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3247650 沃不断地并尽其最大能力表现出“对流行时尚的不赞同”，怀有这样的观点，他自然不参与政治，正如他说的：“我并不渴望在我的君王选择他的仆人时提出建议。”他不但自己避开政治，而且感到悲哀：他的那么多朋友和同时代人，不只是西里尔·康纳利，屈从于20世纪30年代的时代精神，把自己政治化，背弃了文学。康纳利使沃为之倾倒，沃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在几本书中提到他，并作为一个热烈而敏锐的旁观者对他的作品进行了解释。沃为什么有这种兴趣？有两个原因：首先，沃认为康纳利值得注意，因为他具有出众的智慧，在作品里他能够“一段接着一段，都具有精美的形式，运用风趣的戏拟，出色的叙述，聪明的隐喻”，有时还具备“令人难忘的独创性”；但同时康纳利缺乏文学结构感——沃宁愿称之为文学的建筑学，也缺少持续的活力，所以他不能写出大作品，沃发现这种不协调很有意思。其次，但更重要的是，沃把康纳利看作时代精神的代表，因此把他当作一只珍贵的鸟来看待。沃在康纳利的《不平静的坟墓》（此书现在奥斯丁的得克萨斯大学人文科学研究中心）中，对他的性格做了许多注释：他是“我们这代人当中最典型的”，他“缺乏真正的学术性”，他“喜爱闲暇、自由和舒适”，他有“浪漫式的势利”，“浪费和缺乏自信”“高度的表达才能”，但又被“懒散所拘束”，被他的爱尔兰气质所妨碍，无论他多么费力地要除去它，他“还是个爱尔兰男孩、移民、思乡病人，他衣衫不整，喜欢害羞，在酒馆里玩笑不断，口中随时准备引文，害怕女巫，害怕教士，为自己的小把戏扬扬自得”，他有着“爱尔兰人的根深蒂固的信念：只有两种实际的存在——地狱和美国”。在20世纪30年代，沃为这一事实而感到痛惜——康纳利在写“当代文学史”时，不是按照作家“运用和探索自己才能的方式”，而是写成“一连串的运动”：挖地道、丢炸弹、军事包围，或者是党派欺诈、弄虚作假，这也许是出于他身上的爱尔兰因素。沃严肃地责备康纳利“投入”“介入的魔爪”，即他所有年轻的朋友都陷入其中的那个阴暗寒冷的政治深渊。他认为，“对这样巨大的天才，这是一个令人遗憾的结局，是所有的敌人当中最险恶的”。他认为康纳利不会长久地迷恋政治，无论怎么说，他可以做些更好的事，像康纳利这样的人，怎么可能去教导人类如何生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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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47652 确实如此。康纳利从任何意义上说都不是一个坏人，他在非同一般的程度上展示了知识分子的道德弱点。原先，至少从20世纪30年代到50年代，平均主义时髦的时候，他自称是平均主义者，他是个势利的人。他抱怨道：“没有什么事比把我当作一个爱尔兰人对待更使我恼怒的了。”他指出，“康纳利”只是他的8个曾祖父母中的一个爱尔兰人的姓氏。他出身于一个职业军人和水手的家族，他父亲是个普通的军官，但是父亲的父亲却是海军上将，他的一个姨妈是金斯顿伯爵夫人。1953年在《新政治家》上一篇来历不明的人物传略中，评论家约翰·雷蒙德指出，康纳利在《可能的敌人》中篡改了他的传记的细节，1938年（那是无产阶级的年代）的原版中隐瞒了他的外祖父一族和地主亲戚，在1948年的修订版中经过精心的安排他们又出现了，那时知识分子的时尚有了变化。雷蒙德注意到，康纳利总是为正确地把握这种“文化趋向”而“探测目标”，“对过去四分之一个世纪英国文学的装腔作势、杂乱纷繁、装神弄鬼，没有人比他有更多的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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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47654 康纳利早就很势利了，像许多重要的知识分子如萨特等一样，康纳利是个独子，他母亲崇拜他，称他是“瘦小子”。他是个被宠坏了的自我中心主义者，生来丑陋，不善运动，他发现了寄宿学校的粗暴，为了能生存下去，首先，他热情地奉承那些上等人家的孩子，他兴奋不已地告诉母亲：“这学期我们当中贵族真多……一位莎米斯亲王，杰姆斯福德伯爵的孙子，马登侯爵的孙子——侯爵是埃塞克斯伯爵的儿子，还有一个是勋爵的孙子，一个是伦敦主教的侄儿。”