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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47482 高兰茨也是个激进的知识分子，他从易卜生、梅特林克、威尔斯、萧伯纳、瓦尔特·惠特曼那里吸取激进思想，他似乎很早就对多数重大问题确定了他的看法，后来他也从来没有发现任何改变自己观点的理由。在中学和大学，他的同伴们就发现他很固执而且极其自信，在这两方面都很少见。他很早就抛弃了犹太教，他说他无法忍受从他梅达谷的家到拜斯瓦特的犹太教堂之间的40分钟的步行路程（因为犹太教在安息日禁止乘车），这是他特有的夸张——实际上只需要15分钟。在牛津大学时，在一位激烈的无神论者吉尔伯特·莫莱的帮助下，他走了一条常见的路，从信仰犹太革新派变得什么也不信了。但是后来他又以“至上者”耶稣为中心，为自己建立了一种柏拉图式的、基督教的独特版本。这种渗透性的宗教有个很大的好处，无论高兰茨采取什么世俗的立场，都可以得到教义上的认可。不过他也行使犹太人的特权，讲一些无关痛痒的反犹太人的笑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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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47484 高兰茨有一个阶段视力很差，这使他避开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此后随之而来的，是他的一段灾难性的时期，他在诺森布兰德火枪营当少尉，其间他违背军规，弄得自己十分孤立，受到一个少尉军事法庭的威胁。他躲到雷布顿去教古代文学。他教六年级，那里所有的学生很快都要上前线，很可能死在那里。高兰茨证明了自己虽然是个破坏性的，但也是出色的教师。他已是半个和平主义者（虽然是个少见的攻击型的和平主义者）、理论上的女权主义者、勉强算是社会主义者、死刑的反对者、刑罚改造论者——在那时还是个不可知论者。他决定改变在所有这些问题上的信仰，他后来写道：“我决心同男孩子们以及所有我能抓住的人白天黑夜谈政治。”他后来一生中的格言是：他是先知、是朝圣的博士，他掌握了真理或某种真理，并决心把它灌输到其他人的脑海里。家长们并不希望孩子们服从于一个有特权接近他们的人——他是在滥用自己的地位，其中包含了心地的不诚实——所做的颠覆性的宣传。高兰茨对家长们的这种想法并不介意。实际上，他和他的同事D.C.施姆威尔一道，为他的态度辩护，写出了两个小册子：《一所公立学校里的政治教育》，要求把“学习政治学作为公立学校教育的基础”；另一本是《学校和世界》。诡计多端的校长（后来成为坎特布雷大主教）杰弗里·费希尔承认高兰茨有突出的能力，也注意到多数职员无法容忍他，就警告他不要走得太远。后来——根据国防部的命令，国防部已经编了一个在雷布顿的“和平主义者的活动”的文件——在1918年复活节那天突然把他解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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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47486 高兰茨其后的经历是在食品部工作，负责犹太人食品的分配，在新加坡待了一段时间，后来他又为基础研究集团和拉特里信托公司工作。他最后在本恩兄弟出版公司做发行人时发现了自己的特长。这家公司出版了大量杂志，比如《果农》《汽油世界》等，高兰茨发现这些杂志很沉闷，还有大部分参考书也是如此。他说服了厄涅斯特·本恩爵士，让他把书籍部改造成为一个独立的公司，他拥有代理权和股份，3年之中他取得了惊人的成功。本恩在日记中写道：“这反映了对维克多·高兰茨的天才的最大信任，他一个人承担了责任。高兰茨是个犹太人，他很少见地把教育和艺术的知识同经营能力结合了起来。”高兰茨的秘诀是成批出书，包含各种价格，全部不受季节和风气变化的影响，还无耻地用一些轻浮的广告有选择地把它们推出去。他出一些关于新技术的书，诸如汽车电话，那些生意人就不能不卖，但他也出各种小说。他开创了取得巨大成功的“本恩六便士丛书”，这已勾勒出“企鹅丛书”的轮廓。天平的另一端是昂贵的艺术图书，如《睡着的公主》，使用巴克斯特[178]的设计。照他所聘用的出色助手道格拉斯·杰洛德所说，艺术图书中包含着某些欺骗，彩图是赝品，是袖珍画家所绘，然后再拍成照片。到了1928年，高兰茨每年挣到5000英镑，但他想得到公司的一半股票，并改名为“本恩和高兰茨”公司，厄涅斯特爵士拒绝了，他就成立了自己的公司，把本恩的一些最优秀的作者，如多勒西·L.