他由于自己的疏忽与之发生冲突时，才被激发了反抗情绪。这正好就是威尔逊的状况。他在书中试图回避自己的前后矛盾，他争辩说，大部分所得税都花在由“冷战狂热症”引发的国防开支上。但那时他自己的所得税还没交，也并没有用于国防。他还忽略了一个要点，那就是到他支付税款的时候，联邦政府的所得税用于社会福利的比例正迅速增长。对这一点也避而不谈合乎道义吗？总之，这本书表现了威尔逊最阴暗的一面，让人庆幸的是，他到40岁时，就基本上不再是个涉足政治的知识分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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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47462 事实上，回到作为文人的真正角色，威尔逊成熟时期的创作产量才真正惊人，其中包括《死海经卷》（1955），关于印第安人联盟的《向易洛魁人致歉》和论述美国内战时期文学的《爱国者之血》（1962）。这些书和其他许多作品的共同特征就是体现了勇气与勤奋——研究经卷要学习希伯来语——以及对真理坚定不移和锲而不舍的关注，这就把他与多数知识分子区分开来。更能显出威尔逊与众不同的是，他的研究和写作都围绕着一个中心：对作为群体和个体的人而非抽象的思想，强烈而热情、深刻而开明的关怀，正是这份关怀给他的文学批评注入色彩和生气，令人愉快。威尔逊在最清醒的状态下，心头总是存有一种认识，即作品不是脱离现实的东西，而是来自男男女女活生生的心灵与头脑，理解它们关键在于主题与作者之间的互动。思想的残酷就在于以为可以强迫人类去适应它。伟大艺术作品的德行就在于它所确立的、通过阐发个体到表现一般的方法。谈到埃德娜·圣文森特·米莱时，威尔逊的文字充满动人的光彩，他提出了关于诗人职能的完美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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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47464 当她对个人的深切体验做出最高的表达时，她能够让自己与更普遍的人类经验同一起来，并作为人类精神的发言人站在前列，宣告它的危难，它的兴衰，但作为人类表达方式的大师，她凭借语言本身的光辉使自己超越通常的困窘，通常的压迫与恐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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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47466 这正是威尔逊的人道主义，这使他能够理解这一过程，并把他从太平盛世的迷途中拯救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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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47471 知识分子 [:1703246322]

1703247472 知识分子 10　高兰茨：被折磨的良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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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47474 对知识分子的任何逐例研究都突出地表明一件事：他们很少注重真实。他们都急于发扬救赎和超越的真理，把这种真理的确立视为他们为了人类而具有的使命。对他们在论证过程中遇到的客观事实所体现出来的世俗的、每天可以见到的真理，他们并没有多少耐心。这些棘手的、比较次要的真理被漠视、篡改、修正，甚至被处心积虑地压制。但是我们已经考察过的所有这些人，也在某种程度上有这样的毛病，唯一的例外是埃德蒙·威尔逊，也许他根本不是个真正的知识分子。现在又要谈到两个知识分子，在他们的工作和生活中，欺骗——包括自我欺骗——起了一种核心的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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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47476 其中第一位维克多·高兰茨（1893-1967），他的重要并不是因为他提出了一种突出的思想，而是因为他是一位代理人，通过他，许多思想以巨大的力量和明显的效果影响了社会。