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3247560 赫尔曼的激进主义是从她加入电影行业工会开始的，工会里的作家们对大制片厂给他们的待遇极为不满。不过，在赫尔曼的政治生活和感情生活中决定性的事件发生在1930年，这时她认识了侦探剧作家达希尔·哈米特[184]。后来赫尔曼把哈米特、也把她同哈米特的关系浪漫主义化了，所以有必要弄清楚哈米特是怎样一种人。他出身于马里兰一个古老的、上流社会的贫穷家庭，他13岁就离开了学校，做过各种工作，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打过仗、负过伤，后来他在平克顿私人侦探公司做侦探，熟知了警察工作的内幕。在这家公司，他曾为法提·阿布克尔所雇用的律师工作，这位电影喜剧演员被控强奸了弗吉尼亚·莱布，在法院的诉讼中被搞垮了。后来那女人死了，侦探们告诉哈米特，她不是死于强奸而是死于性病。这一案件似乎使哈米特对当局形成了一种玩世不恭般的厌恶（也造成他着迷于肥胖的恶棍，这类人物在他的小说中大量出现）。哈米特遇到赫尔曼的时候已经出版了4部小说，而且正因他最好的小说《马耳他猎鹰》而名声日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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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47562 哈米特患有严重的酒精中毒症，他的小说取得的成功对他来说也许是最坏的一件事，这给他带来了金钱、名誉，并且意味着他不再需要做多少工作了。他不是天生的作家，他发现创作是一件令他极其沮丧的事。在经过许多努力以后，他完成了《瘦子》（1934），这给他带来了更多的金钱和名誉，但此后他根本什么也不写了。他通常是躲在一家旅馆里，带着一箱约翰尼·沃克牌的酒，喝得他虚弱不堪。过去有一阵他似乎有着强烈的原则性，而酒精带来他道德的崩溃。他有个妻子约瑟芬·朵兰，还有两个孩子，但只是偶然随意地给他们一点钱。有时他很大方，在一般情况下根本记不得他们。他妻子给他的出版人阿尔弗莱德·A.诺普夫的信还保留着，信中说：“过去7个月，哈米特先生只寄给我100美元，没有写过信，也没有说他有什么麻烦——我现在非常沮丧——孩子们需要衣服，他们得不到好一点的食物——我找不到工作——我同父母生活在一道，他们越来越老了，不可能给我们更多的帮助……”哈米特被发现带着一张手写的合同在贝尔埃尔喝酒，指派给他的制片厂秘书密尔德丽·利维斯无事可做，因为他不是写作而是躺在床上。密尔德丽描述了他是怎样通过电话从李·弗兰西斯夫人的妓院召来妓女的——她们一般是黑人或东方女子，悄悄地上楼下楼，密尔德丽只好转过身来不看她们。哈米特从书中可能挣了200万美元，但常常弄到身无分文和欠债的地步。他只有把衣服一件一件套在身上，偷偷溜出账单越积越厚的旅馆（比如在纽约的皮埃尔旅馆他就欠了1000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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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47564 酒精也使哈米特变得喜欢骂人和使用暴力，还不只是对妇女，1932年女演员爱丽丝·德·薇安起诉他对自己进行攻击。这位女演员称，哈米特在旅馆里喝醉酒，要和她做爱，她进行抵抗，他就狠狠打她。哈米特没有做出任何努力来反驳这一控告，他被判支付2500美元的伤害赔偿。他认识赫尔曼以后不久，在一次宴会上打中她的下巴，把她打倒在地。他们之间的关系从来没有轻松过。在1933年，后来又在1936年，他两次从妓女那里染上淋病，第二次的治疗极为困难。由于女人，他同赫尔曼一直在争吵，虽然他们最后都分别同原先的配偶离了婚，但有件事实际上并不清楚：他们是否生活在一起？如果一起生活过，又生活过多长时间？若干年后，当赫尔曼关于其他许多事情所说的谎言被揭穿以后，戈尔·维达尔[185]嘲讽道：“有什么人、什么时候看到过他们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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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47566 显然，赫尔曼为了达到自我宣传的目的，对他们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夸张。实际情况如下：1938年，那时赫尔曼移居纽约，她在那里的城镇中有一所住房，在帕莱森特威尔有一个农场，她得到消息说哈米特在比菲利·卫尔厦旅馆里醉昏了，已经没有多少希望，他在那里欠的账已达8000美元。赫尔曼把他用飞机运回纽约，一辆救护车把他送进了医院。