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3247700 凯维特：“关于这个妙不可言的评论……我们就结束这个节目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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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47702 梅勒把宽容同暴力的交织概括为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的特征，他从他丑角式的行为中奇迹般地逃脱出来。其他人就没有如此幸运或容易恢复了。知识分子猛然离开旧式的乌托邦理论而转向新的、让人眼花缭乱而又越来越野蛮的享乐主义时，确实有一些可悲的伤亡者。1946年6月，当西里尔·康纳利发表他的宣言的时候，肯尼斯·皮科克·泰南刚在牛津大学麦格德林学院过完第一年，他已成为当地知识分子社会中的领袖。4个月以后，新学期开始了，我作为一年级的新生曾敬畏地目睹着他来到麦格德林的宿舍。我惊奇地注视着这个高个、漂亮而又女人气的青年，他淡黄色的鬈发，比尔兹莱[204]那样的颧骨，时髦地有点结巴，梅红色的外套，淡紫色的领巾，红宝石的图章戒指。我推着我唯一的学生用的普通皮箱，他的东西以及工读学生似乎把他的房子塞满了，他以一种平静而傲慢的威严指挥着这些工读生。他的一句话特别使我难忘：“伙计，那只箱子小心些，里面装的是贵重的衬衫。”并不是我一个人被这种精致的浮雕宝石般的表演所打动。1946年，泰南和我属于很少的几个直接来自中学的大学生，而大部分学生参加过战争，有些人已经得到了较高的军衔，并目睹过、也许是参加过骇人听闻的屠杀场面，但他们还从来没有见过眼前这样的事。来自步兵卫队的粗壮的少校打仗打得沉默寡言，在柏林爆炸大火中杀死成千上万人的轰炸机驾驶员只是瞪眼看着，击沉过俾斯麦号的海军少校畏畏缩缩地打量着。泰南统治着他创造的舞台，他选择了最佳时间，气宇轩昂地走了过去，后面跟着他的那些辛辛苦苦的搬运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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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47704 在这个奇怪的年轻人的背后，有一个更奇怪的故事（虽然当时他自己并不知道），它也许直接来自报纸专栏，但同麦格德林的毕业生、英雄人物奥斯卡·王尔德或康普顿·麦肯齐确实没有关系，而是来自阿诺德·本涅特[205]。泰南生平的全部事实都被他的第二任妻子卡萨琳仔细收集起来，发表在一部细致而悲伤的传记中，成为这类传记的典范。泰南在伯明翰出生（1927）和长大，进入本地著名的文法学校，在那里他十分活跃，扮演过《哈姆莱特》中的主角，获得半额奖学金进入牛津大学。他认为自己是罗丝·泰南和一位布商彼得·泰南备受宠爱的独生子。他父亲每两个星期给他20英镑的零用钱，这在当时是很大的数目了。事实上，泰南是个私生子，他父亲是本涅特所说的一张“纸牌”，过着双重生活，一个星期里有一半时间他是伯明翰的彼得·泰南，另一半时间里他身着燕尾服，戴大礼帽，套着灰鞋套，穿着手织丝衬衫，他是治安官彼得·皮科克爵士，一位成功的创业者，6次当选为沃林顿市长，他有一位皮科克夫人，还有许多小皮科克也安排得妥妥当当。直到1948年，泰南在牛津大学的生活结束时，这一骗局才被揭露。这时彼得爵士死了，在沃林顿的那个合法家庭突然义愤填膺地赶来，宣称具有处理遗体的权利，泰南眼泪汪汪的母亲被禁止参加葬礼。牛津的大学生突然发现自己是私生子，这种事情不是没有发生过——麦格德林学院的另一个学生，被认为是男爵的爱德华·胡尔顿就是如此，他不得不把自己门牌上的“爵士”去掉——泰南对这件事的反应是，立即编造出一个故事：他的父亲是劳合·乔治[206]的财政顾问。不过这一发现还是给他造成很大伤害。他用“皮科克”作为他全名的中间部分。此外，他母亲由此产生的对儿子的犯罪感，也有助于解释为什么从一开始她就过分地护卫和溺爱他；而他对待自己的母亲也总像是对待某种高级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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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47706 泰南总是习惯于指挥周围的人，他具有大师的风格。有段时期，牛津严格执行布料的定量分配，他却穿得像个王子。除了梅红色的珍贵的衬衫外，他还有一件用红色丝线缝起来的斗篷。他的另外一套衣服是深绿色的，据说是用弹子球台的料子缝制的。他的绿色鞋子是小山羊皮做的，他用化妆品—“嘴的四周恰是一个小小的深红色的湖”。这样他就恢复了牛津在审美上的奢靡名声。在他整个一生中，总是轻易就成为城里被谈论最多的人物。他写作和演出戏剧，在大学生俱乐部里滔滔不绝地讲演，为杂志写作并做编辑，举办轰动一时的招待会，伦敦娱乐界的名流前来参加[207]。