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霸权的第二个组成部分是经济管理。在后霸权时代，霸权的这一职能主要是监管性质的（custodial）。我们会详细说明这一术语的含义，探究谁可以担当这样的作用，这一职能被发挥得多好。首要的是，监管需要借助市场信号（市场参与者之间有意或无意进行的信息传递）与不同领域的政府间谈判来进行风险管理。根据霸权稳定论的创立者查尔斯·金德尔伯格的观点，监管的意图在于，稳定和巩固全球经济体系的职能。[17]这一构想已成为金德尔伯格之后的现实主义者与自由主义者的理论基石，因为他们试图证明，延续美国的霸权是一种全球性的需求。不过，许多美国的国际关系理论家忽视了这样一个证据：美国愿意违背，或是愈发无法行使霸权的这些职能。似乎有些自相矛盾的是，这些理论家一方面忽视美国作为全球体系监管者的执行力正在降低这一现象；另一方面，他们对霸权国的理解却延展至涵盖其他额外的职能，诸如提供自由、多边的贸易规则，赞助国际机构，推广自由民主价值观等。[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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霸权的第三个（也是最后一个）职能是执行全球性的倡议，我们称之为“赞助”。赞助最终取决于能力，而能力可能是基于军事、经济或知识的能力。在一定程度上，“赞助”可以反映出，在国际关系理论家眼中，建立国际制度、维护国际机制、执行全球法规或规范的基本要点是什么。然而，我们认为，对于有效的“赞助”而言，物质资源是一个必要不充分条件。赞助要变得有效，就需要对话、谈判，并将区域性或全球性的机制作为平台。首先，赞助需要商定目标与进程，才能赋予倡议以合法性，并实现责任的分工。“赞助”不同于现实主义者或自由主义者界定的“领导”。赞助既非单边主义，也不等同于传统的多边论坛或联盟中的“同侪之首”。其实，赞助需要一种聆听的能力，而后通过选择性的意愿，运用各种能力来实现一致认同且符合自身利益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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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使霸权的这三种职能，需要因情势而定的影响力，而不是草率地使用权力。这三种职能的应用，已日益扩散到各个国家之间，而不再集中于一个霸权国。霸权的这些职能是由多个国家行使的，有时国家还要与非政府组织合作才能行使这些职能。全球治理的施行与现实主义者、自由主义者的构想存在着明显的不同。西欧国家为了扩展其规范的影响力，作出了不懈的努力，例如，推动议程并使其超越传统的范畴。这些议程包括：环境与人权的倡议，安全问题与公司规章制度等。亚洲国家——尤其是中国——日益承担起监管的作用。尽管中国在扮演发挥监管作用的角色中尚处于初级阶段，但已完全不同于现实主义者所描绘的新重商主义，或者崛起中的军事大国。奥巴马总统治下的美国，现在奉行的是一种获得两党支持的赞助战略，与之并行的是一种更为传统的领导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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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主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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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根索断言，国际关系理论就其目标而言，应具有变革性，不能局限于证明现状的合理性，或是便于决策者在国际关系理论的范畴内行事。国际关系理论应启发决策者，令其意识到积极变化的可能性，并为其描绘运用权力和影响力来实现积极变化的方式。我们合写这本书，就是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我们的出发点是重构权力与影响力的概念，并详尽阐述它们之间的复杂关系。我们要说明的是，不同行为体在国际体系中扮演着不同且复杂的角色，并论述了这种分化现象中一些最为重要的启示。我们研究了美国在国际体系中所扮演的角色的转变，及其在如此迅速变化的环境中所面临的关键问题，或者可能在近十年中面对的关键问题，继而对美国应当扮演的角色加以考量。我们力求为国际关系与对外政策实践研究作出相关的理论性且具有实质意义的贡献。我们所强调的影响力的来源与实践，与现实主义者、自由主义者所强调的权力，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我们看来，影响力更有助于洞悉世界如何运转，以及关键的国家如何作出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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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安全和经济领域，美国的主要外交政策挑战是应对中国在权力方面的明显崛起。这是西方国家面临的主要安全问题，有可能因此导致一场灾难性的战争。我们认为，不太可能爆发这样的战争。但是，美中两国均有强大的力量，并将对方视为一个危险的对手，而必须加以约束。它们的“卡桑德拉式”（Cassandra-like）(4)的警告因“极难对付的形象”而加强，所谓“极难对付的形象”源于两国分析对方及其外交政策目标时常用的概念基础与最坏情况分析。[19]在美国，将中国视为敌人，是一种普遍的观念。一项对报纸、期刊、学位论文、商业出版物的文章、书评、书籍和电子书检索的研究，共检索到192 532项相关的参考文献。另一项更为精确的检索中，以“中国是美国的敌人”为检索项，获得69 141项检索结果，仅2011年就有3 201项之多。[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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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要说明，如何以及为什么上述这些理念是不恰当的，并提出新的理念加以替代。不同于现实主义的诸多论述，我们的论点基于这样一种假定——中美之间的冲突并不存在结构性的问题。我们发现，中国已承担了更多的监管性责任，并越来越多地致力于维护后冷战时期的全球秩序。倘若中美两国能拥有更好的概念性的参考框架，那么两国关系就可能以一种明智、成功的方式经营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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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美国与中国及全球其他国家的经济关系，我们认为，自由主义者时常援引的框架是不恰当的。有一种传统观点，强调美国在全球经济中的结构性位置，或者强调美国通过原始的权力手段来利用其市场准入的杠杆。我们反对这样的传统观点。[21]与之相反，我们主张，假如参照之前界定的霸权的三个职能（议程设置、监管与赞助），便能更好地理解美国在全球经济体系中的作用。其中，每种职能的成败取决于物质权力与社会权力的不同组合。在这三个领域中，影响力是微妙且依情境而定的。在最好的情形下，我们的目的是将影响力从权力中分离出来，更多地关注相互可接受的目标，而非能力。