他生存下去的第二个手段是才智。同萨特一样，他很快就发现，智力上的机灵，特别是使其他孩子发笑的能力，使他勉强被人接受了。后来他写道：“‘康纳利很有意思’，这句话将会流传，我很快会招来一大群人。”在有权势的孩子面前，康纳利如同宫廷小丑，甚至到了伊顿公学，他仍是如此，不过在那里他扩展到智慧的领域：“我在学院的下层，完全成了苏格拉底。”康纳利以“被骡子踢脸的公费生”而闻名，他以其才智，如愿成了“大爷”。理所当然地，牛津大学随之对他开放。他的同代人约瑟尔勋爵对他说：“你得到了波里奥奖学金，你也成了大爷，你知道，如果你今后一生中什么事也不干，我也不会感到惊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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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47656 这个预言有变成现实的可怕危险，康纳利自己意识到这一点，他对自己如同对别人一样，总是非常敏感。他早就承认，他是个享乐主义者，他表明，他的目的并不是要如同“完美的幸福”那么完美，但是他自己没有财产可以继承，如果被迫去鼓足精神，那又怎么可能幸福呢？沃正确地指出他的懒散，康纳利自己也承认“懒惰使我无所作为”。他在牛津很少工作，被评为丙等。后来他弄到个轻松的工作，为富有的作家罗根·皮索尔·史密斯抄写文稿。史密斯没有让他做什么事，可实际上每周给他8英镑，这在当时是相当大的数目了。史密斯希望有个鲍斯韦尔，但是他是注定要失败的，因为鲍斯韦尔式的写作需要刻苦和勤奋。此外，康纳利很快同一个有钱的女子简·拜克威尔结婚，每年有了1000英镑的收入。他好像喜欢她，但这对夫妇都很自私，不想要孩子。有次在巴黎，简流产没有成功，不得不再做手术，这意味着她再也不能有孩子了；这也影响到她的腺体，变得过于肥胖，丈夫也就对她失去了兴趣。康纳利对妇女的态度似乎从来没有认真过，他承认，对他来说，“爱”是“独生子的表现癖”的形式，这意味着“想把我的个性踩在什么人的脚底下，如同一只小狗藏起一只脏兮兮的球”。同时简的钱也足够使他不必正常工作，康纳利在1928-1937年的日记中记录了其后果：“无所事事的上午”“上午极为空闲，大约两点钟吃午饭”“我躺在沙发上，努力去想象一片浓密的黄色阳光移过一堵白墙”。“太过懒散了，一个这么懒散的人难以依靠任何人、任何东西，他们中大多数会避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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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47658 事实上，康纳利也不全像他喜欢说的那么懒，他完成了对文学风气进行敏锐批评的著作《可能的敌人》，这本书出版后（1938），被认为是那10年中最有影响的著作之一，它表明，无论怎么说，康纳利有才能去领导那个时代比较喜欢交际的知识分子。西班牙战争爆发时，他立即政治化了，并去那里访问3次，就如某一阶级的知识分子必须去大陆旅游一番，给自己的头脑大大猎取些东西一样。康纳利从哈里·波里特那里得到一封委任的信件，当康纳利的同伴W.H.奥登在巴塞罗那的蒙居其公园随地小便——这在西班牙是个严重的罪过——而被逮捕时，这封信就有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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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47660 康纳利关于这几次访问的见闻，主要刊登于《新政治家》，文风犀利，同其他大多数知识分子那时写的基调灰暗的表态文章相比，使人耳目一新。他自我介绍说：“我属于有史以来世界上最没有政治色彩的那些人中的一员……我们与其去参加政治集会，还不如去教堂。”他们当中“更现实的人物”—他举伊夫林·沃和肯尼斯·克拉克为例，已经领悟到“他们所过的那种生活有赖于和统治阶级密切合作”；其他人则一直摇摆不定，直到西班牙战争爆发：“（现在）他们的思想已经完全政治化了，我以为，这是国外的事造成的。”但他敏锐地注意到，左派许多人的动机是野心，或者是因为“恨他们的父亲，或者是不喜欢他们的公立学校，或者是在海关遭到了侮辱，或者是为性关系担心”。