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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完整的那些段落大多是关于他第二位妻子玛格丽特的，“她脱了衣服站在第12街的起居室里，胸部浑圆，柔软而丰满（皮肤白皙）”。她有一个“短短的小脚趾，因而我喜欢拥抱赤着脚的她，她赤裸地站着，丰满的臀部和胸部，高大的身体和小巧的双脚”。他还注意到“小而有力的双手（握得很紧）……躺在床上时，她纤细的胳臂和双腿，以及龟爪般的小手伸到每一个角落”。他描述和穿着古典风格的舞会服装的玛格丽特在一张扶手椅里做爱的情形，“有点难对付——她以前把一条腿放到过胳膊上面吗？”还有“她脱下裙子时，内衣也随之滑落……我是那些随时准备好的姑娘，她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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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还有婚外的艳遇。一个女人“告诉我她想要我打她时，我真被吓了一跳；她的一个朋友就喜欢鞭打自己的妻子。我买了一把带硬毛的发刷……起初只擦过她的身体，后来就成了抽打。我发现这实在困难，也许是因为压抑。她事后说自己非常喜欢这样”。他在科森街结识的一名妓女，“干得精力充沛而又威风十足”。许多女人——也许多得都不太可信——崇敬之情溢于言表：“你真棒！”还有些诸如此类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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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第四位妻子埃莉娜受到同样的对待。1956年的竞选期间：“……我们坐在沙发上听阿德莱·斯蒂文森[166]在麦迪逊广场花园进行竞选演说，我开始伸手去抚摸她——她正半坐半躺……当转播中断后，我们进入某种更激烈的活动。”他继续写道，“现在我似乎再也得不到满足”。在英国时，他厌倦了牛津修道院般的陈腐生活，急急忙忙回到伦敦，“冲向已经上了床的埃莉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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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与玛丽·麦卡锡的第三次婚姻期间记的笔记中，没有任何这类带有半色情意味的内容；至少没有公开发表。他们的结合从1938年2月维持到“二战”结束，但似乎从一开始就是失败的。萨特也许曾像对奴隶一样对待德·波伏娃，可从未告诉她该写些什么。然而威尔逊坚持要玛丽·麦卡锡写小说，把她当作一个需要学者督导的聪明女学生来对待。她显然是在威尔逊的坚决要求下才嫁给他的，一旦成为夫妻就发现他很专横：他更多的不是提出意见，而是做出裁决，被她称为“钦定本”。他喝很多酒，在他喝醉时，如果脾气暴躁的麦卡锡感到厌恶，他就会变得非常凶暴。后来她的短篇小说里出现过醉醺醺的总爱寻衅的红发男人（威尔逊就是红头发，不过眼睛是褐色的），还有过眼睛被丈夫打得又青又肿的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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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桩婚姻一直拖到1946年，但正如玛丽·麦卡锡在离婚诉状的证词中所说的，致命的决裂在1944年的夏天就发生了。在一场为18个人举办的晚会之后，客人都回家了，她正在洗盘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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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问他是否愿意倒垃圾。他说：“你自己去倒。”我把两大桶垃圾拖出来，穿过纱门时，他嘲弄地鞠了一躬，重复道：“你自己去倒。”我扇了他一个耳光——并不太重——出去倒掉垃圾就上了楼。他叫我，我下去了，他从沙发上站起身，重重地挥拳打在我的脸上和身上。他说：“你觉得和我在一起不快乐。好吧，我给你找些不快乐的事。”