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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尔曼的权威的基础，是在其自传里塑造的关于自己的非凡神话，在某些方面，它可以同卢梭在《忏悔录》中对自我的神圣化相匹配。正如已经反复证明的，一些知识分子领袖人物——萨特、德·波伏娃、罗素、海明威、高兰茨是突出的典型——的回忆录是完全不可信的。但是这些知识分子的自我美化中最危险的地方，是用似乎是惊人的坦率和承认有罪来麻痹读者。比如托尔斯泰的日记，虽然好像是诚实的，但实际上它们隐瞒的比披露的要多得多。卢梭的《忏悔录》，正如狄德罗和其他认识他的人当时就已经察觉的，是精心设计的欺骗实验，一块坦率的装饰板掩盖了谎话连篇的泥坑。赫尔曼的回忆录同这种狡猾的模式是一致的。她常常承认记忆中有模糊和混淆的地方，也有小小的错误，她就给了读者一个印象，她始终是在努力从过去模糊不清的泥沙中筛选出准确的事实。所以，这本书一出现，许多评论家，包括一些最敏锐的评论家，都赞扬这本书真实可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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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20世纪70年代赫尔曼的廷臣们赞扬的歌声和奉承的喧闹之中，那些亲身经历过她的谎言的人所发出的不同声音逐步大了起来。特别是《流氓时代》出版以后，她的叙述遭到一些重量级人物的挑战，比如内森·格拉泽在《评论》、西德尼·胡克在《遭遇》、阿尔弗雷德·凯辛在《绅士》、欧文·豪在《异议》都发表了文章。不过这些作家主要集中于揭露她令人吃惊的歪曲和删节，大都还没有意识到她的捏造。他们的攻击是民主自由主义者同强硬路线的斯大林主义分子持续斗争的一个部分，比较而言，他们并没有引起多少人注意，也没有给赫尔曼带来严重的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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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此后，赫尔曼的判断犯了一个灾难性的错误。这个错误并不具有典型性，它产生在赫尔曼非常在行的一个领域：公共关系。她同玛丽·麦卡锡长期不和，这可以追溯到20世纪30年代美国左派队伍中斯大林主义同托洛茨基主义的分裂，此后就一直如此。1948年在萨拉·劳伦斯学院的研讨班上发生了一场争吵，麦卡锡发现赫尔曼在关于约翰·多斯·帕索斯和西班牙问题上说谎，后来在1949年的沃尔多夫代表大会她们又继续交火。从此麦卡锡就不断指责赫尔曼大量说谎，不过显然并没有给她带来多大的伤害。在1980年1月的“狄克·凯维特节目”中，麦卡锡重复了对赫尔曼说谎的指责中最广为人知的一句话：“我在一次会见中曾经说过：她写的每一个字都是谎话，包括‘和’和‘这’。”麦卡锡说这话时，赫尔曼也在看这个节目，她的愤怒和对诉讼的爱好战胜了她的精明，她开始起诉，要求222.5万美元的损害赔偿，她以旺盛的精力坚持不懈地把官司打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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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的发展完全证明，对诽谤的起诉和争论只会把注意力吸引到诉讼上来。早先对赫尔曼撒谎的指责并没有给她带来什么伤害，而现在公众竖起了耳朵，预感到将有一场捕猎——也许是杀戮。无论如何，诉讼总是有害于公共关系，一个起诉别的作家的作家从来不被人喜欢。大家都知道赫尔曼很有钱，而麦卡锡却不得不卖掉房子来支付诉讼费用。双方的朋友都往这场官司里挤，并带来金钱和建议。这场诉讼及其预审，变成了一个重要的故事。此后，人们的注意力就被吸引到赫尔曼是否诚实的问题上来了。更严重的问题是，这场官司带来知识分子的一种新游戏：追查赫尔曼杜撰过些什么东西。麦卡锡很快就不得不支付25000美元的费用，当她面临经济破产的时候，她除了带领着这群家伙前进之外别无选择。正如赫尔曼的传记作者威廉·赖特所说：“赫尔曼起诉麦卡锡，她就逼迫这个国家最敏锐、最生气勃勃的头脑之一去仔细检查赫尔曼的全部作品，追查谎言。”其他人也很乐意加入其中。在1981年春天出版的一期《巴黎评论》上，玛莎·盖尔霍恩列举并用文献证明了赫尔曼关于西班牙的八大谎言。斯蒂芬·斯彭德[192]则把麦卡锡的注意力吸引到穆丽尔·加德纳这样一个少见的事例上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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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彭德同穆丽尔有过一段短暂关系，穆丽尔是一个富有的美国姑娘，她曾同英国人朱利安·加德纳结过婚。