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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这一观点相对立的是由洛克、贝克莱和休谟教导出来的、盎格鲁—撒克逊的经验主义传统。它认为，肉体的特性是可以遗传的，而人心生来就是一张白纸，精神的一切特性都要通过经验获得。这些观点一般都有着高度完美的形式，通常在英国、美国和其他国家因其文化而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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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姆斯基对句法的研究——句法是制约词和声音的排列以形成句子的原则——使他发现了所谓的“语言普遍律”。世界上语言的差异，比它们表面上所显示的要少得多，因为一切语言都共享语言普遍律，它决定了句子的等级结构。他以及后来他的门徒所研究的一切语言都符合这一模式，乔姆斯基对此的解释是：句法是直觉的，它固定不变的规则深入于人类的意识，它们必定是遗传学上的继承的结果，我们运用语言的能力是天生的而非习得的。乔姆斯基对他的语言学资料的解释也许并不正确，但迄今为止又似乎是唯一有道理的解释，这一解释也把他坚定地置于“笛卡尔阵营”或“大陆阵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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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在知识分子中，不仅是在学术界，都引起了巨大的轰动，也使乔姆斯基在某种程度上成了名人，就如罗素发表了关于数学原理的作品以后，以及萨特把存在主义通俗化以后所得到的那样。成为这种名人的诱惑使他们把从自己学科得到的名声作为资本，获得一个就公众问题宣传自己观点的舞台。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罗素和萨特都不能抵抗这种诱惑，乔姆斯基也是如此。整个20世纪60年代，在西方，特别是在美国，知识分子越来越为美国在越南的政策，以及执行这一政策时暴力的日益升级所激怒，在这里就出现了一种悖论：知识分子为了得到种族的平等或殖民地的解放，越来越愿意接受使用暴力，甚至是通过信仰太平盛世的恐怖集团；而当他们发现西方的一个民主政府为了保护3个小国免受一个专制政权的占领而使用暴力时，就如此反对，这是怎么回事呢？实在没有一种合乎逻辑的方法可以解释这一悖论。知识分子提供的解释是，他们一方面反对“制度化的暴力”，另一方面又在证明个体的、私人的反抗暴力的正义性（同一理论还有许多变种），认为这样解释就够了。对于乔姆斯基，这些解释确实足够了，他成了并一直是知识分子中对美国的越南政策最重要的一位批评者，他从解释人类如何获得使用语言的能力，转而建议他们如何实施语言的地理政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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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这些知识分子的一个特点是，他们从自己的学科——在那里他们被公认为大师——转向公众事务。在这里，可以说他们听取意见时比其他任何人都没有更大的权利，他们认为自己的转向没有什么不适合的。他们总是宣称他们的特殊知识使他们的观察更富价值。毫无疑问，罗素认为他在哲学上的技能对人类许多问题的建议都是值得注意的——乔姆斯基在他1971年的“罗素讲座”中表示赞同这种主张；萨特说，存在主义同“冷战”所引起的道德问题有着直接的关系，它是我们对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一种答复；乔姆斯基则得出结论说，他关于语言普遍律的作品本身，就是美国在越南政策不道德的主要证据。怎么得出这一结论呢？乔姆斯基论证说，这依赖于你接受哪一种知识理论，如果人心生来确实是一张白纸，那么人们现在同过去一样，如同是一块块黏土，可以把它塑造成我们喜欢的任何形状。这样，他们就成为国家政权、公司经理、专家治国论者或“中央委员会”进行他所谓的“行为规范”的适合的主体。另一方面，如果男男女女具有一种天生的心理结构，对文化和社会的模式有一种本能的需要，这种模式对于他们是“自然的”，那么国家的种种努力最终必然失败，但在失败的过程中，它们会阻碍我们的发展，并包含着可怕的残酷性。美国企图把它的意愿和它的社会、文化和政治发展的特定模式强加在印度支那人民的身上，就是这种残酷性的一种恶劣的范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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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得出这样的结论，就需要特别的“刚愎自用”，这对于任何一个研究知识分子经历的人，都可悲地感到熟悉。乔姆斯基的论证，从天生的结构开始，如果它有根据的话，完全可以说，它构成了对任何一种社会工程的总辩驳。由于各种原因，社会工程确实已经成为明显的骗局和现代史上最大的祸害。在20世纪，在纳粹德国和其他地方，它已经杀死了千百万无辜的人，但是这种社会工程，包括它的全部错误，也是西方民主国家一直信奉的最后一件事。正好相反。社会工程是相信太平盛世的知识分子的创造，他们认为可以依靠自己独自的理性的光芒重新塑造世界。这是极权主义与生俱来的权利。卢梭是其先行者。极权主义是历史上有关社会工程的最长的一次试验，由于它缺少成功，确实证明了乔姆斯基的总辩驳。