我冲出房子跳进汽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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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倒垃圾的争吵后来被她写进《神灵保佑的一生》（1955），小说中，玛莎对红头发的迈尔斯·墨菲感到非常害怕。“除了迈尔斯，没有人能把她吓住……和迈尔斯在一起，她总是做着自己讨厌的事。”玛丽·麦卡锡写信给威尔逊声明，迈尔斯并不是他，他回信说还没读过那本书，但“我猜想那只是你笔下又一个恶毒的红发爱尔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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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玛丽·麦卡锡个性太强，天赋又出众，不可能成为这样一位傲慢而专制的人物的理想伴侣。起初她或许打算延长对左翼政治的介入，但最终她的独立精神促使威尔逊对宣称为进步的所有思想都产生了厌恶。她的离去标志着威尔逊终于由一个知识分子转而重新担当起更符合他天性的文人角色。1941年，他在科德角的韦尔弗利特买了一栋老式大房子，后来又继承了家族位于纽约州北部的石建大宅，此后他像帝王一般根据季节来往于两处住所之间。他的第四位妻子埃莉娜，原名艾伦娜·玛丝·莫姆，是个具有一半德国血统的葡萄酒商的女儿，来自盛产香槟的兰斯[167]。他带着自鸣得意的赞许注意到“她坦诚而自然的勃勃生气衬托着文雅而高贵的举止”；他找到了埃莉娜这个“出色的调节者”，于是“重新开始正常工作”。她遵照一大堆老派的欧式规矩料理他的房子，把舒适与优雅带进他的生活。他心满意足地接受了她的规矩，整天穿着睡裤和晨衣，以他一贯坚持不懈的态度工作着。到下午5点就换上熨得笔挺的礼服和干净的衬衫、领带，进入他所谓的“社会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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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1月19日，他为这种转向文学的传统绅士的新生活做了一份记录。他带着一群狗去散步：“它们与一层薄雪相映衬，格外雄健。”沼泽地“在科德角灰色的天空下一片嫩黄，显得宽阔而柔和”。他完成了“整整一天的工作”，“喝过两杯不掺水的上等苏格兰威士忌”。此刻，他“站在屋子里享受着它的明亮和舒适——餐厅的拱窗，蜡烛的柔光……”8年后，他写了一篇名为《60岁的作家》的散文，以一种平和的语调称颂延续传统的重要。他指出，“美国的生活很容易遭受混乱、挫折、灾难性的崩溃和逐渐的衰竭”。他年轻时，曾对这种命运感到恐惧，可现在“在我61岁时，我发觉最让我满意的一件事就是自身的延续感”。他回到乡村，“被童年时读过的书和属于我父母的家具包围着”。当时他仅仅“沉湎于往事中吗”？绝不是！他是“位于事物的中心——因为中心只能存在于一个人的头脑中——而我的感情和思想是许多人共有的”。他这种生活态度和亨利·詹姆斯的相去不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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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即使转变为一位文学绅士之后，威尔逊仍保留着当初把他推向激进的知识分子生涯的那些基本性格。他总是怀着巨大的热情为真理而奋斗，但他思想中存在的一些偏见毫不留情地阻挡着他接近真理。他的英国恐惧症并没有像所有其他激进的冲动那样减弱，它是反帝国主义情绪、对英国等级制度的憎恨和纯粹的不安全感的混合物。从他战后的笔记中可以感觉出他写下这些话时真是咬牙切齿：丘吉尔“令人厌恶和难以忍受”。他注意到（非常严肃地）：“据说英国人无声无息却又小心翼翼地把大麻业控制在他们手中。”——诸如此类，一个法国二等领事去上报的事实或传闻。他小心地忍受着下列一切：“牛津式的拒绝”“英国式的恶意竞争”“他们说‘是’的两种方式”——冷漠的和缺乏诚意的，“他们用一个特殊的词‘文明’来形容对其他地方来说不过是普通的礼貌行为”、他们“煽动暴力”的倾向、他们“伪君子的国际名声”。他提到“不讲信义的阿尔比恩”[168]“傲慢的英国人”，并且承认：“我在这里已经变得那么仇视英国，我开始同情斯大林，因为他正让英国人处境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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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他1954年的另一次英国之旅，我们不仅能看到他自己充满怨恨的叙述，还有在牛津接待他的以赛亚·伯林的一篇有趣的速写。