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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47632 奥威尔离开伊顿以后，去印度当了5年警察（1922-1927），这样他就看到了资本主义比较丑恶的方面：鞭刑和绞刑。他发现自己无法忍受，他的两篇出色的文章《一次绞刑》《猎象记》对不列颠的帝国精神的暗中损害，事实上恐怕超过其他任何作品。他休假回到英国，辞去在内务部的职务，决心当个作家。他考虑了各种各样的笔名，诸如P.S.布顿、肯尼斯·迈尔斯、H.利维斯·奥尔威斯等以后，选了“乔治·奥威尔”。奥威尔是这样一种知识分子：他相信，至少在青年时代相信，世界可以用理智的力量改造，因此他是用观点和概念来思考的。但是他的本性，或许是他经受的警察训练，使他对人民具有强烈的兴趣，他的警察本能一定在告诉他，事情并非如它的外表那样，只有探索和细致的调查才能产生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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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47634 因此，同大多数知识分子不同，奥威尔以对工人阶级生活的近距离的考察，开始了他的社会主义理想主义者的生涯。在这方面，他同埃德蒙·威尔逊有某些共同之处，也怀有一种对严格的真理的激情；但他比威尔逊更加坚持寻找关于“工人”的知识，而且对这种经历的追求多少年间都是他生活的中心主题。他最初是住在瑙亭山，那里当时是伦敦的贫民窟。后来1929年他在巴黎当洗碗工和厨房杂工。他得了肺炎——长期因肺部衰弱而痛苦，47岁时死于此病——发作后进了巴黎的一家慈善医院，他的这种冒险才结束，这段惨痛的经历在他的《巴黎、伦敦落魄记》一书中没有描述。后来他又在兰开夏郡的威根工业城，同一些流浪汉和吸毒者生活在一起，在一个工人家中搭伙，还开了一个乡村杂货店。他所有的这些活动都是一个目的：“我觉得我不但要脱离帝国主义，而且要脱离任何人统治人的形式，我自己要深入被压迫者之中，成为他们中的一员，站在他们一边反抗暴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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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47636 这样，到了1936年西班牙内战爆发，奥威尔不但道义上支持共和国—90%以上的西方知识分子都是这么做的——他还同他们所有的人不同，他实际上为共和国进行战斗。而且他正好是战斗在共和军中负担最重、牺牲最大的一支——无政府主义的民兵（POUM）中，这一经历对他此后的一生是极具关键性的。特别是，奥威尔最初是想亲自到西班牙看一看局势，然后再决定干些什么。但去西班牙很难，通道实际上被共产党控制着。奥威尔先去找维克多·高兰茨，被推给约翰·斯特雷奇，斯特雷奇转过来又让他去找共产党的首领哈里·波里特。波里特要他先同意加入共产党控制的国际旅，否则就不给他写推荐信。奥威尔谢绝了，这倒不是因为他对国际旅有什么不满——事实上，次年他在西班牙还试图进入其中——而是因为这使他在实地考察前就失去了选择权。于是，他转向一个叫作独立劳动党的左翼派别，被他们送到巴塞罗那的无政府主义者那里，这样他就加入了POUM民兵。他被巴塞罗那震动了：“这是一个工人阶级掌权的城市”，他更被民兵的存在所震动，在这个城市里，“市民生活的许多常见的主题——势利、金钱统治、对老板的恐惧等等——绝对不存在了，通常的社会阶级的划分消失了，这在英国那种被金钱所败坏的气氛中几乎是无法想象的”。他寻求战斗，在战斗中负了伤，这是使他在某些方面精神高扬的经历。他给康纳利写了一封信，对后者进行了婉转的责备。康纳利观察了这场战争，像大多数知识分子一样，他只是一个“关心的”旅游者，奥威尔在信中写道：“遗憾的是你在阿拉贡[193]的时候没有到我们的阵地来看我，否则我会在地下掩体里请你喝一杯茶的。”奥威尔把服役的民兵描述为“一个团体，在那里更常见的是希望而不是冷漠无情或玩世不恭，在那里‘同志’一词意味着同志关系，而不是大多数国家里那种骗人的鬼话”。那里“没有人热衷名利”，“一切都短缺，但没有特权、没有奉承拍马”。他觉得，这种“朴实的迹象，社会主义的开始阶段也许就像这样”。他在信中最后的结论是：“我看到了一些美好的东西，终于真正信仰了社会主义，我过去从来没有信仰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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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47638 但是，随之而来的令人沮丧的经历，是对无政府主义者的清洗。