后来他就在赫尔曼家中住了一段时间。但他又养成了去哈莱姆[186]妓院的习惯，那里很对他的胃口。于是他们之间有了更多的争吵，1941年，有次哈米特喝醉了酒，要同赫尔曼做爱，被她拒绝了，此后他就再也没有、也不想同她做爱了。他们的关系处于一种微妙的状态之中，但仍然继续保持着，在哈米特一生的最后3年中（他死于1958年），他在赫尔曼纽约的家中过着僵尸一般的生活。对赫尔曼来说，这是一种无私的行为，因为这意味着她牺牲了自己喜爱的工作室，她会对客人说：“请轻一点，楼上有一个快死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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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47568 关于他们的友谊，很清楚的是，赫尔曼能成为作家，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哈米特。关于他们的写作经历，实际上有人认为这里面有些可疑的、不相称的地方，哈米特遇到赫尔曼以后不久，他的写作就萎缩成一条细流，再后来就完全干枯了。与之相反，赫尔曼的写作却开始变得极其流畅和成功。似乎创造精神从一个人移入另外一个人，并一直留存在她身上，直到他死亡；一旦他走了，她就再也写不出一个成功的剧本。这一切也许是一种纯粹的巧合，也许不是，就像同赫尔曼有关的一切事情一样，很难说得清楚。可以肯定的是，赫尔曼第一部轰动一时的作品《儿童节目》同哈米特有很大关系，或许可以说，他想到过这样一部戏剧。舞台上的女同性恋题材早在1925年就是百老汇争论的问题，那年警察查禁了《俘虏》，这是爱德华·波戴所写的一部有关女同性恋的戏剧的译本。赫尔曼为赫尔曼·舒姆林审读剧本时，自己也开始写剧本了，哈米特把她的注意力吸引到威廉·罗夫海德的一本书《坏伙伴》上来。此书说的是1810年发生在苏格兰的一个骇人听闻的案件：一个黑白混血的姑娘，出于一种毫无缘由的怨恨，巧妙地使用谎言毁灭了姐妹两人的生命——她们在管理一所学校，被这姑娘控告是同性恋。这是一件怪事，谎言而且是女子的谎言引出了一场灾祸，这一罕见的案件把赫尔曼和哈米特迷住了。《马耳他的猎鹰》就是以女人的谎言为线索，把那些五彩缤纷、错综复杂的事件联系在一起。哈米特喝醉了的时候，同其他酒徒一样胡说八道，清醒的时候，即使对于很麻烦的事，他也会一丝不苟地做好。他老于世故，会制止赫尔曼的怪念头。对比之下，赫尔曼迷恋于谎言，常常说谎。对于《儿童节目》的起源和上演第一晚的情况，她就常说谎，而且她从不表明她受惠于罗夫海德的书。当这部戏剧上演时，一位批评家约翰·麦森·布朗指责她剽窃——这是她不得不面临的许多这类指控中的第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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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47570 尽管如此，这仍然是一部优秀的戏剧，它对原作所进行的改动是它具有激动人心的力量的关键。在实际写作过程中，哈米特如果发挥了作用的话，这种作用有多大，现在已经不可能确定了。赫尔曼的戏剧才华之一，是她具有一种极强的能力（同萧伯纳一样），让她的剧中那些最该受指责、最不为人同情的人物讲出种种花言巧语，这是她的戏剧产生出强烈的紧张性的主要原因。《儿童节目》由于其主题，是注定要引起争论的。剧中的雄辩和锐利的语言加重了反对者的敌意，也鼓动了捍卫者的激情。在伦敦，张伯伦勋爵拒绝发给它演出证，也在芝加哥和其他许多城市被禁演（波士顿的禁演令在四分之一个世纪里保持有效）。但在纽约，警察没有对它采取任何行动，它立即遭到了批评，也取得了票房上的成功，上演了691场。此外，由于主题的大胆和戏剧处理的出色——最主要的是它在正统派中引起的愤怒——立即使赫尔曼在知识分子革新派所宠爱的人物中间得到了一个特殊的位置，并一直保留到她去世。此剧没有获得1934-1935年度的普利策最佳戏剧奖，因为评委中的威廉·里庸牧师反对这部戏剧的主旨。这样就组织了一个纽约剧评家协会，专门设立了一个新的奖项可以授给赫尔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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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47572 这部戏剧的成功也给赫尔曼带来了一份合同：在好莱坞写作电影剧本，每周2500美元。此后10年，她交替为电影剧本和百老汇工作，她的成就是结合在一起的，但总体上给人深刻的印象。她的剧本《未来的日子》是写罢工的，对她来说是场灾难，1936年12月5日上演，6天之后就停演了。另一方面，《小狐狸》（1939）是写大约1900年时南方人对金钱的贪欲，以她童年时代就认识的一些人为依据。