他宣布：“我目前在英国的策略是审慎地进攻。”他很高兴地发觉英国知识分子比以前更“褊狭”和“孤立”，牛津也已“破旧不堪，腐败堕落”。他住的屋子“是像纽约的四等公寓那样阴暗狭小的鸽子笼”，校舍里的仆人“显然心怀不满”。一次晚会上遇见了E.M.福斯特[169]，“一个乍看上去像某一类办事员或眼镜店职员的极矮小的人”，他挑衅地说，尽管他对福斯特最喜欢的3部书：《战争与和平》《神曲》和吉本[170]的《罗马帝国衰亡史》有着同样的热爱，“我认为《资本论》几乎可以与它们相提并论”。这是一个文人与一名知识分子相对抗时做出的惊人论断，威尔逊注意到他的话果然使福斯特“有些窘迫”。福斯特赶紧提出简·奥斯丁这样一个安全的话题，然后借故慢慢离开：“唔，我不该把你同其他人分开。”可惜这句话中轻蔑的讽刺意味威尔逊没有觉察。当伯林问他是否“不喜欢在伦敦会见的所有文学界人士”，威尔逊回答：“不，我最喜欢伊夫林·沃和西里尔·康纳利。”“为什么？”“因为我觉得他们非常肮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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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尔逊对其他作家的个人的敌意，其实是他与许多知识分子共有的又一个特征。D.H.劳伦斯的脑袋“小得不成比例。人们可以看出他属于一个下等阶层——缺乏教养、尚未成熟的煤矿工”。威尔逊笔下还有这样一幅幅可怕的情景：斯科特·菲茨杰拉德借酒浇愁，醉得躺在地板上一个角落里。罗伯特·洛威尔[171]狂躁而抑郁。E.E.卡明斯[172]有着“女性”的声音。W.H.奥登“肥胖而且老于世故……他忽然告诉我们说他不善于用鞭子打人”。多萝西·帕克[173]用了太多的廉价香水。范·韦克·布鲁克斯[174]“不理解伟大的文学作品”。西里尔·康纳利“从来不听其他任何人说的俏皮话或小故事”。T.S.艾略特“身上某个地方”躲着“一个恶棍”。西特韦尔姐弟[175]“为人了无生趣”。在他居高临下的评判中包含着许多憎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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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普通的世俗事务缺乏平和的心态，是我们在知识分子队伍中经常遇见的情况，也是威尔逊离开他们很长时间后仍无法摆脱的问题。这在威尔逊与美国国内税务署官员的艰苦斗争中突然灾难性地表现出来，为此他写了一本颇为愤慨的书。他的问题很简单：1946年到1955年间，他一次也没有申报过个人所得税，这在美国和在大多数其他国家一样，是一项严重的罪行。事实上，美国用罚款和监禁对此罪行的惩罚通常格外严厉，以至威尔逊第一次向律师承认自己的违法行为时，律师“立刻告诉我，我显然陷入了极大的困境，最好的办法就是成为其他国家的公民”。他为自己没有守法的辩护让人觉得软弱无力，他成年后的大部分时间都是个自由职业者。1943年底，他在《纽约客》杂志得到了一份固定工作，工资中已扣除所得税。1946年他出版《赫卡特县回忆》，取得了商业上的巨大成功。那时他担任《新共和》杂志的副主编，拿到的最高薪水已达7500美金。然而就在这一年，他再次结婚，不得不为前两次离婚支付种种费用。他为此利用了《赫卡特县回忆》一书带来的意外之财。他说自己当时是打算补交所得税的，因为书正畅销，收入不断增加。但此书突然被控为淫秽，其收入也中断了。于是，“我想最好等我挣了更多的钱，再去申报1945年以来的所得税”。1955年，机会来了，《纽约客》发表了他研究《死海经卷》的备受推崇的长篇论文，该文还被改写成一部成功的专著。就在那个时候，他去找税务律师，后者的忠告令他如闻霹雳：“我当时根本不知道我们的税制已变得那么苛刻，也不知道对没有申报个人所得税的处罚有那么严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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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供认实在令人惊讶。这是一位整个20世纪30年代期间广泛评论社会、经济、政治问题的人物，还曾经向当局提出过公共开支过大的意见和主要工业国有化的强烈建议。