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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这一观点相对立的是由洛克、贝克莱和休谟教导出来的、盎格鲁—撒克逊的经验主义传统。它认为,肉体的特性是可以遗传的,而人心生来就是一张白纸,精神的一切特性都要通过经验获得。这些观点一般都有着高度完美的形式,通常在英国、美国和其他国家因其文化而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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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姆斯基对句法的研究——句法是制约词和声音的排列以形成句子的原则——使他发现了所谓的“语言普遍律”。世界上语言的差异,比它们表面上所显示的要少得多,因为一切语言都共享语言普遍律,它决定了句子的等级结构。他以及后来他的门徒所研究的一切语言都符合这一模式,乔姆斯基对此的解释是:句法是直觉的,它固定不变的规则深入于人类的意识,它们必定是遗传学上的继承的结果,我们运用语言的能力是天生的而非习得的。乔姆斯基对他的语言学资料的解释也许并不正确,但迄今为止又似乎是唯一有道理的解释,这一解释也把他坚定地置于“笛卡尔阵营”或“大陆阵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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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在知识分子中,不仅是在学术界,都引起了巨大的轰动,也使乔姆斯基在某种程度上成了名人,就如罗素发表了关于数学原理的作品以后,以及萨特把存在主义通俗化以后所得到的那样。成为这种名人的诱惑使他们把从自己学科得到的名声作为资本,获得一个就公众问题宣传自己观点的舞台。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罗素和萨特都不能抵抗这种诱惑,乔姆斯基也是如此。整个20世纪60年代,在西方,特别是在美国,知识分子越来越为美国在越南的政策,以及执行这一政策时暴力的日益升级所激怒,在这里就出现了一种悖论:知识分子为了得到种族的平等或殖民地的解放,越来越愿意接受使用暴力,甚至是通过信仰太平盛世的恐怖集团;而当他们发现西方的一个民主政府为了保护3个小国免受一个专制政权的占领而使用暴力时,就如此反对,这是怎么回事呢?实在没有一种合乎逻辑的方法可以解释这一悖论。知识分子提供的解释是,他们一方面反对“制度化的暴力”,另一方面又在证明个体的、私人的反抗暴力的正义性(同一理论还有许多变种),认为这样解释就够了。对于乔姆斯基,这些解释确实足够了,他成了并一直是知识分子中对美国的越南政策最重要的一位批评者,他从解释人类如何获得使用语言的能力,转而建议他们如何实施语言的地理政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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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这些知识分子的一个特点是,他们从自己的学科——在那里他们被公认为大师——转向公众事务。在这里,可以说他们听取意见时比其他任何人都没有更大的权利,他们认为自己的转向没有什么不适合的。他们总是宣称他们的特殊知识使他们的观察更富价值。毫无疑问,罗素认为他在哲学上的技能对人类许多问题的建议都是值得注意的——乔姆斯基在他1971年的“罗素讲座”中表示赞同这种主张;萨特说,存在主义同“冷战”所引起的道德问题有着直接的关系,它是我们对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一种答复;乔姆斯基则得出结论说,他关于语言普遍律的作品本身,就是美国在越南政策不道德的主要证据。怎么得出这一结论呢?乔姆斯基论证说,这依赖于你接受哪一种知识理论,如果人心生来确实是一张白纸,那么人们现在同过去一样,如同是一块块黏土,可以把它塑造成我们喜欢的任何形状。这样,他们就成为国家政权、公司经理、专家治国论者或“中央委员会”进行他所谓的“行为规范”的适合的主体。另一方面,如果男男女女具有一种天生的心理结构,对文化和社会的模式有一种本能的需要,这种模式对于他们是“自然的”,那么国家的种种努力最终必然失败,但在失败的过程中,它们会阻碍我们的发展,并包含着可怕的残酷性。美国企图把它的意愿和它的社会、文化和政治发展的特定模式强加在印度支那人民的身上,就是这种残酷性的一种恶劣的范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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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得出这样的结论,就需要特别的“刚愎自用”,这对于任何一个研究知识分子经历的人,都可悲地感到熟悉。乔姆斯基的论证,从天生的结构开始,如果它有根据的话,完全可以说,它构成了对任何一种社会工程的总辩驳。由于各种原因,社会工程确实已经成为明显的骗局和现代史上最大的祸害。在20世纪,在纳粹德国和其他地方,它已经杀死了千百万无辜的人,但是这种社会工程,包括它的全部错误,也是西方民主国家一直信奉的最后一件事。正好相反。社会工程是相信太平盛世的知识分子的创造,他们认为可以依靠自己独自的理性的光芒重新塑造世界。这是极权主义与生俱来的权利。卢梭是其先行者。极权主义是历史上有关社会工程的最长的一次试验,由于它缺少成功,确实证明了乔姆斯基的总辩驳。