成千上万个奥威尔的同志被直接杀死或投进监狱，再拷打、处死。所幸他逃过一命。在回英国的途中，他清楚地看到，要出版对这些可怕事件的叙述是困难的，无论是“左派读书俱乐部”的维克多·高兰茨，还是《新政治家》的金斯利·马丁—“左派读书俱乐部”和《新政治家》是英国进步思想所依靠的两个主要机构——都不给他机会。他被迫转向别处。奥威尔总是把经验放在理论前面，这些事情证明他是多么正确。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一切价值观和忠诚都变得混乱了，大战中发生的事所确证的经验和结果给了奥威尔一种教训：人比抽象的观念更重要，他永远确信这一点。奥威尔没有完全抛弃他的这种信念：思想的力量能够创造一个更好的社会，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仍然是个知识分子，但是他攻击的核心从现存的、传统的资本主义社会转向骗人的乌托邦。他最伟大的两部作品《动物庄园》（1945）和《一九八四》（1949）本质上是批判现实化的抽象概念，批判集权主义者对心灵和肉体的控制——实体化的乌托邦要求这样的控制，批判他所说的“中央集权的经济易于产生的堕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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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47640 重点的这一转移必然导致奥威尔对知识分子本身采取高度批判的观点，这也充分地记录了他的可以称之为军人的而非波希米亚的气质。他的作品中随处可见一些离题的话，比如（在谈到埃兹拉·庞德时所说的）：“即使是从诗人那里，人们也有权期待普通的礼仪。”而他的警句是：穷人、普通人，比起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更看重他所谓的“通行的正派”，更依附于诸如正直、忠诚、诚实等朴素的美德。1950年去世时，他的最高政治目标还是不清楚，他仍然是含含糊糊地被归入左派知识分子。随着他荣誉的增加，左派和右派发生了争斗，实际上还在争斗，都说他效忠于自己，但在他死后的40年中，他越来越被当作一根棍子，去打击左派的知识分子概念。那些感到同本阶级关系最密切的知识分子，长期把他看作敌人。比如，玛丽·麦卡锡在她关于奥威尔的文章中，政治观点有时是混乱的，但到处表现出特权意识，她尖刻地说，奥威尔“气质上是保守的，就像一位退休的上校或工人那样反对举止、衣服或思想走极端”，他是个“刚出现的庸人，确实是个庸人”，他的社会主义是“一种未经检验的、精神失常的思想，一种纯粹的夸张”。他对斯大林主义者的追击是偶然的，“仅仅是个人厌恶的产物”，他“政治上的失败……是思想的失败”，如果他还活着，他必然会向右转，“他死了，对他来说，这或许是一种幸事”。（最后这一观点——死要比反对激进派好——是一个令人吃惊的例子，它表明了典型的知识分子首先考虑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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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47642 专业内的知识分子离开奥威尔的一个原因是，他越来越确信，继续寻找政治解决办法是正确的，“正如医生必须尽力去挽救一个也许快死的病人一样”，我们不能不以“承认政治行为主要是非理性的”为出发点，所以，知识分子一般并不习惯于一定要用这种解决办法。但在知识分子对奥威尔变得怀疑的同时，那些具有相反主张的人——算是文人吧——却倾向于同情他。举例说，伊夫林·沃就从来没有低估生活中非理性的重要，他开始同奥威尔通信，去医院中看望他。如果奥威尔活下去，他们的友谊也许会很好地发展，他们第一次合作，提出了一个共同的要求：他们喜欢的作家P.G.沃德豪斯[194]不要因为他愚蠢的（但同庞德相比，完全没有什么毒害）战时广播而被迫害。这说明，他们两个人都坚持认为，同意识形态上的正确性这种抽象概念相比，具体的人更重要。沃很快发现，奥威尔可能成为知识界队伍中的逃兵。他在1945年8月31日的日记中写道：“我同我的共产党人的表弟克劳德一道吃饭，他要我警惕托洛茨基主义的文学，结果我读了奥威尔的《动物庄园》，而且非常喜欢。”他同样承认《一九八四》的力量，但他发现，在参加反抗奥威尔所描述的暴政时，宗教精神竟然没有保存下来，他感到难以置信。