他有一个由年轻妇女和被人尊敬的绅士所组成的宫廷。他的模拟画像被嫉妒的纨绔子弟焚烧，他似乎把当时新出的畅销书《旧地重游》中的事件带给了生活，又加上了一些新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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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47708 此外，同所有那些在牛津引起一时轰动的人物相比，他实际上有所不同：他在现实世界中取得了成功，他写作戏剧和评论，他同亚利克·基尼斯[208]一道工作。更重要的是，他很快就使自己成为伦敦最厚颜无耻的文字新闻记者，他的格言是“写那些歪门邪道的东西，要纯粹的歪门邪道”。他把激励的标语钉在他的书桌上：“挑动情绪，刺痛伤害，制造旋风。”他始终遵循着这些规定。这也很快给他带来了他所垂涎的一个职务—《标准晚报》的戏剧评论家，他可以卖弄一番了。过了一阵，他又在当时英国最好的报纸《观察家》弄到了一个更有影响的剧评家的位置，读者正如在麦格德林学院宿舍里的学生一样，瞪眼看着这个令人惊讶的非凡人物。他似乎懂得世界上所有的文学，使用着诸如贪得无厌、散兵游勇、兴奋异常之类的字眼。他成了伦敦戏剧界的强人，戏剧界人士面对着他，或是敬畏，或是恐惧，或是仇恨。他把奥斯本的《愤怒的回顾》炒热，制造出一个“愤怒的青年”的说法。他把英国介绍给布莱希特。尤其是他发起了一个强大的运动，给剧场提供补贴，这使布莱希特式的戏剧产生了影响。当英国的国家剧院建成以后，1963-1973年，他是第一位文学主管，并使其作品成为世界性的、不变的保留剧目，从而确定了这家剧场的地位。在他的统治期内，那里演出了79部戏剧，其中大部分出自他的意见，有一半作品风行一时，这是一个惊人的记录。他在美国也已经是著名人物，这要归功于1958-1960年间他发表在《纽约客》上的一些一流的评论。在国家剧院他确立了全球性的声誉。甚至20世纪60年代有段时期，他很可能比世界戏剧界任何其他人都更具影响力，而且正如我在本书里已经说过的，戏剧比任何其他艺术，最终更能影响人们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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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47710 泰南也不是没有严肃的目的，同康纳利一样，他也同样是含糊地把享乐主义和宽容同社会主义联系在一起。在“愤怒的青年”的《宣言》（1957）中，他提出了一个经过认真考虑的目标说明，坚持认为，艺术不能不“公开表明见解，必须承担自己的义务”，但同样的，社会主义应当意味着“走向愉快的进步”，是“快乐的国际宣言”（当时是“快乐”被绑架之前的时代）。梅勒在这一年写作和出版了《白种黑人》，也部分地具有同样的目标，要打破舞台上和出版中的禁忌。在英国，对于铲除陈旧的，包括正式的或非正式的审查制度，没有人发挥的作用有泰南那么大。他在这方面的努力被一些更传统的政治态度所强化，虽然这些态度也有其宽容的方面。1960年，在使用了各种策略之后，他成功地把一个有4个字母的词[209]用进了《观察家》。第二年他在海德公园组织了一场支持卡斯特罗的示威，一些漂亮姑娘出场得分，助了他一臂之力。1965年11月13日，在BBC的深夜电视讽刺节目中，他用了“性交”一词，完成了他故意设计的自我宣传的杰作，在一段时间里，他成为这个国家中最声名狼藉的人物。1969年6月17日，他在普通舞台上表演了编排好的裸体，并加上自己的评论《哦，加尔各答！》。这部戏剧后来演遍全世界，总票房超过3.6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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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47712 然而泰南在消灭审查制度的同时也消灭了自己。他在1980年的最终死亡是由肺气肿引起的，他从父亲那里遗传了一个虚弱的肺，而又经常吸烟，造成了这一结果。但是在此之前，他已经无法挽回地毁灭了自己的道德生命，他所做的只能称之为在性祭坛上的自我杀戮。他很早就开始了对性的迷恋，后来他声称11岁时开始手淫，并常常夸耀其中的乐趣。在生命走向结束的时候，他老是这样总结自己的性格：把自己描述成一个“同性恋手淫”的正在消亡的类型。还是孩子的时候，他就尽力收集色情作品，在战争时期的伯明翰，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当他中学时代演出《哈姆莱特》时，他劝诱詹姆斯·阿盖特——他后来成为一位最重要的评论家，也是声名狼藉的同性恋者——为节目写一个通知。阿盖特写了，并邀请这个年轻人去他伦敦的寓所，把手放在他的膝盖上说：“你是同性恋吗？我的孩子。”“我恐怕不是。”“哎，我想，那样做也不关别人的事。”泰南说出了真相。他有时喜欢穿上妇女的服装，也并不特别去纠正一般人所认为的他是个同性恋者的想法，他认为这样可以使他更容易接近妇女。