她去维也纳学习精神病学，在那里加入一个反纳粹的地下组织，化名为“玛丽”，私下传送信息和偷渡人员。她爱上了一位名叫乔·布亭格尔的奥地利反纳粹的社会主义者，并同他结婚。1939年战争爆发以后，他们离开欧洲，定居新泽西州。赫尔曼从来没有见过穆丽尔，但是从她的纽约律师那里听说过有关她、她的丈夫以及他们的地下活动等全部情况。美国一位富有的女继承人，嫁给了一位中欧的社会主义者和抵抗运动的领袖，这样一种构思就成了《守望莱茵河》的开端。赫尔曼是在布亭格尔夫妇去新泽西后5个月开始写作的，但实际情节同他们没有什么关系。当赫尔曼写作《旧画翻新》的时候，她再次使用了穆丽尔的经历，称她为“朱莉娅”，不过，这一次她也把自己作为朱莉娅的朋友写进了故事。一身英雄的色彩和美丽的光泽，她是把这一切都当作事实写进自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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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问世以后，并没有人对赫尔曼的叙述提出疑问。穆丽尔读后，给赫尔曼写了一封非常友好的信，指出她的经历同朱莉娅的相似之处。她没有得到答复，后来赫尔曼说她从来没有收到过那样一封信。既然赫尔曼从来没有见过穆丽尔，她就只能争辩说，有过两个美国地下工作者：一个是“朱莉娅”，一个是“玛丽”。那么朱莉娅是谁呢？赫尔曼说，她已经死了，那么她的真实姓名是什么呢？赫尔曼表示不能披露：因为她的母亲还活着，可能会被德国反动派作为“不成熟的反纳粹分子”而迫害。随着关于赫尔曼是否说谎这场争论的发展，穆丽尔逐步抛弃了她对赫尔曼的信任，1983年，她在耶鲁大学出版了回忆录《化名玛丽》。此书出版以后，《纽约时报》和《时代》杂志的记者对《旧画翻新》和电影《朱莉娅》提出了一些令赫尔曼难堪的问题。奥地利抵抗运动档案馆主任赫伯特·斯泰纳博士确证只有一个“玛丽”。无论朱莉娅是玛丽，还是朱莉娅是个杜撰，在任何一种情况下，都可以揭穿赫尔曼是个大撒谎家。麦卡锡同穆丽尔进行联系，把这一材料中的许多内容收入档案，为诽谤诉讼的预审做好准备。1984年6月，《评论》发表了波士顿大学塞缪尔·麦克莱肯的著名文章《莉莲·赫尔曼的朱莉娅及其他虚构》。他做了大量的、警察式的研究，包括火车时刻表、轮船航程表、戏剧节目单和其他可以查证的事实，这些拼凑成《旧画翻新》中赫尔曼所叙述的有关朱莉娅的细节。任何人心气平和地读了这篇文章，都不会再有任何疑问了：朱莉娅的情节是一段虚构，是以赫尔曼从来没有见过的一位妇女的真实经历为基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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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克莱肯的调查也揭开了赫尔曼生活中另一个阴暗角落的盖子：她对金钱的追逐。她总是很贪婪，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愈甚。她的多数诉讼都带有经济目的。哈米特死后，她同一个有钱的费城人阿瑟·柯温私通。柯温劝她投资，并给她设想出一个得到哈米特版权的诡计。哈米特的版权在政府手中，用以抵他所欠的税款。由于收到的版税很少，柯温就说服政府把版权拍卖掉，最高价为5000美元。赫尔曼又说服哈米特的女儿同意出卖，并骗她们说否则她们就要对哈米特的债务负责。赫尔曼和柯温是仅有的投标人，他们各出了2500美元就得到了版权。赫尔曼其后就精神抖擞地为这一笔文学财富而奔忙了，很快美元就滚滚而来——她仅仅把哈米特的一个故事改编为一部电视就得到了25000美元。柯温后来也死了，按照赫尔曼在《旧画翻新》中所说的，他没有留下任何遗嘱。麦克莱肯却确认柯温有遗嘱，赫尔曼从这个遗嘱中什么也没有得到，这表明柯温死前和赫尔曼有过争吵。显然，赫尔曼劝告过柯温的妹妹，说柯温的遗愿是，把他在哈米特版权中所占有的份额送给赫尔曼。这位妹妹就写了封信，把版权转让给赫尔曼了。这样，赫尔曼就享用着哈米特的价值越来越高的版权，直到她去世，这也是她在遗嘱里留给哈米特贫穷的女儿们的唯一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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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尔曼死于1984年7月3日，即麦克莱肯的文章发表1个月后。这时她那个虚构的、在上面建造了自己声誉的世界，正在她耳边爆裂。从她作为左派激进分子的雄心勃勃的女王开始，她就处处设防。