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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兰茨的书中确实开始有了种种欺骗读者的“谋略”，比如说，只要可能总是用左派来代替“共产党”。在高兰茨的许多信中，也坦率地反映出一种压抑感，常常伴随着自怨自艾、唠唠叨叨诉说良心的极度痛苦。比如他给韦伯·密勒的一封信，谈论一本有关西班牙的著作，他命令删去其中两章，他知道这两章是真实的，信的开头是：“我为写这封信而感到苦恼，几乎是羞愧。”他知道密勒所说的没有“任何方面的言过其实”，但是“绝对避免不了的”是“许多段落会从那两章中挑选出来广泛引用，以达到证明‘共产党人粗野’这样一种宣传目的”，他觉得他不能“出版任何东西给另一方提供宣传的机会”。他补充说，密勒也许觉得“这是在玩弄真理；这种想法不对，人们必须考虑最后的结果”。结束时他恳求说：“请原谅我。”——这正如同对他包养情妇的过错，他也想从露丝那里得到形式上的赦免。高兰茨给作者和编辑的一些指示，虽然明确禁止不诚实，但也极其混乱——这无疑是写下了他良心中的极度痛苦——完全没有给他们讲清楚，具体说是什么样的不诚实。比如他给一本历史教科书的作者写信说：“我希望最公正地论述——但我也希望我公正的作者具有激进思想。”他补充道，“作者的激进主义”给他提供了一种“保证，如果尽管做出了一切努力，倾向还是出现了”，那就不会是“通向错误方向的倾向”。正如高兰茨这一时期的信件不断表明的，他实际上说的是，他要有倾向性的书，但不要露出有倾向的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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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1月希特勒掌权以后，高兰茨决定删去他的书目中任何不赚钱的和没有宣传目的的书。他也主要为推广社会主义和苏联的形象下了大量赌注。其中第一个是“新苏维埃文库”，这是直接通过苏联大使馆和政府安排，由苏联作家写作的宣传读物。但是在拿到那些文稿时，意想不到的困难产生了：因为丛书的酝酿同大清洗是同步进行的，几位预定的作者突然消失于古拉格群岛之中，或者被行刑队拘捕。一些书稿送给高兰茨的时候，作者的名字是空着的，等待被处死的作者被官方恢复名誉以后再填上。还有一个讨厌的麻烦是苏联检察官安德烈·维辛斯基，他在斯大林政权中所起的作用相当于希特勒的“人民法庭”的主席罗兰·弗莱斯勒，他被列入写作《苏维埃司法》；但是他正忙着给过去的同志通过死刑判决而无暇写作，当文稿最后交来的时候，写得太急促、太糟糕，无法出版。高兰茨的读者非常幸运，不知道这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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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套丛书出版以后，高兰茨又下了一个更大的赌注：“左派读书俱乐部”。成立这一组织最初的目的是反击不愿意贮备极左宣传读物的书商。这个俱乐部在1936年2-3月发起了一个大规模的广告战，这同第三国际在全欧采取的“人民阵线”政策正相呼应。突然间，工党这样的社会民主党不再是“社会法西斯主义者”了，而成为“斗争中的伙伴”。左派读书俱乐部的会员同意，至少在半年内，每个月以半个克郎购买由高兰茨、约翰·斯特雷奇和伦敦经济学校的哈罗德·拉斯基教授三人组成的委员会所指定的书籍。他们也可以免费得到月刊《左派图书新闻》，有权参加一系列的活动——如暑期学校、群众集会、电影观摩、讨论小组、戏剧演出、国内外度假、午餐会、俄语培训班等，还可以使用俱乐部中心。20世纪30年代是参加各种组织的好时机，其中许多组织是希特勒为各种年龄和利益的人创建的，这就是他能在德国取得巨大成功的原因之一。高兰茨本来希望到1936年5月能有2500个会员，事实上他有了9000个会员，最后人数增加到5.6万人，俱乐部的影响甚至比这些数字所表明的还要大：在20世纪30年代所有传媒机构中，它最成功地制定着程序、指引着讨论的潮流。但是它是建立在一连串谎言的基础上的，第一个谎言是在俱乐部的小册子上说的：选书委员会“共同地、充分地代表了‘左翼’运动中所有积极的、严肃的主要观点”。高兰茨一直到1938年年末，都是共产党可靠的同路人。他为共产党的机关报《工人日报》写了一篇文章《我为什么阅读〈工人日报〉》，此文被该报的宣传材料所利用。