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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巴黎的克雷尔街（Rue Cler），伴着佳酿的桑塞尔葡萄酒，数十个牡蛎下肚之后，我们决定合写一本书。我们的妻子——阿里亚纳（Ariane）与卡萝尔（Carol），一如既往地支持我们。尽管西蒙的儿女们（杰米、梅利莎和阿曼达）常会让人分心，不过内德的三个儿女及女婿提供了有益的反馈（他们均凭借自身的能力成为了学者）。时任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执行主编的查克·迈尔斯（Chuck Myers）对我们合写的书给予了专业的兴趣、支持与指引，查克的继任者——埃里克·克拉汉（Eric Crahan）将本书付梓出版。我们祝愿查克在新的工作中顺心如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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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蒙·赖克感谢卡里·格宾斯（Karie Gubbins）与M.J.克龙费尔德（M.J.Kronfeld）提供的研究资助，感谢安·马丁（Ann Martin）的支持与友情。在追踪中国的数据方面，马国南（Guonan Ma）、巴里·诺顿（Barry Naughton）与汤姆·罗斯基（Tom Rawski）的助益颇多，我们对他们深表感谢。此外，西蒙要感谢罗格斯大学的研究生院与全球事务部给予的财政资助，并感谢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他曾在该校做过访问学者。西蒙还要特别感谢亚当·格雷卡（Adam Grayc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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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这本书，西蒙曾在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作过演讲。此外，他还在多个大学机构及会议中展示过与本书相关的研究内容，其中包括维也纳外交学院、位于亚拉巴马州蒙哥马利市的美国空军大学、巴黎政治大学的国际关系研究中心、位于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的德国马歇尔基金会、伦敦国王学院的战争研究系，以及国际研究学会在爱丁堡和圣迭戈举办的会议等等。西蒙还要感谢肖恩·布雷斯林（Shaun Breslin）、卡拉·诺洛夫（Carla Norrlof），尤其是布鲁斯·延特森（Bruce Jentleson），感谢他们对本书的全部或部分手稿提出的宝贵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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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蒙要将这本书献给巴拉德（Ballard）一家：彼得（Peter），凡尘中的一位天使，他的爱心与奉献精神令人致以深深的敬意；鲁思（Ruth），感谢她的爱、幽默以及一直以来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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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德感谢西蒙使自己注意到这个研究课题，并应邀合写这本书。内德要感谢瑞典国家研究委员会与隆德大学在2011—2012学年授予自己“奥洛夫帕姆”教授职位（Olof Palme Professorship）。这使内德可以全力投入本书的写作及其他项目。内德还要感谢默文·弗罗斯特（Mervyn Frost）与国王学院的战争研究系，他们为内德提供了一个最激励人心的退休教授的教席。同时，内德还要感谢在剑桥大学彭布罗克学院的同事，感谢他们推选自己成为该学院的院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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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德谨以此书献给劳拉·福拉蒂-皮基奥（Laura Forlatti-Picchio）、齐诺·福拉蒂（Zeno Forlatti），以及他们的四个女儿、女婿与外孙。历经三十余载的友谊，使内德早已将劳拉、齐诺及其一家视为自己的家人。内德与妻子卡萝尔及其子女，对福拉蒂一家的友谊和诸多帮助深表谢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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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2月于伦敦、巴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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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别霸权！