塞厄斯拉了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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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47488 新公司的结构很奇特，它带上了高兰茨那种令人吃惊的能力的全部烙印：他劝诱别人放弃自己的利益，服从他的安排，符合他的利益。他投入的资本大大低于一半，但他却使自己当上了执行董事，绝对控制着投票权和股息支付前的10%的纯利。这同塞西尔·罗德斯[179]在南非的钻石和黄金投资中所做出的安排完全一样，也许高兰茨就是从那里得到这个主意的，这之所以行得通，是因为几乎从一开始公司就赚来大量利润，投资者获利甚多，足以让他们满意了。高兰茨的成功是因为他卖出了大量的书，特别是小说；他所以能卖出这么多是因为他保持低价格，并给那些廉价制作的书籍加上一位天才的印刷专家斯坦利·莫里森的出色设计：统一用红色和黄色的新式样的封面，然后就用一种在英国甚至在美国出版业都从来没有见过的强化宣传来吹捧这些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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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47490 高兰茨公司的繁荣除了这些完全商业方面的原因以外，还经常使用秘密的、精明的手段和欺诈。他的间谍向他报告其他公司的内部事务，特别是作家心怀不满的情况，如果高兰茨认为这个作家有获得的价值，就会给他写一封长信，带上他所擅长的奉承。还有些人不请自到，因为高兰茨在其鼎盛期，比大西洋两岸任何出版家都更善于推出新人，或是把一本平销书变成畅销书。甚至“广告促销”这个词在伦敦为人所知之前，他已使这门艺术变得完美了。高兰茨阵营中的作家们曾经发现其弊端，但是他却真诚地相信，在卖书的时候，他的方法远比文本重要得多，他为了提高广告的预算，毫无顾忌地强迫作家们接受较低的预付款和版税。他恨经纪人，因为他们不喜欢他的这种方法，他尽一切可能劝告作家完全不用经纪人。他喜欢达芬·居·莫瑞埃这类作家，因为他们对钱不感兴趣。他常常在“友谊的基础上”达成口头协议，他自信具有完美的记忆力。他有一种在脑袋里重新编写历史的惊人的本领，然后慷慨激昂、不容置疑地捍卫他的新版本，于是就出现了争吵和责骂。当小说家路易·戈尔丁责怪他没有付给他的畅销书《木兰花街》原来答应的红利时，高兰茨用一封6页纸的信做了回答，显示出一派真诚，他的正直受到了伤害，以证明他的行为无可指责。对一个向他的记忆力发起挑战的经纪人，他写道：“你竟敢这样！我犯错误是不可能的！”他那些大胆的商业策略依靠令人生畏的怒火和喊叫来支持。他激动起来的时候，整个大楼都听得到他的声音。他喜欢带着长线的电话，这样他就可以一边在办公室里走来走去，一边对着话筒向经纪人或其他敌人大喊大叫。他的信变化多端，可以从歇斯底里的发火到甜言蜜语的请求——做这类事他是超人一等——有时在一封信中轮流使用。当他发怒的时候，会把给他们的急件扣押一天，让“太阳攻击我的怒火”，结果在他的文件中有许多打上了“没有发出”的标记。一些作者畏畏缩缩、屈服投降，另一些作者躲走了。不过在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对公司有利的是，新来到这里的人至少是平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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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47492 获得高利润还有另一个原因，高兰茨总是付给低工资，当有人提出什么真正的需要时，他会支付一笔钱，或是提供贷款，而不是增加工资或预付款。在许多方面，他像狄更斯笔下的一种性格。他特别吝啬时，会求助于他的橡皮图章董事会，要求董事会强迫他节俭。他会说：“我的董事会，正如我口述的这封信，指示我……”即使以出版行业的标准来看，他付出的工资也是低的，他能这样做的一个原因是，无论什么时候，他尽可能雇用妇女而不是男子。从女权主义的立场看，这是公正的，确实做了一件好事，但真正的原因是两方面的：首先，是可以劝诱妇女接受更低得多的工资和更恶劣的工作条件；其次，妇女更能服从他那高度个性化的处事方式。他会向她们大发雷霆，弄得她们淌眼泪，他会拥抱她们——他不分对象地亲吻，这在20世纪30年代是不多见的——他用小名或昵名喊她们，说她们是多么可爱。其中有些女职员很欣赏这种充满人情味的办公气氛。她们也知道，在高兰茨公司她们有向高一级的、尽管工资不高的行政职务提升的好机会，高兰茨也给她们机会去独断专行。