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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47582 赫尔曼同班克海德之间的争吵其实是关于谁站在“工人”一边的问题。实际上她们两人除了偶尔从工人的队伍中找来一个情人以外，谁也不知道工人阶级怎么样。赫尔曼曾为纽约自由派的晚报PM做过一次调查，包括同一个汽车司机、商店里的两个人和两个黑人儿童谈话，她从中得出的结论是：美国是个警察国家。她在工人中没有朋友，一个例外是码头工人兰道尔·史密斯。她是战后在玛莎的葡萄园里同他成为朋友的，史密斯曾在西班牙的林肯旅服役，确实不是一个典型的美国无产阶级。不过他的成长和赫尔曼、哈米特以及他们富有而激进的朋友都不相同，他说：“作为一个前共产党员，我不满意他们的态度——如此软弱和知识分子气。我怀疑他们中有谁参加过什么会议或做过什么工作。他们同官员一样，而我是个士兵。”同时，他特别不喜欢哈米特的这种习惯：“拿他的手杖撩起他现在女朋友的裙子”，以显示他对女人的魅力。赫尔曼所过的生活同她喜欢说的“斗争”实在相距甚远，她在东82街的住房中和在130英亩的威斯特契斯特农场中，过着同纽约的富人一样的生活。她有女管家、男管家、秘书、私人女仆，她去看最好的精神病医生格雷戈里·齐尔波格，他每小时收费是100美元。她的舞台剧和电影剧给她带来了尊敬和财富。1944年9月，她应苏联政府之邀，前往苏联访问，住在哈里曼大使的住宅里。在那里她同外交官梅尔比私通，她在大都会旅馆、国家旅馆以及大使馆都留着房间。关于这次旅行她造出了一大堆谎言，她说在苏联停留了5个月，梅尔比作为一个更可信的见证人，说是3个月。她在1945年的《矿工》杂志上和在她于1969年出版的第一部自传作品《一个不成熟的女人》中，对她在苏联的经历有两种完全不同的叙述。杂志上的文章没有提到会见斯大林，自传中却说，她虽然没有要求见斯大林，但斯大林却同意进行一次会见，她有礼貌地谢绝了，因为她没有什么重要的事情想说，也不想占用他宝贵的时间。这个极其荒谬的故事同她回国时所说的正相矛盾，她在纽约新闻出版业代表大会上说，她要求见到斯大林，但得到答复说，斯大林“因为波兰人的事正忙得不可开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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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47584 在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初期，赫尔曼是左派中成功的女英雄、享有盛誉的成功人士。到40年代后期，她的生活进入一个新阶段，在激进派所谓的苦难时代中，她仍然颇为荣耀。在一段时间里，她继续从事政治活动，她同其他极左派成员一道，1948年支持华莱士出任总统。在1949年她是得到苏联支持的、在沃尔多夫[189]召开的文化科学界世界和平大会的组织者之一。但是她的麻烦也开始了，她战后写作的戏剧没有以前的作品成功，《小狐狸》的续集《森林中的另一个部分》，写的是同一个家庭的故事，从1947年11月开始，演出了191场，但没有引起什么注意。使人注目的是她那个任性的父亲在剧场演出中出现，他始终穿着鲜艳的服装，坐在前排座位上数着新美元钞票，在幕间休息时他宣告：“我女儿写了这部戏，写得更好了。”6个月以后，赫尔曼根据她的精神病医生的忠告——她父亲患上了老年痴呆症。下一部剧《秋天的公园》有了一些麻烦，赫尔曼后来说，她听到哈米特对第一稿的批评以后，就把它撕了；但是得克萨斯大学图书馆保存着的完整手稿上写着“第一稿”，此剧1951年3月开演，只演了101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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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47586 与此同时，众议院非美活动委员会一直在彻底搜查电影行业。所谓“好莱坞十君子”因为赫尔曼拒绝回答委员会关于政治活动的问题，被看作蔑视委员会而被传讯。1947年11月，电影制片人一致同意解雇任何介入此事的作家，电影剧作家工会的杂志在一篇赫尔曼写的题为《犹太替罪羊》的社论中对这一决定发起了攻击，其中一段话让人吃惊：“任何时候、任何一部美国电影中都没有共产主义的一句、一字。”