：全球体系中的权力与影响力 第一章 柏林墙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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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电影《告别列宁》（Good Bye Lenin!）中，一位住在东柏林的母亲因心脏病发作而陷入昏迷。数月后，当她苏醒过来，柏林墙已经倒了，东德也成为历史。她的儿女们想把母亲接回公寓，可是，医生不肯让她出院。因为，如果她再遭受任何打击，就可能引发另一次心肌梗塞。于是，她的儿女们承诺尽可能地令她所处的环境不出现此类威胁。他们设法不让母亲知晓东德剧变的消息，因为她满足于生活在共产主义制度下。儿女们力图延长母亲眼中东德存续的时间，并建立、维持这种虚妄的幻想。为此，他们搬走了新家具，把公寓又变回了旧时模样。他们在全城搜寻母亲喜欢吃的老字号酸菜，甚至请一位友人制作新闻节目，且谎称新闻节目源于现已不存在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有一次还是出了差错，这位母亲在电视上看到了真实的电视新闻，屏幕上播放着柏林墙被破坏的往期视频剪辑。她变得焦虑不安，不过还是在儿女们的劝慰下又得以平复。儿女们告诉她，柏林墙的确倒了，这是因为西方人要来东德寻求庇护。经过恰如其分的宽慰，这位母亲坚持说，出于爱国义务，他们一家应当收留一些来自西方的难民。此后，有关这家“信以为真公寓”的消息便不胫而走。那些无法适应变化的老人，会造访这家公寓，享受着公寓里不合时宜的氛围，借此追忆往昔的生活。只是他们的美好回忆，与逝去的现实关系甚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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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霸权衰落的文献与日俱增，那些与之有关的国际关系学者，恰似电影《告别列宁》中的那些老年访客。他们都对变革心有不甘，很怀念那逝去已久的世界，以至于对过往辉煌的回忆也变得扭曲起来。更糟糕的是，部分学者与诸多决策者及其顾问，更像是电影中的那位可怜的母亲。他们确信，自己生活在一个依然以美国为霸权国的世界中。对于他们及其他人而言，美国在许多方面仍具有优势。和那位母亲一样，这些国际关系学者间的辩论，关注点在于如何保持美国的主导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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霸权是什么？对霸权的定义及其影响是自由主义者与现实主义者之间大辩论的源头之一。迈克尔·多伊尔（Michael Doyle）认为，霸权是指“在整体上，控制国际体系的领导权”[1]。迈克尔·马斯坦多诺（Michael Mastanduno）宣称，当一个政治单位有“权力依据自身的利益，塑造国际政治的规则时”，那么霸权便是存在的。[2]斯图尔特·考夫曼（Stuart Kaufman）、理查德·利特尔（Richard Little）和威廉·沃尔弗斯（William Wohlforth）则将等级制度等同于霸权，即一个单元对于“国际体系的大部分”行使政治—军事的“支配”。[3]约翰·伊肯伯里（John Ikenberry）与查尔斯·库普钱（Charles Kupchan）强调，这样的影响力最终取决于物质权力，可以说，“如果霸权国能够建立一套规范，且被他国欣然接受，那么此时霸权就能得到最为有效的运用”[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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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美国的霸权是短暂的，充其量是美国在20世纪中叶的特征之一。当时，全世界刚经历了一场有史以来成本最高且最具破坏性的战争，而美国经济则相对处于超卓的地位。与此同时，相对较少的国家接受美国的霸权，并将其视为实现政治稳定与经济重建的来源。诚然，西欧和日本的迅速恢复，以及其后环太平洋区域的经济发展，都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美国的援助、贷款和市场。但是，这一成功却使美国的霸权显得多余。查尔斯·金德尔伯格（Charles Kindleberger）认为，霸权早在1963年便走到了尽头，时至20世纪70年代无疑已成为历史。[5]美国人总是说服自己相信，美国的霸权依然充满了生机和善意。例如，美国的决策者、智库分析员和学者都曾过分夸大苏联的威胁，并将美国的霸权描述为符合西方的共同利益。随着冷战的终结与苏联解体，借用美国前国务卿马德琳·奥尔布赖特（Madeleine Albright）的话来说，美国依旧是“不可或缺的国家”[6]。美国总统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在其连任总统的辩论之前，也会说出与之类似的话语。