这个剧本又是一次巨大的成功，上演了410场，它应当归功于哈米特尖刻但建设性的批评，这是她的戏剧中写得最成功、结构最好、最经常上演的一部。不过应当指出的是，它是在激烈的竞争中取得成功的，在1939年的演出季节中演出了马克斯韦尔·安德森的《琴音悠扬》、莫斯·哈特和乔治·S.考夫曼的《赴宴人》、威廉·萨洛杨的《你生活中的时光》、菲利浦·巴里的《费城故事》、科尔·波特的《留给我同父亲在一道的日子》，还有来自英国的一些热门戏剧。赫尔曼两年以后又写出一部轰动一时的《守望莱茵河》。与此同时，她为好莱坞写的6部电影剧本中，有3部成为经典，她为萨姆·古德温写作了电影《儿童节目》，并根据他的劝告将它改名为《这三个人》，除去了其中同性恋的因素，取得很大成功。她的另一优秀之作《死亡结束》也颇成功。她写作的电影剧本《守望莱茵河》打败了海斯工作室，赢得了一场著名的胜利。剧中反纳粹的英雄、德国左派人物克特·缪勒最终设计杀死了恶棍泰克伯爵。海斯工作室对此提出抗议，根据他们的原则，凶手必须受到惩罚。赫尔曼反对这种意见，她认为战争时期杀死纳粹或法西斯分子是正确的，她得胜了。这部电影还被选来在罗斯福总统面前做过一次义映。她还为萨姆·古德温写了另一部电影《北方的星》（1942），是直接为苏联做友好宣传的，写了一个快乐的集体农庄，这是好莱坞出品的有关共产党路线的总共3部电影之一（另外两部是《去莫斯科的使命》和《苏联之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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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47574 赫尔曼的戏剧和电影剧本的主题同20世纪30年代中期开始的左翼激进主义有密切关系，但是认为她被哈米特吸收进共产党的看法也许是错误的。首先，她的政治倾向比哈米特更富进攻性，如果他们这方面有什么影响的话，该是她把哈米特引入严肃而正式的政治活动中。再说，她同哈米特断断续续保持着性关系直到1941年（她自己说是1945年），同时她还同许多男子有染，他们当中有杂志经理拉夫·英吉索尔、百老汇的两个制片人，还有美国驻莫斯科大使馆的三等秘书约翰·梅尔比。她因同男人们的性关系而声名狼藉，但也享受着成功的巨大快乐。正如她的一个朋友所说：“很简单，她在性问题上敢作敢为，那个时代的妇女没有人这样。其他人是乱交，上帝知道。但是他们写不出一流的电影。莉莲从不迟疑，她成功了。”当然并不总是如此。照玛莎·盖尔霍恩所说，赫尔曼1937年在巴黎对海明威的勾引就没有成功。阿瑟·米勒说赫尔曼对他怀有尖锐的敌意，是因为这样一个事实：他贬低了她，“莉莲同她遇到的每个男人都那么干，我对此没有兴趣，她也因此永远不会原谅我”。在她中年的后期，她通常花钱雇来一个英俊的青年男子陪伴她。但是她的成功众所周知，这给了她非同一般的声誉，谣言也就从此而来。比如，有人说，她在弗雷德里克·万德比特·菲尔德的家中，男人们打扑克，谁赢了，谁就把她带进卧室去。她的回忆录在其他方面夸夸其谈，却没有提到哪些人成了她的俘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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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47576 有这种名声和兴趣的人，在20世纪30年代不太可能得到美国共产党这样一个非常教条主义的组织的很大信任，不过她的名字对他们来说肯定是有用的。她实际上是共产党员吗？她写罢工的剧本《未来的日子》不是灌输马克思主义的作品，《守望莱茵河》走到1939年8月至1941年6月之间的共产党路线的反面了，这一路线是支持希特勒——斯大林和约的。另一方面，由共产党控制的好莱坞剧作家协会的成员都是积极分子，特别是在1936-1937年艰苦的斗争中，如果说赫尔曼在1937年加入了共产党，那是合乎逻辑的，正如她说的，哈米特就入了党。这一年是共产党发展的高峰期，党支持了罗斯福的新政和遍布各地的人民阵线政策，而20世纪30年代初期的皈依者倾向于成为严肃的理想主义者。他们阅读马克思和列宁的著作（就像埃德蒙·威尔逊），在1937年又不辞而别了。人民阵线的路线使共产党得以在一个短时期内时髦起来，也从娱乐业当中招募到大量成员。他们不懂什么政治，但又急于迎合知识分子的潮流，赫尔曼就属于这类。但是当潮流消退以后，她多年间继续支持苏联的政策而没有放弃，这一事实强烈地暗示，她虽然在党内的资格还不老，但已经成了党的一种机器。她总是否认自己是党员。为了反对这种说法，马丁·柏克莱作证说，1937年6月，赫尔曼同哈米特、道勒斯·帕克尔、唐纳德·奥格登·斯图尔特、阿兰·坎贝尔等人出席了在他家中召开的一次会议，会议有个明确的目的：组成共产党的好莱坞支部。后来，赫尔曼拿出了宪法第五修正案，对这次会议的问题不作回答。众议院非美活动委员会对她的讯问有力地证明，她在1937-1949年间是共产党员。