不过他从来没有过同性恋的经验，正如他所说的，“甚至轻轻的触摸也没有过”。但是，他对施虐——受虐狂很感兴趣，阿盖特发现了这一点，把自己广泛收集色情作品的秘诀告诉了他，这使泰南的腐败完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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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47714 后来他自己开了一家货栈，过了一阵，他的各种各样的女房东，以及他的两任妻子凑巧都发现了它，都大吃一惊。奇怪的是，泰南从来不想费神去隐瞒他对性的兴趣，有时还公开宣布。有一次在牛津大学生俱乐部的辩论中他宣称：“我的主题是——在天色微明的时候，只要一条皮鞭。”他在牛津同一大批青年妇女有关系，他通常要求她们把内裤送给他，他就把这些内裤同他用来装饰墙壁的鞭子并排挂在一道。他喜欢风骚的犹太姑娘，特别是那些有个严厉的父亲，并常受到肉体惩罚的犹太姑娘。他对她们当中的一位说过：“严责”一词使“惩罚具有了维多利亚时代的美好情趣”，他补充说：“打屁股一词很有力量，具有恰如其分的中学女生的特色……性交就意味着打屁股，美就意味着屁股，并且总是意味着欲望。”他从来不指望他的两个妻子中谁肯做这种事，他把这些同享受犯罪感联系起来，是有罪的、邪恶的。但是他一旦成为戏剧界的强人以后，就毫不费力地找到一些无戏可演的女演员，她们得到他的某些帮助，就以同他配合为报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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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47716 妇女对他的性虐待的不满还小一些，在这方面他只是采取了还算温和的形式，妇女们更加不满的是他的自大和专制。一位女子离开了他，因为她发现进饭店的时候，他总是阻拦她用镜子。另一位妇女说：“你一离开他，他心里就没有你了。”他对待妇女就如同对待他的物品。在许多方面，他具有愉快的天性，富有感受力和理解力，但他希望女人围绕着男人转，就如卫星围绕着行星转。他的第一任妻子艾兰·邓蒂有自己的雄心，她最终写了一部第一流的小说[210]，这引起了一次次激烈的、而不是舞台上的那种争吵，伴随着叫喊、摔东西，还骂出“我杀死你，你这个杂种”之类。对于婚姻方面的争吵，梅勒可不是个蹩脚的法官，他大大捧了泰南夫妇一番：“他们相互开火，你只要坐在那里喝彩，好像在看一场职业拳击比赛。”泰南保留着一种不合理的权力：他自己并不诚实，却期待配偶对他忠诚。有一次，他从他当时的情妇那里回到伦敦的寓所，发现他的第一任妻子同一个裸体的男子正在厨房里。泰南认出他是一位诗人，也是英国广播公司的一位制作人，没有什么了不起，他就采取了一个大胆的步骤：从卧室里抓起他的衣服投进了电梯井，平常他并没有这么勇敢。同第一任妻子离婚以后，他勾引凯思琳·盖茨离开丈夫与他同居，她后来成为他的第二任妻子。那位丈夫打破了泰南家的前门，泰南哆哆嗦嗦地躲在沙发后面。那位丈夫后来在汉姆普斯提德靠近凯思琳母亲家的地方抓到了他，在他躲进房子得到安全之前，发生了一场混战，泰南金色的头发——现在是灰色的了——被扯下了好些。第二任妻子继续说道：“肯[211]和我在我母亲家坚持了一段时间，后来我们偷偷溜进黑夜，在离路不远的地方，肯发誓说我们被人跟踪了，我们就爬进附近的一个垃圾箱。”那位丈夫就是泰南原先瞧不起的剧作家塞缪尔·贝克特，泰南不愿意提到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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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47718 泰南的第二次婚姻同第一次一样破裂了，因为他坚持自己有绝对的性自由，却要求妻子忠诚。他同一位失业的女演员长期私通，并同她演出一套精心编造的施虐——受虐狂的幻想剧。他装扮成妇女，那个女演员扮成男人，有时还有一个妓女加入进来。他告诉凯思琳，他打算把这一套一个星期继续做两次，“虽然一切常识和理性，以及别人的好意和友谊都反对我这么做……但这是我的选择、我自己的事情、我的需要……这完全是喜剧，也有点下流，但它如同传染病在袭击我，我除了发抖以外什么事情也不能做，直到发作过去”。这已经够糟了，更糟糕的是，泰南决心把自己的专业放到一边，去做色情作家，而他在这方面并不成功。早在1958年，他的约会簿上就有这样的字句：“写戏剧，写色情作品，写自传。”1964年，他同《花花公子》杂志有了关系，但是非常奇怪的是，他要给这家杂志提供色情材料，但被拒绝了。泰南为《哦，加尔各答！》耀眼的成功所鼓舞，他似乎乐观地相信，他能把色情作品改造成为严肃的艺术形式。在20世纪70年代初期，他打算收罗一大批著名作家，编辑一部想入非非的手淫作品集，但是使他蒙受羞辱的是遭到纳博科夫、格雷厄姆·格林[212]、贝克特和梅勒等人的断然拒绝。