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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鉴于此，勒博和赖克认为，有必要重新审视物质权力与权力、权力与影响力之间的关系。物质能力只是权力的重要来源之一，而权力转化为影响力绝非是必然发生的，必须将社会权力与物质权力结合起来，才能获得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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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基础之上，他们将霸权解构为三个职能，即议程设定、经济监管和赞助（履行全球性的倡议）。究其实质，这三种职能是运用社会力量和物质权力的三种不同的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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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第二个问题，勒博和赖克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美国霸权只是一种短暂的现象。要维系霸权，霸权国必须维持在经济、军事上的主导权和领导权。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霸权的昙花一现之后至今，事实上美国已经不再是一个霸权国了。比如，美国未能在多个领域履行霸权国的职能，美国屡次单方面地选择使用武力，无视友好国家的武器扩散问题，还拒绝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要求其减少赤字的请求。可以说，美国的所作所为经常会破坏而不是增进现有国际体系的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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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位作者前瞻性地“将权力和影响力加以区分，而影响力揭示了物质能力与社会力量之间的内部关联”。他们的论述合理地解释了，为何美国的外交政策在许多情形下徒劳无功，且与其他许多国家格格不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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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第三个问题，勒博与赖克认为，现有的国际体系“并不需要霸权国的管理，或者说，即便没有霸权国，国际体系也有可能成功地运转”。霸权的三个职能，实质上是由美国、欧洲和中国分别行使的。其中，欧洲日益专注于议程设定，即在不同的政策领域倡导一系列的全球改革，借此扩大其规范的影响。相比之下，中国侧重于经济监管职能，旨在维护由美国构建的体系，同时中国也是该体系的主要受益者。至于美国，其赞助（履行全球性的倡议）战略，通常都是物质化、军事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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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如《国际事务》（International Affairs）对本书的评论：“在一个许多国家相互依存的世界里，霸权是不合时宜的，而且在事实上也是不可能的。霸权的职能已经扩散于国际体系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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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中的第四章，是着重分析中国的一章，特别值得关注。通过严谨的分析和论证，两位作者反对那种宣称美国与中国之间存在命中注定的结构性冲突的论断。他们认为，没有必要争论“中国、美国或其他任何国家对全球秩序的支持和维护是出于利己还是利他的目的。这是一个毫无意义的二元问题”。事实上，中国已接受了更多的监管性责任，并越来越多地致力于维护后冷战时期的全球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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勒博和赖克认为，任何对于中国的严肃、负责任的分析，至少要考量以下两个要素，其一是了解中国的历史和文化，其二是“把中国精英内部存在的不同观点纳入考量的范畴”。勒博和赖克认为，中国领导人更感兴趣的是地区影响力，而非全球霸权；中国正在支撑全球化的国际秩序，而不是推翻它。可以说，中国的目标是兼容于美国及其他发达国家的安全、经济利益的。此外，勒博和赖克认为，时至今日，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包括美国）乃至国家集团（比如欧盟）能够真正达到霸权的水准。换言之，对于霸权国与新兴大国之家潜在冲突的种种猜测，恐怕还言之过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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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告别霸权》一书中，勒博和赖克为纷繁复杂的政策辩论和有关霸权的学术思辨提供了另一种可选项。他们并不指望，那些维护、主张霸权理念的国际关系学者（诸如现实主义者与自由主义者）及外交政策机构会因为这本书的问世而改弦更张。他们所期许的是，“或许我们能避免重复历史上的冲突模式，并由此产生更进一步的研究以及更多的互利政策”。怀着同样的期许，希望更多的读者与有识之士能够从这本书中获得学养与共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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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我想说的一点是，译著也是一种创作。陈锴博士有才气、有思路、有创见，他勤奋好学，勤劳耕耘，佳作连篇。我记得英国诗人爱德华·扬格（Edward Young）说过：“一个天才的头脑是一片沃土和乐园，而且享受着永恒的春天。创造性的作品就是这个春天最美的花朵。”陈锴博士的这部译著正是“沃土和乐园”里最美的花朵，特此推荐给广大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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倪世雄2016年6月15日于上海复旦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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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别霸权！：全球体系中的权力与影响力 中文版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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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很荣幸，上海人民出版社翻译并出版我们的这本书，也很高兴能为本书的中译本写这篇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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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译本适逢其时，美中关系正处于一个特别令人关注且具有重大意义的时刻。美国总统大选的过程复杂而又经延展，其间美国在世界的角色再度被置于辩论的前沿。