她在联邦调查局的档案几乎有1000页之多，虽然其中大都是垃圾，还有大量重复，但也包含了许多确定不移的事实。除了柏克莱，《工人日报》的前总编辑路易斯·布登兹也说她是共产党员，并提供了其他两种资料，证明她在党的会议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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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47578 最大的可能是，由于种种原因，包括她的性乱交，让她做一个秘密党员而不是公开党员，更为有利。这是对她这一时期的全部行为和态度的唯一合理的解释。她在自己的能力范围内，确实也做了一切可以做的、同她的戏剧和电影剧本无关的事，以帮助共产党渗透到美国知识分子的生活之中，并促进苏联政策目标的实现。她参加了共产党重要的阵线团体，她也出席了1938年6月在纽约举行的第十届共产党全国大会。她在《纽约时报》亲斯大林的记者瓦尔特·杜兰蒂的指导下，于1937年10月访问了苏联。那时苏联的审讯正处于高潮，她回国以后却说她对此一无所知，至于西方的自由主义者对审讯的攻击，她说她无法将“出于对野蛮的痛恨而来的真实的控告”同“捏造的事实混合着对一个国家和人民的盲目的仇恨”区分开来，但是第二年，她的名字（同马尔科夫·考利、尼尔森·阿尔格伦、欧文·肖、理查·赖特等人一道）出现在《新大众》上一则赞同审讯的广告之中。在臭名昭著的奥托·凯兹领导之下，她1937年两次访问西班牙，她还同其他作家一道给亲共产党的宣传影片捐款500美元，海明威也与此有关。她关于自己在西班牙的活动的叙述充满了谎言——玛莎·盖尔霍恩对此进行了详细驳斥——她在那里究竟干了些什么，现在已经难以确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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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47580 和大多数知识分子一样，赫尔曼也卷入同其他作家的充满仇恨的争吵中，这些使她的政治立场变得充满仇恨和复杂。她在西班牙急于支持苏联的路线，这把她拖进了同威廉·卡内的争吵。卡内是《纽约时报》的记者，他坚持发表同莫斯科的版本不相同的事实真相。赫尔曼指责他在安全而舒适的科特达祖尔[187]报道战争。此外，赫尔曼还支持1939年苏联对芬兰的入侵，她说：“我不相信有那样一个美好的、可爱的、小小的芬兰共和国，不相信人人都在为它哭泣，我在这里，对我来说，它看来是一个亲纳粹的小共和国。”这把她引进同陶鲁拉·班克海德[188]的争论，班克海德在舞台上主演过《小狐狸》，由于很多原因（主要是性嫉妒），她本来就是赫尔曼的仇敌。班克海德为芬兰救济机构做了义演，赫尔曼指责她拒绝了为西班牙作类似义演的邀请。班克海德反驳道，这一指责是“厚颜无耻的杜撰”。赫尔曼什么时候去过芬兰并没有证据，她的传记作者认为这是不太可能的。但赫尔曼继续在各种出版物上攻击班克海德，甚至这位女演员死了以后还是如此。她说到班克海德喝酒的家庭，说她使用毒品，还描述了她如何去勾引黑人招待；她还讲了一个让人讨厌的故事（在她自传性的《旧画翻新》中）：班克海德坚持要让一位客人看看她丈夫勃起的巨大阴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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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47582 赫尔曼同班克海德之间的争吵其实是关于谁站在“工人”一边的问题。实际上她们两人除了偶尔从工人的队伍中找来一个情人以外，谁也不知道工人阶级怎么样。赫尔曼曾为纽约自由派的晚报PM做过一次调查，包括同一个汽车司机、商店里的两个人和两个黑人儿童谈话，她从中得出的结论是：美国是个警察国家。她在工人中没有朋友，一个例外是码头工人兰道尔·史密斯。她是战后在玛莎的葡萄园里同他成为朋友的，史密斯曾在西班牙的林肯旅服役，确实不是一个典型的美国无产阶级。不过他的成长和赫尔曼、哈米特以及他们富有而激进的朋友都不相同，他说：“作为一个前共产党员，我不满意他们的态度——如此软弱和知识分子气。我怀疑他们中有谁参加过什么会议或做过什么工作。他们同官员一样，而我是个士兵。”同时，他特别不喜欢哈米特的这种习惯：“拿他的手杖撩起他现在女朋友的裙子”，以显示他对女人的魅力。赫尔曼所过的生活同她喜欢说的“斗争”实在相距甚远，她在东82街的住房中和在130英亩的威斯特契斯特农场中，过着同纽约的富人一样的生活。她有女管家、男管家、秘书、私人女仆，她去看最好的精神病医生格雷戈里·齐尔波格，他每小时收费是100美元。她的舞台剧和电影剧给她带来了尊敬和财富。1944年9月，她应苏联政府之邀，前往苏联访问，住在哈里曼大使的住宅里。