他指出这份报纸忠实于事实，准确，信任读者的理解力——他知道这一切全是毫无根据的——他还写道：“这是同夫人和绅士相对立的那些男子和女子的特征。就我来说，我遇到过许多夫人和绅士，发现他们中许多人极其讨厌，而那些男女的品质却令人非常振奋。”他也访问了苏联（1937），并且宣称：“我第一次感到这么快乐……一个人在这里会忘掉世界上其他地方的罪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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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高兰茨最大的实际贡献还是聘用共产党员做左派读书俱乐部的职员，赛拉·林德、爱米尔·彭斯和约翰·利维斯编辑了所有的稿件，贝蒂·雷德组织了俱乐部的各团体，他们这一时期都是共产党员，或为共产党所影响。俱乐部所有的政策决定，以至实质上很小的问题，都同共产党官员进行过讨论，常常是由高兰茨同共产党总书记波里特本人直接处理，这些都是公众所不知道的。俱乐部经过仔细的考虑，隐瞒了共产党成员的党派身份，称他们为社会主义者。俱乐部挑选出来的第一批15本书中，除了3本，全都是共产党员或秘密党员所写的。高兰茨对此感到忧虑，倒不是因为这一事实本身，而是担心这也许会造成俱乐部没有独立性的印象。这种所谓的独立性，确实是它最宝贵的一种东西，正如共产党最重要的理论家R.帕姆·达特在给斯特雷奇的一封信中兴高采烈地说：公众认为俱乐部是“一个独立的商业机构”而不是“某个特定的政治组织的宣传”，这一事实构成了它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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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谎言是高兰茨反复宣称的左派读书俱乐部的全部组织，包括其分支、集会和活动，“本质上是民主的”，这种说法并不比迪布斯小姐的“公职苏维埃”的说法更正确。在为寡头统治所做的伪装的背后，它事实上只是高兰茨本人的专制，就是出于这一原因，他控制着俱乐部的财政。他并没有为俱乐部保留独立的账目，其收入和支出都由维克多·高兰茨有限公司承受，结果是无法得知高兰茨从这项投资中得到的是赚还是赔。一些评论家断言高兰茨从中赚到一大笔钱，他控告他们诽谤。他在一封私人信件中告诉那些作家，俱乐部的亏空令人吃惊，但他又补充说：“完全可以相信，从许多方面看，认为我们赚了一大笔利润，比认为我们亏空的危险性要小得多。”不过，这种说法也许只是为了证明他只给作家付一点点版税，或者根本不付都是正当的。如果公司只是分担俱乐部的日常开支和促销俱乐部的其他书的话，那人们就只能设想俱乐部给公司带来了好处。因为在任何情况下，高兰茨都掌管着收据，支付工资和账单，所以一切最后的决定也都是由他做出的。认为俱乐部的成员在什么问题上有发言权的想法是荒唐的。在为俱乐部《新闻》寻找一个编辑时，高兰茨规定说：“他必须把首创精神同对我的指示的毫不迟疑地、不折不扣地服从结合起来，无论这些指示对于他显得是多么愚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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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个谎言是约翰·斯特雷奇所说的：“我们从来不想仅仅因为我们不同意某本书的结论就不选用它。”除了一两本象征性的工党图书以外——工党领袖克莱蒙特·阿特里被邀请写作《展望工党》—一切证据都可以证明，追随党的路线通常是选用图书的主要标准。一个特别臭名昭著的例子是奥古斯特·索尔海莫的《辩证唯物主义导论》，高兰茨认为此书是正统的，1937年5月同意出版；但是就在这时，作者卷入一场并不引人注目的、同莫斯科的争论，波里特要高兰茨禁止此书。但这本书已经做过广告，高兰茨反对说：俱乐部的敌人会抓住这本书的取消来“确证俱乐部不过是共产党的一个组成部分”。波里特用他那做作的腔调做了回答：“不要出版！不然我就得去对付那个老鸡奸犯和那个大个儿鸡奸犯，还有一位教长血红的屁股了……”（他这些称呼是指帕姆·达特和坎特布雷教长、休里特·约翰逊牧师等）高兰茨遵命行事，这本书被压住了。但他后来写了一封发牢骚的信给波里特，他抱怨说：“我痛恨、也讨厌做这样的事，我的天性就是这样，这种欺骗会毁坏我内心的某些东西。”另一本想要禁止的书是由一位极受人尊敬的退伍老兵、社会主义者H.N.布莱斯福所写的《为什么资本主义意味着战争》。