法律的石磨缓慢地转动，哈米特为那些被控蔑视的剧作家捐助了保释基金，他们之中3个人拿走保释金不见了，联邦调查局认为哈米特知道他们在哪里，于是派来一队人到赫尔曼的农场进行搜查。哈米特在1951年7月9日被带上法庭，要他说出保释基金的其他捐款者，帮助找到不见了的几个人。哈米特不说他不知道（他确实不知道），而是顽固地拒绝回答任何问题，他被投进了监狱。赫尔曼说她卖掉了她的农场以支付哈米特67000美元的法律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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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47588 赫尔曼也在1948年上了好莱坞的黑名单，4年以后，1952年2月21日，她被传讯出席这个令人畏惧的委员会。正是这时候，她在失败的危险中抓住了胜利。赫尔曼一直非常擅长公共关系，这是她和同时代的许多知识分子，如布莱希特和萨特所具有的一种技能。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布莱希特可以把到委员会的出场变成给自己做宣传。赫尔曼所得到的则更加突出，并为她此后作为激进派殉难的女王的声誉奠定了基础。同布莱希特一样，委员会成员的愚蠢帮助了她。出场之前，她得到她的顾问约瑟夫·拉奥的详尽指点，无疑她理解了自己非常复杂的法律地位。她给拉奥的指示是：第一，她不愿交出名单；第二，她也不想在任何情况下进监狱；第三，她不想引用第五修正案辩解，如果这样做了，就显得是在保护自己，这会被看作承认有罪（在那时的用语是“第五修正案共产党员”）。不过她也准备引用第五修正案，如果这样做，是要表明她只是在保护别人。但这就给拉奥出了难题，因为第五修正案只是针对自陷法网来保护证人的。怎样才能引用第五修正案把赫尔曼救出牢狱，同时又让她作为一个援救别人的无辜者的面貌出现？拉奥后来说，赫尔曼要进监狱从来没有任何疑问，“这如同一个代数问题，但我开始是把它看成主要是一个公共关系问题。我知道，如果第二天《纽约时报》的大字标题是‘赫尔曼拒绝交出名单’，那我就赢了，如果是‘赫尔曼引用第五修正案做辩解’，那我就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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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47590 赫尔曼为他解决了这个问题，她于1952年5月19日给委员会主席约翰·S.伍德写了一封狡猾而虚伪的信，辩解说，她已经得到建议，不可能引用第五修正案为自己辩护，也拒绝回答关于别人的问题。接着说了一个大谎：“我不喜欢任何形式的颠覆和背叛，如果我发现任何这类东西，我会认为向有关当局报告是我的义务。”随后她使用了一种很出色的辩论伎俩，即把实际的法律位置颠倒过来，把事情弄得似乎是这样：如果只是她自己的自由遭到威胁，但用第五修正案保护了其他完全没有过错的人，她就乐于进监狱，“为了救我自己而去伤害我多年之前就已经认识的无辜的人们，对我来说，这是没有人性的、下流而可耻的事，我不能够、也不愿意修剪我的良心以适应这个时代的风气，虽然我很久之前就得出结论：我不是一个政治人物，任何政治团体中都不会有我适当的地位”。委员会主席似乎明白了赫尔曼所玩弄的诡计而暴跳如雷，一个还没有掌握法律要点的委员提议把这封信记录在案，这使拉奥十分高兴，他立即把信的副本发给了新闻界。第二天，他果然得到他所想得到的标题。赫尔曼后来在她有关这些事件的自传作品《流氓时代》中，对这个故事大加渲染。她发明了许多细节，包括一个人在走廊里大声喊道：“感谢上帝，终于有人有勇气这么干了。”但是赫尔曼本来就不需要操心，她的信成为唯一的“事实”从听证会进入历史著作，也作为一个无私而勇敢的妇女为良心的自由所做的动人的抗辩而被收入文章选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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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47592 这是后来关于赫尔曼的传说的核心，同它联系在一起的一个神话是：由于同黑名单的关系，以及政治迫害所带来的她同哈米特所要支付的巨额法律账单，她破了产，但是这种说法没有任何证据。