也许他是我们这个世纪卓越的知识分子政论家，他绝不是一个坏人，即使他犯了错误的时候，他一般是意识到的，他的良心在刺痛他。但他的经历表明，在推广太平盛世论时，欺骗所起的作用达到了惊人的程度。甚至在他活着的时候，同他有过交往的人也意识到，他对真理是多么傲慢。但是现在，要感谢他的女儿丽薇尔·高兰茨的诚实，她公开了他的文件供人考查，也要感谢一流的传记作家露丝·杜德利·爱德华兹的公正和写作技巧，高兰茨欺骗伎俩的实质和程度可以准确地接受检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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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47478 高兰茨出身很幸运，他的婚姻就更幸运，他生于一个极富才华和教养的家庭，又同另一个这样的家庭联姻。高兰茨一家是来自波兰的正统的犹太人，他的祖父是汉布鲁犹太教堂中唱诗班的领唱，父亲亚历山大是个勤勉而成功的珠宝商，一个虔诚而博学的人；他的叔父赫尔曼·高兰茨爵士是个拉比[176]和犹太学者，广泛从事于公众服务业；另一个叔父以色列·高兰茨爵士是个莎士比亚学者，不列颠科学院秘书，伦敦大学英语系实际上是由他创建的；他的一个婶婶是牛津的学者，另一个是优秀的钢琴家。他妻子露丝也是受过很好教育的妇女，上过圣保罗女校，受过艺术家的训练，她的娘家罗伊一家，以把学术、艺术和商业成功结合起来而著称，妇女们也都同男子一样，生气勃勃地进行文化追求（高兰茨著名的《犹太史》就是贝拉·罗伊翻译成英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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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47480 高兰茨的一生，他周围的人物都沉浸在欧洲文明一切最优秀的成果之中。他从很小起就被提供了各种机会享受它，他是家中唯一的儿子，父母宠爱他，姐妹们服从他，实际上他是被当作唯一的孩子。他有大量的零用钱，靠这个他迷恋上歌剧，他很早就这样——21岁的时候就已经看了《阿伊达》[177]47次——参观欧洲的歌剧院，是他标准的度假形式，直到他去世都是如此。他得到过圣保罗的奖学金，得到了极好的古典教育——他每周两次把《泰晤士报》的社论翻译为希腊文和拉丁文——他又作为免试生，升入牛津的新学院，其后他获得了校长拉丁论文奖，在古典文学中成绩列为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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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47482 高兰茨也是个激进的知识分子，他从易卜生、梅特林克、威尔斯、萧伯纳、瓦尔特·惠特曼那里吸取激进思想，他似乎很早就对多数重大问题确定了他的看法，后来他也从来没有发现任何改变自己观点的理由。在中学和大学，他的同伴们就发现他很固执而且极其自信，在这两方面都很少见。他很早就抛弃了犹太教，他说他无法忍受从他梅达谷的家到拜斯瓦特的犹太教堂之间的40分钟的步行路程（因为犹太教在安息日禁止乘车），这是他特有的夸张——实际上只需要15分钟。在牛津大学时，在一位激烈的无神论者吉尔伯特·莫莱的帮助下，他走了一条常见的路，从信仰犹太革新派变得什么也不信了。但是后来他又以“至上者”耶稣为中心，为自己建立了一种柏拉图式的、基督教的独特版本。这种渗透性的宗教有个很大的好处，无论高兰茨采取什么世俗的立场，都可以得到教义上的认可。不过他也行使犹太人的特权，讲一些无关痛痒的反犹太人的笑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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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47484 高兰茨有一个阶段视力很差，这使他避开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此后随之而来的，是他的一段灾难性的时期，他在诺森布兰德火枪营当少尉，其间他违背军规，弄得自己十分孤立，受到一个少尉军事法庭的威胁。他躲到雷布顿去教古代文学。他教六年级，那里所有的学生很快都要上前线，很可能死在那里。高兰茨证明了自己虽然是个破坏性的，但也是出色的教师。