但是知识分子的英雄或女英雄们是不会轻易就被清除掉的。正如意大利南方的农民，当他们所喜爱的圣徒被揭露只是一种虚构的人物，并没有存在过，但过了很久，他们还是继续贡献祭品和进行祈祷。热爱进步的人们也是这样迷恋他们的偶像，尽管这些偶像的双足是泥土所制的。虽然卢梭一生的荒唐甚至在他自己那个时代就广为人知，但理性的崇拜者们还是向他的圣坛蜂拥而去，把关于他的德行的神话变成固定的信念。萨特长期声望的下降、他后期观点的昏庸，都没有能阻挡5万名巴黎的鉴赏家们为他的葬礼而出动。赫尔曼在玛莎的葡萄园中的葬礼，也有许多人参加，其中来表示敬意的名流有诺曼·梅勒、詹姆士·雷斯顿、卡萨琳·格雷汉姆、沃伦·比蒂、朱利斯·费弗、威廉·斯蒂伦、约翰·黑塞和卡尔·本斯顿。她身后留下了近400万美元，大部分由两个机构托管，其中一个是达希尔·哈米特基金会，其资金被责成“在卡尔·马克思学说的信徒、已故的达希尔·哈米特的政治、社会和经济信仰，当然是激进主义的信仰指导下”进行授予。尽管揭露出如此之多的谎言，关于莉莲·赫尔曼的神话制造业还是继续在平静地运转。1986年1月，赫尔曼去世18个月以后，这位圣徒的传记剧《莉莲》在纽约上演，观众很多。随着20世纪80年代的过去，世俗的弥撒表明，奉献给这位理性女神的蜡烛仍然在燃烧。莉莲·赫尔曼，是同她的英雄斯大林一样，最终埋藏在合乎礼仪的幽暗之中，还是她的虚构的故事以及她其余的一切，仍然是进步思想的战斗的象征？我们等着瞧。不过以往两百年的经验表明：有丰富的生活，也有众多的谎言，在这位老姑娘的身上同样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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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分子 12 理性的逃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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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世俗知识分子的主要目标有了重要变化，重点从乌托邦主义转入享乐主义。这一变化开始很慢，后来就逐步加快。研究变化的起源，最好的方法是考察3个英国作家的观点和他们的关系，他们都生于1903年：乔治·奥威尔（1903-1950），伊夫林·沃（1903-1966），西里尔·康纳利（1903-1974）。他们可以分别被看作旧式的理智论者、反理智论者和新式的理智论者。当奥威尔被致命的疾病打垮时，沃才开始小心翼翼地同他结交，沃和康纳利成年以后一生都在争吵，奥威尔和康纳利在读书时就相识。这3位作家中的每一个都对其他两人持有一种谨慎、怀疑、有时是嫉妒的目光。而康纳利则感到自己是3个人当中的失败者，他把自怨自艾的两行诗写在维吉尔的一本书中，送给了戏剧批评家T.C.卫斯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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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顿同学有奥威尔，牛津同学有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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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前此后他自己都微不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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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种说法远非事实，在某些方面可以说他是3人中影响最大的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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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先看奥威尔。他几乎是旧知识分子的经典范例，就是说他在政治上显然是用对乌托邦、对未来的社会主义的信奉取代了他不相信的宗教理想主义，对他而言，上帝是不可能存在的。他相信人类，但是他观察自己奉献的对象时靠得太近，反而看不清楚。奥威尔原名埃里克·布莱尔，生于一个不那么重要的帝国建造者的家族，他看起来就属于那种家族。他身材又高又瘦，剪得短短的头发，浓密整齐的小胡子。他祖父在驻印度的军中服役，外祖父是贝玛的一个柚木商人，父亲供职于印度内务部鸦片局。