由此，我们提出一个新的概念性词汇，借此考量一系列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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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点上，我们要举两个例子，以说明概念在对外关系中究竟有多么的重要。直至18世纪末亚当·斯密（Adam Smith）以及后来的大卫·李嘉图（David Ricardo）的著作问世，世人才意识到世界的财富是有限的。这使国家间的关系变成一种零和博弈。换言之，任何一国财富的增加，都会被视为其他国家在财富上的减损。[22]当政治精英们了解到，分工能够增加财富的总量，机械能和规模经济，国际经济合作就变得引人瞩目，并被视为另一种产生财富的手段。尽管分工带来的贸易、投资与经济相互依存，并未像19世纪和20世纪初自由主义者期望的那样能够阻止战争，但是，它或多或少地终止了当时为了强化物质优势而发动的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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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安全领域，纵观整个冷战时期，美国依靠的是威慑，它更确信威慑是应对咄咄逼人的对手的一种适当的战略。国际关系学者发展了威慑理论，为美国的国家安全政策提供了有利的凭据。虽然他们在解决问题时，不恰当地套用了理性主义的框架，即假定领导人在行动之前，会认真地计算成本。领导人的偏好会被改变，而且其偏好显见于外部的行为体。此外，他们还假设，影响领导人偏好的最佳方式，就是提高威慑所试图阻止的行为的预期成本。上述这些假设，没有一个被证明是成立的。冷战前、冷战期间乃至冷战后的领导人，均会在国外、国内问题的合力影响下挑战其对手。当这种挑战被视为必要之举时，领导人便坚信自己会成功，继而误读、敷衍搪塞或完全拒绝接受相反的论据。当领导人被对手威胁时，他们经常会重构问题，其目的在于，不向对手屈服，同时表现出，它们不向对手屈服的决心比任何受到威胁的利益更为重要。在苏联与美国的对峙中，威慑战略的特征是大规模的武器集结、前沿部署，以及好战的言辞。在这一战略的意料之外，挑起了一些危机——比如古巴导弹危机——此类危机原本是可以避免的。[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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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例子说明，我们用来理解世界的概念性框架，决定了我们所界定的问题，以及我们认为适合的回应范围。从更广阔的角度来看，本书旨在提出一种更精致的框架来考量这个世界。该框架专注于影响力，而非权力。我们的框架较为简约，但其实质则具有普遍性，其应用必须取决于情境。该框架符合修昔底德与摩根索的理论传统，即试图从某个问题切入，再帮助学者与决策者解决问题，并将一般性的见解与具体的情境知识结合起来。大体而言，我们将自己的框架应用于分析美国与中国、欧洲的关系，同时分析了全球各区域内及区域间为了经营愈发密切的经济关系而进行的共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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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书第二章，我们阐发了对影响力的构想。考量了物质能力与权力、权力与影响力这两对变量之间的关系与重要区别。我们强调权力和影响力的其他来源，它们不依赖，或者说，至少不是直接依赖于物质能力。本书强调价值观与话语，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的路径是属于建构主义的。但是，我们并未忽略物质能力、战略思想或战略实施。本书仔细区分了我们的构想的普遍适用性及其与情境相关的应用。本书要说明的是，如何将我们的构想用于理解全球化、金融危机以及保护平民，并使之行之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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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考量了欧洲在议程设置方面的努力。这一章证明了劝说的重要性，而劝说可以被视为影响力的一种。作为一名著名的美国现实主义者，罗伯特·卡根（Robert Kagan）认为，欧洲国家之所以承认复杂性并依靠外交，是因为它们软弱无力，且缺乏美国这样的物质权力。[24]我们对卡根的说法不以为然。欧洲国家完全可以在军事上投入更多的资金，但是它们选择不这么做。如果欧洲人的目标是为了行使影响力，那么不扩充军力就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政策。区域与国际体系的规范正在发生重大的变化，剥离军事权力的诸多政治效用，同时增强其他形式的影响力。为了支撑这一观点，我们研究了欧洲成功经营全球化并实现了一项禁止地雷的公约的案例。欧洲在这两个问题上的倡议，都曾遭到过经济和军事上更强大的美国的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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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说明了监管式经济职能已由美国转向了亚洲，尽管这一转变尚处于初级阶段。无论是从购买政府和私人债务来衡量，或是从提供外国直接投资和对外援助来衡量，美国在维持全球资本主义方面的作用正趋于减弱。亚洲国家——尤其是中国，其次是日本，则越来越多地承担起监管的角色，因为它们的领导人认为承担监管职能符合本国的国家利益。作为数万亿美元的美国国债的持有者，这些亚洲国家为稳定全球体系作出的贡献，无疑比美国所作的贡献还要多。美国不仅是全球最大的债务国，而且还是造成经济动荡的主要源头之一，这有悖于任何有关霸权的主张。[25]美国已苦于储蓄不足、巨额的私人和公共债务、投资不足，加之企业将生产转移到海外以享受低税率。自由主义者强调结构性权力，并将其与美元和美国的市场的规模相联系，这种说法显得越来越错位。因为将结构性权力视为影响力的一种来源，这是值得商榷的。[26]结构性权力的说法，还忽视了中国日益增长的重要作用，以及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中的其他国家与胸怀抱负的经济体，在稳定全球经济体系时发挥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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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还探讨了中国不断扩展的监管性作用。现实主义者将中国的经济政策描述为重商主义。2005年，时任世界银行行长的罗伯特·佐利克（Robert Zoellick）鼓励中国成为一个“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5)我们并不否认，中国的行为是自利的，但是并无任何证据表明，中国在经济上比其他任何大国更不负责任。也没有任何证据能证明，中国正致力于寻求霸权。[27]我们的探讨从安全问题开始。美国学界与政府中的现实主义者经常援引权力转移理论，并通过这一理论分析中国崛起对现有大国的地位的影响。