《儿童节目》1952年重新上演，给她带来可观的收入。她保留着她在纽约的老房子，直到搬入一套更加舒适的公寓。她确实卖掉了农场，但在玛莎葡萄园的对面，她又买下了一块很好的地产，这里后来成为富有的知识分子休闲的地方，比纽约边缘地区更加时髦。哈米特经济上的麻烦出自多种原因，当他最后不再饮酒时，并没有开始工作，而只是坐着盯住电视机。他的慷慨大方并不考虑后果，赫尔曼却没有这种危险，不过她也有一个与哈米特相同的习惯——不付所得税。正如萨特和埃德蒙·威尔逊的例子所表明的，在激进的知识分子当中，有一个共同的癖好：要求提出雄心勃勃的政府规划，而又觉得自己没有责任对它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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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47594 哈米特不交所得税的事可以追溯到20世纪30年代，这不只是他入狱之后才暴露出来的，其实在战前他的这一习惯就为联邦调查局所注意。当然，他也同其他一些债权人一样——有许多这样的人——迫使国内税务署对他们强制征收。1957年2月28日，一个联邦法庭判决他欠税104795美元，这只是1950-1954年所欠下的。有关当局并不特别苛刻，法庭的一位代表报告说，没有收到任何钱：“经过调查，我认为，我是在说一个破了产的人。”到哈米特死的时候，他所欠的债务，包括利息，已经达到163286美元。赫尔曼同这位欠税人相比，债务甚至更大，1952年的估算是在17.5万—19万美元之间——这在当时是个很大的数目了。她后来宣称，她已经穷得只好到麦斯的百货店找份工做了，但这不是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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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47596 在20世纪50年代，赫尔曼消沉了，这是激进分子处境困难的10年。但是到了1960年她又重新崛起，她的戏剧《雅典人的玩具》以哈米特的一种想法为基础，用上了对自己童年时代在寄宿所的回忆。此剧1960年2月25日在纽约上演，具有豪华的演员阵容，演出了556场，并再次获得纽约剧评家协会奖，赫尔曼也挣得一大笔钱。不过这是她的最后一部严肃戏剧，第二年哈米特死了，在许多人看来，没有哈米特，她就不可能再写出另外一部戏来了。可以想象，她有了另一种生活追求。激进主义在整个60年代复活了，到这10年结束的时候，它几乎同20世纪30年代一样强大，那时赫尔曼也处于兴盛期。她去苏联的旅行又制造出一批谎话，她还断言，赫鲁晓夫在秘密会议上确定斯大林罪行的报告，是在他昔日的恩主背后插了一刀。赫尔曼对美国流行的看法嗤之以鼻，她做出决定：是她写回忆录的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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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47598 这些回忆录是20世纪中取得伟大成功的那些出版物之一，它给赫尔曼带来的名誉、声望和在知识界的权威，甚至超过了她的戏剧。在赫尔曼还活着的时候，竟然就用印刷出来的文字和公共关系的机器把她变成了圣徒和神仙。《一个不成熟的女人》出版于1969年6月，是一本畅销书，获得了文学艺术国家图书奖。《旧画翻新》出版于1973年，有4个月被列为畅销书。第三部《流氓时代》（1976）至少有23个星期被列为畅销书。赫尔曼通过出让有关自己生平的电影拍摄权获得了50万美元，她还发现自己得到了作为散文风格大师的新荣誉，被柏克莱加州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邀请开设写作研讨班。奖励和荣誉源源而来，纽约大学推选她为“年度妇女”，布兰代斯[190]授予她“戏剧艺术奖章”，犹太大学授予她“成就奖”。她获得了“麦克杜威尔文学贡献奖章”以及耶鲁、哥伦比亚和其他许多大学的名誉博士学位。到了1977年，她又回到好莱坞社会的顶层，出席了电影艺术科学院授奖[191]仪式。同一年，根据她的回忆录的一部分所改编的电影《朱莉娅》问世，广受赞扬，也得到了各种奖励。