此后，他越来越陷入制作一部色情电影的计划，这件事旷日持久，但最终流产，原因只有一个：他从来没有筹集到资金。同多数知识分子不同，泰南并不贪婪，正好相反，他非常大方，甚至是不顾后果地大方，这是他和萨特相同的性格。他母亲死后，把已故的彼得爵士财产中的很大一部分留给了他，他就尽可能快地把它花光。他漫不经心，在国家剧院的赢利极少，关于《哦，加尔各答！》，他签了一个愚蠢的合同，从这部戏剧极其成功的演出中他只得到25万美元。他一生最后的岁月中花了许多时间为一个计划筹集资金，他的比较聪明的朋友对这个计划的看法是蔑视和失望。他对自己也有了怀疑，他在普鲁旺斯写信给凯思琳说：“我在这里弄出些色情作品，算什么呢？太丢人了。”在圣·特鲁培，他梦见一位裸体的姑娘，满身尘土和粪便，她的头发被剃光，头上钉着几十枚大头针。他写道：就在这时，“我醒过来了，害怕极了，旅馆庭院里的狗不知为什么突然叫了起来，据说人看不见的魔王经过时它们就这么叫”。泰南最后的岁月里，对性的迷恋和体质的虚弱构成了灾难性的对比。他的寡妻把这些讲述得非常动人，引得那些认识他、称赞他的人争相阅读，他们想起了莎士比亚的名句：“把精力消耗在耻辱的沙漠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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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47720 带着更强烈的暴力特征的宽容，有一个更让人难忘的受害者，这就是莱纳·瓦纳·法斯宾德，他也许是德国有史以来最富天才的电影导演。1945年5月31日，在希特勒自杀后随之而来的灾难性的失败中，他生于巴伐利亚。康纳利、梅勒、泰南这些知识分子力图给文明人提供新的自由，他是这种自由的少年受益者，也是牺牲品。在20世纪20年代，德国电影领导着世界，纳粹的出现造成电影界的才能之士四处流散，好莱坞分得了其中的一些名流；纳粹政权覆没，美国占领军当局在德国的土壤上移植好莱坞电影。这个时代到1962年结束了，这一年，62位年轻的德国电影编剧和导演发表了被称为《奥本豪森宣言》[213]的德国电影的独立声明。两年以后，法斯宾德离开了学校，这时他21岁，已经拍摄过两部短片，在被布莱希特的阴影统治着的德国艺术领域，他组成了一个被称为“反戏剧”的小小的制片集体。在他们第一部获得成功的作品中，他扮演了布莱希特《三分钱歌剧》中的麦克骑士。虽然“反戏剧”在理论上是平等主义的，实际上却实行等级制度和有组织的专制，法斯宾德如同一个暴君，用路易十四管理凡尔赛的方法管理（就是这么说的）着它。他就是靠这个拍出了他的第一部成功的电影《爱比死更冷》，在1969年4月，只用了24天的时间就拍摄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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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47722 法斯宾德以一种惊人的速度使自己不但成为这个宽容的时代里主要的、而且是代表性的电影制片人，他具有强大的意志和权威，还有一种令人羡慕的很快做出坚定的决定的能力；这些使他能够迅速而且经济地制作出高质量的电影。评论界的赞美很快出现了。但直到《恐怖吞噬心灵》（1974），他才取得了世界性的票房上的成功，这已经是他的第21部电影了。而从1969年11月往后的12个月中，他拍摄了9部长片，其中《四季商人》在评论界和商业上都是最成功的作品之一，有470个场景，是在12天中拍完的。到37岁的时候，他已经拍摄了43部电影，13年中，每100天拍一部，没有间断。星期天他总是在工作，也总是让别人工作。从职业的意义上说，他有一种狂热而持久的自我约束力，他说过：“等我死了，我就可以睡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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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47724 法斯宾德这种高产的背后，是他的自我放纵和让人起鸡皮疙瘩的手淫。他的父亲是个医生，他6岁的时候父亲就离开了这个家，放弃了医学去写诗，靠经营破烂的房产养活自己。他母亲是个演员，后来曾经出现在他的一些电影中，母亲离婚之后嫁给了一个短篇小说作家。法斯宾德童年和少年时代的背景中包含着波希米亚生活方式、文学以及那些变幻不定、不道德、不负责任的东西。他读过许多书，很快就开始创作，写作短篇小说和歌曲。他同做其他一切事情一样，迅速而果断地吸收宽容的新文化。用嬉皮士的新词语来说，他有“马路上的智慧”。他15岁的时候，就帮他父亲为贫民窟里的公寓收房租。他宣称他同一个屠夫的男孩子相爱了，他父亲的回答是——这是典型德国式的：“如果你想同男人上床，你就不能同大学里的什么人去吗？”此后，法斯宾德就冷酷而凶猛地追求20世纪60年代新文化的三大主题之一：毫无顾忌的性享乐。随着他在戏剧和电影界的权力的增长，他的追求和他的无情也在增长。