在那里她同外交官梅尔比私通，她在大都会旅馆、国家旅馆以及大使馆都留着房间。关于这次旅行她造出了一大堆谎言，她说在苏联停留了5个月，梅尔比作为一个更可信的见证人，说是3个月。她在1945年的《矿工》杂志上和在她于1969年出版的第一部自传作品《一个不成熟的女人》中，对她在苏联的经历有两种完全不同的叙述。杂志上的文章没有提到会见斯大林，自传中却说，她虽然没有要求见斯大林，但斯大林却同意进行一次会见，她有礼貌地谢绝了，因为她没有什么重要的事情想说，也不想占用他宝贵的时间。这个极其荒谬的故事同她回国时所说的正相矛盾，她在纽约新闻出版业代表大会上说，她要求见到斯大林，但得到答复说，斯大林“因为波兰人的事正忙得不可开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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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47584 在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初期，赫尔曼是左派中成功的女英雄、享有盛誉的成功人士。到40年代后期，她的生活进入一个新阶段，在激进派所谓的苦难时代中，她仍然颇为荣耀。在一段时间里，她继续从事政治活动，她同其他极左派成员一道，1948年支持华莱士出任总统。在1949年她是得到苏联支持的、在沃尔多夫[189]召开的文化科学界世界和平大会的组织者之一。但是她的麻烦也开始了，她战后写作的戏剧没有以前的作品成功，《小狐狸》的续集《森林中的另一个部分》，写的是同一个家庭的故事，从1947年11月开始，演出了191场，但没有引起什么注意。使人注目的是她那个任性的父亲在剧场演出中出现，他始终穿着鲜艳的服装，坐在前排座位上数着新美元钞票，在幕间休息时他宣告：“我女儿写了这部戏，写得更好了。”6个月以后，赫尔曼根据她的精神病医生的忠告——她父亲患上了老年痴呆症。下一部剧《秋天的公园》有了一些麻烦，赫尔曼后来说，她听到哈米特对第一稿的批评以后，就把它撕了；但是得克萨斯大学图书馆保存着的完整手稿上写着“第一稿”，此剧1951年3月开演，只演了101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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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47586 与此同时，众议院非美活动委员会一直在彻底搜查电影行业。所谓“好莱坞十君子”因为赫尔曼拒绝回答委员会关于政治活动的问题，被看作蔑视委员会而被传讯。1947年11月，电影制片人一致同意解雇任何介入此事的作家，电影剧作家工会的杂志在一篇赫尔曼写的题为《犹太替罪羊》的社论中对这一决定发起了攻击，其中一段话让人吃惊：“任何时候、任何一部美国电影中都没有共产主义的一句、一字。”法律的石磨缓慢地转动，哈米特为那些被控蔑视的剧作家捐助了保释基金，他们之中3个人拿走保释金不见了，联邦调查局认为哈米特知道他们在哪里，于是派来一队人到赫尔曼的农场进行搜查。哈米特在1951年7月9日被带上法庭，要他说出保释基金的其他捐款者，帮助找到不见了的几个人。哈米特不说他不知道（他确实不知道），而是顽固地拒绝回答任何问题，他被投进了监狱。赫尔曼说她卖掉了她的农场以支付哈米特67000美元的法律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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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47588 赫尔曼也在1948年上了好莱坞的黑名单，4年以后，1952年2月21日，她被传讯出席这个令人畏惧的委员会。正是这时候，她在失败的危险中抓住了胜利。赫尔曼一直非常擅长公共关系，这是她和同时代的许多知识分子，如布莱希特和萨特所具有的一种技能。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布莱希特可以把到委员会的出场变成给自己做宣传。赫尔曼所得到的则更加突出，并为她此后作为激进派殉难的女王的声誉奠定了基础。同布莱希特一样，委员会成员的愚蠢帮助了她。出场之前，她得到她的顾问约瑟夫·拉奥的详尽指点，无疑她理解了自己非常复杂的法律地位。她给拉奥的指示是：第一，她不愿交出名单；第二，她也不想在任何情况下进监狱；第三，她不想引用第五修正案辩解，如果这样做了，就显得是在保护自己，这会被看作承认有罪（在那时的用语是“第五修正案共产党员”）。不过她也准备引用第五修正案，如果这样做，是要表明她只是在保护别人。但这就给拉奥出了难题，因为第五修正案只是针对自陷法网来保护证人的。怎样才能引用第五修正案把赫尔曼救出牢狱，同时又让她作为一个援救别人的无辜者的面貌出现？