在东海岸，赫尔曼是激进而又潇洒的女王，在进步的知识界、在闹哄哄地围着她打转的社交界，她是最重要的权力经纪人。确实如此，在20世纪70年代的纽约，她行使着在1944-1945年的巴黎萨特所行使的那种权力。她创立并选拔重要的委员会，她编出了黑名单，让知识界一群奴性十足的走狗管制他们。纽约激进派的名流急急忙忙听从她的摆布。她的权力部分来自她所制造的恐惧感，她知道怎样在公开场合或是在私下让自己显得不高兴，她会唾某个人的脸，大声辱骂他，用她的手提袋打他的头。在玛莎的葡萄园里，她殴打那些穿过她的花园去海滩的人，她的怒火令人畏惧。她现在非常有钱了，她雇用了一群律师，对她的权力哪怕是最微小的反对或冒犯，她都要进行攻击。那些献媚者，自以为不过是在她的圣坛前面顶礼膜拜，却可能得到凶狠的一击。布莱希特的朋友艾里克·本特利演出了一部不合百老汇传统的反政治迫害的戏剧《你现在在哪里？你去过吗？》，剧中有女演员读赫尔曼的信，她提出要付版税，她说除非当事人给她钱，否则她就要禁止演出。她是个带着传票的淫妇，多数人宁可给她付钱。据说她得到100万美元才撤销了对1981年《小狐狸》重新上演的诉讼。一些被认为是很强大的机构，常常是在她发出命令之前，就赶忙按照她的吩咐行事。比如，波士顿的小布朗公司不肯出版狄安娜·特里林的一本书，因为她不愿删除书中批评赫尔曼的一段话。特里林夫人只不过是针对赫尔曼在《流氓时代》中对她已故丈夫的恶毒攻击做了一些辩护，她这样说到赫尔曼：“莉莲是我认识的所有女人当中最有权力的一个，也许是我认识的所有人当中最有权力的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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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47600 赫尔曼的权威的基础，是在其自传里塑造的关于自己的非凡神话，在某些方面，它可以同卢梭在《忏悔录》中对自我的神圣化相匹配。正如已经反复证明的，一些知识分子领袖人物——萨特、德·波伏娃、罗素、海明威、高兰茨是突出的典型——的回忆录是完全不可信的。但是这些知识分子的自我美化中最危险的地方，是用似乎是惊人的坦率和承认有罪来麻痹读者。比如托尔斯泰的日记，虽然好像是诚实的，但实际上它们隐瞒的比披露的要多得多。卢梭的《忏悔录》，正如狄德罗和其他认识他的人当时就已经察觉的，是精心设计的欺骗实验，一块坦率的装饰板掩盖了谎话连篇的泥坑。赫尔曼的回忆录同这种狡猾的模式是一致的。她常常承认记忆中有模糊和混淆的地方，也有小小的错误，她就给了读者一个印象，她始终是在努力从过去模糊不清的泥沙中筛选出准确的事实。所以，这本书一出现，许多评论家，包括一些最敏锐的评论家，都赞扬这本书真实可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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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47602 但是在20世纪70年代赫尔曼的廷臣们赞扬的歌声和奉承的喧闹之中，那些亲身经历过她的谎言的人所发出的不同声音逐步大了起来。特别是《流氓时代》出版以后，她的叙述遭到一些重量级人物的挑战，比如内森·格拉泽在《评论》、西德尼·胡克在《遭遇》、阿尔弗雷德·凯辛在《绅士》、欧文·豪在《异议》都发表了文章。不过这些作家主要集中于揭露她令人吃惊的歪曲和删节，大都还没有意识到她的捏造。他们的攻击是民主自由主义者同强硬路线的斯大林主义分子持续斗争的一个部分，比较而言，他们并没有引起多少人注意，也没有给赫尔曼带来严重的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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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47604 但此后，赫尔曼的判断犯了一个灾难性的错误。这个错误并不具有典型性，它产生在赫尔曼非常在行的一个领域：公共关系。她同玛丽·麦卡锡长期不和，这可以追溯到20世纪30年代美国左派队伍中斯大林主义同托洛茨基主义的分裂，此后就一直如此。1948年在萨拉·劳伦斯学院的研讨班上发生了一场争吵，麦卡锡发现赫尔曼在关于约翰·多斯·帕索斯和西班牙问题上说谎，后来在1949年的沃尔多夫代表大会她们又继续交火。