沃在1949年7月17日给奥威尔的最后一封信中写道：“你看，你的书使我多么激动，以至我要冒险作一次布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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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47644 奥威尔勉勉强强、犹豫不决地接受的东西——乌托邦主义的失败，这是由于人类行为基本上是无理性的——沃在他大部分的成熟期，却是吵吵嚷嚷地加以维护。确实从来没有一位大作家，甚至吉卜林这样的作家，对这种反理智论的立场做出更清楚的表述。沃和奥威尔一样，相信个人的经验，相信自己看到的东西，反对理论上的想象。他没有认真探索过的东西是没有价值的。同奥威尔一样，他同被压迫者生活在一起，他热衷于旅游，常去偏远难行的地区。他见过许多人和事，对于这个世界他既有实践的也有书本的知识。当他就一些严肃的问题写作时，他也非常注意真实。他的一部公开的政治著作《法律下的掠夺》，是描述墨西哥革命政权的，引言是对读者的警告，他把自己写作这个问题的论据讲得十分清楚，对于他来说，这些根据似乎是很不充分的。他要读者注意那些同他自己的观点不相同的人的作品，警告他们不要简单地根据他的叙述来断定墨西哥正在发生的事，他强调说，他为“介入”文学感到悲哀。他说，许多读者“讨厌自由印刷的特权”，他们决定通过组成读书俱乐部，“给自己加上一种自愿的审查制度”—他心里想的是高兰茨的“左派读书俱乐部”—所以，“他们完全可以相信，无论他们读的是什么，都是为了巩固他们现有的观点而写作的”，因此，沃认为，这是对他自己的信仰的适当总结，对他的读者也是公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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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47646 他说，他是个保守主义者，他在墨西哥所见到的一切，都在增强他的信念。人的本性“是流放者，在这个地球上他永远不会自我满足或完美”。他认为，人们幸福的机会“并不受到他们生活于其中的政治和经济环境太大的影响”，人的状态的突然变化，通常会把事情弄得更糟，这却为“不道德的人为了错误的理由而鼓吹”。他相信要有政府：“人们不可能没有规则共同生活在一起”，但规则“应当限于维护安全的最小范围”，“没有一种受命于上帝的政府形式比另一种形式好”，“社会中的无政府主义成分”是如此强烈，所以“保持和平是任何时候都要做的事”。财富和地位的不平等是“不可避免的”，所以，“讨论消灭它们有什么好处是毫无意义的”。事实上，人们“在阶级系统中自然而然地安排好了自己”，所以“任何合作都是必要的”。战争和征服同样是不可避免的。艺术也是人类的自然功能，伟大的艺术作品“碰巧”都产生于“政治专制系统之下”，“虽然我并不认为它同任何特定的系统联系在一起”。沃最后说，他是爱国者，是基于这样一种意义：他不认为不列颠的繁荣必定会伤害其他任何人，如果有时伤害了，“我希望不列颠，而不是它的敌手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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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47648 这样，沃就描述了社会是什么样和应当怎么样，以及他对此的反应。他确实有一种理想化的眼光，但是作为一个反理智论者，他坦率地承认，这是不现实的。正如他在1962年出版的一部著作的导言里所说的，他理想的社会有4个阶层：顶层是“光荣和正义的源泉”，紧接着是“从上级获得职务，并作为传统、道德和美的守卫者的男女”，他们必须准备做出牺牲，但也得到保护，免得被“世袭的家财所带来的腐败和野心所污染”，他们是艺术的培育者和风气的监督者。在他们下面，是从事行业和学术的阶级，他们从儿童时代起就被培养“正直的习惯”。底层是体力劳动者，他们为自己的技能而感到自豪，共同的对君王的忠诚，把他们同上面各层的人联合起来。沃的结论这样断言：理想的社会本身是不朽的，“总的说来，一个人最适合的，是他目睹的他父亲所从事的工作”。但是，这种理想“历史上从来没有过，也永远不会有，我们每一年都与之相距更远”，尽管如此，他并不是一个失败主义者。他说，他不想只是哀叹，然后屈从于时代精神，“因为时代精神是组成这个时代的人的精神，越是强烈地表现出对流行时尚的不赞同，把它从毁灭性的过程中转移出来的可能性就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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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47650 沃不断地并尽其最大能力表现出“对流行时尚的不赞同”，怀有这样的观点，他自然不参与政治，正如他说的：“我并不渴望在我的君王选择他的仆人时提出建议。”