1936年4月的一份职员备忘录提供了高兰茨的公司全盛时期的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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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47494 一段时间以来，我已经发现我们现在缺少过去那种使员工生气勃勃的精神……缺少了过去的那种快乐，这使我个人感到极大的不快。我想我们可以通过增加领导而恢复到过去那种情况；我决定让蒂布丝小姐担任总管以及主楼层所有女职员的指导者……事实上她将占据在苏联工厂里由苏维埃领导人所占据的那个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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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47496 在这种家长式的统治下，一些妇女如鱼得水，其中一位塞拉·林达被他提升为主管，3次给她休假，还让她称他“亲爱的老板”。男士的日子就不是那么好过了，不是高兰茨不能发现男士的才能，正相反，他非常善于发现，但他不喜欢男士，男士也不喜欢他，他不可能同他们一道工作一段长时间。他发现了他那个时代最优秀的出版家之一道格拉斯·杰罗德，但他违背诺言，把杰罗德打发到一家新公司去了；他也发现了另一位著名的传媒策划人诺曼·科林斯，但最终找机会同他吵了一架，把他赶走了，而用一位奴性十足的妇女取代了他；斯坦利·莫里森是他公司取得成功的设计师之一，高兰茨同他的关系也是以一场争吵结束，莫里森走人。高兰茨同男性作者有过一些可以写成故事的争吵。战后，他把侄儿希拉里·鲁宾斯坦带来了，这是又一位很少见的能干的行政人员，高兰茨清楚地知道他到一定时候会继承以利亚[180]的衣钵；但是鲁宾斯坦在被剥削了许多年以后也被赶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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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47498 本书的主题之一是：知识分子领袖人物的私人生活同他们的公开形象是不能分开的，一个可以帮助解释另一个。私人的罪恶或弱点几乎总是反映到他在世界舞台上的行为中，高兰茨就是这一原理的一个著名的范例。他是个自我欺骗的怪物，他欺骗自己，也非同一般地欺骗别人。他相信自己是个伟大人物，天性仁慈，是人类的真正的朋友；事实上他却是无可救药的自私和自我中心主义者，这一点在他对妇女的行为中最清楚地表现出来，他声称致力于妇女的利益，特别是他自己的利益。实际上，他爱她们，只是就她们为他服务而言，他同萨特一样，愿做一个听着摇篮曲的婴儿般的成人，被一群忠诚的、洒过香水的女性包围着。由于他母亲的生活围绕着他父亲，而不是他自己，所以他把母亲排除出自己的生活，她的形象在他的自传中几乎根本没有出现，在写于1953年的一封信中他承认：“我不爱她。”他一生都让自己四周为妇女所包围，他也不能不成为她们利益的最高代表。他发现男性相互竞争的想法是不可容忍的。年轻的时候，他有崇拜他的姐妹，成年以后，有崇拜他的妻子（来自他姐妹的婆家），妻子又及时地献给他一连串崇拜他的女儿，这样他就成了6个人组成的一个家庭中的唯一的男子。露丝有头脑、有能力，但是为高兰茨服务却成了她的终身事业；只有一个问题，高兰茨不想让她去犹太教堂，她没有向他屈服，而在其余一切方面，她都是他的奴隶，她不但管着高兰茨在伦敦和在乡间的家，必要的时候还为他开车，为他理发，管理他的私人资金（非常奇怪的是他自己管不了）和给他零用钱，同他的男仆一道，管理着他的一切私事，他在许多方面同孩子一样无能。所以也许是完全出于慎重的考虑，他喜欢喊妻子“妈妈”。他们出国时，孩子和他们的保姆被安排在另外一个比较便宜的旅馆，这样露丝就可以完全为他服务，她原谅了他的许多不忠实的行为，以及对妇女动手动脚的讨厌习惯——这一点以至使J.B.普里斯特利说：任何通奸同高兰茨的调情相比都是纯洁的了。显然，高兰茨喜欢妻子监督他的情妇——就如同布莱希特的海伦·魏格尔和萨特的德·波伏娃所做的那样——因为这或许可以正式表明她宽恕了他，也就免除了他的负疚感。但她却不可能毫无感情地去那么做。高兰茨要求他所有的女人、家人和雇员坚定不移地忠诚于他，甚至在观点上也是。他拒绝给一位妇女一份工作，只是因为这位妇女不赞成他废除死刑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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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47500 高兰茨要求女子对他绝对忠诚，至少还有一个原因：他有一种非理性的恐惧。