他的大部分情人是男性，有些人已经结婚并有孩子，经历过可怕的家庭变故的场面。他们的关系几乎从一开始起就暗示出施虐——受虐狂和极端主义。他从工人阶级中吸收来男子，把他们变成演员，也变成他的情人。其中一个他称为“我的巴伐利亚黑人”，似乎是一个制造昂贵汽车失事的专家。另一个过去在北非是男妓，杀过人，弄得法斯宾德的伙伴，也弄得法斯宾德本人常常感到恐惧。第三个是从屠夫改做演员，自杀了。但法斯宾德对妇女也有兴趣，他会如同家长一般地说什么“建立传统的家庭”。他对妇女的态度是，她们是他的所有品，他喜欢控制着她们。在晚年的生活中，为了给电影筹款，他就利用所控制的妇女为来自国外的移民、德国人所谓的“客工”服务。1970年，他同一位叫英格丽·凯文的女演员结婚，她以为她能把法斯宾德改造成为异性恋者。他们的婚礼变成了一场可以预见的胡闹。新娘发现她的卧室的门锁着，新郎同他最相好的男人在她床上。他们离婚了，法斯宾德后来又同他的一位电影编辑朱丽安娜·洛伦兹结婚，但是在酒吧、旅馆和妓院中，他继续在炫耀他的同性恋生活。十分奇怪的是，他却要求她忠诚，在把小说《柏林亚历山大广场》拍摄成电影的时候（1980），他发现她同一个电气工程师在一起过了一夜。法斯宾德妒火中烧，骂她是婊子，她则当他面撕掉了她的结婚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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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47726 法斯宾德在他的电影和生活方式中也反映出新文化的第二个重大主题：暴力。还是非常年轻的时候，法斯宾德似乎就已经同安德里亚斯·巴德尔接近，后者曾参与创建西德最臭名昭著的一个恐怖主义帮派，法斯宾德也同巴德尔—美因豪夫集团中制造燃烧弹的豪斯特·舒恩莱因接近。他的演员朋友哈里·拜尔说过，法斯宾德常常表示，他禁不住想去参加恐怖活动，但他告诫自己“‘对于事业’来说，拍电影比出去走上街头更为重要”。当1977年10月巴德尔同他的帮派中的其他成员在斯泰姆汉姆的监狱中自杀时，法斯宾德愤怒地大叫：“他们谋杀了我们的朋友。”他其后的一部电影《第三代》（1979）的梗概是恐怖主义的威胁被当局所利用，使德国重新变成了极权主义的国家。这部电影激起了强烈的愤怒，在汉堡，一群暴民把电影放映员打昏，销毁了电影。在法兰克福，一些年轻人把硫酸弹投进放映这部片子的电影院。法斯宾德通常是从国家那里为他的电影得到补助——这也是时代的一种标志——但是他拍这部电影是用自己的资金：他是为爱或恨而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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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47728 不过，这时他又接受了新文化的第三个主题，并处于被其毁灭的过程中，这就是毒品。对毒品的容忍和接受，对于一个宽容的社会，特别是在其嬉皮士的行话中，总是一种内含的前提。20世纪60年代，在要求颁布毒品自由法的请愿书上签名，成为知识分子的标准行为。法斯宾德年轻的时候，通过把偷来的汽车开出国界线挣钱，但他那时似乎没有卷入毒品。很自然地，他成为德国嬉皮士舞台中的一部分，他同布莱希特一样，为自己设计了一套适宜的服装：仔细弄破的牛仔裤，方格衬衫，磨损了的漆皮鞋，稀疏的络腮胡，他每天一根接一根地抽100支烟。他吃大量的油腻食品，到30岁时，已经开始肥胖臃肿，像一只青蛙，他自称：“越变越丑，是你把自己封锁起来的办法……你的结实的、肥胖的身体是一座奇特的堡垒，可以对付一切形式的爱慕。”他酒也喝得很厉害，在美国时每天喝五分之一瓶，有时喝二分之一瓶吉姆·比姆牌的波旁酒[214]。当要睡觉时，他就服用大量镇静剂之类的药品。在1976年拍摄《中国轮盘赌》之前，他似乎还没有服用烈性毒品，那时他31岁。但后来他使用了可卡因，并确信它能给人创造力，就经常服用了，用量也不断增加。到了拍摄《布尔斯威塞》（1977）的时候，他还强迫一个演员扮演他服毒后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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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47730 这些事情发展到不可避免的高潮。1982年2月，他在柏林电影节上得到了金熊奖，他还想得到戛纳电影节的金棕榈奖和威尼斯电影节的金狮奖，从而演出一场帽子戏法。但他在戛纳电影节上没有得奖，他在那里为可卡因花掉了2万马克，并用他的下一部电影的销售权换取将来毒品的保证供应。他最近养成了对妇女施加暴力的怪癖，有次他喝醉酒或是服了毒品，变得暴怒异常，毫无理由地踢一个女场记员的胫部。在5月31日他的生日宴会上，发生了一件半公开的事，他给他的前妻英格丽一个巨大的塑胶做的阴茎，说是能让她快乐一阵。他继续工作和会客，但是他的毒品、酒和禁用的安眠药的用量在上升。6月10日早晨，朱丽安娜·洛伦兹发现他死在床上，电视录像机还在转动着。