他和康纳利进了同一家属于上层社会的私人学校，后来又都进了伊顿公学。他之所以接受这种昂贵的教育，是因为他同康纳利一样，是聪明孩子，指望能得到奖学金并为学校增光。但后来两个孩子事实上对这所学校都做了有趣但含有敌意的描述，使学校受到了伤害。奥威尔的文章《如此如此快乐》是没有什么特色的夸大，甚至虚假。他在伊顿公学的导师A.S.F.高欧对私立学校颇为了解，他相信奥威尔是被康纳利所收买，才做出这种不公平的指责。如果是这样，那是康纳利唯一的一次机会，去诱惑奥威尔干一种不道德的事，特别是其中包含着谎言。正如维克多·高兰茨紧咬着牙所评价的：奥威尔令人痛苦地诚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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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威尔离开伊顿以后，去印度当了5年警察（1922-1927），这样他就看到了资本主义比较丑恶的方面：鞭刑和绞刑。他发现自己无法忍受，他的两篇出色的文章《一次绞刑》《猎象记》对不列颠的帝国精神的暗中损害，事实上恐怕超过其他任何作品。他休假回到英国，辞去在内务部的职务，决心当个作家。他考虑了各种各样的笔名，诸如P.S.布顿、肯尼斯·迈尔斯、H.利维斯·奥尔威斯等以后，选了“乔治·奥威尔”。奥威尔是这样一种知识分子：他相信，至少在青年时代相信，世界可以用理智的力量改造，因此他是用观点和概念来思考的。但是他的本性，或许是他经受的警察训练，使他对人民具有强烈的兴趣，他的警察本能一定在告诉他，事情并非如它的外表那样，只有探索和细致的调查才能产生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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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同大多数知识分子不同，奥威尔以对工人阶级生活的近距离的考察，开始了他的社会主义理想主义者的生涯。在这方面，他同埃德蒙·威尔逊有某些共同之处，也怀有一种对严格的真理的激情；但他比威尔逊更加坚持寻找关于“工人”的知识，而且对这种经历的追求多少年间都是他生活的中心主题。他最初是住在瑙亭山，那里当时是伦敦的贫民窟。后来1929年他在巴黎当洗碗工和厨房杂工。他得了肺炎——长期因肺部衰弱而痛苦，47岁时死于此病——发作后进了巴黎的一家慈善医院，他的这种冒险才结束，这段惨痛的经历在他的《巴黎、伦敦落魄记》一书中没有描述。后来他又在兰开夏郡的威根工业城，同一些流浪汉和吸毒者生活在一起，在一个工人家中搭伙，还开了一个乡村杂货店。他所有的这些活动都是一个目的：“我觉得我不但要脱离帝国主义，而且要脱离任何人统治人的形式，我自己要深入被压迫者之中，成为他们中的一员，站在他们一边反抗暴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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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到了1936年西班牙内战爆发，奥威尔不但道义上支持共和国—90%以上的西方知识分子都是这么做的——他还同他们所有的人不同，他实际上为共和国进行战斗。而且他正好是战斗在共和军中负担最重、牺牲最大的一支——无政府主义的民兵（POUM）中，这一经历对他此后的一生是极具关键性的。特别是，奥威尔最初是想亲自到西班牙看一看局势，然后再决定干些什么。但去西班牙很难，通道实际上被共产党控制着。奥威尔先去找维克多·高兰茨，被推给约翰·斯特雷奇，斯特雷奇转过来又让他去找共产党的首领哈里·波里特。波里特要他先同意加入共产党控制的国际旅，否则就不给他写推荐信。奥威尔谢绝了，这倒不是因为他对国际旅有什么不满——事实上，次年他在西班牙还试图进入其中——而是因为这使他在实地考察前就失去了选择权。于是，他转向一个叫作独立劳动党的左翼派别，被他们送到巴塞罗那的无政府主义者那里，这样他就加入了POUM民兵。他被巴塞罗那震动了：“这是一个工人阶级掌权的城市”，他更被民兵的存在所震动，在这个城市里，“市民生活的许多常见的主题——势利、金钱统治、对老板的恐惧等等——绝对不存在了，通常的社会阶级的划分消失了，这在英国那种被金钱所败坏的气氛中几乎是无法想象的”。他寻求战斗，在战斗中负了伤，这是使他在某些方面精神高扬的经历。他给康纳利写了一封信，对后者进行了婉转的责备。康纳利观察了这场战争，像大多数知识分子一样，他只是一个“关心的”旅游者，奥威尔在信中写道：“遗憾的是你在阿拉贡[193]的时候没有到我们的阵地来看我，否则我会在地下掩体里请你喝一杯茶的。”奥威尔把服役的民兵描述为“一个团体，在那里更常见的是希望而不是冷漠无情或玩世不恭，在那里‘同志’一词意味着同志关系，而不是大多数国家里那种骗人的鬼话”。