从此麦卡锡就不断指责赫尔曼大量说谎，不过显然并没有给她带来多大的伤害。在1980年1月的“狄克·凯维特节目”中，麦卡锡重复了对赫尔曼说谎的指责中最广为人知的一句话：“我在一次会见中曾经说过：她写的每一个字都是谎话，包括‘和’和‘这’。”麦卡锡说这话时，赫尔曼也在看这个节目，她的愤怒和对诉讼的爱好战胜了她的精明，她开始起诉，要求222.5万美元的损害赔偿，她以旺盛的精力坚持不懈地把官司打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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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47606 随后的发展完全证明，对诽谤的起诉和争论只会把注意力吸引到诉讼上来。早先对赫尔曼撒谎的指责并没有给她带来什么伤害，而现在公众竖起了耳朵，预感到将有一场捕猎——也许是杀戮。无论如何，诉讼总是有害于公共关系，一个起诉别的作家的作家从来不被人喜欢。大家都知道赫尔曼很有钱，而麦卡锡却不得不卖掉房子来支付诉讼费用。双方的朋友都往这场官司里挤，并带来金钱和建议。这场诉讼及其预审，变成了一个重要的故事。此后，人们的注意力就被吸引到赫尔曼是否诚实的问题上来了。更严重的问题是，这场官司带来知识分子的一种新游戏：追查赫尔曼杜撰过些什么东西。麦卡锡很快就不得不支付25000美元的费用，当她面临经济破产的时候，她除了带领着这群家伙前进之外别无选择。正如赫尔曼的传记作者威廉·赖特所说：“赫尔曼起诉麦卡锡，她就逼迫这个国家最敏锐、最生气勃勃的头脑之一去仔细检查赫尔曼的全部作品，追查谎言。”其他人也很乐意加入其中。在1981年春天出版的一期《巴黎评论》上，玛莎·盖尔霍恩列举并用文献证明了赫尔曼关于西班牙的八大谎言。斯蒂芬·斯彭德[192]则把麦卡锡的注意力吸引到穆丽尔·加德纳这样一个少见的事例上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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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47608 斯彭德同穆丽尔有过一段短暂关系，穆丽尔是一个富有的美国姑娘，她曾同英国人朱利安·加德纳结过婚。她去维也纳学习精神病学，在那里加入一个反纳粹的地下组织，化名为“玛丽”，私下传送信息和偷渡人员。她爱上了一位名叫乔·布亭格尔的奥地利反纳粹的社会主义者，并同他结婚。1939年战争爆发以后，他们离开欧洲，定居新泽西州。赫尔曼从来没有见过穆丽尔，但是从她的纽约律师那里听说过有关她、她的丈夫以及他们的地下活动等全部情况。美国一位富有的女继承人，嫁给了一位中欧的社会主义者和抵抗运动的领袖，这样一种构思就成了《守望莱茵河》的开端。赫尔曼是在布亭格尔夫妇去新泽西后5个月开始写作的，但实际情节同他们没有什么关系。当赫尔曼写作《旧画翻新》的时候，她再次使用了穆丽尔的经历，称她为“朱莉娅”，不过，这一次她也把自己作为朱莉娅的朋友写进了故事。一身英雄的色彩和美丽的光泽，她是把这一切都当作事实写进自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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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47610 这本书问世以后，并没有人对赫尔曼的叙述提出疑问。穆丽尔读后，给赫尔曼写了一封非常友好的信，指出她的经历同朱莉娅的相似之处。她没有得到答复，后来赫尔曼说她从来没有收到过那样一封信。既然赫尔曼从来没有见过穆丽尔，她就只能争辩说，有过两个美国地下工作者：一个是“朱莉娅”，一个是“玛丽”。那么朱莉娅是谁呢？赫尔曼说，她已经死了，那么她的真实姓名是什么呢？赫尔曼表示不能披露：因为她的母亲还活着，可能会被德国反动派作为“不成熟的反纳粹分子”而迫害。随着关于赫尔曼是否说谎这场争论的发展，穆丽尔逐步抛弃了她对赫尔曼的信任，1983年，她在耶鲁大学出版了回忆录《化名玛丽》。此书出版以后，《纽约时报》和《时代》杂志的记者对《旧画翻新》和电影《朱莉娅》提出了一些令赫尔曼难堪的问题。奥地利抵抗运动档案馆主任赫伯特·斯泰纳博士确证只有一个“玛丽”。