给他举行了一场葬礼，但棺材是空的，警察还在因为毒品而检查他的尸体。教训是如此简单而深刻，实在不值得任何人花费时间去研究，虽然有许多人在这么做。为了对已故的艺术家表示尊重，按照歌德和贝多芬的方式给他带上了死亡面具，那年9月的威尼斯电影节上，这个讨厌的东西的盗版仿制品在圣马可广场的咖啡桌之间传递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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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47732 泰南和法斯宾德可以说是享乐主义祭坛上的牺牲品。也还有一些人，他们成为知识分子所要证明的暴力的合法性的牺牲品，他们之中就有詹姆斯·鲍德温（1924-1988）。他是20世纪美国黑人作家中最敏感、在某些方面也是最强有力的人物。他本来可以凭借他的巨大的成就，过一种幸福和充实的生活，但是相反，他被他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新风气弄得十分悲惨，这种风气要他相信，必须痛恨他作品的主旨，这一主旨是他以一种愤怒的热情表达出来的。这进一步表明了一种奇怪的悖论：知识分子本来是应当教导男人和女人们相信自己的理性的，却鼓励他们去服从感情；不是鼓励进行讨论以实现人类的和谐，而常常都是挑动用暴力进行裁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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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47734 鲍德温对自己童年和青年时代的叙述，由于我们很快就要说到的一些理由，是不可信的。不过按照他的传记作者芬·马加·爱克曼的著作和其他材料，还是可以做出一种相当准确的概括。鲍德温20世纪20年代在哈莱姆的背景材料有某些方面丢失了。他实际上是8个孩子中最大的一个，直到他3岁的时候，他母亲还没有结婚。他祖父是路易斯安那的奴隶，他的继父是个星期日传道士，“摇喊派”教徒[215]。他在一家装瓶厂工作，拿着极低的工资。不过尽管贫穷，鲍德温还是得到了很好的、严格的教育。他母亲说，他总是一只手抱着一个小弟弟或小妹妹，另一只手上拿着一本书，他认真阅读的第一本书是《汤姆叔叔的小屋》，他一次又一次地读这本书，此书对他的作品影响很大，尽管他自己想除去其痕迹。他的父母发现了他的才能，就鼓励他，其他人也是这样。在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哈莱姆的学校中还没有失败主义的种族意识，人们相信，黑人只要足够努力地工作，就会超过别人。贫困从来不被认为是不学习的理由，学习的标准很高，学生要么符合这些标准，要么就会受到惩罚。鲍德温就在这样的气氛中成长。在公立第二十四学校，他的班主任格特鲁德·艾耶是一位非常优秀的人物，后来成为纽约市唯一的黑人校长；另一位老师奥里拉·密勒，把他领进了他的第一部戏剧，并鼓励他写作。在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初级中学，鲍德温13岁时，在学校的杂志《道格拉斯领路人》上发表了他的第一篇短篇小说，不久他就成为这个杂志的编辑。他得到两位著名的黑人教师的帮助：一位是诗人康蒂·库伦，他教法文；另一位是赫尔曼·波特尔。鲍德温还在少年时代时，作文就极为优美，他也对自己的进步感到十分高兴。他离开学校1年以后，给这个杂志投去一篇稿件，赞扬学校的“善意的精神和友谊”，这使它成为“这个国家中最伟大的初级中学之一”。鲍德温作为一位有才华的作家，这时也成为一位著名的青少年的传教士，被认为“非常热情”。他得到礼拜堂里的那些老黑人们的称赞、鼓励和极其友好的对待。他去纽约的一所著名学校，位于布隆克斯的德·维特·克林顿高级中学继续求学，这所学校培养出保尔·卡里科、帕迪·柴耶夫斯基、杰罗姆·魏德曼、理查·艾威顿等人，鲍德温在这个学校办得极为出色的杂志《鹊》上发表了他的小说，后来又成为其编辑。他同样得到学校里一些一流的教师的友好对待，他们在自己的权力范围之内，对他突出的才能给予一切鼓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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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47736 鲍德温后来在《鹊》上发表的一些文章表明他失去了信仰。他脱离了教会。他的工作是做行李搬运工和电梯工，后来去了新泽西的一个建筑工地，晚间写作。这时他也得到一些年长者，包括黑人和白人的鼓励和帮助。当时最重要的黑人作家理查·赖特使他得封了尤金·F.萨克斯顿信托纪念奖金，这使他能够去巴黎旅行。他在《国家》和《新领袖》上发表作品，他的上升并不轰动，而是稳定地逐步提高。熟悉他的人都证明他工作认真勤奋，对家庭很负责任地供养，把省下来的每一个便士都寄了回去，一切迹象都表明他很幸福。