拉奥后来说，赫尔曼要进监狱从来没有任何疑问，“这如同一个代数问题，但我开始是把它看成主要是一个公共关系问题。我知道，如果第二天《纽约时报》的大字标题是‘赫尔曼拒绝交出名单’，那我就赢了，如果是‘赫尔曼引用第五修正案做辩解’，那我就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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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47590 赫尔曼为他解决了这个问题，她于1952年5月19日给委员会主席约翰·S.伍德写了一封狡猾而虚伪的信，辩解说，她已经得到建议，不可能引用第五修正案为自己辩护，也拒绝回答关于别人的问题。接着说了一个大谎：“我不喜欢任何形式的颠覆和背叛，如果我发现任何这类东西，我会认为向有关当局报告是我的义务。”随后她使用了一种很出色的辩论伎俩，即把实际的法律位置颠倒过来，把事情弄得似乎是这样：如果只是她自己的自由遭到威胁，但用第五修正案保护了其他完全没有过错的人，她就乐于进监狱，“为了救我自己而去伤害我多年之前就已经认识的无辜的人们，对我来说，这是没有人性的、下流而可耻的事，我不能够、也不愿意修剪我的良心以适应这个时代的风气，虽然我很久之前就得出结论：我不是一个政治人物，任何政治团体中都不会有我适当的地位”。委员会主席似乎明白了赫尔曼所玩弄的诡计而暴跳如雷，一个还没有掌握法律要点的委员提议把这封信记录在案，这使拉奥十分高兴，他立即把信的副本发给了新闻界。第二天，他果然得到他所想得到的标题。赫尔曼后来在她有关这些事件的自传作品《流氓时代》中，对这个故事大加渲染。她发明了许多细节，包括一个人在走廊里大声喊道：“感谢上帝，终于有人有勇气这么干了。”但是赫尔曼本来就不需要操心，她的信成为唯一的“事实”从听证会进入历史著作，也作为一个无私而勇敢的妇女为良心的自由所做的动人的抗辩而被收入文章选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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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47592 这是后来关于赫尔曼的传说的核心，同它联系在一起的一个神话是：由于同黑名单的关系，以及政治迫害所带来的她同哈米特所要支付的巨额法律账单，她破了产，但是这种说法没有任何证据。《儿童节目》1952年重新上演，给她带来可观的收入。她保留着她在纽约的老房子，直到搬入一套更加舒适的公寓。她确实卖掉了农场，但在玛莎葡萄园的对面，她又买下了一块很好的地产，这里后来成为富有的知识分子休闲的地方，比纽约边缘地区更加时髦。哈米特经济上的麻烦出自多种原因，当他最后不再饮酒时，并没有开始工作，而只是坐着盯住电视机。他的慷慨大方并不考虑后果，赫尔曼却没有这种危险，不过她也有一个与哈米特相同的习惯——不付所得税。正如萨特和埃德蒙·威尔逊的例子所表明的，在激进的知识分子当中，有一个共同的癖好：要求提出雄心勃勃的政府规划，而又觉得自己没有责任对它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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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47594 哈米特不交所得税的事可以追溯到20世纪30年代，这不只是他入狱之后才暴露出来的，其实在战前他的这一习惯就为联邦调查局所注意。当然，他也同其他一些债权人一样——有许多这样的人——迫使国内税务署对他们强制征收。1957年2月28日，一个联邦法庭判决他欠税104795美元，这只是1950-1954年所欠下的。有关当局并不特别苛刻，法庭的一位代表报告说，没有收到任何钱：“经过调查，我认为，我是在说一个破了产的人。”到哈米特死的时候，他所欠的债务，包括利息，已经达到163286美元。赫尔曼同这位欠税人相比，债务甚至更大，1952年的估算是在17.5万—19万美元之间——这在当时是个很大的数目了。她后来宣称，她已经穷得只好到麦斯的百货店找份工做了，但这不是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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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47596 在20世纪50年代，赫尔曼消沉了，这是激进分子处境困难的10年。但是到了1960年她又重新崛起，她的戏剧《雅典人的玩具》以哈米特的一种想法为基础，用上了对自己童年时代在寄宿所的回忆。此剧1960年2月25日在纽约上演，具有豪华的演员阵容，演出了556场，并再次获得纽约剧评家协会奖，赫尔曼也挣得一大笔钱。