无论朱莉娅是玛丽，还是朱莉娅是个杜撰，在任何一种情况下，都可以揭穿赫尔曼是个大撒谎家。麦卡锡同穆丽尔进行联系，把这一材料中的许多内容收入档案，为诽谤诉讼的预审做好准备。1984年6月，《评论》发表了波士顿大学塞缪尔·麦克莱肯的著名文章《莉莲·赫尔曼的朱莉娅及其他虚构》。他做了大量的、警察式的研究，包括火车时刻表、轮船航程表、戏剧节目单和其他可以查证的事实，这些拼凑成《旧画翻新》中赫尔曼所叙述的有关朱莉娅的细节。任何人心气平和地读了这篇文章，都不会再有任何疑问了：朱莉娅的情节是一段虚构，是以赫尔曼从来没有见过的一位妇女的真实经历为基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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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47612 麦克莱肯的调查也揭开了赫尔曼生活中另一个阴暗角落的盖子：她对金钱的追逐。她总是很贪婪，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愈甚。她的多数诉讼都带有经济目的。哈米特死后，她同一个有钱的费城人阿瑟·柯温私通。柯温劝她投资，并给她设想出一个得到哈米特版权的诡计。哈米特的版权在政府手中，用以抵他所欠的税款。由于收到的版税很少，柯温就说服政府把版权拍卖掉，最高价为5000美元。赫尔曼又说服哈米特的女儿同意出卖，并骗她们说否则她们就要对哈米特的债务负责。赫尔曼和柯温是仅有的投标人，他们各出了2500美元就得到了版权。赫尔曼其后就精神抖擞地为这一笔文学财富而奔忙了，很快美元就滚滚而来——她仅仅把哈米特的一个故事改编为一部电视就得到了25000美元。柯温后来也死了，按照赫尔曼在《旧画翻新》中所说的，他没有留下任何遗嘱。麦克莱肯却确认柯温有遗嘱，赫尔曼从这个遗嘱中什么也没有得到，这表明柯温死前和赫尔曼有过争吵。显然，赫尔曼劝告过柯温的妹妹，说柯温的遗愿是，把他在哈米特版权中所占有的份额送给赫尔曼。这位妹妹就写了封信，把版权转让给赫尔曼了。这样，赫尔曼就享用着哈米特的价值越来越高的版权，直到她去世，这也是她在遗嘱里留给哈米特贫穷的女儿们的唯一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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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47614 赫尔曼死于1984年7月3日，即麦克莱肯的文章发表1个月后。这时她那个虚构的、在上面建造了自己声誉的世界，正在她耳边爆裂。从她作为左派激进分子的雄心勃勃的女王开始，她就处处设防。但是知识分子的英雄或女英雄们是不会轻易就被清除掉的。正如意大利南方的农民，当他们所喜爱的圣徒被揭露只是一种虚构的人物，并没有存在过，但过了很久，他们还是继续贡献祭品和进行祈祷。热爱进步的人们也是这样迷恋他们的偶像，尽管这些偶像的双足是泥土所制的。虽然卢梭一生的荒唐甚至在他自己那个时代就广为人知，但理性的崇拜者们还是向他的圣坛蜂拥而去，把关于他的德行的神话变成固定的信念。萨特长期声望的下降、他后期观点的昏庸，都没有能阻挡5万名巴黎的鉴赏家们为他的葬礼而出动。赫尔曼在玛莎的葡萄园中的葬礼，也有许多人参加，其中来表示敬意的名流有诺曼·梅勒、詹姆士·雷斯顿、卡萨琳·格雷汉姆、沃伦·比蒂、朱利斯·费弗、威廉·斯蒂伦、约翰·黑塞和卡尔·本斯顿。她身后留下了近400万美元，大部分由两个机构托管，其中一个是达希尔·哈米特基金会，其资金被责成“在卡尔·马克思学说的信徒、已故的达希尔·哈米特的政治、社会和经济信仰，当然是激进主义的信仰指导下”进行授予。尽管揭露出如此之多的谎言，关于莉莲·赫尔曼的神话制造业还是继续在平静地运转。1986年1月，赫尔曼去世18个月以后，这位圣徒的传记剧《莉莲》在纽约上演，观众很多。随着20世纪80年代的过去，世俗的弥撒表明，奉献给这位理性女神的蜡烛仍然在燃烧。莉莲·赫尔曼，是同她的英雄斯大林一样，最终埋藏在合乎礼仪的幽暗之中，还是她的虚构的故事以及她其余的一切，仍然是进步思想的战斗的象征？我们等着瞧。不过以往两百年的经验表明：有丰富的生活，也有众多的谎言，在这位老姑娘的身上同样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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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47619 知识分子 [:1703246324]