[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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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与“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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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战后的数十年间，其他国家恢复了经济实力和政治稳定，而美国的霸权在此期间则遭到了侵蚀。同样重要的是，对于战后的世界所经历的运动和发展，例如，第三世界的民族主义和中国的崛起，美国能行使的控制力并不大，甚至可以说是微不足道。美国曾试图维持越南南部的傀儡政权，并力图阻止新中国恢复在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席位，由此不仅令美国的形象暗淡无光，而且宣扬了美国的无能。美元的下跌又加速了这一颓势。不过，美国的外交政策仍然执着于霸权，未能有效地加以调整以适应现实。美国的愿望不切实际且适得其反。在另一方面，美国的自我形象和目标与其他国家对美国的感知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差异，这可以用来解释当代国际关系的一个重要的反常现象：尽管美国拥有超凡的军事、经济力量，可是它却愈发难以令其他国家就范。能够证明这种现象的例子不胜枚举。以伊拉克问题为例，小布什（George W.Bush）政府宣称，美国已经建立了“一个意愿的联盟”。但是，实际上美国对伊拉克的干预遭到其部分最亲密盟友的反对，而且支持美国干预伊拉克的国家也变少了。在贸易领域，美国寻求与二十国集团（G20）达成一个关键性的共识，即如何应对2008年的经济大衰退，却同样遭到了亚洲与欧洲国家的断然拒绝。我们会在本书中加以说明，美国是如何试图塑造与经营全球化这一当代首要的经济发展，并以失败告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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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童话人物爱丽丝（Alice）(1)的话，我们的故事似乎变得“越来越奇怪”。尽管美国的霸权已逝去了一段时间，著名的美国国际关系学者依旧相信美国的霸权还存在。他们时不时地担忧，美国的霸权即将逝去。在冷战后，人所共知的是，查尔斯·克劳萨默（Charles Krauthammer）宣称，期待已久的“单极时刻”已经到来。(2)与克劳萨默志趣相投的现实主义者预测，在未来的数十年中，美国的霸权依然不会受到直接的挑战。其他现实主义者则担忧美国会面临的直接威胁。由乔治·弗里德曼（George Friedman）运营的美国战略预测公司（简称Stratfor），出版了一份同名的以现实主义为导向的通讯，该通讯不仅受人尊敬，而且被广泛阅读。据其预测，在不久的将来，美国将与日本开战。[8]在现实主义者之中，依然存在着分歧。其中，迈克尔·曼德尔鲍姆（Michael Mandelbaum）认为，美国有必要减少在外交政策方面作出的承诺，不过这样做会造成更大的混乱，导致其他国家萌生出对昔日美国霸权的眷恋。相比之下，有的现实主义者显得更为乐观。威廉·沃尔弗斯（William Wohlforth）主张，美国可以巧妙地度过这一过渡时期，并继续保持其主导地位。[9]对于多数现实主义者而言，关键问题在于，美国将如何应对崛起的中国带来的意料中的挑战。有人认为，这样的权力转移几乎无疑会导致战争。[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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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现实主义者相同，自由主义者的内部也存在诸多不同的观点。自由主义者与现实主义者有一些共同之处。例如，他们都采用理性主义的路径，却将权力与影响力混为一谈；他们都将国家视为主要的行为体，其研究计划关注美国的霸权；在分析路径上，他们都将霸权的不同职能融为一体。自由主义者之间的重要分歧在于美国霸权的形式与存续时间，对此我们将在本书第二章中加以探讨。不过，从根本上说，自由主义者的共同之处是：他们对美国霸权的预期是乐观的，即美国霸权能通过某种形式存续下去。与现实主义者相似，自由主义者最为关切的是，假如全球体系中没有一个霸权国，将会变得动荡，并会爆发更多的战争。[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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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主义者与自由主义者都将霸权框定为一个权力问题。尤其是现实主义者，他们假定，物质能力（material capabilities）构成了权力，而权力则会转化为影响力。这些范畴之间的关联，更多地表现为间接、难以处理的形式。我们认为，物质能力只是权力的一个组成部分。权力还取决于国家能力的实质，譬如国家如何发展与运用其能力。也许，解释这个政治真理的最好的图解，就是美国与苏联（现在的俄罗斯）的核武器库案例。两国的这些核武器及其投放系统价值不菲，但是在任何情况下均不可用。因为，设计这些核武器的最重要的意图在于——将其投入全面战争——这将等同于美苏相互进行自杀性攻击，也可能波及到全球范围。为了遏制对方，这些核武器便成为了美苏冲突的理由。[12]对苏联而言，核武器库与常规部队是其获取超级大国地位的王牌。