他已是半个和平主义者（虽然是个少见的攻击型的和平主义者）、理论上的女权主义者、勉强算是社会主义者、死刑的反对者、刑罚改造论者——在那时还是个不可知论者。他决定改变在所有这些问题上的信仰，他后来写道：“我决心同男孩子们以及所有我能抓住的人白天黑夜谈政治。”他后来一生中的格言是：他是先知、是朝圣的博士，他掌握了真理或某种真理，并决心把它灌输到其他人的脑海里。家长们并不希望孩子们服从于一个有特权接近他们的人——他是在滥用自己的地位，其中包含了心地的不诚实——所做的颠覆性的宣传。高兰茨对家长们的这种想法并不介意。实际上，他和他的同事D.C.施姆威尔一道，为他的态度辩护，写出了两个小册子：《一所公立学校里的政治教育》，要求把“学习政治学作为公立学校教育的基础”；另一本是《学校和世界》。诡计多端的校长（后来成为坎特布雷大主教）杰弗里·费希尔承认高兰茨有突出的能力，也注意到多数职员无法容忍他，就警告他不要走得太远。后来——根据国防部的命令，国防部已经编了一个在雷布顿的“和平主义者的活动”的文件——在1918年复活节那天突然把他解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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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47486 高兰茨其后的经历是在食品部工作，负责犹太人食品的分配，在新加坡待了一段时间，后来他又为基础研究集团和拉特里信托公司工作。他最后在本恩兄弟出版公司做发行人时发现了自己的特长。这家公司出版了大量杂志，比如《果农》《汽油世界》等，高兰茨发现这些杂志很沉闷，还有大部分参考书也是如此。他说服了厄涅斯特·本恩爵士，让他把书籍部改造成为一个独立的公司，他拥有代理权和股份，3年之中他取得了惊人的成功。本恩在日记中写道：“这反映了对维克多·高兰茨的天才的最大信任，他一个人承担了责任。高兰茨是个犹太人，他很少见地把教育和艺术的知识同经营能力结合了起来。”高兰茨的秘诀是成批出书，包含各种价格，全部不受季节和风气变化的影响，还无耻地用一些轻浮的广告有选择地把它们推出去。他出一些关于新技术的书，诸如汽车电话，那些生意人就不能不卖，但他也出各种小说。他开创了取得巨大成功的“本恩六便士丛书”，这已勾勒出“企鹅丛书”的轮廓。天平的另一端是昂贵的艺术图书，如《睡着的公主》，使用巴克斯特[178]的设计。照他所聘用的出色助手道格拉斯·杰洛德所说，艺术图书中包含着某些欺骗，彩图是赝品，是袖珍画家所绘，然后再拍成照片。到了1928年，高兰茨每年挣到5000英镑，但他想得到公司的一半股票，并改名为“本恩和高兰茨”公司，厄涅斯特爵士拒绝了，他就成立了自己的公司，把本恩的一些最优秀的作者，如多勒西·L.塞厄斯拉了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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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47488 新公司的结构很奇特，它带上了高兰茨那种令人吃惊的能力的全部烙印：他劝诱别人放弃自己的利益，服从他的安排，符合他的利益。他投入的资本大大低于一半，但他却使自己当上了执行董事，绝对控制着投票权和股息支付前的10%的纯利。这同塞西尔·罗德斯[179]在南非的钻石和黄金投资中所做出的安排完全一样，也许高兰茨就是从那里得到这个主意的，这之所以行得通，是因为几乎从一开始公司就赚来大量利润，投资者获利甚多，足以让他们满意了。高兰茨的成功是因为他卖出了大量的书，特别是小说；他所以能卖出这么多是因为他保持低价格，并给那些廉价制作的书籍加上一位天才的印刷专家斯坦利·莫里森的出色设计：统一用红色和黄色的新式样的封面，然后就用一种在英国甚至在美国出版业都从来没有见过的强化宣传来吹捧这些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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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47490 高兰茨公司的繁荣除了这些完全商业方面的原因以外，还经常使用秘密的、精明的手段和欺诈。他的间谍向他报告其他公司的内部事务，特别是作家心怀不满的情况，如果高兰茨认为这个作家有获得的价值，就会给他写一封长信，带上他所擅长的奉承。还有些人不请自到，因为高兰茨在其鼎盛期，比大西洋两岸任何出版家都更善于推出新人，或是把一本平销书变成畅销书。甚至“广告促销”这个词在伦敦为人所知之前，他已使这门艺术变得完美了。