他不但自己避开政治，而且感到悲哀：他的那么多朋友和同时代人，不只是西里尔·康纳利，屈从于20世纪30年代的时代精神，把自己政治化，背弃了文学。康纳利使沃为之倾倒，沃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在几本书中提到他，并作为一个热烈而敏锐的旁观者对他的作品进行了解释。沃为什么有这种兴趣？有两个原因：首先，沃认为康纳利值得注意，因为他具有出众的智慧，在作品里他能够“一段接着一段，都具有精美的形式，运用风趣的戏拟，出色的叙述，聪明的隐喻”，有时还具备“令人难忘的独创性”；但同时康纳利缺乏文学结构感——沃宁愿称之为文学的建筑学，也缺少持续的活力，所以他不能写出大作品，沃发现这种不协调很有意思。其次，但更重要的是，沃把康纳利看作时代精神的代表，因此把他当作一只珍贵的鸟来看待。沃在康纳利的《不平静的坟墓》（此书现在奥斯丁的得克萨斯大学人文科学研究中心）中，对他的性格做了许多注释：他是“我们这代人当中最典型的”，他“缺乏真正的学术性”，他“喜爱闲暇、自由和舒适”，他有“浪漫式的势利”，“浪费和缺乏自信”“高度的表达才能”，但又被“懒散所拘束”，被他的爱尔兰气质所妨碍，无论他多么费力地要除去它，他“还是个爱尔兰男孩、移民、思乡病人，他衣衫不整，喜欢害羞，在酒馆里玩笑不断，口中随时准备引文，害怕女巫，害怕教士，为自己的小把戏扬扬自得”，他有着“爱尔兰人的根深蒂固的信念：只有两种实际的存在——地狱和美国”。在20世纪30年代，沃为这一事实而感到痛惜——康纳利在写“当代文学史”时，不是按照作家“运用和探索自己才能的方式”，而是写成“一连串的运动”：挖地道、丢炸弹、军事包围，或者是党派欺诈、弄虚作假，这也许是出于他身上的爱尔兰因素。沃严肃地责备康纳利“投入”“介入的魔爪”，即他所有年轻的朋友都陷入其中的那个阴暗寒冷的政治深渊。他认为，“对这样巨大的天才，这是一个令人遗憾的结局，是所有的敌人当中最险恶的”。他认为康纳利不会长久地迷恋政治，无论怎么说，他可以做些更好的事，像康纳利这样的人，怎么可能去教导人类如何生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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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47652 确实如此。康纳利从任何意义上说都不是一个坏人，他在非同一般的程度上展示了知识分子的道德弱点。原先，至少从20世纪30年代到50年代，平均主义时髦的时候，他自称是平均主义者，他是个势利的人。他抱怨道：“没有什么事比把我当作一个爱尔兰人对待更使我恼怒的了。”他指出，“康纳利”只是他的8个曾祖父母中的一个爱尔兰人的姓氏。他出身于一个职业军人和水手的家族，他父亲是个普通的军官，但是父亲的父亲却是海军上将，他的一个姨妈是金斯顿伯爵夫人。1953年在《新政治家》上一篇来历不明的人物传略中，评论家约翰·雷蒙德指出，康纳利在《可能的敌人》中篡改了他的传记的细节，1938年（那是无产阶级的年代）的原版中隐瞒了他的外祖父一族和地主亲戚，在1948年的修订版中经过精心的安排他们又出现了，那时知识分子的时尚有了变化。雷蒙德注意到，康纳利总是为正确地把握这种“文化趋向”而“探测目标”，“对过去四分之一个世纪英国文学的装腔作势、杂乱纷繁、装神弄鬼，没有人比他有更多的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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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47654 康纳利早就很势利了，像许多重要的知识分子如萨特等一样，康纳利是个独子，他母亲崇拜他，称他是“瘦小子”。他是个被宠坏了的自我中心主义者，生来丑陋，不善运动，他发现了寄宿学校的粗暴，为了能生存下去，首先，他热情地奉承那些上等人家的孩子，他兴奋不已地告诉母亲：“这学期我们当中贵族真多……一位莎米斯亲王，杰姆斯福德伯爵的孙子，马登侯爵的孙子——侯爵是埃塞克斯伯爵的儿子，还有一个是勋爵的孙子，一个是伦敦主教的侄儿。”他生存下去的第二个手段是才智。同萨特一样，他很快就发现，智力上的机灵，特别是使其他孩子发笑的能力，使他勉强被人接受了。后来他写道：“‘康纳利很有意思’，这句话将会流传，我很快会招来一大群人。”在有权势的孩子面前，康纳利如同宫廷小丑，甚至到了伊顿公学，他仍是如此，不过在那里他扩展到智慧的领域：“我在学院的下层，完全成了苏格拉底。”