当1937年9月书稿提交给彭斯时，他的意见是，即使对这本书进行大量的删节和修改，也是不能接受的。这一次高兰茨又是完全同意不予出版，他写信给作者说：“在这件事上，我不能违背良心行事。”拉斯基是布莱斯福的老朋友，他也对莫斯科的审讯不满，他提出这本书必须出版，并以辞职相威胁，果真如此，就会损害左派读书俱乐部作为“人民阵线”的门面。高兰茨只好勉强按照拉斯基的要求做了。但到8月此书出版时却没有做任何宣传——正如布莱斯福所说的，“被人们遗忘了”。高兰茨还发明了一个“技术上的原因”来禁印里奥纳德·吴尔夫的一本书，因为其中有对斯大林的某些批评。但是吴尔夫有自己的印刷厂，对印刷的知识比高兰茨多，他揭穿了这个谎话，并威胁说，如果对他违约，就会有公开的麻烦，这样高兰茨又一次让了步，不过他确信这本书会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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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派读书俱乐部出版的读物实际上是经过精心设计的。正如高兰茨写给俱乐部教育书籍，即“左派家庭大学书库”编辑的信中所说的：“论述当然不应当是攻击型的马克思主义”，作品的写作应当是“以这样一种方式：读者在任何情况下都会得出正确的结论，同时没有加入俱乐部的人也不会因为感到‘怎么有这么多马克思主义的废话’而走开”。高兰茨曾给波里特汇去几笔现金，波里特写过这样的话：“我在想，今天早晨的什么时候你能不能让我得到这笔英镑支付的钱，我很抱歉给你带来麻烦，维克多，但是你知道是怎么回事。”政府的检查制度深入非常小的细节，比如，后来成为《工人报》编辑的J.R.坎贝尔就是负责从一册文献书目中清除掉托洛茨基和其他“否定人物”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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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无法为高兰茨的行为进行辩解，他的传记作者所说的“一大堆表明有罪的材料”证明了这一点，但是还是必须在历史背景中对他的行为进行考察。20世纪30年代是一个充满大大小小谎言的时代，比20世纪任何一个年代都更多。纳粹和某些政府利用巨大的财政资源，并雇用成千上万的知识分子，说了无数谎话。那些曾经献身于真理而被人赞颂和崇敬的机构，现在在处心积虑地压制真理。在伦敦，正如《泰晤士报》的编辑杰弗里·道森所承认的，他把通讯员所提供的、可能损害英德关系的材料“排除在报纸之外”。在巴黎，为了证实德累福斯无辜而创建的著名的人权同盟的最重要的成员费立辛·夏莱耶，感到必须退出这一组织，以抗议它为了帮助隐瞒发生在苏联的暴行的真相而采取的无耻手段。《新政治家》的编辑金斯利·马丁称温森堡是“一位富有灵感的宣传家”；他的得力助手奥托·凯兹被马丁称为“狂热而无情的政委”，他吸收了各种各样的英国知识分子来帮助他，其中包括前《伦敦时报》的新闻记者、左翼黄色报刊《周报》的编辑克劳德·考克本。他帮助凯兹编造完全想象出来的新闻故事，诸如条顿人中的“反佛朗哥起义”。后来考克本把他的这些功绩写下来出版了，众议员R.H.S.克劳斯曼在《新闻记事》中抨击他说了谎还毫不羞耻、得意洋洋。克劳斯曼在1939-1945年战争期间因为公务而卷入英国政府的“信息误导行动”（也就是说谎），他写道：“战争期间，黑色宣传也许是必要的，但是我们大多数人都对自己的所作所为感到厌恶。”克劳斯曼也正好是那种典型的知识分子，总是对人进行宣传而又缺少强烈的求实精神，考克本指责他的观点是“可笑的、舒舒服服的道德立场，至少对我来说，看到一个人烧掉他自己的宣传谎言……而又通过‘厌恶’自己的行为就感到问心无愧，这似乎是一件可笑的事”。在考克本看来，对一种人们为之战斗的事业，“是值得为它去说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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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高兰茨的种种不诚实应当在一定背景下考察。其中最臭名昭著的一件事是他拒绝出版乔治·奥威尔的《向加泰罗尼亚致敬》，并不止高兰茨一个人拒绝出版奥威尔的作品，金斯利·马丁也拒绝刊载奥威尔写的有关同一问题的一系列文章，30年后，他还继续为他的这一决定进行辩解：“在抗德战争期间，我不能发表奥威尔的文章，就如同我不能发表戈培尔[181]的文章。”