虽然所有社会工程的方案都由专制或极权的政府实施,但它们起初都是知识分子的作品。比如种族隔离,就是在斯泰隆布希大学[222]的社会心理学系中,详细地设计出其现代形式。在非洲其他地方,类似的制度——比如坦桑尼亚的“乌贾马”[223]、加纳的“良心运动”、塞内加尔的“非洲自豪”运动、“赞比亚人道主义”等等——都是在本地大学的政治系或社会学系中炮制出来的。美国对印度支那的干涉,虽然也许是轻率的,后来又是十分愚蠢地进行下去,但其最初的意图正是为了把那里的人民从社会工程中拯救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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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姆斯基却无视这类讨论,对于极权主义压制或改变人的天性的企图,他显得毫无兴趣。他论证说,同专制暴政一样,自由主义的民主,放任主义的状态,也应当反对,因为资本主义制度,作为它们必然的有机组成部分,就提供了一种强迫因素,这同样是对自我完成的否定。越南战争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资本主义自由派在对一个小国的人民进行压迫,这些人民正力图表明自己天生的强烈要求。当然,战争注定是要失败的,同时也无比残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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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美国而言,最初有着坚定的决心,要确保民主社会在印度支那得到一个发展的机会,而这一决心的改变,乔姆斯基这样的知识分子的论点,无疑起了主要的作用。当美国军队撤出以后,正如那些支持美国干预的人一直预言的,社会的工程师们就进来了,其后就真诚地开始了那些难以言述的暴行。美国军队撤出的直接后果,是在1975年的柬埔寨产生了这个充满惊人罪行的世纪里的最大的罪行之一。一群左派知识分子,在巴黎接受过教育,如今控制着一支可怕的军队,他们在进行着一场残酷无情的社会工程的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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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姆斯基对这种暴行的反应是颇有教益的,这是一种复杂的歪曲,其中包含许多以晦涩的笔墨所做的捏造。不可能花费太多的时间去作详尽的考察,但是实质却非常简单:照乔姆斯基的定义——这一定义现在已经被认为是形而上的事实——美国是印度支那的恶棍,因此根本不能承认柬埔寨发生过大屠杀,直至找到了一些方法,可以表明美国要直接或间接地为这些大屠杀负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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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乔姆斯基和他的同伙的反应就经过了4个阶段:(1)从来没有过大屠杀,这是西方宣传机关的捏造;(2)也许有过小规模的杀人,但是“柬埔寨的痛苦被玩世不恭的西方人道主义者所利用,他们不顾一切、急于克服越南综合征”;(3)杀人比最初想象的规模更大,这是美国的战争罪行使农民变得野蛮的结果;(4)乔姆斯基最终被迫引用“少数几个权威的柬埔寨学者之一”的话,这些学者巧妙地改变了材料排列的次序,以证明最恶劣的大屠杀不是发生在1975年,而是发生在1978年中期,所以发生是由于“传统主义的、种族主义的、反对越南人的原因”,这时的统治政权成为“极端沙文主义的贫苦农民的民粹主义的工具”。它“最终”得到中央情报局的批准。中央情报局就从出于宣传的目的对大屠杀进行夸张,进而实际上犯了屠杀罪。简而言之,波尔布特的罪行正是美国人的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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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乔姆斯基的主要注意力从越南转向尼加拉瓜,但他已经完全不准备同那些富有理性的人们进行严肃的争论了,他在重复着罗素和萨特的悲剧模式。又是一位似乎曾高踞于同伴之上的知识分子,沉重而缓慢地进入极端主义的荒原,正如老托尔斯泰从雅斯纳雅·波良纳出发时那样,愤愤不平而又语无伦次。在许多梦想太平盛世的知识分子的生活中,似乎有着一个不祥的更年期、理智的断经期,这也许可以称之为“理性的逃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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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探讨现在要结束了,从世俗知识分子开始取代旧式的神职人员,成为人类的引路人和导师,至今大约是两百年。对于那些力图教导人类的知识分子,我们已经查看了他们当中的许多个案,考察了他们是否具有完成这一任务的道德的和判断力的资格。我们特别考察了他们对待真理的态度,寻找证据和评价证据的方式;他们对待特定的人,而不是对待人类整体的态度;他们对待朋友、同事、仆人,首先是对待家人的方式。