不过这是她的最后一部严肃戏剧，第二年哈米特死了，在许多人看来，没有哈米特，她就不可能再写出另外一部戏来了。可以想象，她有了另一种生活追求。激进主义在整个60年代复活了，到这10年结束的时候，它几乎同20世纪30年代一样强大，那时赫尔曼也处于兴盛期。她去苏联的旅行又制造出一批谎话，她还断言，赫鲁晓夫在秘密会议上确定斯大林罪行的报告，是在他昔日的恩主背后插了一刀。赫尔曼对美国流行的看法嗤之以鼻，她做出决定：是她写回忆录的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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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47598 这些回忆录是20世纪中取得伟大成功的那些出版物之一，它给赫尔曼带来的名誉、声望和在知识界的权威，甚至超过了她的戏剧。在赫尔曼还活着的时候，竟然就用印刷出来的文字和公共关系的机器把她变成了圣徒和神仙。《一个不成熟的女人》出版于1969年6月，是一本畅销书，获得了文学艺术国家图书奖。《旧画翻新》出版于1973年，有4个月被列为畅销书。第三部《流氓时代》（1976）至少有23个星期被列为畅销书。赫尔曼通过出让有关自己生平的电影拍摄权获得了50万美元，她还发现自己得到了作为散文风格大师的新荣誉，被柏克莱加州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邀请开设写作研讨班。奖励和荣誉源源而来，纽约大学推选她为“年度妇女”，布兰代斯[190]授予她“戏剧艺术奖章”，犹太大学授予她“成就奖”。她获得了“麦克杜威尔文学贡献奖章”以及耶鲁、哥伦比亚和其他许多大学的名誉博士学位。到了1977年，她又回到好莱坞社会的顶层，出席了电影艺术科学院授奖[191]仪式。同一年，根据她的回忆录的一部分所改编的电影《朱莉娅》问世，广受赞扬，也得到了各种奖励。在东海岸，赫尔曼是激进而又潇洒的女王，在进步的知识界、在闹哄哄地围着她打转的社交界，她是最重要的权力经纪人。确实如此，在20世纪70年代的纽约，她行使着在1944-1945年的巴黎萨特所行使的那种权力。她创立并选拔重要的委员会，她编出了黑名单，让知识界一群奴性十足的走狗管制他们。纽约激进派的名流急急忙忙听从她的摆布。她的权力部分来自她所制造的恐惧感，她知道怎样在公开场合或是在私下让自己显得不高兴，她会唾某个人的脸，大声辱骂他，用她的手提袋打他的头。在玛莎的葡萄园里，她殴打那些穿过她的花园去海滩的人，她的怒火令人畏惧。她现在非常有钱了，她雇用了一群律师，对她的权力哪怕是最微小的反对或冒犯，她都要进行攻击。那些献媚者，自以为不过是在她的圣坛前面顶礼膜拜，却可能得到凶狠的一击。布莱希特的朋友艾里克·本特利演出了一部不合百老汇传统的反政治迫害的戏剧《你现在在哪里？你去过吗？》，剧中有女演员读赫尔曼的信，她提出要付版税，她说除非当事人给她钱，否则她就要禁止演出。她是个带着传票的淫妇，多数人宁可给她付钱。据说她得到100万美元才撤销了对1981年《小狐狸》重新上演的诉讼。一些被认为是很强大的机构，常常是在她发出命令之前，就赶忙按照她的吩咐行事。比如，波士顿的小布朗公司不肯出版狄安娜·特里林的一本书，因为她不愿删除书中批评赫尔曼的一段话。特里林夫人只不过是针对赫尔曼在《流氓时代》中对她已故丈夫的恶毒攻击做了一些辩护，她这样说到赫尔曼：“莉莲是我认识的所有女人当中最有权力的一个，也许是我认识的所有人当中最有权力的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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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47600 赫尔曼的权威的基础，是在其自传里塑造的关于自己的非凡神话，在某些方面，它可以同卢梭在《忏悔录》中对自我的神圣化相匹配。正如已经反复证明的，一些知识分子领袖人物——萨特、德·波伏娃、罗素、海明威、高兰茨是突出的典型——的回忆录是完全不可信的。但是这些知识分子的自我美化中最危险的地方，是用似乎是惊人的坦率和承认有罪来麻痹读者。比如托尔斯泰的日记，虽然好像是诚实的，但实际上它们隐瞒的比披露的要多得多。卢梭的《忏悔录》，正如狄德罗和其他认识他的人当时就已经察觉的，是精心设计的欺骗实验，一块坦率的装饰板掩盖了谎话连篇的泥坑。赫尔曼的回忆录同这种狡猾的模式是一致的。她常常承认记忆中有模糊和混淆的地方，也有小小的错误，她就给了读者一个印象，她始终是在努力从过去模糊不清的泥沙中筛选出准确的事实。所以，这本书一出现，许多评论家，包括一些最敏锐的评论家，都赞扬这本书真实可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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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47602 但是在20世纪70年代赫尔曼的廷臣们赞扬的歌声和奉承的喧闹之中，那些亲身经历过她的谎言的人所发出的不同声音逐步大了起来。