1703247620 知识分子 12　理性的逃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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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47622 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世俗知识分子的主要目标有了重要变化，重点从乌托邦主义转入享乐主义。这一变化开始很慢，后来就逐步加快。研究变化的起源，最好的方法是考察3个英国作家的观点和他们的关系，他们都生于1903年：乔治·奥威尔（1903-1950），伊夫林·沃（1903-1966），西里尔·康纳利（1903-1974）。他们可以分别被看作旧式的理智论者、反理智论者和新式的理智论者。当奥威尔被致命的疾病打垮时，沃才开始小心翼翼地同他结交，沃和康纳利成年以后一生都在争吵，奥威尔和康纳利在读书时就相识。这3位作家中的每一个都对其他两人持有一种谨慎、怀疑、有时是嫉妒的目光。而康纳利则感到自己是3个人当中的失败者，他把自怨自艾的两行诗写在维吉尔的一本书中，送给了戏剧批评家T.C.卫斯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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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47624 伊顿同学有奥威尔，牛津同学有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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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47626 此前此后他自己都微不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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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47628 但这种说法远非事实，在某些方面可以说他是3人中影响最大的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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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47630 我们先看奥威尔。他几乎是旧知识分子的经典范例，就是说他在政治上显然是用对乌托邦、对未来的社会主义的信奉取代了他不相信的宗教理想主义，对他而言，上帝是不可能存在的。他相信人类，但是他观察自己奉献的对象时靠得太近，反而看不清楚。奥威尔原名埃里克·布莱尔，生于一个不那么重要的帝国建造者的家族，他看起来就属于那种家族。他身材又高又瘦，剪得短短的头发，浓密整齐的小胡子。他祖父在驻印度的军中服役，外祖父是贝玛的一个柚木商人，父亲供职于印度内务部鸦片局。他和康纳利进了同一家属于上层社会的私人学校，后来又都进了伊顿公学。他之所以接受这种昂贵的教育，是因为他同康纳利一样，是聪明孩子，指望能得到奖学金并为学校增光。但后来两个孩子事实上对这所学校都做了有趣但含有敌意的描述，使学校受到了伤害。奥威尔的文章《如此如此快乐》是没有什么特色的夸大，甚至虚假。他在伊顿公学的导师A.S.F.高欧对私立学校颇为了解，他相信奥威尔是被康纳利所收买，才做出这种不公平的指责。如果是这样，那是康纳利唯一的一次机会，去诱惑奥威尔干一种不道德的事，特别是其中包含着谎言。正如维克多·高兰茨紧咬着牙所评价的：奥威尔令人痛苦地诚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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