当每天早晨他父亲出去工作时，母亲就觉得父亲不会回来了，总是日复一日表现出种种复杂的焦虑忧愁。高兰茨继承了这种恐惧感，他的恐惧集中于露丝。他从小养成的反常的工作习惯导致他长期失眠，这反过来又加重了他的许多恐惧感。虽然他的欺骗力极强，但他从来不可能让他那潜在的良心完全平静下来，他始终感到负疚。他相信经常的通奸行为必然不可避免地以性病结束，对性病他又懂得很少。他的传记作者认为他事实上为“臆想性病”所苦。到战争中期，极其痛苦的疥疮、皮肤疼痛、恐惧和极度的衰弱把他打垮了。豪德尔勋爵认为他患有“神经末梢过敏症”。最明显的症状是他认为自己的阴茎失去了机能，他在一份自传性的文件中这样说道：“当我坐着的时候……我的一个部分消失了，我感觉到它正在收缩进我的身体。”同卢梭一样，他为他的阴茎而烦恼，虽然理由没有卢梭那么明显。他时时把它拿出来检查，看看有没有性病的迹象，甚至是不是还确实在那里。他会在办公室里一扇窗子旁边，一天做几次这样的仪式，他确信那是磨砂玻璃，外面完全看不见。不过对面剧院的职员指出，事实并非如此，他的习惯让人感到不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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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47502 高兰茨的自我欺骗既给他自己也给别人带来痛苦。很清楚，在某些方面对客观实际的把握如此软弱的人，自然不适合给人们提供政治上的指导。高兰茨一生都是这一种或那一种社会主义者，他相信社会主义是专门用于帮助“工人”的，他坚信他知道“工人”在想什么和需要什么，但没有证据可以证明他认识一个工人，除非有人把英国共产党的头头哈里·波里特也算作工人，波里特曾经当过锅炉工。高兰茨在伦敦拉德布罗克路的房子里有10个仆人，在伯克郡布里姆顿的乡间庄园里，他有3个园林工人，但是除了通过信件，他很少同他们中间任何人有什么联系，不过他坚决否认他同无产阶级没有接触。他手下的一位作家、负责《大众观察》综述栏目的汤姆·哈里森指责他扣下了应当发给职员的一部分款项，他给哈里森的回信中充满他特有的愤慨：“当你到了我这个年纪的时候，如果你还像我这样为工人阶级努力工作，你干起事来就不会这么糟糕了。我要告诉你，我不是像你这个年纪，而是比你大得多的时候……我的视力已经坏透了，但我的生活条件比你还差得多。”他自认为是在过着一种半修道院式的生活，但从20世纪30年代中期开始，他总是享用女司机驾驶的汽车、长雪茄、葡萄佳酿，每天在塞沃伊午餐。他总是住在最好的旅馆里。事实上，他想得到什么，从来就没有再去否定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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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47504 奇怪的是，从1928年至1930年开始，高兰茨积极参加了反对资本主义的事业，而就在这时，他自己成为一个极其成功的资本家。他论证说，资本主义是鼓励人们天生的贪婪以及由此而来的暴力倾向。我们发现他在1939年9月给剧作家本·李维的信中说：马克思的《资本论》“在我看来，其中第四部是世界文学中最吸引人的一卷”，它把“超级侦探小说的魅力同福音书”结合了起来。（他实际上可能读过吗？）这是高兰茨同苏联的长期恋爱的序曲。他匆匆阅读了韦布关于苏联体制如何运转的想入非非的叙述，称此书具有“令人惊奇的魅力”，那些用于消除对苏联政权的民主实质的“误解”的章节，是“本书中最为重要的部分”。正好是在大清洗的高潮中，高兰茨提名斯大林为“年度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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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47506 高兰茨开始他的政治活动时要求工党领袖拉姆赛·麦克唐纳给他一个议会席位，但当时以及后来都没有任何结果。他就转而出版那些说教品。20世纪30年代初，他出版的左倾政治书籍的比重日益增加，价格低、数量大。其中包括G.D.H.科尔优秀的畅销书《智慧者乱世指南》《马克思的真正含义》、约翰·斯特雷奇的《为权力而来的斗争》，此书那时在大西洋两岸也许比任何其他政治读物都更具影响力。就在这时，高兰茨不再是商业出版家，而成为政治宣传家，也是在这时候，系统的欺骗开始了。高兰茨新策略的标志是他的一封信，他写信给威斯敏斯特大教堂牧师会的珀西·第莫尔牧师，委任他编辑《基督教和危机》。