他把主要的注意力放到文学和政治价值的重要性上来，他称赞埃德蒙·威尔逊的《阿克瑟尔的城堡》是“唯一接受了审美的、又接受了经济的标准的左派批评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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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47662 康纳利这里暗示的是，政治化的文学没有发挥作用。一旦理智告诉他安全的时候，他就立即公开宣布“介入”过时了。1939年10月，他的一个富有的赞赏者就为他设计了一个完美的角色：编辑一本发表新作品的杂志《地平线》，它特定的目的是依靠文学的特长，对抗战时那种完全封闭的精神。从一开始，这本杂志就取得惊人的成功，确定了康纳利作为知识界主要的权力代理人的位置。到1943年，他觉得自己能够把20世纪30年代作为一个错误进行评论了：“这10年中最典型的文学都是政治化的，它在两个方面遭到了失败，因为它没有实现任何政治目的，也没有带来任何具有长久价值的文学作品。”康纳利开始用对启蒙式的享乐主义的追求来代替知识分子对乌托邦的探索。他在《地平线》的专栏和《不平静的坟墓》中都是如此，后者是一本关于快乐的文集，表现了逃避现实的思想。康纳利在青年时代就把他的思想体系称为寻找“完美的幸福”；在20世纪30年代的无产阶级时代，他称之为“审美的唯物主义”，现在它成了“对文明标准的捍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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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47664 但是事实上直到1946年6月，那时战争已经结束，康纳利才在《地平线》的一篇社论中详细地表明他的纲领。颇具典型意味的是，正是目光敏锐的伊夫林·沃注意到这一说明，他一直密切地关注着康纳利在干些什么，即使是在战时的动荡不安之中也是如此。后来他在《荣誉之剑》三部曲中讽刺战时的康纳利，称他是“不安分的常青树”，称他的杂志是“残剩品”，称他漂亮的知识分子女助手——在实际生活中她们是莉丝·鲁保克和索尼娅·布朗威尔，前者和康纳利共眠一床，后者成为第二位奥威尔夫人。这时他把《碑》的天主教读者吸引到康纳利的纲领的穷凶极恶上来。康纳利曾列出以下10个目标，称之为“文明社会的主要标志”：（1）废除死刑；（2）改造刑法，建立模范监狱，实施犯人重新就业；（3）推进贫民窟卫生和建设“新城镇”；（4）对照明和取暖进行补贴，“像空气一样免费供给”；（5）免费供应药品、食品和衣服；（6）废除检查制度，人人都可以按照自己的愿望写作、说话和行动，废除旅行限制、货币兑换控制，停止电话窃听和为具有异端思想的人物设立档案；（7）修改禁止同性恋、堕胎和离婚的法律；（8）限制财产所有权，保护儿童权利；（9）保护建筑和自然美，对艺术进行补贴；（10）制定反对种族和宗教歧视的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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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47666 这个纲领事实上是为实现一个宽容的社会所制定的准则。而且如果除去康纳利某些不切实际的经济思想，他所号召的一切最终不但在英国，而且在美国和多数西方民主国家，在20世纪60年代都被写进了法律。这些变化几乎影响了社会、文化和性生活的每一个方面，它使20世纪的60年代类似于18世纪的90年代，成为现代历史上最关键的几个10年之一。沃感到了惊恐，这是可以理解的。他怀疑，按照康纳利所提议的那样去做，实际上会导致铲除基督教社会的基础，用普遍的对快乐的追求来取代它。康纳利把这些看作文明的最终确立，在其他人看来，则是在地狱中结束文明。然而，它毫无疑问地表明，多少有影响的知识分子离开了政治的乌托邦，转而去侵蚀社会的纪律和准则。