虽然所有社会工程的方案都由专制或极权的政府实施，但它们起初都是知识分子的作品。比如种族隔离，就是在斯泰隆布希大学[222]的社会心理学系中，详细地设计出其现代形式。在非洲其他地方，类似的制度——比如坦桑尼亚的“乌贾马”[223]、加纳的“良心运动”、塞内加尔的“非洲自豪”运动、“赞比亚人道主义”等等——都是在本地大学的政治系或社会学系中炮制出来的。美国对印度支那的干涉，虽然也许是轻率的，后来又是十分愚蠢地进行下去，但其最初的意图正是为了把那里的人民从社会工程中拯救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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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姆斯基却无视这类讨论，对于极权主义压制或改变人的天性的企图，他显得毫无兴趣。他论证说，同专制暴政一样，自由主义的民主，放任主义的状态，也应当反对，因为资本主义制度，作为它们必然的有机组成部分，就提供了一种强迫因素，这同样是对自我完成的否定。越南战争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资本主义自由派在对一个小国的人民进行压迫，这些人民正力图表明自己天生的强烈要求。当然，战争注定是要失败的，同时也无比残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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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美国而言，最初有着坚定的决心，要确保民主社会在印度支那得到一个发展的机会，而这一决心的改变，乔姆斯基这样的知识分子的论点，无疑起了主要的作用。当美国军队撤出以后，正如那些支持美国干预的人一直预言的，社会的工程师们就进来了，其后就真诚地开始了那些难以言述的暴行。美国军队撤出的直接后果，是在1975年的柬埔寨产生了这个充满惊人罪行的世纪里的最大的罪行之一。一群左派知识分子，在巴黎接受过教育，如今控制着一支可怕的军队，他们在进行着一场残酷无情的社会工程的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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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姆斯基对这种暴行的反应是颇有教益的，这是一种复杂的歪曲，其中包含许多以晦涩的笔墨所做的捏造。不可能花费太多的时间去作详尽的考察，但是实质却非常简单：照乔姆斯基的定义——这一定义现在已经被认为是形而上的事实——美国是印度支那的恶棍，因此根本不能承认柬埔寨发生过大屠杀，直至找到了一些方法，可以表明美国要直接或间接地为这些大屠杀负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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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乔姆斯基和他的同伙的反应就经过了4个阶段：（1）从来没有过大屠杀，这是西方宣传机关的捏造；（2）也许有过小规模的杀人，但是“柬埔寨的痛苦被玩世不恭的西方人道主义者所利用，他们不顾一切、急于克服越南综合征”；（3）杀人比最初想象的规模更大，这是美国的战争罪行使农民变得野蛮的结果；（4）乔姆斯基最终被迫引用“少数几个权威的柬埔寨学者之一”的话，这些学者巧妙地改变了材料排列的次序，以证明最恶劣的大屠杀不是发生在1975年，而是发生在1978年中期，所以发生是由于“传统主义的、种族主义的、反对越南人的原因”，这时的统治政权成为“极端沙文主义的贫苦农民的民粹主义的工具”。它“最终”得到中央情报局的批准。中央情报局就从出于宣传的目的对大屠杀进行夸张，进而实际上犯了屠杀罪。简而言之，波尔布特的罪行正是美国人的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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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乔姆斯基的主要注意力从越南转向尼加拉瓜，但他已经完全不准备同那些富有理性的人们进行严肃的争论了，他在重复着罗素和萨特的悲剧模式。又是一位似乎曾高踞于同伴之上的知识分子，沉重而缓慢地进入极端主义的荒原，正如老托尔斯泰从雅斯纳雅·波良纳出发时那样，愤愤不平而又语无伦次。在许多梦想太平盛世的知识分子的生活中，似乎有着一个不祥的更年期、理智的断经期，这也许可以称之为“理性的逃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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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探讨现在要结束了，从世俗知识分子开始取代旧式的神职人员，成为人类的引路人和导师，至今大约是两百年。对于那些力图教导人类的知识分子，我们已经查看了他们当中的许多个案，考察了他们是否具有完成这一任务的道德的和判断力的资格。我们特别考察了他们对待真理的态度，寻找证据和评价证据的方式；他们对待特定的人，而不是对待人类整体的态度；他们对待朋友、同事、仆人，首先是对待家人的方式。