那里“没有人热衷名利”，“一切都短缺，但没有特权、没有奉承拍马”。他觉得，这种“朴实的迹象，社会主义的开始阶段也许就像这样”。他在信中最后的结论是：“我看到了一些美好的东西，终于真正信仰了社会主义，我过去从来没有信仰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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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随之而来的令人沮丧的经历，是对无政府主义者的清洗。成千上万个奥威尔的同志被直接杀死或投进监狱，再拷打、处死。所幸他逃过一命。在回英国的途中，他清楚地看到，要出版对这些可怕事件的叙述是困难的，无论是“左派读书俱乐部”的维克多·高兰茨，还是《新政治家》的金斯利·马丁—“左派读书俱乐部”和《新政治家》是英国进步思想所依靠的两个主要机构——都不给他机会。他被迫转向别处。奥威尔总是把经验放在理论前面，这些事情证明他是多么正确。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一切价值观和忠诚都变得混乱了，大战中发生的事所确证的经验和结果给了奥威尔一种教训：人比抽象的观念更重要，他永远确信这一点。奥威尔没有完全抛弃他的这种信念：思想的力量能够创造一个更好的社会，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仍然是个知识分子，但是他攻击的核心从现存的、传统的资本主义社会转向骗人的乌托邦。他最伟大的两部作品《动物庄园》（1945）和《一九八四》（1949）本质上是批判现实化的抽象概念，批判集权主义者对心灵和肉体的控制——实体化的乌托邦要求这样的控制，批判他所说的“中央集权的经济易于产生的堕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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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的这一转移必然导致奥威尔对知识分子本身采取高度批判的观点，这也充分地记录了他的可以称之为军人的而非波希米亚的气质。他的作品中随处可见一些离题的话，比如（在谈到埃兹拉·庞德时所说的）：“即使是从诗人那里，人们也有权期待普通的礼仪。”而他的警句是：穷人、普通人，比起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更看重他所谓的“通行的正派”，更依附于诸如正直、忠诚、诚实等朴素的美德。1950年去世时，他的最高政治目标还是不清楚，他仍然是含含糊糊地被归入左派知识分子。随着他荣誉的增加，左派和右派发生了争斗，实际上还在争斗，都说他效忠于自己，但在他死后的40年中，他越来越被当作一根棍子，去打击左派的知识分子概念。那些感到同本阶级关系最密切的知识分子，长期把他看作敌人。比如，玛丽·麦卡锡在她关于奥威尔的文章中，政治观点有时是混乱的，但到处表现出特权意识，她尖刻地说，奥威尔“气质上是保守的，就像一位退休的上校或工人那样反对举止、衣服或思想走极端”，他是个“刚出现的庸人，确实是个庸人”，他的社会主义是“一种未经检验的、精神失常的思想，一种纯粹的夸张”。他对斯大林主义者的追击是偶然的，“仅仅是个人厌恶的产物”，他“政治上的失败……是思想的失败”，如果他还活着，他必然会向右转，“他死了，对他来说，这或许是一种幸事”。（最后这一观点——死要比反对激进派好——是一个令人吃惊的例子，它表明了典型的知识分子首先考虑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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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内的知识分子离开奥威尔的一个原因是，他越来越确信，继续寻找政治解决办法是正确的，“正如医生必须尽力去挽救一个也许快死的病人一样”，我们不能不以“承认政治行为主要是非理性的”为出发点，所以，知识分子一般并不习惯于一定要用这种解决办法。但在知识分子对奥威尔变得怀疑的同时，那些具有相反主张的人——算是文人吧——却倾向于同情他。举例说，伊夫林·沃就从来没有低估生活中非理性的重要，他开始同奥威尔通信，去医院中看望他。如果奥威尔活下去，他们的友谊也许会很好地发展，他们第一次合作，提出了一个共同的要求：他们喜欢的作家P.G.沃德豪斯[194]不要因为他愚蠢的（但同庞德相比，完全没有什么毒害）战时广播而被迫害。这说明，他们两个人都坚持认为，同意识形态上的正确性这种抽象概念相比，具体的人更重要。沃很快发现，奥威尔可能成为知识界队伍中的逃兵。他在1945年8月31日的日记中写道：“我同我的共产党人的表弟克劳德一道吃饭，他要我警惕托洛茨基主义的文学，结果我读了奥威尔的《动物庄园》，而且非常喜欢。”