这一点在18世纪为卢梭所证明，在19世纪又为易卜生所证明，现在它又再一次被证明了，而在康纳利所说的政治化的20世纪30年代，它失败了，从知识分子的无论何种观点看来，20世纪60年代是宽容的，它取得了令人瞩目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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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47668 康纳利虽然一直活到1974年，他在确定了他的程序表之后，却很少通过革命去实行它。他生来不是进行长期斗争或做出英雄般作为的人。有时他至少思想上愿意这么去做，但是体质一直很弱。他有过一段话，很适用于他自己：“每一个胖子体内都禁锢着一个瘦子，他狂暴地躁动着，想挣扎出来。”但是瘦子西里尔从来没有出现。在“反英雄”这个词汇造出来之前很久，他就是这种人，他所走的每一步，都显示出贪婪、自私和卑劣的破坏。早在1928年，因为一张洗衣房的账单他没有付款，德斯蒙德·麦卡锡就称他是机会主义者和“寄生虫”。任何一个殷勤接待过康纳利的人，也确实有理由感到后悔。比如，有一位在祖父的时钟底部发现了他称之为“盥洗室残垢”的东西，伯纳斯爵士在他的奇彭代尔式家具[195]中发现了一只装着死虾的破盆，毛姆追查到康纳利偷了他奖品鳄梨中的两只，逼着他打开手提箱拿了出来。康纳利住过的卧室的抽屉里曾收回来几个星期前他吃了一半的饭食，或者几根面条、一点火腿片会在主人的书里面出现，表明他读到这里了。他“带着恶意，漫不经心地把雪茄烟灰弹到一位著名的美国知识分子的妻子在烹饪比赛中取胜的食品上”。康纳利还有一些毫无骑士风度的行为：1944年当V形炸弹投向伦敦的时候，他同一位高贵的女士正在床上——就同30年前罗素所做的一样，她可能是帕蒂塔夫人（后来在实际生活中成为安妮·弗莱明夫人），伊夫林·沃说她是这一时期在康纳利的兴趣中扮演角色的人物。不过当罗素跳下康斯坦斯·梅尔森夫人的床时，做出一副对人类的野蛮行为十分气愤的姿态；而对康纳利来说，他跳下床是为惊恐所支配，不过又用一句漂亮话来弥补：“极度的恐惧赶走了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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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47670 显然，这样一种人，即使有精力，也是不可能领导改革运动走向文明的，当然不可能。懒散、嫌麻烦、自我厌倦，这些使康纳利在1949年扼杀了《地平线》：“我们关上了对着贝德福广场的长窗户，电话拿走了，家具收藏起来，过期的杂志送进地下室，档案在尘土中腐烂。只有来稿还是源源不断地继续送来，就好像一个已经自杀了的人的牛奶。”康纳利最终同可怜的吉恩离婚，同一位知识分子的姘妇、美貌的芭芭拉·谢克尔顿结婚。但是这场婚姻（1950-1954）并不成功，两人都警惕地注视着对方，两人也都继承着托尔斯泰和索尼娅以及布卢姆斯伯里许多居民的传统，相互竞争着写日记，准备将来出版。这场婚姻破裂以后，康纳利向埃德蒙·威尔逊激烈地埋怨过谢克尔顿的日记，其中写到她同他的关系，也许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作为小说出现，而威尔逊记下他的话并说：“她把他的一部日记没收来藏了起来，其中他记下了他同她的关系，但是他知道藏在哪里，于是趁她不在，就破门而入，把日记拿回去了。”显然没有过这种事，因为至今没有出现过这样一本日记。但谢克尔顿的日记最终在1987年出版了，康纳利担心其中的内容是有理由的，它提供了一个怠惰的知识分子仰面而卧时的一幅令人难忘的画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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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47672 比如，1950年10月8日，谢克尔顿写道：“（西里尔）又陷到床里去了，像一只死鹅，还穿着睡衣……他更深地陷进枕头，闭上眼睛，带着一种从痛苦中解脱出来的表情……1个小时后我进了卧室，西里尔还在躺着，闭着眼睛。”10月10日的日记写道：“（西里尔）在盥洗室已有很长一段时间了，那时我在洗衣服。后来我进了卧室，发现他赤身站在那里，以一种失望的神情凝视着空中……我回到卧室，发现他继续向空中盯着看……我写了一封信回到卧室，他还在那里，背对房间，倚着窗框。”