他还劝他的文学编辑莱蒙德·莫狄姆尔剔出奥威尔的一篇“值得怀疑的”书评，对这件事莫狄姆尔后来感到非常后悔。高兰茨同奥威尔的关系延续很久，非常复杂，他们相互敌视和讥讽。高兰茨在左派读书俱乐部成立前出版的《通往威根码头之路》是对英国左派的一种批评，他决定为这本书出一个“左派读书俱乐部”版本，想把书中引起反对的东西去掉，奥威尔不同意。于是高兰茨出版时就亲自为这本书写了一篇很长的导言，他力图把奥威尔的“错误”解释成“大体上是作为中产阶级的一个成员”来写作的。他自己也是这个阶级的成员（当然他要比奥威尔富得多），如果说他们有什么区别的话，他同奥威尔不一样，他同工人阶级没有任何接触，所以这篇导言显得特别不诚实。后来美国出版商重新出版了这本书，高兰茨感到非常惭愧和愤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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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兰茨在同奥威尔争吵得最厉害的时候，对自己同共产党的关系有了另外一种想法，这是由许多原因造成的。一个原因也许是他认为这样有损于他的商业前途，塞克尔与瓦保格公司正急于夺走《向加泰罗尼亚致敬》和其他一些书稿以及作者。他们的作品本来很自然是由高兰茨出版的，高兰茨的政治选择实际上是给他自己的公司造成了一个可怕的敌手。第二个原因是高兰茨关注的范围有限，书籍、作者、女人（除了露丝）、宗教、事业，都从来不可能把他的热情长期地维持下去。有一段时期，高兰茨喜欢左派读书俱乐部，以及在阿尔贝特大厅召开的盛大集会。在大会上坎特布雷的教长会拖长声音说：“上帝佑护左派读书俱乐部。”高兰茨发现自己极富对公众演说的天分，但是总是面对共产党的明星们，首先是波里特，从训练有素的听众中得到大量喝彩，高兰茨对此很不高兴。到了1938年的秋天，他表现出对这一切失去了耐心，并感到厌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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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兰茨处于这种情绪时，更倾向于敞开自己的心灵，他在巴黎过圣诞节的时候，读了一份关于莫斯科审判的详细的叙述，这使他相信审判是欺骗，回到伦敦以后，他告诉波里特，左派读书俱乐部至少在这个问题上再不能兜售莫斯科的路线。直到2月份，他在《左派读书俱乐部新闻》中承认，“苏联确实存在知识分子充分自由的障碍”。这年春天，使奥威尔感到惊讶的是，高兰茨决定出版他的小说《上来透口气》，这是变更路线的一个确凿的标志。到这年夏天，高兰茨显然急于同莫斯科断绝关系，他欢迎8月份希特勒与斯大林签订的和约，不很精确地说，他是带着一种轻松的心情——这意味着战争是不可避免的——得到了同共产党完全断绝关系的天赐良机。他立即开始写反对莫斯科的宣传品，列举了它大量的恶行，而这些是多数明白人多少年前就已经认识了的，正如奥威尔对杰弗里·戈勒尔的评论：“可怕的是如此愚昧的人有这样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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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派读书俱乐部在高兰茨同莫斯科断交以后再不像过去那样了，俱乐部的职员分开了，赛拉·林德、贝蒂·雷德和约翰·利维斯依附了共产党，高兰茨决定不解雇利维斯和林德（她已经不再是他的情妇了）；他以自己独有的方法加以商业利用，他给他们降级，削减他们的工资，缩短预先通知期。这同金斯利·马丁不同，马丁到死都多多少少照顾到他20世纪30年代的同路人；也不同于克劳德·考克本，考克本对自己玩世不恭的作为夸夸其谈，高兰茨却决定把事情干到底，从改正当中得到好处，1941年，他编了一本书，其中包括拉斯基和斯特雷奇，也包括奥威尔的来稿，书名为《左派的背叛：共产党政策的考查和驳斥》，在这里高兰茨正式承认左派读书俱乐部的罪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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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俄国的稿件，无论好坏，我都接受，因为它们是“正统”；我拒绝了真诚的社会主义者和诚实人的其他稿件，因为它们不是……我只出版证明莫斯科审讯正确的书，而把社会主义者对这些审讯的批评寄到别的地方去……现在，我根据我的全部人格确信——那时我心里确信——这一切全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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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兰茨内心的变化，以及他承认过错，其中有多少真实，变化又是怎样发生的，都难以说清。