康纳利以“被骡子踢脸的公费生”而闻名，他以其才智，如愿成了“大爷”。理所当然地，牛津大学随之对他开放。他的同代人约瑟尔勋爵对他说：“你得到了波里奥奖学金，你也成了大爷，你知道，如果你今后一生中什么事也不干，我也不会感到惊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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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47656 这个预言有变成现实的可怕危险，康纳利自己意识到这一点，他对自己如同对别人一样，总是非常敏感。他早就承认，他是个享乐主义者，他表明，他的目的并不是要如同“完美的幸福”那么完美，但是他自己没有财产可以继承，如果被迫去鼓足精神，那又怎么可能幸福呢？沃正确地指出他的懒散，康纳利自己也承认“懒惰使我无所作为”。他在牛津很少工作，被评为丙等。后来他弄到个轻松的工作，为富有的作家罗根·皮索尔·史密斯抄写文稿。史密斯没有让他做什么事，可实际上每周给他8英镑，这在当时是相当大的数目了。史密斯希望有个鲍斯韦尔，但是他是注定要失败的，因为鲍斯韦尔式的写作需要刻苦和勤奋。此外，康纳利很快同一个有钱的女子简·拜克威尔结婚，每年有了1000英镑的收入。他好像喜欢她，但这对夫妇都很自私，不想要孩子。有次在巴黎，简流产没有成功，不得不再做手术，这意味着她再也不能有孩子了；这也影响到她的腺体，变得过于肥胖，丈夫也就对她失去了兴趣。康纳利对妇女的态度似乎从来没有认真过，他承认，对他来说，“爱”是“独生子的表现癖”的形式，这意味着“想把我的个性踩在什么人的脚底下，如同一只小狗藏起一只脏兮兮的球”。同时简的钱也足够使他不必正常工作，康纳利在1928-1937年的日记中记录了其后果：“无所事事的上午”“上午极为空闲，大约两点钟吃午饭”“我躺在沙发上，努力去想象一片浓密的黄色阳光移过一堵白墙”。“太过懒散了，一个这么懒散的人难以依靠任何人、任何东西，他们中大多数会避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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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47658 事实上，康纳利也不全像他喜欢说的那么懒，他完成了对文学风气进行敏锐批评的著作《可能的敌人》，这本书出版后（1938），被认为是那10年中最有影响的著作之一，它表明，无论怎么说，康纳利有才能去领导那个时代比较喜欢交际的知识分子。西班牙战争爆发时，他立即政治化了，并去那里访问3次，就如某一阶级的知识分子必须去大陆旅游一番，给自己的头脑大大猎取些东西一样。康纳利从哈里·波里特那里得到一封委任的信件，当康纳利的同伴W.H.奥登在巴塞罗那的蒙居其公园随地小便——这在西班牙是个严重的罪过——而被逮捕时，这封信就有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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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47660 康纳利关于这几次访问的见闻，主要刊登于《新政治家》，文风犀利，同其他大多数知识分子那时写的基调灰暗的表态文章相比，使人耳目一新。他自我介绍说：“我属于有史以来世界上最没有政治色彩的那些人中的一员……我们与其去参加政治集会，还不如去教堂。”他们当中“更现实的人物”—他举伊夫林·沃和肯尼斯·克拉克为例，已经领悟到“他们所过的那种生活有赖于和统治阶级密切合作”；其他人则一直摇摆不定，直到西班牙战争爆发：“（现在）他们的思想已经完全政治化了，我以为，这是国外的事造成的。”但他敏锐地注意到，左派许多人的动机是野心，或者是因为“恨他们的父亲，或者是不喜欢他们的公立学校，或者是在海关遭到了侮辱，或者是为性关系担心”。他把主要的注意力放到文学和政治价值的重要性上来，他称赞埃德蒙·威尔逊的《阿克瑟尔的城堡》是“唯一接受了审美的、又接受了经济的标准的左派批评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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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47662 康纳利这里暗示的是，政治化的文学没有发挥作用。一旦理智告诉他安全的时候，他就立即公开宣布“介入”过时了。