高兰茨规定这本书必须具有并且要显示出“官方性”，要有“大批教会高层人士”的来稿；但是他又写道：“我也许是那种相当特殊的出版家，我出版我认为极其重要的那些论题，我不赞成的东西我绝不出版。”因此，这本书必须从这种立场出发：“基督教不仅是一种拯救人的宗教，而且本质上它自身也必然关注政治”，所以它必然为“直接的、实践的社会主义和国际主义”而“全力以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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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47508 大教堂牧师不管指示中这些明显的欺骗因素，编辑了此书，此书于1933年正式问世。同样的精神指示也发给了其他作者。里奥纳德·吴尔夫编辑《智慧者防止战争的道路》，高兰茨告诉他，最后一章“国际社会主义是和平的关键”是高潮，其他人必须“逐步引向最后这一部分”，但是为了隐藏起这个目的，“希望”前面的几章不要让那些“在公众的心目中肯定同社会主义联系在一起的人”来写。随着20世纪30年代的过去，欺骗的成分变得愈来愈多，愈来愈明显。高兰茨在给一个编辑的内部信件中，批评了共产党人约翰·马汉论工会的一本书，他抱怨说：“随着发展，左派曝光很多，这种情况要避免，特别是在这个问题上。”他接着说，他需要的“不是左派出来说话，而是用左派的笔做出表面公正的阐述”。他意味深长地写道：“你可以想出各种各样的谋略。”他的结论是：“……两种观点都可以用这种方法表现出来，同时又有了一种公正的庄重气氛，无可挑剔，读者不可避免地得出公正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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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47510 高兰茨的书中确实开始有了种种欺骗读者的“谋略”，比如说，只要可能总是用左派来代替“共产党”。在高兰茨的许多信中，也坦率地反映出一种压抑感，常常伴随着自怨自艾、唠唠叨叨诉说良心的极度痛苦。比如他给韦伯·密勒的一封信，谈论一本有关西班牙的著作，他命令删去其中两章，他知道这两章是真实的，信的开头是：“我为写这封信而感到苦恼，几乎是羞愧。”他知道密勒所说的没有“任何方面的言过其实”，但是“绝对避免不了的”是“许多段落会从那两章中挑选出来广泛引用，以达到证明‘共产党人粗野’这样一种宣传目的”，他觉得他不能“出版任何东西给另一方提供宣传的机会”。他补充说，密勒也许觉得“这是在玩弄真理；这种想法不对，人们必须考虑最后的结果”。结束时他恳求说：“请原谅我。”——这正如同对他包养情妇的过错，他也想从露丝那里得到形式上的赦免。高兰茨给作者和编辑的一些指示，虽然明确禁止不诚实，但也极其混乱——这无疑是写下了他良心中的极度痛苦——完全没有给他们讲清楚，具体说是什么样的不诚实。比如他给一本历史教科书的作者写信说：“我希望最公正地论述——但我也希望我公正的作者具有激进思想。”他补充道，“作者的激进主义”给他提供了一种“保证，如果尽管做出了一切努力，倾向还是出现了”，那就不会是“通向错误方向的倾向”。正如高兰茨这一时期的信件不断表明的，他实际上说的是，他要有倾向性的书，但不要露出有倾向的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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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47512 1933年1月希特勒掌权以后，高兰茨决定删去他的书目中任何不赚钱的和没有宣传目的的书。他也主要为推广社会主义和苏联的形象下了大量赌注。其中第一个是“新苏维埃文库”，这是直接通过苏联大使馆和政府安排，由苏联作家写作的宣传读物。但是在拿到那些文稿时，意想不到的困难产生了：因为丛书的酝酿同大清洗是同步进行的，几位预定的作者突然消失于古拉格群岛之中，或者被行刑队拘捕。一些书稿送给高兰茨的时候，作者的名字是空着的，等待被处死的作者被官方恢复名誉以后再填上。还有一个讨厌的麻烦是苏联检察官安德烈·维辛斯基，他在斯大林政权中所起的作用相当于希特勒的“人民法庭”的主席罗兰·弗莱斯勒，他被列入写作《苏维埃司法》；但是他正忙着给过去的同志通过死刑判决而无暇写作，当文稿最后交来的时候，写得太急促、太糟糕，无法出版。高兰茨的读者非常幸运，不知道这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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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47514 这套丛书出版以后，高兰茨又下了一个更大的赌注：“左派读书俱乐部”。