他的飞跃是在1948年，他在犹太知识分子的杂志《评论》月刊上发表了一篇备受赞誉的文章《哈莱姆的犹太人区》。许多人借钱给他，好让他继续他那富于想象力的工作，马龙·白兰度[216]提供的一笔借款使他能够完成表现哈莱姆教会生活的小说《到山上去说》。此书1953年出版，赢得一片赞扬。他过起了一种世界化知识分子的生活，完全绕过了黑人资产阶级，直接从哈莱姆跳到了格林威治村和巴黎左岸[217]。他不过问南方的事，黑人问题对于他也不是一个主要问题，他的早期作品和最好的作品中有许多确实看不出他是个黑人。他在生活中，和他的作品一样，都主张反对种族隔离。他有一些最好的文章是投给主张取消种族隔离的《评论》的，这家杂志的编辑诺曼·波德霍雷茨后来说：“他是个黑人知识分子，几乎可以在完全同样的意义上说，他们这些人也是犹太知识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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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47738 但在20世纪50年代的下半叶，鲍德温感受到知识分子中新出现的一种风气：一方面是宽容；另一方面是赞同仇恨。他是，或者说他相信自己是一个同性恋者，他的第二部小说《乔瓦尼的房间》[218]就是有关这一主题的。他的出版商拒绝出版，他被迫送给了另一家，（他要自己相信）那家出版社付的钱太少，这一经历使他对美国出版业满怀怒火。而且他发现，这种来自他这样的“被剥夺者”的怒火，无论在何种情况下都成为一种话题，都是时髦的和正当的。他把怒气扩展开来，包括指向那些他曾经表示过尊敬的人物和机构，也对着理查·赖特和其他许多帮助过他、比他年长的黑人。他开始对白种人进行总体的评价，他重新描述他个人的全部历史，毫无疑问，这在很大程度上是无意识的。他变成了另一个知识分子，他的自传作品为了显示坦率，披上了欺骗的外衣，危险地走向错误的方向。他发现他是个非常不幸的孩子，父亲告诉他，他是父亲所见过的最丑的孩子，丑得就像恶魔的儿子。关于父亲，他写道：“我想不起来，在那么多年中，他的孩子中有哪一个看到他回家时，是感到高兴的。”他宣称，父亲死了，他听到母亲在叹息：“我是个41岁的寡妇，带着8个我从不想要的小孩子。”他发现他在学校里被人野蛮地欺侮，他带着恐怖描述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初级中学。当他1963年重访这所学校时，他对学生说：“白人们要让自己相信，黑人在这地方非常幸福，你们要做的事，就是一刻也不要相信它。”他宣称在他读书的高中，只有白人是快乐的，对他的这种说法，他的同时代人理查·艾威顿予以坚决的否定。鲍德温在谈到那些帮助过他的英语老师时说：“我们相互仇恨。”对那些他曾经喜爱过的书，比如《汤姆叔叔的小屋》，他猛烈地、反复地予以指责。他攻击那些自称反对种族隔离主义的黑人中产阶级。他研究了南方，并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同民权运动发生了联系，对这两者他在此以前都是不关心的。不过对马丁·路德·金的那种甘地式的策略，他并无兴趣。对贝阿德·罗斯亭这类黑人知识分子强有力的论证——他以熟练的技巧对平等进行了严格的理性推断——鲍德温也不关心。在梅勒的《白种黑人》所营造的气氛中，鲍德温越来越热衷于玩感情牌，特别是对梅勒。他告诉梅勒，他宁愿花时间同一个白人种族主义者在一起，而不愿同一个白人自由主义者在一起，因为在前一种情况下，他至少知道自己应该站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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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47740 事实上，鲍德温在美国、在欧洲，都花了大量时间同白人自由主义者在一起，没有什么比白人自由主义者的殷勤好客更让他那么长久地喜欢了。鲍德温继承了卢梭等知识分子古老的自大传统，把享乐转为一种高贵的善事而纡尊降贵地接受它，正如他的传记作者芬·爱克曼在1968年所写的：“当处于创造的阵痛时，鲍德温通常是从一座房子来到另一座，正如一位巡视自己领土的中世纪的国王，他把接待他的特权授予那些荣幸的臣民，以此施行王家的恩泽。”鲍德温也邀请他的朋友，把他的主人的住宅改造成为非正式的俱乐部的聚会地，然后就以“你的房子太公开了”（他对主人中的一位所说的）为理由而离开。有位主人不是气愤而是怀着敬意赞扬说：“吉米[219]在你家中的时候不像是一位客人，你像是在招待一个旅行团。”他越是制造仇恨，他得到的就越是有用。他对卢梭的效仿真是非同寻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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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47742 仇恨在广泛地传播，黑人自由主义者甚至比白人遭到更多的仇恨，正如他们中间的一位所抱怨的：“无论你认为自己多么自由，吉米总是让你感到你身上还是有些汤姆叔叔的成分。”