1939年10月，他的一个富有的赞赏者就为他设计了一个完美的角色：编辑一本发表新作品的杂志《地平线》，它特定的目的是依靠文学的特长，对抗战时那种完全封闭的精神。从一开始，这本杂志就取得惊人的成功，确定了康纳利作为知识界主要的权力代理人的位置。到1943年，他觉得自己能够把20世纪30年代作为一个错误进行评论了：“这10年中最典型的文学都是政治化的，它在两个方面遭到了失败，因为它没有实现任何政治目的，也没有带来任何具有长久价值的文学作品。”康纳利开始用对启蒙式的享乐主义的追求来代替知识分子对乌托邦的探索。他在《地平线》的专栏和《不平静的坟墓》中都是如此，后者是一本关于快乐的文集，表现了逃避现实的思想。康纳利在青年时代就把他的思想体系称为寻找“完美的幸福”；在20世纪30年代的无产阶级时代，他称之为“审美的唯物主义”，现在它成了“对文明标准的捍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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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47664 但是事实上直到1946年6月，那时战争已经结束，康纳利才在《地平线》的一篇社论中详细地表明他的纲领。颇具典型意味的是，正是目光敏锐的伊夫林·沃注意到这一说明，他一直密切地关注着康纳利在干些什么，即使是在战时的动荡不安之中也是如此。后来他在《荣誉之剑》三部曲中讽刺战时的康纳利，称他是“不安分的常青树”，称他的杂志是“残剩品”，称他漂亮的知识分子女助手——在实际生活中她们是莉丝·鲁保克和索尼娅·布朗威尔，前者和康纳利共眠一床，后者成为第二位奥威尔夫人。这时他把《碑》的天主教读者吸引到康纳利的纲领的穷凶极恶上来。康纳利曾列出以下10个目标，称之为“文明社会的主要标志”：（1）废除死刑；（2）改造刑法，建立模范监狱，实施犯人重新就业；（3）推进贫民窟卫生和建设“新城镇”；（4）对照明和取暖进行补贴，“像空气一样免费供给”；（5）免费供应药品、食品和衣服；（6）废除检查制度，人人都可以按照自己的愿望写作、说话和行动，废除旅行限制、货币兑换控制，停止电话窃听和为具有异端思想的人物设立档案；（7）修改禁止同性恋、堕胎和离婚的法律；（8）限制财产所有权，保护儿童权利；（9）保护建筑和自然美，对艺术进行补贴；（10）制定反对种族和宗教歧视的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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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47666 这个纲领事实上是为实现一个宽容的社会所制定的准则。而且如果除去康纳利某些不切实际的经济思想，他所号召的一切最终不但在英国，而且在美国和多数西方民主国家，在20世纪60年代都被写进了法律。这些变化几乎影响了社会、文化和性生活的每一个方面，它使20世纪的60年代类似于18世纪的90年代，成为现代历史上最关键的几个10年之一。沃感到了惊恐，这是可以理解的。他怀疑，按照康纳利所提议的那样去做，实际上会导致铲除基督教社会的基础，用普遍的对快乐的追求来取代它。康纳利把这些看作文明的最终确立，在其他人看来，则是在地狱中结束文明。然而，它毫无疑问地表明，多少有影响的知识分子离开了政治的乌托邦，转而去侵蚀社会的纪律和准则。这一点在18世纪为卢梭所证明，在19世纪又为易卜生所证明，现在它又再一次被证明了，而在康纳利所说的政治化的20世纪30年代，它失败了，从知识分子的无论何种观点看来，20世纪60年代是宽容的，它取得了令人瞩目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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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47668 康纳利虽然一直活到1974年，他在确定了他的程序表之后，却很少通过革命去实行它。他生来不是进行长期斗争或做出英雄般作为的人。有时他至少思想上愿意这么去做，但是体质一直很弱。他有过一段话，很适用于他自己：“每一个胖子体内都禁锢着一个瘦子，他狂暴地躁动着，想挣扎出来。”但是瘦子西里尔从来没有出现。在“反英雄”这个词汇造出来之前很久，他就是这种人，他所走的每一步，都显示出贪婪、自私和卑劣的破坏。早在1928年，因为一张洗衣房的账单他没有付款，德斯蒙德·麦卡锡就称他是机会主义者和“寄生虫”。任何一个殷勤接待过康纳利的人，也确实有理由感到后悔。比如，有一位在祖父的时钟底部发现了他称之为“盥洗室残垢”的东西，伯纳斯爵士在他的奇彭代尔式家具[195]中发现了一只装着死虾的破盆，毛姆追查到康纳利偷了他奖品鳄梨中的两只，逼着他打开手提箱拿了出来。