高兰茨阵营中的作家们曾经发现其弊端，但是他却真诚地相信，在卖书的时候，他的方法远比文本重要得多，他为了提高广告的预算，毫无顾忌地强迫作家们接受较低的预付款和版税。他恨经纪人，因为他们不喜欢他的这种方法，他尽一切可能劝告作家完全不用经纪人。他喜欢达芬·居·莫瑞埃这类作家，因为他们对钱不感兴趣。他常常在“友谊的基础上”达成口头协议，他自信具有完美的记忆力。他有一种在脑袋里重新编写历史的惊人的本领，然后慷慨激昂、不容置疑地捍卫他的新版本，于是就出现了争吵和责骂。当小说家路易·戈尔丁责怪他没有付给他的畅销书《木兰花街》原来答应的红利时，高兰茨用一封6页纸的信做了回答，显示出一派真诚，他的正直受到了伤害，以证明他的行为无可指责。对一个向他的记忆力发起挑战的经纪人，他写道：“你竟敢这样！我犯错误是不可能的！”他那些大胆的商业策略依靠令人生畏的怒火和喊叫来支持。他激动起来的时候，整个大楼都听得到他的声音。他喜欢带着长线的电话，这样他就可以一边在办公室里走来走去，一边对着话筒向经纪人或其他敌人大喊大叫。他的信变化多端，可以从歇斯底里的发火到甜言蜜语的请求——做这类事他是超人一等——有时在一封信中轮流使用。当他发怒的时候，会把给他们的急件扣押一天，让“太阳攻击我的怒火”，结果在他的文件中有许多打上了“没有发出”的标记。一些作者畏畏缩缩、屈服投降，另一些作者躲走了。不过在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对公司有利的是，新来到这里的人至少是平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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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47492 获得高利润还有另一个原因，高兰茨总是付给低工资，当有人提出什么真正的需要时，他会支付一笔钱，或是提供贷款，而不是增加工资或预付款。在许多方面，他像狄更斯笔下的一种性格。他特别吝啬时，会求助于他的橡皮图章董事会，要求董事会强迫他节俭。他会说：“我的董事会，正如我口述的这封信，指示我……”即使以出版行业的标准来看，他付出的工资也是低的，他能这样做的一个原因是，无论什么时候，他尽可能雇用妇女而不是男子。从女权主义的立场看，这是公正的，确实做了一件好事，但真正的原因是两方面的：首先，是可以劝诱妇女接受更低得多的工资和更恶劣的工作条件；其次，妇女更能服从他那高度个性化的处事方式。他会向她们大发雷霆，弄得她们淌眼泪，他会拥抱她们——他不分对象地亲吻，这在20世纪30年代是不多见的——他用小名或昵名喊她们，说她们是多么可爱。其中有些女职员很欣赏这种充满人情味的办公气氛。她们也知道，在高兰茨公司她们有向高一级的、尽管工资不高的行政职务提升的好机会，高兰茨也给她们机会去独断专行。1936年4月的一份职员备忘录提供了高兰茨的公司全盛时期的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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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47494 一段时间以来，我已经发现我们现在缺少过去那种使员工生气勃勃的精神……缺少了过去的那种快乐，这使我个人感到极大的不快。我想我们可以通过增加领导而恢复到过去那种情况；我决定让蒂布丝小姐担任总管以及主楼层所有女职员的指导者……事实上她将占据在苏联工厂里由苏维埃领导人所占据的那个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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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47496 在这种家长式的统治下，一些妇女如鱼得水，其中一位塞拉·林达被他提升为主管，3次给她休假，还让她称他“亲爱的老板”。男士的日子就不是那么好过了，不是高兰茨不能发现男士的才能，正相反，他非常善于发现，但他不喜欢男士，男士也不喜欢他，他不可能同他们一道工作一段长时间。他发现了他那个时代最优秀的出版家之一道格拉斯·杰罗德，但他违背诺言，把杰罗德打发到一家新公司去了；他也发现了另一位著名的传媒策划人诺曼·科林斯，但最终找机会同他吵了一架，把他赶走了，而用一位奴性十足的妇女取代了他；斯坦利·莫里森是他公司取得成功的设计师之一，高兰茨同他的关系也是以一场争吵结束，莫里森走人。高兰茨同男性作者有过一些可以写成故事的争吵。