他同样承认《一九八四》的力量，但他发现，在参加反抗奥威尔所描述的暴政时，宗教精神竟然没有保存下来，他感到难以置信。沃在1949年7月17日给奥威尔的最后一封信中写道：“你看，你的书使我多么激动，以至我要冒险作一次布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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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威尔勉勉强强、犹豫不决地接受的东西——乌托邦主义的失败，这是由于人类行为基本上是无理性的——沃在他大部分的成熟期，却是吵吵嚷嚷地加以维护。确实从来没有一位大作家，甚至吉卜林这样的作家，对这种反理智论的立场做出更清楚的表述。沃和奥威尔一样，相信个人的经验，相信自己看到的东西，反对理论上的想象。他没有认真探索过的东西是没有价值的。同奥威尔一样，他同被压迫者生活在一起，他热衷于旅游，常去偏远难行的地区。他见过许多人和事，对于这个世界他既有实践的也有书本的知识。当他就一些严肃的问题写作时，他也非常注意真实。他的一部公开的政治著作《法律下的掠夺》，是描述墨西哥革命政权的，引言是对读者的警告，他把自己写作这个问题的论据讲得十分清楚，对于他来说，这些根据似乎是很不充分的。他要读者注意那些同他自己的观点不相同的人的作品，警告他们不要简单地根据他的叙述来断定墨西哥正在发生的事，他强调说，他为“介入”文学感到悲哀。他说，许多读者“讨厌自由印刷的特权”，他们决定通过组成读书俱乐部，“给自己加上一种自愿的审查制度”—他心里想的是高兰茨的“左派读书俱乐部”—所以，“他们完全可以相信，无论他们读的是什么，都是为了巩固他们现有的观点而写作的”，因此，沃认为，这是对他自己的信仰的适当总结，对他的读者也是公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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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他是个保守主义者，他在墨西哥所见到的一切，都在增强他的信念。人的本性“是流放者，在这个地球上他永远不会自我满足或完美”。他认为，人们幸福的机会“并不受到他们生活于其中的政治和经济环境太大的影响”，人的状态的突然变化，通常会把事情弄得更糟，这却为“不道德的人为了错误的理由而鼓吹”。他相信要有政府：“人们不可能没有规则共同生活在一起”，但规则“应当限于维护安全的最小范围”，“没有一种受命于上帝的政府形式比另一种形式好”，“社会中的无政府主义成分”是如此强烈，所以“保持和平是任何时候都要做的事”。财富和地位的不平等是“不可避免的”，所以，“讨论消灭它们有什么好处是毫无意义的”。事实上，人们“在阶级系统中自然而然地安排好了自己”，所以“任何合作都是必要的”。战争和征服同样是不可避免的。艺术也是人类的自然功能，伟大的艺术作品“碰巧”都产生于“政治专制系统之下”，“虽然我并不认为它同任何特定的系统联系在一起”。沃最后说，他是爱国者，是基于这样一种意义：他不认为不列颠的繁荣必定会伤害其他任何人，如果有时伤害了，“我希望不列颠，而不是它的敌手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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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沃就描述了社会是什么样和应当怎么样，以及他对此的反应。他确实有一种理想化的眼光，但是作为一个反理智论者，他坦率地承认，这是不现实的。正如他在1962年出版的一部著作的导言里所说的，他理想的社会有4个阶层：顶层是“光荣和正义的源泉”，紧接着是“从上级获得职务，并作为传统、道德和美的守卫者的男女”，他们必须准备做出牺牲，但也得到保护，免得被“世袭的家财所带来的腐败和野心所污染”，他们是艺术的培育者和风气的监督者。在他们下面，是从事行业和学术的阶级，他们从儿童时代起就被培养“正直的习惯”。底层是体力劳动者，他们为自己的技能而感到自豪，共同的对君王的忠诚，把他们同上面各层的人联合起来。沃的结论这样断言：理想的社会本身是不朽的，“总的说来，一个人最适合的，是他目睹的他父亲所从事的工作”。但是，这种理想“历史上从来没有过，也永远不会有，我们每一年都与之相距更远”，尽管如此，他并不是一个失败主义者。他说，他不想只是哀叹，然后屈从于时代精神，“因为时代精神是组成这个时代的人的精神，越是强烈地表现出对流行时尚的不赞同，把它从毁灭性的过程中转移出来的可能性就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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