康纳利住过的卧室的抽屉里曾收回来几个星期前他吃了一半的饭食，或者几根面条、一点火腿片会在主人的书里面出现，表明他读到这里了。他“带着恶意，漫不经心地把雪茄烟灰弹到一位著名的美国知识分子的妻子在烹饪比赛中取胜的食品上”。康纳利还有一些毫无骑士风度的行为：1944年当V形炸弹投向伦敦的时候，他同一位高贵的女士正在床上——就同30年前罗素所做的一样，她可能是帕蒂塔夫人（后来在实际生活中成为安妮·弗莱明夫人），伊夫林·沃说她是这一时期在康纳利的兴趣中扮演角色的人物。不过当罗素跳下康斯坦斯·梅尔森夫人的床时，做出一副对人类的野蛮行为十分气愤的姿态；而对康纳利来说，他跳下床是为惊恐所支配，不过又用一句漂亮话来弥补：“极度的恐惧赶走了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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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47670 显然，这样一种人，即使有精力，也是不可能领导改革运动走向文明的，当然不可能。懒散、嫌麻烦、自我厌倦，这些使康纳利在1949年扼杀了《地平线》：“我们关上了对着贝德福广场的长窗户，电话拿走了，家具收藏起来，过期的杂志送进地下室，档案在尘土中腐烂。只有来稿还是源源不断地继续送来，就好像一个已经自杀了的人的牛奶。”康纳利最终同可怜的吉恩离婚，同一位知识分子的姘妇、美貌的芭芭拉·谢克尔顿结婚。但是这场婚姻（1950-1954）并不成功，两人都警惕地注视着对方，两人也都继承着托尔斯泰和索尼娅以及布卢姆斯伯里许多居民的传统，相互竞争着写日记，准备将来出版。这场婚姻破裂以后，康纳利向埃德蒙·威尔逊激烈地埋怨过谢克尔顿的日记，其中写到她同他的关系，也许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作为小说出现，而威尔逊记下他的话并说：“她把他的一部日记没收来藏了起来，其中他记下了他同她的关系，但是他知道藏在哪里，于是趁她不在，就破门而入，把日记拿回去了。”显然没有过这种事，因为至今没有出现过这样一本日记。但谢克尔顿的日记最终在1987年出版了，康纳利担心其中的内容是有理由的，它提供了一个怠惰的知识分子仰面而卧时的一幅令人难忘的画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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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47672 比如，1950年10月8日，谢克尔顿写道：“（西里尔）又陷到床里去了，像一只死鹅，还穿着睡衣……他更深地陷进枕头，闭上眼睛，带着一种从痛苦中解脱出来的表情……1个小时后我进了卧室，西里尔还在躺着，闭着眼睛。”10月10日的日记写道：“（西里尔）在盥洗室已有很长一段时间了，那时我在洗衣服。后来我进了卧室，发现他赤身站在那里，以一种失望的神情凝视着空中……我回到卧室，发现他继续向空中盯着看……我写了一封信回到卧室，他还在那里，背对房间，倚着窗框。”一年以后，1951年11月7日的日记写道：“（西里尔）不愿下去吃饭，他躺在床上，嘴吮着被单的一角……他躺了差不多1个小时了，折叠着的被单一头从他嘴里拖下来，像是蛹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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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47674 然而，这位文明的价值观的拥护者生下的是宽容的蛋，伊拉斯谟以同样的方式生下宗教改革[196]的蛋。不过孵蛋却是别人的事了，在这个过程中增加了一个令人不安的新因素，康纳利确实没有预见到，如果他预见到了，他会感到后悔的：这就是对暴力的崇拜。这是一个奇怪的事实，暴力对某些知识分子总是具有强大的吸引力，它同希望得到激进的、绝对的结论是一致的。此外，我们怎么能解释托尔斯泰、罗素以及其他许多名义上的和平主义者对暴力的兴趣呢？萨特也是，他迷恋暴力，在如同昏暗云层般的委婉词句的后面，暴力沾湿了他的手。正如他所说的：“年轻的时候，面对警察，我们的工作不仅是要证明警察就是一种暴力，而且要把年轻人团结起来，反对暴力。”