战后，他把侄儿希拉里·鲁宾斯坦带来了，这是又一位很少见的能干的行政人员，高兰茨清楚地知道他到一定时候会继承以利亚[180]的衣钵；但是鲁宾斯坦在被剥削了许多年以后也被赶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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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47498 本书的主题之一是：知识分子领袖人物的私人生活同他们的公开形象是不能分开的，一个可以帮助解释另一个。私人的罪恶或弱点几乎总是反映到他在世界舞台上的行为中，高兰茨就是这一原理的一个著名的范例。他是个自我欺骗的怪物，他欺骗自己，也非同一般地欺骗别人。他相信自己是个伟大人物，天性仁慈，是人类的真正的朋友；事实上他却是无可救药的自私和自我中心主义者，这一点在他对妇女的行为中最清楚地表现出来，他声称致力于妇女的利益，特别是他自己的利益。实际上，他爱她们，只是就她们为他服务而言，他同萨特一样，愿做一个听着摇篮曲的婴儿般的成人，被一群忠诚的、洒过香水的女性包围着。由于他母亲的生活围绕着他父亲，而不是他自己，所以他把母亲排除出自己的生活，她的形象在他的自传中几乎根本没有出现，在写于1953年的一封信中他承认：“我不爱她。”他一生都让自己四周为妇女所包围，他也不能不成为她们利益的最高代表。他发现男性相互竞争的想法是不可容忍的。年轻的时候，他有崇拜他的姐妹，成年以后，有崇拜他的妻子（来自他姐妹的婆家），妻子又及时地献给他一连串崇拜他的女儿，这样他就成了6个人组成的一个家庭中的唯一的男子。露丝有头脑、有能力，但是为高兰茨服务却成了她的终身事业；只有一个问题，高兰茨不想让她去犹太教堂，她没有向他屈服，而在其余一切方面，她都是他的奴隶，她不但管着高兰茨在伦敦和在乡间的家，必要的时候还为他开车，为他理发，管理他的私人资金（非常奇怪的是他自己管不了）和给他零用钱，同他的男仆一道，管理着他的一切私事，他在许多方面同孩子一样无能。所以也许是完全出于慎重的考虑，他喜欢喊妻子“妈妈”。他们出国时，孩子和他们的保姆被安排在另外一个比较便宜的旅馆，这样露丝就可以完全为他服务，她原谅了他的许多不忠实的行为，以及对妇女动手动脚的讨厌习惯——这一点以至使J.B.普里斯特利说：任何通奸同高兰茨的调情相比都是纯洁的了。显然，高兰茨喜欢妻子监督他的情妇——就如同布莱希特的海伦·魏格尔和萨特的德·波伏娃所做的那样——因为这或许可以正式表明她宽恕了他，也就免除了他的负疚感。但她却不可能毫无感情地去那么做。高兰茨要求他所有的女人、家人和雇员坚定不移地忠诚于他，甚至在观点上也是。他拒绝给一位妇女一份工作，只是因为这位妇女不赞成他废除死刑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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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47500 高兰茨要求女子对他绝对忠诚，至少还有一个原因：他有一种非理性的恐惧。当每天早晨他父亲出去工作时，母亲就觉得父亲不会回来了，总是日复一日表现出种种复杂的焦虑忧愁。高兰茨继承了这种恐惧感，他的恐惧集中于露丝。他从小养成的反常的工作习惯导致他长期失眠，这反过来又加重了他的许多恐惧感。虽然他的欺骗力极强，但他从来不可能让他那潜在的良心完全平静下来，他始终感到负疚。他相信经常的通奸行为必然不可避免地以性病结束，对性病他又懂得很少。他的传记作者认为他事实上为“臆想性病”所苦。到战争中期，极其痛苦的疥疮、皮肤疼痛、恐惧和极度的衰弱把他打垮了。豪德尔勋爵认为他患有“神经末梢过敏症”。最明显的症状是他认为自己的阴茎失去了机能，他在一份自传性的文件中这样说道：“当我坐着的时候……我的一个部分消失了，我感觉到它正在收缩进我的身体。”同卢梭一样，他为他的阴茎而烦恼，虽然理由没有卢梭那么明显。他时时把它拿出来检查，看看有没有性病的迹象，甚至是不是还确实在那里。他会在办公室里一扇窗子旁边，一天做几次这样的仪式，他确信那是磨砂玻璃，外面完全看不见。不过对面剧院的职员指出，事实并非如此，他的习惯让人感到不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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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47502 高兰茨的自我欺骗既给他自己也给别人带来痛苦。很清楚，在某些方面对客观实际的把握如此软弱的人，自然不适合给人们提供政治上的指导。高兰茨一生都是这一种或那一种社会主义者，他相信社会主义是专门用于帮助“工人”的，他坚信他知道“工人”在想什么和需要什么，但没有证据可以证明他认识一个工人，除非有人把英国共产党的头头哈里·波里特也算作工人，波里特曾经当过锅炉工。