一年以后，1951年11月7日的日记写道：“（西里尔）不愿下去吃饭，他躺在床上，嘴吮着被单的一角……他躺了差不多1个小时了，折叠着的被单一头从他嘴里拖下来，像是蛹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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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47674 然而，这位文明的价值观的拥护者生下的是宽容的蛋，伊拉斯谟以同样的方式生下宗教改革[196]的蛋。不过孵蛋却是别人的事了，在这个过程中增加了一个令人不安的新因素，康纳利确实没有预见到，如果他预见到了，他会感到后悔的：这就是对暴力的崇拜。这是一个奇怪的事实，暴力对某些知识分子总是具有强大的吸引力，它同希望得到激进的、绝对的结论是一致的。此外，我们怎么能解释托尔斯泰、罗素以及其他许多名义上的和平主义者对暴力的兴趣呢？萨特也是，他迷恋暴力，在如同昏暗云层般的委婉词句的后面，暴力沾湿了他的手。正如他所说的：“年轻的时候，面对警察，我们的工作不仅是要证明警察就是一种暴力，而且要把年轻人团结起来，反对暴力。”后来，一个知识分子没有投入支持黑人的“直接行动”（即暴力），萨特说他“犯了谋杀黑人的罪恶——那些被警察、被制度所杀死的（黑豹党党徒[197]）好像就是他扣动扳机杀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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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47676 知识分子同暴力的结合是如此经常地发生，不能认为这是一种偶然现象。它常常采用赞美“行动者”即实行暴力者的形式。墨索里尼在知识分子中间的追随者的数字令人吃惊，他们并不全都是意大利人。希特勒在攀登权力宝座的时候，他在校园里始终得到很大的成功。他对学生的竞选呼吁一般超出他在全体居民中的表演，他在教师和大学教授们中间的表演总是非常出色，许多知识分子被吸引进入纳粹党的较高层次，更多的人参加了冲锋队令人憎恶的暴行。比如在希特勒东欧“最后决战”的先锋部队4个机动杀伤营中，军官中大学毕业生的比例就高得异乎寻常。比如指挥其中D营的奥托·奥兰道夫就从3所大学获得过学位，其中一个是法学博士。同样的，斯大林在他的时代在知识分子中也有众多的赞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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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47678 知识分子对暴力的鼓励或容忍，有时是一种典型的思维不严密的结果。奥登关于西班牙内战的诗歌《西班牙》发表于1937年3月，其中有一行是臭名昭著的：“有意识地接受这种犯罪：必要的杀人。”奥威尔总体上喜欢这首诗，但批评了这一行，因为只有对那些“杀人至多只是个字眼的人”才写得出这样的诗。奥登为这行诗辩护说：“如果有正义的战争这种东西，那么为了实现正义，杀人就是必要的了。”但是他又把“必要”一词去掉了。金斯利·马丁在第一次大战中曾在公谊会救护队服役，他退出了任何形式的实际暴力，有时在理论上又乱说一通，为暴力辩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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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47680 另一方面，一些知识分子甚至对暴力事实并没有感到厌恶。诺曼·梅勒（1923-2007）的例子是特别能说明问题的，在许多方面，他是我们正在考察的那种知识分子的典型。他出身上流社会，是一个女性当家的家庭中唯一的男孩子，他一开始就处于一个宠爱他的女性小圈子的中心，其中有他的母亲范妮和她的许多姐妹。母亲的娘家谢奈德尔也很富有，她管理着一个很成功的企业，后来梅勒本人的姐妹也加入这个圈子。这男孩是模范的布鲁克林儿童，安静、得体，在班级里总是第一名，16岁进入哈佛大学。他的进步得到家中女性们热情的赞扬，“家里所有的女人都把诺曼看成猫咪”，这是他的第一任妻子比阿特丽斯·西尔弗曼的评价，她还写道：“范妮不愿意她的小天才结婚。”