20世纪60年代初，波德霍雷茨要求鲍德温对马尔科姆·艾克斯[220]和他的黑人穆斯林所煽动的新的黑人暴力活动进行调查，并允诺把他的调查结果在《评论》上发表。鲍德温去调查了，但是他以大得多的价钱把文稿卖给了《纽约客》。此文又加上他对青年时代所经历的种族歧视的描述，在1963年以书的形式出现，名为《下一次是火》。此书在美国畅销书排行榜中连续41个星期居于前五名，并被推广到全世界。从一个方面来说，它是梅勒《白种黑人》逻辑上的继承者，或许可以说没有《白种黑人》就没有它。不过无论在美国还是在其他地方，《下一次是火》的影响都要大得多，因为这是一份声明，其作者是以种族为基础所构想出来的黑人民族主义中最重要的一位黑人知识分子——迄今为止他们都是在文学传统和西方文化的话语模式中操作。鲍德温这时赋予他的愤怒一种正式的文学表达形式，把它固定化，捍卫它和宣传它。他在这样做的时候，造成了一种新的种族上的不对称，没有一位白人知识分子会想到要宣称所有的白人都仇恨黑人，更不用说去捍卫这种仇恨了。而鲍德温现在却坚持说，黑人仇恨白人，他的著作还要表明，黑人的仇恨是正当的。这样，对于黑人种族主义迅速传播的新形式——它正在夺取全世界黑人社会的领导权——他从理智上证明了其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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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47744 鲍德温是否真的相信黑人种族主义以及把种族分隔开来的看来无法沟通的裂缝是不可避免的，这是很容易被人怀疑的。年轻时的詹姆斯·鲍德温会强烈地否定它，这同他的实际经历有所矛盾——这就是年长时的鲍德温要重写他个人历史的原因。这样，鲍德温最后20年的生活就是以一种虚伪，特别是以一种应当受到谴责的混乱为基础的。事实上，他大部分时间生活在国外，远离任何斗争，但是他的作品被他自己点燃的火所烧毁，失去了影响。他赖以生存下去的，是《下一次是火》的精神，这种精神强化了弗兰兹·法农在《全世界受苦的人》中所作的疯狂攻击以及萨特那些花言巧语的主旨；暴力是那些被种族、阶级或环境规定成为道德罪恶的牺牲品的人的合法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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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47746 现在，在这里我们涉及知识分子生活中最关键的问题：对暴力的态度。这是一道栅栏，多数世俗的知识分子，无论他们是不是和平主义者，在这里都迟疑不决，变得前后不一——确实是完全失去条理。他们在理论上，正如他们在逻辑上，必然会谴责暴力，因为暴力是同解决问题的理性方法对立的；但是在实践上，他们不时发现自己是赞同暴力的——这可以称之为“必要屠杀综合征”—或者是赞成他们所同情的人使用暴力。其余的知识分子，当他们面对着他们希望维护的人在实施暴力的事实，就通过一通巧妙的论证，把道德责任推给了他们希望攻击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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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47748 这种技巧的另一位著名的实践者是语言哲学家诺姆·乔姆斯基，在其他方面，他更多的是个旧式的乌托邦主义者，而不是新式的享乐主义者。他于1928年12月生于费城，在许多最重要的大学，诸如麻省理工学院、哥伦比亚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哈佛大学等，成为经济方面的名家。也是在梅勒出版《白种黑人》的1957年，乔姆斯基出版了题为《句法结构》的巨著，对于一个从古代延续至今的争论，即我们如何得到知识，特别是如何获得如此之多的知识，这本著作做出了高度独创性的、在当时是决定性的贡献。正如罗素所说的：“人们同世界的接触是短暂的、个别的和有限的，然而他们怎么能够懂得那么多的东西？”对这一问题有两种对立的解释。一种理论是人生来具有理念，如柏拉图在《梅诺》[221]中说：“人并不知道他有同他所不知道的东西有关的真正的知识。”精神最重要的内容是从一开始就有的，虽然需要外部的刺激或经验作用于感觉，才能把这种知识带入意识。笛卡尔认为，这种直觉的知识比任何其他知识都更可靠，任何人生来都有它的残留部分，虽然只有那些最爱思考的人才意识到它的丰富的潜能。欧洲大陆的哲学家在一定程度上大多采取这一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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