我们也涉及按照他们的劝告会带来的社会的、政治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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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当得出什么结论呢？读者自己会做出判断。但我觉得，当知识分子站起来向我们说教的时候，我发现，公众现在已经产生了某种怀疑，那些大学教师、作家和哲学家，他们或许是很优秀的，但在普通群众中，一种怀疑的倾向正在日益增长：他们是否有权告诉我们应当如何立身行事？人们越来越相信，作为导师，或是作为榜样，知识分子并不比古代的巫医或牧师更聪明、更值得尊重。我也具有这种怀疑。在街上随便找十来个人，他们对道德和政治问题所提出的观点，很可能与同一个层面的知识分子至少一样合乎情理。但我还要再进一步说，在我们这个悲剧的世纪（20世纪），千百万无辜的生命牺牲于改善全部人性的那些计划——最主要的教训之一是提防知识分子，不但要把他们同权力杠杆隔离开来，而且当他们试图集体提供劝告时，应当成为特别怀疑的对象。提防知识分子的委员会、讨论会和联盟，不要信任他们拥挤的队伍中发出的公开声明。他们对政治领袖和重要事件所做的判断不要看得很认真，因为知识分子远不是极端个人主义的和没有信仰的，他们的行为有某种固定的模式。他们形成团体，在他们赞成和高度评价的人所组成的集团中，他们是极端的信仰主义者，这使他们变得十分危险，因为他们制造了舆论潮流和流行的正统思想，其本身常常导致非理性的和破坏性的行为。任何时候我们必须首先记住知识分子惯常忘记的东西：人比概念更重要，人必须处于第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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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分子 译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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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的翻译是我同3位世界文学专业的硕士研究生的集体成果，我翻译本书的2、10、11、12篇，她们所做的工作是（以拼音为序）孟冰纯译6、8、9篇，施敏译1、5、7篇，赵育春译3、4篇。她们的译文均由我校阅定稿，译责由我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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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牵涉到大量背景材料，而且范围极广，这就大大增加了翻译的难度。我们在翻译过程中曾查对各种资料，但错漏恐怕还是难免，请读者诸君指正。原著有几百条尾注用于注明资料出处，这对一般读者用处不大，为了节省篇幅而予删除；为了阅读的方便，我们另外加了一些脚注，其中取自原著的均有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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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研究生杨莉馨正在美国访学，她帮我查找到国外对本书的一些评论，我在此一并向她表示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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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正润 于南京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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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分子 [1]爱德蒙·伯克（1729-1797），英国辉格党政论家，法国大革命的反对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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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疏远，也可译为“异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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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愤怒的青年，指20世纪五六十年代英国一批对现实不满的青年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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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加里克（1717-1779），18世纪英国著名演员，以演出莎士比亚戏剧中的人物著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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