“天才”是范妮嘴里提到梅勒时常用的一个词，有次梅勒出现在法庭中，她告诉记者：“我的孩子是个天才。”梅勒的几个妻子，或迟或早，都很不乐意地认识到有一个范妮总管。第三个妻子吉恩·坎贝尔夫人抱怨说：“我们所做的一切就是同他母亲一道吃饭。”第四个妻子是个白肤、金发、碧眼的女演员，她自称贝弗莉·本特利，她因为捏造反范妮的言论而受到严厉指责（甚至受到身体的攻击）。然而，这些妻子本身也是以成人代替了梅勒儿童时代的女性小圈子，因为梅勒同她们离婚以后，除了其中的一个，她们仍然全都同他保持着关系。他辩解说：“当你同一个女人离婚以后，那时友谊就开始了，因为其中无价值的性关系不再存在。”他总共有过6个妻子，同她们生下了8个孩子，第六个妻子诺里斯·丘奇和梅勒的长女同岁。此外还有其他许多女人。第四个妻子抱怨说：“我怀孕的时候，他弄到一个航空乘务员，我们的孩子带回家3天，他就开始干那种事。”他从一个女人转到另一个女人，使人强烈地想到罗素，而那种后宫般的气氛，又使人想起萨特。虽然梅勒出身的家庭具有女性当家的背景，但他具有强烈的大男子主义思想。他第一次婚姻的破裂，是因为他妻子期望有个职业，梅勒就把她当作“处于发育阶段的妇女解放分子”而打发了。他抱怨第三个妻子说：“吉恩夫人放弃了1000万美元而嫁给了我，但她却从来没有为我做过一顿早餐。”至于他同第四个妻子关系的结束，是因为她同别人有私情。他的女人之一曾抱怨说：诺曼不愿意同有职业的妇女发生任何关系。1971年，V.S.普里契特[198]在评论梅勒的一本书时说，梅勒有这么多的妻子（到那时还只有4位），这一事实表明，他“显然对妇女不感兴趣，他感兴趣的是她们具有的某种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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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47682 梅勒和许多知识分子共有的第二个特点是自我宣传的天才，他的著名小说《裸者与死者》（1948）的出色的推销，是由他的出版商拉因哈特所做的高度专业性的工作，是战后最费苦心、确实也是最成功的推销活动之一。活动一旦开始，梅勒就把他自己的公共关系——这在其后的30年中，都是一种奇迹，对一切人也都是一种警告——包括他的作品、众多妻子、离婚、他的观点、吵架以及政治活动，巧妙地编织成一件无缝的天衣，作为自己的广告。他是第一个有效地运用电视推销自己的知识分子，在其中演出了一幕幕值得回忆的、有时又是可怕的场景。他早就领会了电视对动作的胃口是永远不会满足的，同仅仅是讲话正好相反，这样，他就沿着海明威已经在引导的方向，使自己成为知识分子中最活跃的人物。设计出所有这些自我推销是为了什么呢？虚荣和利己主义。当然，也不能过于强调像托尔斯泰、罗素、萨特这些人的许多行为，用他们想吸引别人的注意就能准确地解释，虽然表面看来他们是非常理性化的。这里还有一个比较世俗的目的：挣钱。梅勒大男子主义的爱好被证明是很费钱的，1979年他被第四个妻子带到法庭，他在申辩中说，他不可能每周付给她1000美元，他说他每周付给第二任妻子400美元，第五个妻子400美元，第六个妻子600美元。他有50万美元的债务，欠他的经纪人18.5万美元，没有付的税款80500美元，以至国内税务局对他的房产保留了10万美元的扣押权。他为自己做的这些广告显然是打算用来吸引读者的，做得非常漂亮。这里只举一个例子，他的长篇论文《性的囚徒》对女权主义进行了攻击，并作为他婚姻上的越轨行为的结果进行了详尽讨论，此文发表在1971年3月的《哈泼斯》上，这期杂志在书报摊上卖掉的份数，超过了它120年历史上的任何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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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47684 然而，梅勒的自我推销也有个严肃的目的：推动一种思想，这成为统治他的工作和生活的主题——人类需要抛弃某些限制自己发挥力量的约束；迄今为止，多数受过教育的人，把这种约束同文明等同起来——比如诗人叶芝就明确地把文明界定为“自我抑制的试验”。梅勒对这一假设提出了疑问：有些时候，人身暴力对某些人也许并不是必要的或正义的吧？他通过一条迂回曲折的道路到达这一立场。