确定无疑的是，在大选的讨论中，美国的决策者对于美国与中国的关系会持模棱两可的态度，即在“接触”与“对抗”之间来回摇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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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政策辩论反映出美国居于主导地位的国际关系学者之间的差异。自由主义者与现实主义者均关注于物质形态的权力的重要性。美国的现实主义者强调军事资源的重要性。他们利用霸权理念与权力转移理论，把中国描绘成一个挑战者——不仅挑战美国的全球地位，更挑战美国在亚洲的区域政策。他们主要倡导对华实施遏制战略，借此明确地传递美国的意图。在近期因南中国海主权问题而引发的紧张态势中，美国的这一意图表露无遗。美国的飞机与舰船已进入了中国宣称的领土，而美国则用航行自由的国际准则使其行为合法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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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之下，美国的自由主义者注重经济资源的重要性，因而主张鼓励中国接受当前基于规则的机制体系，而这一体系是由美国于20世纪下半叶建构的。尽管现实主义者与自由主义者的方式不同，但是两者都有一个共同的假设：全球体系的演进路径与历史以及现实主义、自由主义理论的构想是相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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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书中，我们认为现实主义者与自由主义者的观点都是不确切的，因为他们忽略了权力的社会形态的重要性。自由主义者在修辞上承认，法律、规范和规则在全球政治中发挥作用。可是，在他们的分析中，诸如文化、合法性或信誉等概念却极少发挥基础性的作用。现实主义者把这些概念归诸全球政治动态中不足称道的范畴。例如，对他们而言，议程设置纯粹是最强大者意志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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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观点与之前的有很大的不同，即物质权力与社会权力之间的关系，是21世纪全球政治的一个核心动力。在本书中，我们探究了不同的国家或地区如何基于其本土文化及可用资源，并将物质权力、社会权力中的元素以不同形式组合在一起。这些元素有助于这些国家或地区定义自身的利益，以及实现这些利益的最为适宜的方式。我们主张，传统的“权力”观念是指望不上的。根据物质和社会权力的不同配置会产生相应的“影响力”——这一概念可以更好地描述大国的目标，尤其是在一个大国间常规战争不再是可行选项的世界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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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这样一个简单却强有力的见解，我们关注中国、欧洲和美国在界定和追求其各自利益时存在明显差异的方式。在20世纪，欧洲承受了两次世界大战的沉重代价，因此欧洲已集体舍弃了成为强大军事力量的意愿。欧洲偏向于运用其丰沛的社会权力和有限的军事能力，集中于区域和全球层面的议程设置。在这本书中，我们展示了欧洲在一系列的政策领域（包括经济、安全、环境与人权）所做努力的范畴和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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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03年入侵伊拉克之后，美国虽然拥有前所未有的军事能力，其合法性却逐渐被削弱。此后，美国开始寻求一种赞助战略（strategy of sponsorship），该战略时常与较为传统的战略（例如通过领导获取霸权）并行。在这一新颖的构想中，我们认为，美国越来越多地选择用其军事能力去支持由公民社会团体发起，并由全球或区域性组织法典化的多边倡议。美国的这些举措尚处于起步阶段，面临着一个明显的障碍：它们挑战了有史以来美国外交政策中被军事化的美国文化，这种文化缺乏耐心，且不愿遵循他国的领导。美国的官方政策，及其使用军事力量支持其他倡议时，都不可避免地会因为私人军事承包商的发展而变得复杂，这些承包商有时在美国政府的资助下行事，有时则独自行动。不过，美国的决策者愈发意识到，赞助战略带来的回报是引人瞩目的，例如，降低成本、更容易实施退出战略，而且美国可以避免在地缘政治中抽身而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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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我们的描述，中国的立场与欧洲或美国截然不同。中国选择的战略能够有效地利用其日益增长的经济资源，这符合中国在全球范围内拓展的作用，及其明确界定的“和平发展”的文化取向。令人关注的是，中国通过投资来维持全球贸易的现行体系，中国的领导人已经认识到，贸易、援助和金融在构建中国有限的社会权力方面具有的重要意义。中国运用它们实现其经济利益，同时在国际机制与全球市场中增强中国作为“良好公民”的公信力。故此，我们展示了2008年的大衰退时期，中国在支撑全球经济体系时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本书的英文版出版后，中国提出的诸多倡议支持了我们的观点。首先，中国建立了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并与世界银行展开合作，这是一个例证；其次，中国倡导“丝绸之路经济带”（Silk Road Economic Belt）的基础设施建设，借此联通亚欧大陆，从而增进全球贸易；再次，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将人民币纳入国际储备货币。有鉴于此，我们将中国发挥的作用称为“监管”（custodian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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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候，美国的评论家会离谱地把中国的经济举措当作对全球经济体系的挑战。这种观点还是有影响力的，它不甘于接受的是，中国发挥的作用比过去还要大，持这种观点的人担心这会对美国的主导权构成挑战。因此，无论是美国学术界，还是决策层，其重要人物都把中国近期的倡议视为排挤美国的主导地位，而非增进全球发展的互惠互利的机遇。上述这种忧虑可以解释美国决策者为何热衷于在亚洲推行区域贸易协定，即《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Agreement），并排斥中国的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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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之相反，我们在这本书的结论部分探究一种构想，建议新兴的全球体系应当包容这些物质、社会权力的不同组合。在亚洲和美国，有关权力分配的转移的广泛争论并未捕捉到当前形势的动态。再者，如果假定美国、中国与欧洲的利益处于零和的态势，无法得到充分的调和，那么就会有引发动荡的危险。我们认识到，在彼此适应时，除了国家目标之外，文化的差异也会产生难以应对的阻碍。我们面临的挑战在于，需要理解、尊重并洞悉彼此的文化，以求避免可能引发冲突的“简单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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