在战争中期他确实经过心灵的黑夜，在上文说过的他的体质危机中达至最高点。不过后来在苏格兰，对知识分子来说是少有的事，他听到了上帝的声音，上帝告诉他“不会鄙视”一颗“谦卑而悔悟了的心”。这样他消除了疑虑，获得了以他自己对基督教社会主义的看法为形式的新的宗教信仰，也获得了新的情妇和对出版的新的热情，他热烈地促成工党出版了一套名为“黄色危险”的丛书。不过很快又回到他老一套的诡计上。1944年4月，他拒绝了奥威尔辛辣的讽刺作品《动物庄园》，他说：“我不可能出版（对苏联）这种性质的全面攻击书籍。”这本书也被送到塞克尔与瓦保格公司。这家公司后来又把奥威尔著名的畅销书《一九八四》弄到了手，这逼得既愤怒又后悔的高兰茨用“评价极度言过其实”来把这件事打发过去。在他此后的岁月里，奥威尔的诚实——当然还有金斯利·马丁——总是使他难以释怀，也迫使他在气恼中对奥威尔发起攻击，但攻击并没有挑动起多少道德上的或其他方面的情绪。高兰茨写道，他不能接受这种说法，“奥威尔的知识分子的诚实是不会做坏事的……照我看来，不顾一切地、过于迫切地想诚实，就不可能真正地诚实……他不也是有某些单纯的地方吗？在一个像他这样具有高度智力的人身上，这种单纯实际上不也是一种小小的不诚实吗？我自己认为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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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兰茨一直活到1967年，但是他再也没有他在20世纪30年代所具有的那种权力和影响。许多人认为，工党在1945年选举中取得的历史性胜利应当归功于他以及《新政治家》和《每日镜报》，这一胜利创建了英国和西欧许多国家战后的政治框架，并一直延续到撒切尔时代。但是艾德礼首相并没有给他一个他自认为应当得到的贵族头衔；他真是什么也没有得到，一直到哈罗德·威尔逊，这是一个比较大方的人，在1965年给了他一个骑士封号。高兰茨的虚荣心给他带来了麻烦，他总以为自己比实际上更著名或更声名狼藉。1946年，他在一艘船上度假，船靠近加那利岛群岛[182]。他突然感到一阵恐怖并大声喊道：他一上岸，佛朗哥的警察就会逮捕和拷问他。他坚持要英国领事到甲板上来保护他，领事派他的书记来向他保证，这个岛上没有任何人听说过他，高兰茨失望地说道：“他自己就没有听说过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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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战后，高兰茨的事业实际上是在没落，他写了一些十分成功的作品，但业务却逐步被挤出市场上领头的位置。他跟不上时代，也不能发现新的知识分子明星。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1945年9月给他写了一封信，他的答复是一张只有一行字的便条：“感谢你的来信，我确信你说得非常好。”他把这位哲学家的名字也拼错了，以为他是个没有什么名气的大学教师。他失去了一些最优秀的作者，没能得到一些重要书稿。他称纳博科夫[183]的《洛丽塔》是“精神领悟的罕见杰作”。他没能买下这本书，就大发雷霆，说这是一本“极其下流的作品，其文学价值被过分地评价了”。最后又对《文人》杂志说这是一部“色情”作品。在废除死刑的那场极其成功的斗争中，高兰茨扮演了一个重要角色——这件事比其他任何事都占用了他更多的时间，也许是最深入他内心的事——但是他在这项冒险活动中的作用被亚瑟·凯斯特勒（高兰茨恨他）和文雅而又善辩的杰拉德·加德纳所掩盖，他们获取了荣誉。更糟的是，在1957年发起的核裁军运动中，高兰茨没有得到高层的位置，那时他不在场，使他感到屈辱的是，他回来以后发现自己甚至并没有被邀请加入委员会。他说他把这看作“劫掠式的侮辱”，给他留下了“破碎的心”。