年轻的时候，他是个标准的共产党的同路人，1948年的总统竞选活动中，他为华莱士[199]写过18篇演说稿，但在1949年沃尔多夫代表大会上他同共产党断绝了关系，此后，他的政治观点，虽然有时只是反映出左翼自由派的看法，但变得更富有个性和独创性，特别是他的小说创作和新闻报道，引导着他去考察黑人的地位和美国西部地区生活中黑人文化的形式。欧文·豪的杂志《异议》在1957年夏季一期上发表了他的论文《白种黑人》，这是他最有影响的作品，甚至是战后最重要的文献之一。在文中，他对年轻、自信、坚持自我权利的那些黑人的“嬉皮士[200]意识”和他们的行为进行了分析，认为这是一种反文化的形式，他进行了解释，并为之辩护，这又促使了激进的白人采取这种“嬉皮士”态度。梅勒论证说，黑人文化有许多方面，进步的知识分子应当去作仔细的考察，如反理性主义、神秘主义、对生活的力量感，特别是暴力以至革命的作用。梅勒写道，想一想两个年轻人把一个糖果店主拷打致死的实际例子吧，其中就没有有价值的方面吗？“我所杀的不仅是一个50岁的弱者，也杀死了一种制度，我侵犯了私有财产，也同警察建立了新的关系，把一种危险的因素引入了自己的生活。”既然狂热向内转，对于创造活动是一种危险，当暴力被使用、被具体化和得到发泄的时候，这本身不也是创造性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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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47686 这是第一次对个人暴力——作为同社会的“制度化的暴力”所对立的东西——做出认真的考察，并力图赋予其合法性的精心作品，它在某些地区引起了愤怒，这是可以理解的。豪后来自己承认他最好是删去关于糖果店主被杀的段落。这时，诺曼·波德霍雷茨[201]攻击它是“我所见到过的道德上最令人讨厌的观点之一”，它表明“嬉皮士主义思想会通向哪里”。但是大批的年轻人，有白人也有黑人，所期待的正是这样一种引导和理性化的说明。《白种黑人》是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发生的许多事件的证明文献，对迄今为止被认为不属于文明行为的举止和态度，从理论上赋予正当性，也给西里尔·康纳利在10年前所提倡的宽容化的程序加上了重要的、也是有害的条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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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47688 梅勒依据他的中心思想，通过他自己公开的和私下的行动，来强化和宣传它，使它具有了更大的影响。1960年7月23日，他因为在普洛温斯城的一家警察局吵闹而受审，被判犯有酗酒罪，但还不是“妨碍治安”罪。11月14日，他再次被控在百老汇一家俱乐部中有妨碍治安的行为。5天以后，他在纽约家中举行盛大招待会，宣布竞选纽约市长。到了半夜，当各种各样的客人，如贾森·爱泼斯坦和乔治·普利姆顿离开宴会的时候，他在寓所外面的街道上强忍着醉意，同他们打了起来。到凌晨4点30分，他从外面回来了，眼睛被打青，嘴唇肿着，衬衫上沾着血迹。他的第二任妻子阿黛尔·莫洛丝是一位有西班牙血统的秘鲁画家，有一次规劝他，他就拿出一把有2英寸半刀刃的铅笔刀刺进她的腹部和背部，一个伤口有3英寸深，她侥幸没有死。这一事件发生以后是复杂的法律程序，阿黛尔拒绝签署诉状，诉讼1年后结束，梅勒被延期宣判和缓刑。他这一时期的评论中没有显示出任何特别内疚的色彩。在同麦克·华莱士的一次会见中，他说：“对于少年罪犯来说，小刀是非常有意义的，你看，这是他的宝剑、是他的男子汉气概。”他还补充道，在中央公园应当有年度团伙比武。1961年2月6日，他在“犹太青年联盟诗歌中心”朗读他的诗作，其中有这样的句子：“只要你用起一把刀/就留下了某种爱”；中心主任以“猥亵言论”为由赶紧打铃落幕。这件事情结束以后，梅勒总结说：“10年的愤怒使我这么做，做了以后我感觉好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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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47690 梅勒还故意做出公开的努力，以推进反文化。