成立这一组织最初的目的是反击不愿意贮备极左宣传读物的书商。这个俱乐部在1936年2-3月发起了一个大规模的广告战，这同第三国际在全欧采取的“人民阵线”政策正相呼应。突然间，工党这样的社会民主党不再是“社会法西斯主义者”了，而成为“斗争中的伙伴”。左派读书俱乐部的会员同意，至少在半年内，每个月以半个克郎购买由高兰茨、约翰·斯特雷奇和伦敦经济学校的哈罗德·拉斯基教授三人组成的委员会所指定的书籍。他们也可以免费得到月刊《左派图书新闻》，有权参加一系列的活动——如暑期学校、群众集会、电影观摩、讨论小组、戏剧演出、国内外度假、午餐会、俄语培训班等，还可以使用俱乐部中心。20世纪30年代是参加各种组织的好时机，其中许多组织是希特勒为各种年龄和利益的人创建的，这就是他能在德国取得巨大成功的原因之一。高兰茨本来希望到1936年5月能有2500个会员，事实上他有了9000个会员，最后人数增加到5.6万人，俱乐部的影响甚至比这些数字所表明的还要大：在20世纪30年代所有传媒机构中，它最成功地制定着程序、指引着讨论的潮流。但是它是建立在一连串谎言的基础上的，第一个谎言是在俱乐部的小册子上说的：选书委员会“共同地、充分地代表了‘左翼’运动中所有积极的、严肃的主要观点”。高兰茨一直到1938年年末，都是共产党可靠的同路人。他为共产党的机关报《工人日报》写了一篇文章《我为什么阅读〈工人日报〉》，此文被该报的宣传材料所利用。他指出这份报纸忠实于事实，准确，信任读者的理解力——他知道这一切全是毫无根据的——他还写道：“这是同夫人和绅士相对立的那些男子和女子的特征。就我来说，我遇到过许多夫人和绅士，发现他们中许多人极其讨厌，而那些男女的品质却令人非常振奋。”他也访问了苏联（1937），并且宣称：“我第一次感到这么快乐……一个人在这里会忘掉世界上其他地方的罪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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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47516 不过，高兰茨最大的实际贡献还是聘用共产党员做左派读书俱乐部的职员，赛拉·林德、爱米尔·彭斯和约翰·利维斯编辑了所有的稿件，贝蒂·雷德组织了俱乐部的各团体，他们这一时期都是共产党员，或为共产党所影响。俱乐部所有的政策决定，以至实质上很小的问题，都同共产党官员进行过讨论，常常是由高兰茨同共产党总书记波里特本人直接处理，这些都是公众所不知道的。俱乐部经过仔细的考虑，隐瞒了共产党成员的党派身份，称他们为社会主义者。俱乐部挑选出来的第一批15本书中，除了3本，全都是共产党员或秘密党员所写的。高兰茨对此感到忧虑，倒不是因为这一事实本身，而是担心这也许会造成俱乐部没有独立性的印象。这种所谓的独立性，确实是它最宝贵的一种东西，正如共产党最重要的理论家R.帕姆·达特在给斯特雷奇的一封信中兴高采烈地说：公众认为俱乐部是“一个独立的商业机构”而不是“某个特定的政治组织的宣传”，这一事实构成了它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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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47518 第二个谎言是高兰茨反复宣称的左派读书俱乐部的全部组织，包括其分支、集会和活动，“本质上是民主的”，这种说法并不比迪布斯小姐的“公职苏维埃”的说法更正确。在为寡头统治所做的伪装的背后，它事实上只是高兰茨本人的专制，就是出于这一原因，他控制着俱乐部的财政。他并没有为俱乐部保留独立的账目，其收入和支出都由维克多·高兰茨有限公司承受，结果是无法得知高兰茨从这项投资中得到的是赚还是赔。一些评论家断言高兰茨从中赚到一大笔钱，他控告他们诽谤。他在一封私人信件中告诉那些作家，俱乐部的亏空令人吃惊，但他又补充说：“完全可以相信，从许多方面看，认为我们赚了一大笔利润，比认为我们亏空的危险性要小得多。”不过，这种说法也许只是为了证明他只给作家付一点点版税，或者根本不付都是正当的。如果公司只是分担俱乐部的日常开支和促销俱乐部的其他书的话，那人们就只能设想俱乐部给公司带来了好处。因为在任何情况下，高兰茨都掌管着收据，支付工资和账单，所以一切最后的决定也都是由他做出的。认为俱乐部的成员在什么问题上有发言权的想法是荒唐的。