后来，一个知识分子没有投入支持黑人的“直接行动”（即暴力），萨特说他“犯了谋杀黑人的罪恶——那些被警察、被制度所杀死的（黑豹党党徒[197]）好像就是他扣动扳机杀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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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47676 知识分子同暴力的结合是如此经常地发生，不能认为这是一种偶然现象。它常常采用赞美“行动者”即实行暴力者的形式。墨索里尼在知识分子中间的追随者的数字令人吃惊，他们并不全都是意大利人。希特勒在攀登权力宝座的时候，他在校园里始终得到很大的成功。他对学生的竞选呼吁一般超出他在全体居民中的表演，他在教师和大学教授们中间的表演总是非常出色，许多知识分子被吸引进入纳粹党的较高层次，更多的人参加了冲锋队令人憎恶的暴行。比如在希特勒东欧“最后决战”的先锋部队4个机动杀伤营中，军官中大学毕业生的比例就高得异乎寻常。比如指挥其中D营的奥托·奥兰道夫就从3所大学获得过学位，其中一个是法学博士。同样的，斯大林在他的时代在知识分子中也有众多的赞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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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47678 知识分子对暴力的鼓励或容忍，有时是一种典型的思维不严密的结果。奥登关于西班牙内战的诗歌《西班牙》发表于1937年3月，其中有一行是臭名昭著的：“有意识地接受这种犯罪：必要的杀人。”奥威尔总体上喜欢这首诗，但批评了这一行，因为只有对那些“杀人至多只是个字眼的人”才写得出这样的诗。奥登为这行诗辩护说：“如果有正义的战争这种东西，那么为了实现正义，杀人就是必要的了。”但是他又把“必要”一词去掉了。金斯利·马丁在第一次大战中曾在公谊会救护队服役，他退出了任何形式的实际暴力，有时在理论上又乱说一通，为暴力辩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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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47680 另一方面，一些知识分子甚至对暴力事实并没有感到厌恶。诺曼·梅勒（1923-2007）的例子是特别能说明问题的，在许多方面，他是我们正在考察的那种知识分子的典型。他出身上流社会，是一个女性当家的家庭中唯一的男孩子，他一开始就处于一个宠爱他的女性小圈子的中心，其中有他的母亲范妮和她的许多姐妹。母亲的娘家谢奈德尔也很富有，她管理着一个很成功的企业，后来梅勒本人的姐妹也加入这个圈子。这男孩是模范的布鲁克林儿童，安静、得体，在班级里总是第一名，16岁进入哈佛大学。他的进步得到家中女性们热情的赞扬，“家里所有的女人都把诺曼看成猫咪”，这是他的第一任妻子比阿特丽斯·西尔弗曼的评价，她还写道：“范妮不愿意她的小天才结婚。”“天才”是范妮嘴里提到梅勒时常用的一个词，有次梅勒出现在法庭中，她告诉记者：“我的孩子是个天才。”梅勒的几个妻子，或迟或早，都很不乐意地认识到有一个范妮总管。第三个妻子吉恩·坎贝尔夫人抱怨说：“我们所做的一切就是同他母亲一道吃饭。”第四个妻子是个白肤、金发、碧眼的女演员，她自称贝弗莉·本特利，她因为捏造反范妮的言论而受到严厉指责（甚至受到身体的攻击）。然而，这些妻子本身也是以成人代替了梅勒儿童时代的女性小圈子，因为梅勒同她们离婚以后，除了其中的一个，她们仍然全都同他保持着关系。他辩解说：“当你同一个女人离婚以后，那时友谊就开始了，因为其中无价值的性关系不再存在。”他总共有过6个妻子，同她们生下了8个孩子，第六个妻子诺里斯·丘奇和梅勒的长女同岁。此外还有其他许多女人。第四个妻子抱怨说：“我怀孕的时候，他弄到一个航空乘务员，我们的孩子带回家3天，他就开始干那种事。”他从一个女人转到另一个女人，使人强烈地想到罗素，而那种后宫般的气氛，又使人想起萨特。虽然梅勒出身的家庭具有女性当家的背景，但他具有强烈的大男子主义思想。他第一次婚姻的破裂，是因为他妻子期望有个职业，梅勒就把她当作“处于发育阶段的妇女解放分子”而打发了。他抱怨第三个妻子说：“吉恩夫人放弃了1000万美元而嫁给了我，但她却从来没有为我做过一顿早餐。”至于他同第四个妻子关系的结束，是因为她同别人有私情。他的女人之一曾抱怨说：诺曼不愿意同有职业的妇女发生任何关系。1971年，V.S.普里契特[198]在评论梅勒的一本书时说，梅勒有这么多的妻子（到那时还只有4位），这一事实表明，他“显然对妇女不感兴趣，他感兴趣的是她们具有的某种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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