高兰茨在伦敦拉德布罗克路的房子里有10个仆人，在伯克郡布里姆顿的乡间庄园里，他有3个园林工人，但是除了通过信件，他很少同他们中间任何人有什么联系，不过他坚决否认他同无产阶级没有接触。他手下的一位作家、负责《大众观察》综述栏目的汤姆·哈里森指责他扣下了应当发给职员的一部分款项，他给哈里森的回信中充满他特有的愤慨：“当你到了我这个年纪的时候，如果你还像我这样为工人阶级努力工作，你干起事来就不会这么糟糕了。我要告诉你，我不是像你这个年纪，而是比你大得多的时候……我的视力已经坏透了，但我的生活条件比你还差得多。”他自认为是在过着一种半修道院式的生活，但从20世纪30年代中期开始，他总是享用女司机驾驶的汽车、长雪茄、葡萄佳酿，每天在塞沃伊午餐。他总是住在最好的旅馆里。事实上，他想得到什么，从来就没有再去否定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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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47504 奇怪的是，从1928年至1930年开始，高兰茨积极参加了反对资本主义的事业，而就在这时，他自己成为一个极其成功的资本家。他论证说，资本主义是鼓励人们天生的贪婪以及由此而来的暴力倾向。我们发现他在1939年9月给剧作家本·李维的信中说：马克思的《资本论》“在我看来，其中第四部是世界文学中最吸引人的一卷”，它把“超级侦探小说的魅力同福音书”结合了起来。（他实际上可能读过吗？）这是高兰茨同苏联的长期恋爱的序曲。他匆匆阅读了韦布关于苏联体制如何运转的想入非非的叙述，称此书具有“令人惊奇的魅力”，那些用于消除对苏联政权的民主实质的“误解”的章节，是“本书中最为重要的部分”。正好是在大清洗的高潮中，高兰茨提名斯大林为“年度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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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47506 高兰茨开始他的政治活动时要求工党领袖拉姆赛·麦克唐纳给他一个议会席位，但当时以及后来都没有任何结果。他就转而出版那些说教品。20世纪30年代初，他出版的左倾政治书籍的比重日益增加，价格低、数量大。其中包括G.D.H.科尔优秀的畅销书《智慧者乱世指南》《马克思的真正含义》、约翰·斯特雷奇的《为权力而来的斗争》，此书那时在大西洋两岸也许比任何其他政治读物都更具影响力。就在这时，高兰茨不再是商业出版家，而成为政治宣传家，也是在这时候，系统的欺骗开始了。高兰茨新策略的标志是他的一封信，他写信给威斯敏斯特大教堂牧师会的珀西·第莫尔牧师，委任他编辑《基督教和危机》。高兰茨规定这本书必须具有并且要显示出“官方性”，要有“大批教会高层人士”的来稿；但是他又写道：“我也许是那种相当特殊的出版家，我出版我认为极其重要的那些论题，我不赞成的东西我绝不出版。”因此，这本书必须从这种立场出发：“基督教不仅是一种拯救人的宗教，而且本质上它自身也必然关注政治”，所以它必然为“直接的、实践的社会主义和国际主义”而“全力以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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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47508 大教堂牧师不管指示中这些明显的欺骗因素，编辑了此书，此书于1933年正式问世。同样的精神指示也发给了其他作者。里奥纳德·吴尔夫编辑《智慧者防止战争的道路》，高兰茨告诉他，最后一章“国际社会主义是和平的关键”是高潮，其他人必须“逐步引向最后这一部分”，但是为了隐藏起这个目的，“希望”前面的几章不要让那些“在公众的心目中肯定同社会主义联系在一起的人”来写。随着20世纪30年代的过去，欺骗的成分变得愈来愈多，愈来愈明显。高兰茨在给一个编辑的内部信件中，批评了共产党人约翰·马汉论工会的一本书，他抱怨说：“随着发展，左派曝光很多，这种情况要避免，特别是在这个问题上。”他接着说，他需要的“不是左派出来说话，而是用左派的笔做出表面公正的阐述”。他意味深长地写道：“你可以想出各种各样的谋略。”他的结论是：“……两种观点都可以用这种方法表现出来，同时又有了一种公正的庄重气氛，无可挑剔，读者不可避免地得出公正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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