一个被《白种黑人》所鼓励的青年国际党徒杰里·鲁宾策划了1965年3月2日在柏克莱举办的反越战集会。梅勒是大会的主要发言人，他说，林顿·约翰逊总统所说的“伟大社会”正在“从玩杂耍到拉大便”。他劝告2万名学生说，不要只是批评总统，而是要侮辱他，把他的相片倒过来贴在墙上。听众中有一位阿比·霍夫曼很快就成为反文化的高级宣教士，他说，梅勒表明了“不是把目标对准决议，而是对准做出决议的核心人物，这就能更有效地调节你的抗议情绪”。两年以后，即1967年10月21日，在五角大楼前的大游行中，梅勒扮演了一个显眼的角色，他用下流话来取悦和刺激无数的听众，他对他们说：“我们要去试一试，把它戳在政府的屁股上，正好是五角大楼的括约肌上。”他因此被逮捕，判刑入狱30天（缓期25天执行）。被释放后，他告诉新闻记者说：“亲爱的美国同胞们，你们看，今天是星期天，我们去焚烧在越南的基督徒的血和肉。”—他为自己的引喻辩护说，虽然他自己不是基督徒，但他同一位基督徒结婚了。这就是他的编号第四的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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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47692 实际上梅勒把嬉皮士的语言，即马路上的声音带进了政治，他在腐蚀政治家的神圣性，其中伴随着大量的做作。1968年5月，学生骚动的高峰期，一位作家在《乡村之声》上撰文分析梅勒的呼吁时说：“他们为什么不能研究研究梅勒呢？这个梅勒，在运动发生之前他就宣传革命了，这个梅勒，他称L.B.J [202]是怪物，而计算尺般的自由主义者还在为他写作讲演稿。这个梅勒，他变成了黑人、变成了钱罐、变成了古巴、变成了暴力、变成了存在主义……而在C.赖特·米尔斯的眼睛里，新左派仍然是一阵闪光。”当梅勒确实在压低政治话语的调子时，并不清楚他是否在提高其内容。他对文学生活的影响与此类似，他和同行作家的争斗可以同易卜生、托尔斯泰、萨特、海明威相比，甚至超过他们，他私下里或公开地同威廉·斯蒂伦、詹姆斯·琼斯、考尔德·威林汉姆、詹姆斯·鲍德温、戈尔·维达尔[203]以及其他人争吵过。他也同海明威一样，有时争吵就变成暴力的形式。据说1956年他在斯蒂伦住房外面的花坛上打过架。他的敌手是本奈特·塞夫，梅勒对他说：“你不是个出版家，你是个牙医。”1971年，在一次狄克·凯维特的电视节目上，梅勒同戈尔·维达尔打耳光、撞头。在1977年的一次聚会上，有这样的记录：梅勒对维达尔说：“你看起来像个肮脏的犹太老头。”维达尔回答说“你看起来才像个肮脏的犹太老头”。梅勒把一杯饮料泼到维达尔的脸上，维达尔就咬梅勒的指头。在那次打耳光之后的一次电视辩论中，有《纽约客》驻巴黎记者、雍容华贵而又无辜的珍妮特·弗莱纳参加，辩论发展成为关于鸡奸的维达尔——梅勒式的怒气冲冲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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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47694 弗莱纳：“哎呀，看在上帝的分上！”（笑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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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47696 梅勒：“我知道你生活在法国多年，但是相信我，珍妮特，用另外一种方式进入一个女人之中是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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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47698 弗莱纳：“那我就听着。”（更多的笑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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