他最初指责他的老朋友坎农·约翰·科林斯，他当选为运动的主席，而高兰茨认为这是他的合适位置；其实科林斯为让他进入委员会进行过一场失败的战斗。后来他又认为J.B.普里斯特利应当对此事负责，早在20世纪30年代初，两人曾就普里斯特利的《英国旅行》发生过一场争执，他认为普里斯特利对他的敌意就来自于此。实际上普里斯特利只是运动的许多发起人中的一个，他们一致表示，无论怎么样都不同高兰茨一道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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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几乎所有的人都发现高兰茨自我中心主义的虚荣使人无法忍受，特别是发现他常常采用怒火爆发这种令人不愉快的方式表现出来。1919年高兰茨曾对他的姐夫说，他还不能决定他是做温契斯特的校长，还是做首相。实际上他是幸运的，事业上的精明使他能够建立个人的独裁专制，没有人能够向他发起挑战，他没有能力使别人同他一样，这一点并不那么重要。露丝·杜德利·爱德华兹从高兰茨的档案中引用了一封很有特色的信，它对高兰茨的勾勒比任何描写都更出色。高兰茨曾接受请求，同意做一次讲演以纪念贝尔主教，他是唯一一个强烈反对实行全德轰炸的人。但是有了另外一个更有吸引力的约会，高兰茨就取消了出场。讲演的组织者是一位矿工，非常生气，这自然是可以理解的，他给高兰茨写了一封信予以指责。高兰茨用激愤的语言回了一封长信，他斥责矿工“在太阳同你的怒火亲吻之前写信”，极为详细地说明他承担了种种十分沉重的义务，这才使他取消了这次讲演。他用最强硬的词语反驳矿工所说的，是“出于一种道德义务”这样做的。他喜欢这项任务，然后又继续说道：“事实上在我口授的时候，我在开始发脾气，我必须说，你这种说法显然是荒谬的。”他在下面又加了两段指责矿工“十分无礼”的话，信的最后是：“我已经意识到这一事实：我以一种温和的语调为这封信开头，却以一种激烈的语调来为这封信结束。不管我给了你什么样的忠告，我也意识到这一事实：我现在并不感到好像是让太阳同我的怒火亲吻了，因此我要秘书立即寄出这封信。”这种以自我为中心的说辞，在其他相同情况下，也可以是某一位卢梭或某一位托尔斯泰所作。但是有可能发现一点自我嘲讽的暗示吗？我们肯定怀有这样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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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分子 11 赫尔曼：谎话，该死的谎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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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克多·高兰茨是这样一种知识分子，为了实现太平盛世的目标，他篡改了真理；莉莲·赫尔曼则似乎是这样一种人，对于她来说，欺骗是自然而然的事。同高兰茨不同的是，赫尔曼从来不承认她犯过错误或者说过谎，除非是以最敷衍、最虚伪的形式。相反，她追求的生涯中包含着一种甚至更加公开、大胆的撒谎。也许有人会问：为什么要为赫尔曼操心呢？她并不是一个想象的艺术家，艺术家必须虚构，真实的世界同幻想的世界不可避免地重叠在一起。还可以欧内斯特·海明威为例，他是又一个臭名昭著的说谎家，但期待从一个编撰小说的人那里得到完全的真理，这公平吗？对于赫尔曼来说，不幸的是，对真理的漠视在她的生活和工作中占据了一个中心的位置。难以无视她的存在，这里有两个原因：第一，她是第一位作为剧作家并获得了国际地位的妇女，因此也成为全世界一切受过教育的妇女的一种象征；第二，在她一生的最后10年中，部分原因是她欺骗的结果。在美国知识分子的舞台上，她所获得的声威和权力，很少有人可以匹敌。赫尔曼的实例提出了一个重要而普遍的问题，知识分子作为一个阶级，从他们所赞美的人那里，他们在多大程度上期望着、获得了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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莉莲·赫尔曼生于1905年6月20日，父母是属于中产阶级的犹太人。她在自传作品中，竭力贬低母亲、提高父亲，这同高兰茨一样，不过这既是出于政治原因，也是出于个人原因。她的母亲来自富有而且人丁兴旺的纽豪斯家族和马克斯家族，他们在资本主义的美国发达起来。