权力转移理论缺乏有历史依据的论据的支持，而事实恰恰与该理论的论点相反。有证据表明，大多数情况下，权力转移是战争的结果，而不是战争的起因。还有证据表明，崛起国家与居于主导的大国之间极少发生互相对抗。[28]我们认为，中国的安全政策寻求的是区域性影响力，而不是全球性霸权。我们会在第二章加以分析，并对两者作出区分。可以说，中国的目标与美国乃至西方的安全并不矛盾，甚至还有可能是支持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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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第二节转向经济问题。我们通过一系列的问题来分析监管问题。我们运用了宏观数据，包括全球经济失衡与亚洲储蓄率、消费率变化的关系，许多经济学家将这个问题诠释为实现全球经济稳定的关键。接下来，我们考量了跨国与国内层面的数据，其中包括中国购买的美国国债与欧洲政府债券，中国在金融危机的谷底购买的美国的银行股票，以及中国通过中国开发银行和进出口银行对发展援助进行的重塑。有证据表明，中国的领导人明白，执行霸权的监管职能可以增强中国的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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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借用我们提出的概念与实证分析，反思了美国在后霸权世界中的作用。在切身利益的引导下，美国应采取的战略是帮助落实那些得到广泛支持的政策，而这些政策通常是拟议中的，或是由其他国家提出的。一般而言，美国应避免设置议程，并避免在领导时使用传统的现实主义或自由主义理念。基于西蒙·赖克对全球规范的研究，我们发现，美国也曾成功地执行过霸权的赞助职能，并支持过全球其他地区所发起的倡议。[29]我们研究了美国的成功案例，即向利比亚的北约行动提供军事援助，这与美国在伊拉克的政策形成了明显的反差。接下来，我们提出了“反事实”(6)的案例，探讨了美国在墨西哥的反毒品政策，以及美国力图阻止朝鲜放弃核武器，借此将领导战略和赞助战略加以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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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六章，我们重温了霸权的概念。据本书的实证研究结果，我们认为，霸权已经不再适用于国际事务，因为构成霸权的主要职能已经被广泛共享，并通过谈判得以行使，而非基于霸权国的许可。鉴于这一系列现象，需要对影响力进行新的概念化。这显示出一个新的研究议程。对于生活于现今世界的我们而言，这是多国共存的世界，而非单极世界——在这样的一个世界里，行为体以不同的方式，将社会权力与物质权力结合起来，以期获得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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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Michael W. Doyle, Empires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6),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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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Michael Mastanduno, “Hegemonic Order, September 11, and the Consequences of the Bush Revolutio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Asia Pacific 5 (2005): 177—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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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Stuart J.Kaufman, Richard Little, and William C.Wohlforth, The Balance of Power in World History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7),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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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G.John Ikenberry and Charles A.Kupchan, “Socialization and Hegemonic Power,”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44, no.3 (1990): 283—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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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参见Charles P.Kindleberger, “Dominance and Leadership in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y: Exploitation, Public Goods, and Free Rides,”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25, no.2 (1981): 242—254, especially 248, and Charles P.Kindleberger, Manias, Panics and Crashes: A History of Financial Crises (New York: Basic Books, 1978), 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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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Michael Dobbs and John M.Goshko, “Albright’s Personal Odyssey Shaped Foreign Policy Beliefs,” Washington Post, 6 December 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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