特别是《流氓时代》出版以后，她的叙述遭到一些重量级人物的挑战，比如内森·格拉泽在《评论》、西德尼·胡克在《遭遇》、阿尔弗雷德·凯辛在《绅士》、欧文·豪在《异议》都发表了文章。不过这些作家主要集中于揭露她令人吃惊的歪曲和删节，大都还没有意识到她的捏造。他们的攻击是民主自由主义者同强硬路线的斯大林主义分子持续斗争的一个部分，比较而言，他们并没有引起多少人注意，也没有给赫尔曼带来严重的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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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47604 但此后，赫尔曼的判断犯了一个灾难性的错误。这个错误并不具有典型性，它产生在赫尔曼非常在行的一个领域：公共关系。她同玛丽·麦卡锡长期不和，这可以追溯到20世纪30年代美国左派队伍中斯大林主义同托洛茨基主义的分裂，此后就一直如此。1948年在萨拉·劳伦斯学院的研讨班上发生了一场争吵，麦卡锡发现赫尔曼在关于约翰·多斯·帕索斯和西班牙问题上说谎，后来在1949年的沃尔多夫代表大会她们又继续交火。从此麦卡锡就不断指责赫尔曼大量说谎，不过显然并没有给她带来多大的伤害。在1980年1月的“狄克·凯维特节目”中，麦卡锡重复了对赫尔曼说谎的指责中最广为人知的一句话：“我在一次会见中曾经说过：她写的每一个字都是谎话，包括‘和’和‘这’。”麦卡锡说这话时，赫尔曼也在看这个节目，她的愤怒和对诉讼的爱好战胜了她的精明，她开始起诉，要求222.5万美元的损害赔偿，她以旺盛的精力坚持不懈地把官司打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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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47606 随后的发展完全证明，对诽谤的起诉和争论只会把注意力吸引到诉讼上来。早先对赫尔曼撒谎的指责并没有给她带来什么伤害，而现在公众竖起了耳朵，预感到将有一场捕猎——也许是杀戮。无论如何，诉讼总是有害于公共关系，一个起诉别的作家的作家从来不被人喜欢。大家都知道赫尔曼很有钱，而麦卡锡却不得不卖掉房子来支付诉讼费用。双方的朋友都往这场官司里挤，并带来金钱和建议。这场诉讼及其预审，变成了一个重要的故事。此后，人们的注意力就被吸引到赫尔曼是否诚实的问题上来了。更严重的问题是，这场官司带来知识分子的一种新游戏：追查赫尔曼杜撰过些什么东西。麦卡锡很快就不得不支付25000美元的费用，当她面临经济破产的时候，她除了带领着这群家伙前进之外别无选择。正如赫尔曼的传记作者威廉·赖特所说：“赫尔曼起诉麦卡锡，她就逼迫这个国家最敏锐、最生气勃勃的头脑之一去仔细检查赫尔曼的全部作品，追查谎言。”其他人也很乐意加入其中。在1981年春天出版的一期《巴黎评论》上，玛莎·盖尔霍恩列举并用文献证明了赫尔曼关于西班牙的八大谎言。斯蒂芬·斯彭德[192]则把麦卡锡的注意力吸引到穆丽尔·加德纳这样一个少见的事例上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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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47608 斯彭德同穆丽尔有过一段短暂关系，穆丽尔是一个富有的美国姑娘，她曾同英国人朱利安·加德纳结过婚。她去维也纳学习精神病学，在那里加入一个反纳粹的地下组织，化名为“玛丽”，私下传送信息和偷渡人员。她爱上了一位名叫乔·布亭格尔的奥地利反纳粹的社会主义者，并同他结婚。1939年战争爆发以后，他们离开欧洲，定居新泽西州。赫尔曼从来没有见过穆丽尔，但是从她的纽约律师那里听说过有关她、她的丈夫以及他们的地下活动等全部情况。美国一位富有的女继承人，嫁给了一位中欧的社会主义者和抵抗运动的领袖，这样一种构思就成了《守望莱茵河》的开端。赫尔曼是在布亭格尔夫妇去新泽西后5个月开始写作的，但实际情节同他们没有什么关系。当赫尔曼写作《旧画翻新》的时候，她再次使用了穆丽尔的经历，称她为“朱莉娅”，不过，这一次她也把自己作为朱莉娅的朋友写进了故事。一身英雄的色彩和美丽的光泽，她是把这一切都当作事实写进自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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