在经济停滞的情境下，过度的军事开支通常被诠释为导致苏联解体的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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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核武器以往起到过实施威胁的作用，那么核武器现在则几乎不可能被用来实施可信的威胁。常规部队的使用也愈发受到限制。在民族主义的时代，人们愈发不愿受制于别国。越南战争与阿富汗战争变成了“谁更能忍受痛苦”的竞争，而卷入其中的外国则注定会落败。军事力量依托的机制是有能力向对方施加痛苦。只要较弱的一方能够承受痛苦，那么这种施加痛苦的能力就会被较弱的一方抵消掉。对于这一问题，美国与墨西哥的关系开辟了一个不同的视角。美国历届政府反复利用其更为强大的实力，单方面违背与墨西哥的协议，导致了墨西哥的反抗。因此，美国需要与墨西哥重新进行谈判，因为新的协议能让美国从墨西哥那里少获得一些权力。[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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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将权力直接转换成影响力，就得依靠“软硬兼施”的战略。这样的战略，即便成功也会消耗美国的资源，而且其能奏效也仅限于必需的贿赂与威胁仍然可行且有效之时。通常情况下，“软硬兼施”是失败的战略。英美入侵伊拉克便是一个引人注目的案例。当赤裸裸的权力被单纯地运用于政治时，它是不起作用的，甚至与当前盛行的规范、实践格格不入。这侵蚀而非增强了美国的影响力。参照多数现实主义者与自由主义者对权力的理解，美国在伊拉克、阿富汗的失败是反常的现象。假如有一种路径，能将影响力从权力中分解出来，并将我们的注意力导向影响力的社会和物质基础，那么美国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的失败就不会被视为反常现象了。这种转变，必然会将影响力的研究植根于共享的话语。这是基于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对其书中的“比希莫斯”（Behemoth）(3)这一巨兽的解读，即“如果没有民众的意见与信仰，强者的权力便会失去根基。”[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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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的影响力取决于劝说。影响力可以劝说别人，令其确信，做你要做的事是符合他们的利益的。劝说取决于共同的价值观以及令人满意的实践。当劝说发挥效力时，有助于构建共同的身份认同，使未来的合作与劝说更有希望。这样的影响力也得益于物质能力，但是，它不属于物质能力的职能之一。影响力不仅受制于共同的目标，还需要有相当高的政治才能。影响力还取决于富有经验的领导人与外交官、与目标国之间的共同话语、倡导基于先例的政策、有意愿让他人一同塑造和实施倡议等。简而言之，我们所说的“权力”主要是指经济、军事能力，这是一种用于获取影响力的原材料。至于“影响力”，我们的界定是：一种劝说他人做你想做的事情的能力，或者劝说他人不要去做你不想做的事情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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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霸权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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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关注权力时，会忽视国际体系演变的方式。即便如此，霸权依然有助于洞悉国际体系的这些变化。本节要解析霸权这一概念。我们要界定人们试想中的霸权通过哪些方式稳定全球秩序，继而分解霸权的这些职能，尝试是否可以以其他方式实现霸权的这些职能。我们确信，这么做是非常实用的。对于当今世界而言，显得尤为实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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霸权的首要责任是规范性的（normative）。自由主义者假定的“领导”在一定程度上是指，塑造全球性机构或特定联盟的政策议程的能力。[15]它需要知识以及熟练运用适当的话语。[16]此外，还要知晓其他行为体如何界定自身的利益，了解它们把什么界定为问题，以及它们认为怎样的回应才是恰当的。现实主义者强调物质权力（material power），相比之下，建构主义学者则强调劝说，而非胁迫。建构主义者认为，要想最为有效地践行劝说，就要通过议程设置与呼吁共享规范来塑造政策辩论。权力的确很重要，但是，对权力的理解应当根植于制度与规范的结构。规范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要依赖于政治能力。在这个许多重要议程均为多边议程的世界里，更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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