他还出版了一部大书《去芬兰车站》，对那些通过占有资产阶级财产来彻底改变普通人地位的思想，他曾以极大的热情追溯过它们的发展。他对于国家在实行他热烈拥护的“新政”期间付出的高昂代价有何感想？难道他不觉得促使这些改革实行是每个人的责任，尤其是像他这样对那些不太支持新政的人们负有直接道义责任的人？他所赞同的马克思主义口号“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究竟如何？或者他认为这只适用于他人而不适用于自己？简而言之，这是一个一般地关注人类却不关心具体的人的激进分子吗？威尔逊的态度其实是那种知识分子的典型：他以伟大道德权威的口吻告诉世人怎样处理各项事务时，却认为这些意见实际上同他自己这样的人无关——那是“普通人”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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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位律师和一群会计，共花了5年时间才结清威尔逊对国内税务署的欠账。国内税务署自然要给他吃苦头，罚了他6.9万美元，其中有10年的6%的利息，加上90%的罚款——50%因为欺骗，25%因为拖欠债务，5%因为没有报税，还有10%是因为隐瞒收入。不过这算比较宽大的处置了，威尔逊每次不申报所得税都该被监禁1年，而且由于他以贫穷为借口替自己辩护，还不得不支付1.6万美元的诉讼费，国内税务署最后以2.5万美元的折中方案使他免受重罚。对此他本该感到庆幸，可威尔逊反倒写了充满攻击谩骂的《冷战与所得税：一份抗议书》，这完全是一种对他遭遇的困境失去理智的反应。这些麻烦使他恐惧地发现：现代国家行使最富挑战性的职能——作为收税人的角色——所具有的残酷性，但对于一个曾以从理论上和实践上研究国家为己任而又富于想象力的人来说，这并不应该是个意外。他站在道德上最软弱的立场攻击国家，他在坚定支持国家以人道的理由所进行的扩张时，极大地忽视了它恶的潜质，而只有当他由于自己的疏忽与之发生冲突时，才被激发了反抗情绪。这正好就是威尔逊的状况。他在书中试图回避自己的前后矛盾，他争辩说，大部分所得税都花在由“冷战狂热症”引发的国防开支上。但那时他自己的所得税还没交，也并没有用于国防。他还忽略了一个要点，那就是到他支付税款的时候，联邦政府的所得税用于社会福利的比例正迅速增长。对这一点也避而不谈合乎道义吗？总之，这本书表现了威尔逊最阴暗的一面，让人庆幸的是，他到40岁时，就基本上不再是个涉足政治的知识分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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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回到作为文人的真正角色，威尔逊成熟时期的创作产量才真正惊人，其中包括《死海经卷》（1955），关于印第安人联盟的《向易洛魁人致歉》和论述美国内战时期文学的《爱国者之血》（1962）。这些书和其他许多作品的共同特征就是体现了勇气与勤奋——研究经卷要学习希伯来语——以及对真理坚定不移和锲而不舍的关注，这就把他与多数知识分子区分开来。更能显出威尔逊与众不同的是，他的研究和写作都围绕着一个中心：对作为群体和个体的人而非抽象的思想，强烈而热情、深刻而开明的关怀，正是这份关怀给他的文学批评注入色彩和生气，令人愉快。威尔逊在最清醒的状态下，心头总是存有一种认识，即作品不是脱离现实的东西，而是来自男男女女活生生的心灵与头脑，理解它们关键在于主题与作者之间的互动。思想的残酷就在于以为可以强迫人类去适应它。伟大艺术作品的德行就在于它所确立的、通过阐发个体到表现一般的方法。谈到埃德娜·圣文森特·米莱时，威尔逊的文字充满动人的光彩，他提出了关于诗人职能的完美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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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她对个人的深切体验做出最高的表达时，她能够让自己与更普遍的人类经验同一起来，并作为人类精神的发言人站在前列，宣告它的危难，它的兴衰，但作为人类表达方式的大师，她凭借语言本身的光辉使自己超越通常的困窘，通常的压迫与恐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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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正是威尔逊的人道主义，这使他能够理解这一过程，并把他从太平盛世的迷途中拯救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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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分子 