在为俱乐部《新闻》寻找一个编辑时，高兰茨规定说：“他必须把首创精神同对我的指示的毫不迟疑地、不折不扣地服从结合起来，无论这些指示对于他显得是多么愚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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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47520 第三个谎言是约翰·斯特雷奇所说的：“我们从来不想仅仅因为我们不同意某本书的结论就不选用它。”除了一两本象征性的工党图书以外——工党领袖克莱蒙特·阿特里被邀请写作《展望工党》—一切证据都可以证明，追随党的路线通常是选用图书的主要标准。一个特别臭名昭著的例子是奥古斯特·索尔海莫的《辩证唯物主义导论》，高兰茨认为此书是正统的，1937年5月同意出版；但是就在这时，作者卷入一场并不引人注目的、同莫斯科的争论，波里特要高兰茨禁止此书。但这本书已经做过广告，高兰茨反对说：俱乐部的敌人会抓住这本书的取消来“确证俱乐部不过是共产党的一个组成部分”。波里特用他那做作的腔调做了回答：“不要出版！不然我就得去对付那个老鸡奸犯和那个大个儿鸡奸犯，还有一位教长血红的屁股了……”（他这些称呼是指帕姆·达特和坎特布雷教长、休里特·约翰逊牧师等）高兰茨遵命行事，这本书被压住了。但他后来写了一封发牢骚的信给波里特，他抱怨说：“我痛恨、也讨厌做这样的事，我的天性就是这样，这种欺骗会毁坏我内心的某些东西。”另一本想要禁止的书是由一位极受人尊敬的退伍老兵、社会主义者H.N.布莱斯福所写的《为什么资本主义意味着战争》。当1937年9月书稿提交给彭斯时，他的意见是，即使对这本书进行大量的删节和修改，也是不能接受的。这一次高兰茨又是完全同意不予出版，他写信给作者说：“在这件事上，我不能违背良心行事。”拉斯基是布莱斯福的老朋友，他也对莫斯科的审讯不满，他提出这本书必须出版，并以辞职相威胁，果真如此，就会损害左派读书俱乐部作为“人民阵线”的门面。高兰茨只好勉强按照拉斯基的要求做了。但到8月此书出版时却没有做任何宣传——正如布莱斯福所说的，“被人们遗忘了”。高兰茨还发明了一个“技术上的原因”来禁印里奥纳德·吴尔夫的一本书，因为其中有对斯大林的某些批评。但是吴尔夫有自己的印刷厂，对印刷的知识比高兰茨多，他揭穿了这个谎话，并威胁说，如果对他违约，就会有公开的麻烦，这样高兰茨又一次让了步，不过他确信这本书会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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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47522 左派读书俱乐部出版的读物实际上是经过精心设计的。正如高兰茨写给俱乐部教育书籍，即“左派家庭大学书库”编辑的信中所说的：“论述当然不应当是攻击型的马克思主义”，作品的写作应当是“以这样一种方式：读者在任何情况下都会得出正确的结论，同时没有加入俱乐部的人也不会因为感到‘怎么有这么多马克思主义的废话’而走开”。高兰茨曾给波里特汇去几笔现金，波里特写过这样的话：“我在想，今天早晨的什么时候你能不能让我得到这笔英镑支付的钱，我很抱歉给你带来麻烦，维克多，但是你知道是怎么回事。”政府的检查制度深入非常小的细节，比如，后来成为《工人报》编辑的J.R.坎贝尔就是负责从一册文献书目中清除掉托洛茨基和其他“否定人物”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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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47524 虽然无法为高兰茨的行为进行辩解，他的传记作者所说的“一大堆表明有罪的材料”证明了这一点，但是还是必须在历史背景中对他的行为进行考察。20世纪30年代是一个充满大大小小谎言的时代，比20世纪任何一个年代都更多。纳粹和某些政府利用巨大的财政资源，并雇用成千上万的知识分子，说了无数谎话。那些曾经献身于真理而被人赞颂和崇敬的机构，现在在处心积虑地压制真理。在伦敦，正如《泰晤士报》的编辑杰弗里·道森所承认的，他把通讯员所提供的、可能损害英德关系的材料“排除在报纸之外”。在巴黎，为了证实德累福斯无辜而创建的著名的人权同盟的最重要的成员费立辛·夏莱耶，感到必须退出这一组织，以抗议它为了帮助隐瞒发生在苏联的暴行的真相而采取的无耻手段。《新政治家》的编辑金斯利·马丁称温森堡是“一位富有灵感的宣传家”；他的得力助手奥托·凯兹被马丁称为“狂热而无情的政委”，他吸收了各种各样的英国知识分子来帮助他，其中包括前《伦敦时报》的新闻记者、左翼黄色报刊《周报》的编辑克劳德·考克本。他帮助凯兹编造完全想象出来的新闻故事，诸如条顿人中的“反佛朗哥起义”。后来考克本把他的这些功绩写下来出版了，众议员R.H.S.