伊萨卡·马克斯19世纪40年代从德国来到美国，他依照犹太移民的共同模式，开始是做流动的小贩，然后定居下来做了商人，在内战中发了财。他儿子创建了马克斯银行，先是在德莫波里斯，后来又去了纽约。赫尔曼把她的母亲居丽娅·纽豪斯说成是个傻瓜，而实际上她好像是有教养的，受过良好的教育，很可能她就是赫尔曼才华的源泉。不过赫尔曼发现，避开纽豪斯家族和马克斯家族在政治上是有好处的，她几乎是竭力表明，她母亲的家人不是犹太教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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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母亲相比，父亲马克斯是她心目中的英雄，赫尔曼是唯一的孩子，父亲宠她，挫败了母亲对她的那种强迫教育。赫尔曼的祖父母是1848年来到美国的政治逃亡者，她把父亲描述成一个激进分子。赫尔曼夸大了她父亲所接受的教育和智力天赋，实际上他同马克斯家族和纽豪斯家族一样，似乎只是急于为了自己的目的而让资本主义发挥作用，但他对此并不擅长。他的企业1911年失败（赫尔曼后来归咎于一个并不存在的合伙人），此后他主要依靠他富有的姻亲为生，以一个微贱的推销员终老。除了赫尔曼本人所说的外，并没有他是个激进主义者的证据。赫尔曼在一篇关于种族关系的文章中，说过她父亲是如何救下一个正在被两个白人男子强暴的黑人女孩的。后来她又讲过在11岁或12岁的时候，她是如何坚持要同她的黑人保姆索弗洛尼娅一道坐在有轨电车上“只供白人乘坐”的席位，又是如何在一场吵吵嚷嚷的抗议之后被赶走的。这是40年以后，即1955年罗莎·帕克斯著名的挑衅行为的预演，说得婉转点，恐怕未必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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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斯的姐妹们开着一家提供膳食的寄宿所，赫尔曼实际上就出生在那里，并在那里度过许多时光。她是一个孤独而又活泼、眼光敏锐的孩子，她看着在那里住宿的人，编造他们的故事讲给自己听。她从他们那里得到了许多材料，后来在曼哈顿，她同她住的那家旅馆的经理纳山诺尔·威斯特习惯于偷偷拆开旅客的信件——这成了威斯特的作品《小姐寂寞心》的材料，也成了赫尔曼戏剧中的细节。她称自己是“最讨人厌的孩子”，这一点我们完全可以相信，她抽烟，去新奥尔良胡闹、私逃，还经历了让人惊异的冒险，不过这些事情的可信程度较低。她父亲去纽约工作，她也进了纽约大学，她考试作弊，是一个5英尺4英寸高的“相当朴素”的姑娘，有可能成为不漂亮但吸引人的姑娘。她在十多岁的时候，似乎已经有了强烈的女性人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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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尔曼早期的经历，同她的童年时代一样，被她的传记作者、细心而又公正的威廉·赖特做了追踪，然而赖特发现，要从赫尔曼很不可信的自传中清理出线索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赫尔曼19岁的时候，在波尼的里费莱特出版公司谋到一份工作，这是当时纽约最富进取心的出版公司，由贺拉斯·里费莱特掌管。后来赫尔曼宣称，她在新奥尔良就开始发现威廉·福克纳，福克纳的讽刺小说《蚊子》就是经过她才出版的；但事实不是这样。她流过一次产，后来又怀孕了，她嫁给了剧场经纪人阿瑟·库布尔，离开了出版业，开始写评论。她同戴维·考特通奸，他后来成为《生活》杂志的外国编辑。20世纪70年代他打算发表赫尔曼给他的信件，有些信的边空上，画着色情图画。赫尔曼采取法律行动阻止他出版——直到他贫困而死，这些信件也意外地被销毁了。同库布尔结婚以后，赫尔曼去巴黎和波恩旅行（1929），在那里她曾考虑加入纳粹青年团和去好莱坞。她曾短期为安娜·尼科尔斯审读剧本，后来她又宣称是她发现了威基·鲍姆的《大旅馆》，这也是不真实的。在好莱坞，库布尔得到一个编剧的位置，赫尔曼则为米高梅影片公司审稿，每周50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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