10 高兰茨：被折磨的良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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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知识分子的任何逐例研究都突出地表明一件事：他们很少注重真实。他们都急于发扬救赎和超越的真理，把这种真理的确立视为他们为了人类而具有的使命。对他们在论证过程中遇到的客观事实所体现出来的世俗的、每天可以见到的真理，他们并没有多少耐心。这些棘手的、比较次要的真理被漠视、篡改、修正，甚至被处心积虑地压制。但是我们已经考察过的所有这些人，也在某种程度上有这样的毛病，唯一的例外是埃德蒙·威尔逊，也许他根本不是个真正的知识分子。现在又要谈到两个知识分子，在他们的工作和生活中，欺骗——包括自我欺骗——起了一种核心的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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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第一位维克多·高兰茨（1893-1967），他的重要并不是因为他提出了一种突出的思想，而是因为他是一位代理人，通过他，许多思想以巨大的力量和明显的效果影响了社会。也许他是我们这个世纪卓越的知识分子政论家，他绝不是一个坏人，即使他犯了错误的时候，他一般是意识到的，他的良心在刺痛他。但他的经历表明，在推广太平盛世论时，欺骗所起的作用达到了惊人的程度。甚至在他活着的时候，同他有过交往的人也意识到，他对真理是多么傲慢。但是现在，要感谢他的女儿丽薇尔·高兰茨的诚实，她公开了他的文件供人考查，也要感谢一流的传记作家露丝·杜德利·爱德华兹的公正和写作技巧，高兰茨欺骗伎俩的实质和程度可以准确地接受检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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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兰茨出身很幸运，他的婚姻就更幸运，他生于一个极富才华和教养的家庭，又同另一个这样的家庭联姻。高兰茨一家是来自波兰的正统的犹太人，他的祖父是汉布鲁犹太教堂中唱诗班的领唱，父亲亚历山大是个勤勉而成功的珠宝商，一个虔诚而博学的人；他的叔父赫尔曼·高兰茨爵士是个拉比[176]和犹太学者，广泛从事于公众服务业；另一个叔父以色列·高兰茨爵士是个莎士比亚学者，不列颠科学院秘书，伦敦大学英语系实际上是由他创建的；他的一个婶婶是牛津的学者，另一个是优秀的钢琴家。他妻子露丝也是受过很好教育的妇女，上过圣保罗女校，受过艺术家的训练，她的娘家罗伊一家，以把学术、艺术和商业成功结合起来而著称，妇女们也都同男子一样，生气勃勃地进行文化追求（高兰茨著名的《犹太史》就是贝拉·罗伊翻译成英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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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兰茨的一生，他周围的人物都沉浸在欧洲文明一切最优秀的成果之中。他从很小起就被提供了各种机会享受它，他是家中唯一的儿子，父母宠爱他，姐妹们服从他，实际上他是被当作唯一的孩子。他有大量的零用钱，靠这个他迷恋上歌剧，他很早就这样——21岁的时候就已经看了《阿伊达》[177]47次——参观欧洲的歌剧院，是他标准的度假形式，直到他去世都是如此。他得到过圣保罗的奖学金，得到了极好的古典教育——他每周两次把《泰晤士报》的社论翻译为希腊文和拉丁文——他又作为免试生，升入牛津的新学院，其后他获得了校长拉丁论文奖，在古典文学中成绩列为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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