克劳斯曼在《新闻记事》中抨击他说了谎还毫不羞耻、得意洋洋。克劳斯曼在1939-1945年战争期间因为公务而卷入英国政府的“信息误导行动”（也就是说谎），他写道：“战争期间，黑色宣传也许是必要的，但是我们大多数人都对自己的所作所为感到厌恶。”克劳斯曼也正好是那种典型的知识分子，总是对人进行宣传而又缺少强烈的求实精神，考克本指责他的观点是“可笑的、舒舒服服的道德立场，至少对我来说，看到一个人烧掉他自己的宣传谎言……而又通过‘厌恶’自己的行为就感到问心无愧，这似乎是一件可笑的事”。在考克本看来，对一种人们为之战斗的事业，“是值得为它去说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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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47526 对于高兰茨的种种不诚实应当在一定背景下考察。其中最臭名昭著的一件事是他拒绝出版乔治·奥威尔的《向加泰罗尼亚致敬》，并不止高兰茨一个人拒绝出版奥威尔的作品，金斯利·马丁也拒绝刊载奥威尔写的有关同一问题的一系列文章，30年后，他还继续为他的这一决定进行辩解：“在抗德战争期间，我不能发表奥威尔的文章，就如同我不能发表戈培尔[181]的文章。”他还劝他的文学编辑莱蒙德·莫狄姆尔剔出奥威尔的一篇“值得怀疑的”书评，对这件事莫狄姆尔后来感到非常后悔。高兰茨同奥威尔的关系延续很久，非常复杂，他们相互敌视和讥讽。高兰茨在左派读书俱乐部成立前出版的《通往威根码头之路》是对英国左派的一种批评，他决定为这本书出一个“左派读书俱乐部”版本，想把书中引起反对的东西去掉，奥威尔不同意。于是高兰茨出版时就亲自为这本书写了一篇很长的导言，他力图把奥威尔的“错误”解释成“大体上是作为中产阶级的一个成员”来写作的。他自己也是这个阶级的成员（当然他要比奥威尔富得多），如果说他们有什么区别的话，他同奥威尔不一样，他同工人阶级没有任何接触，所以这篇导言显得特别不诚实。后来美国出版商重新出版了这本书，高兰茨感到非常惭愧和愤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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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47528 高兰茨在同奥威尔争吵得最厉害的时候，对自己同共产党的关系有了另外一种想法，这是由许多原因造成的。一个原因也许是他认为这样有损于他的商业前途，塞克尔与瓦保格公司正急于夺走《向加泰罗尼亚致敬》和其他一些书稿以及作者。他们的作品本来很自然是由高兰茨出版的，高兰茨的政治选择实际上是给他自己的公司造成了一个可怕的敌手。第二个原因是高兰茨关注的范围有限，书籍、作者、女人（除了露丝）、宗教、事业，都从来不可能把他的热情长期地维持下去。有一段时期，高兰茨喜欢左派读书俱乐部，以及在阿尔贝特大厅召开的盛大集会。在大会上坎特布雷的教长会拖长声音说：“上帝佑护左派读书俱乐部。”高兰茨发现自己极富对公众演说的天分，但是总是面对共产党的明星们，首先是波里特，从训练有素的听众中得到大量喝彩，高兰茨对此很不高兴。到了1938年的秋天，他表现出对这一切失去了耐心，并感到厌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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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47530 高兰茨处于这种情绪时，更倾向于敞开自己的心灵，他在巴黎过圣诞节的时候，读了一份关于莫斯科审判的详细的叙述，这使他相信审判是欺骗，回到伦敦以后，他告诉波里特，左派读书俱乐部至少在这个问题上再不能兜售莫斯科的路线。直到2月份，他在《左派读书俱乐部新闻》中承认，“苏联确实存在知识分子充分自由的障碍”。这年春天，使奥威尔感到惊讶的是，高兰茨决定出版他的小说《上来透口气》，这是变更路线的一个确凿的标志。到这年夏天，高兰茨显然急于同莫斯科断绝关系，他欢迎8月份希特勒与斯大林签订的和约，不很精确地说，他是带着一种轻松的心情——这意味着战争是不可避免的——得到了同共产党完全断绝关系的天赐良机。他立即开始写反对莫斯科的宣传品，列举了它大量的恶行，而这些是多数明白人多少年前就已经认识了的，正如奥威尔对杰弗里·戈勒尔的评论：“可怕的是如此愚昧的人有这样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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