我们也涉及按照他们的劝告会带来的社会的、政治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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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当得出什么结论呢?读者自己会做出判断。但我觉得,当知识分子站起来向我们说教的时候,我发现,公众现在已经产生了某种怀疑,那些大学教师、作家和哲学家,他们或许是很优秀的,但在普通群众中,一种怀疑的倾向正在日益增长:他们是否有权告诉我们应当如何立身行事?人们越来越相信,作为导师,或是作为榜样,知识分子并不比古代的巫医或牧师更聪明、更值得尊重。我也具有这种怀疑。在街上随便找十来个人,他们对道德和政治问题所提出的观点,很可能与同一个层面的知识分子至少一样合乎情理。但我还要再进一步说,在我们这个悲剧的世纪(20世纪),千百万无辜的生命牺牲于改善全部人性的那些计划——最主要的教训之一是提防知识分子,不但要把他们同权力杠杆隔离开来,而且当他们试图集体提供劝告时,应当成为特别怀疑的对象。提防知识分子的委员会、讨论会和联盟,不要信任他们拥挤的队伍中发出的公开声明。他们对政治领袖和重要事件所做的判断不要看得很认真,因为知识分子远不是极端个人主义的和没有信仰的,他们的行为有某种固定的模式。他们形成团体,在他们赞成和高度评价的人所组成的集团中,他们是极端的信仰主义者,这使他们变得十分危险,因为他们制造了舆论潮流和流行的正统思想,其本身常常导致非理性的和破坏性的行为。任何时候我们必须首先记住知识分子惯常忘记的东西:人比概念更重要,人必须处于第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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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分子 译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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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的翻译是我同3位世界文学专业的硕士研究生的集体成果,我翻译本书的2、10、11、12篇,她们所做的工作是(以拼音为序)孟冰纯译6、8、9篇,施敏译1、5、7篇,赵育春译3、4篇。她们的译文均由我校阅定稿,译责由我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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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牵涉到大量背景材料,而且范围极广,这就大大增加了翻译的难度。我们在翻译过程中曾查对各种资料,但错漏恐怕还是难免,请读者诸君指正。原著有几百条尾注用于注明资料出处,这对一般读者用处不大,为了节省篇幅而予删除;为了阅读的方便,我们另外加了一些脚注,其中取自原著的均有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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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研究生杨莉馨正在美国访学,她帮我查找到国外对本书的一些评论,我在此一并向她表示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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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正润 于南京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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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分子 [1]爱德蒙·伯克(1729-1797),英国辉格党政论家,法国大革命的反对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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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疏远,也可译为“异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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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愤怒的青年,指20世纪五六十年代英国一批对现实不满的青年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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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加里克(1717-1779),18世纪英国著名演员,以演出莎士比亚戏剧中的人物著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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