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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位著名的自由主义者小约瑟夫·奈（Joseph Nye Jr.）在最近的著述中，却刻意且明确地回避诸如“单极”（unipolarity）和“霸权国”的字眼。尽管如此，奈在事实上用这些术语界定了美国的军事权力。奈告诫道：“认为美国的权力在国内和国外趋于衰落的信念是错误的，这会导致政策上的危险错误。”他对美国的紧缩态势与重建能力是比较乐观的。小约瑟夫·奈认为，中国的威胁、美国国内的经济衰退，以及伴随着债务不断增加的美元贬值，都是美国面临的潜在问题。但是，奈强调：“尽管存在这些问题和不确定性，但如果实施正确的政策，美国经济依然能够继续为美国产出硬权力。”[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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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伊肯伯里不同，奈强调机构的作用和作出正确的政策选择的必要性，并呼吁“一个适于美国权力的未来的新倡议”。奈驳斥了现实主义者基于权力转移理论而萌生的对战争的恐惧。他认为，权力转移理论并不适用于美中关系，因为美国“并未处于绝对的衰落，相对而言，在未来的数十年里，美国依然有可能比其他任何一个国家都要强大”。与罗马相比，美国的不同之处在于，它不会衰落到“被另一个国家超越，包括中国在内”[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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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许多现实主义者相比，奈认识到，权力本身并不会决定结果；政策选择与执行也很重要。依照奈对权力模式的区分，权力可以被分为经济权力与军事权力、软权力与硬权力。他始终坚持自己的信念，即美国价值观和权力对于全球秩序的核心作用。奈预言：“在未来数十年里，都不太可能出现一个‘后美国世界’，但美国需要一个明智的战略，将硬权力与软权力资源结合起来。”为此，奈主张（其实已经有一段时间了），美国应当采用一种自由主义的路径，强调多边主义与协商，并通过全球化推广美国的价值观。[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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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主义者与自由主义者的确有一些共通之处。比如，他们坚持国家中心论的世界观，并根据国家的相对权力来进行评估。他们的许多文章在分析世界的单极格局时，均假定单极格局产生了诸多重要的影响。现实主义者与自由主义者的另一个共通之处在于，他们认为，由单极格局转向多极格局的任何变化，都是源自美国的衰落及其他国家的崛起。人们对这些担忧早已耳熟能详。早在20世纪70年代，现实主义者与自由主义者都担心，随着美国的经济衰退和日本、德国的崛起，霸权会随之迅速消失。有人甚至担心美国会与日本开战！[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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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悲观的现实主义者觉得，美国的威胁是中国，而中国可能会在10年或20年之内挑战美国的世界领导权。[23]许多现实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都把美国描绘成一个衰落的大国。[24]在美国官方的言论中，也可以看出这样的忧虑，比如，在美国总统巴拉克·奥巴马的《2010年国家安全战略》中。[25]现实主义者之间的差异在于，美国的霸权国地位究竟是否安全，或是否正趋于衰落，这体现出现实主义者对于权力及其相对分配的不同判断。上述这些事实表明，现实主义者的判断不可避免地流于主观臆断。对于自由主义者来说，他们倾向于强调所谓的软权力和硬权力，那么这种判断上的差异更加情有可原。[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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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主义者与自由主义者有一个共同的规范性议程：维系美国的霸权。著名的现实主义者迈克尔·曼德尔鲍姆在其2010年的研究中警告说，“混乱”会导致美国霸权的丧失。就像约翰·米尔斯海默，曼德尔鲍姆担心的是，美国的衰落与中国的崛起会导致一场霸权之战。[27]自由主义者同样致力于维持其所认定的美国在全球体系中的超然地位，并设想美国对于全球体系的稳定是“独特和不可或缺的”[28]。不过，对于如何实现这一目标，现实主义者与自由主义者的内部均存在意见分歧，譬如，应如何将权力的投射、经济的主导地位、机制和文化的影响等因素加以适当搭配，这些因素究竟哪个相对重要些。即便存在分歧，他们依然有足够的共同语言，借此共同完成重要的著作和论文。[29]布鲁克斯、伊肯伯里和沃尔弗斯近期发表了一篇重要文章，其中两位是自由主义者，另一位是现实主义者。他们声称，美国的霸权领导是良性的，因为它为美国及其合作伙伴提供的政治和经济利益，超过了相应的成本。美国的霸权领导提供的利益包括：“降低交易成本、建立可信的承诺、集体行动的便利化、建立焦点与监控。”可以说，霸权产出了许多公共产品，特别是体系的稳定。不过，他们也承认，美国因其超卓地位而获取的收益与付出相比是不成比例的。[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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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鲁克斯、伊肯伯里和沃尔弗斯提出，美国有两种选择，即“接触”（engagement）与“抽身而出”（disengagement），他们更倾向于前者。相比近乎完全的“抽身而出”的极致的替代方案，这三位学者发现，在霸权的形式下，能相对容易地实现“接触”，这是另一种极致的情形。他们合写的这篇文章片面地解释了冷战初期的情形，进而支持了他们的主张，即美国的霸权在“大体上是一个应邀而至的帝国”[31]。在其他著述中，伊肯伯里宣告：“美国的全球权威建立在一份‘霍布斯式’的契约之上——也就是说，其他国家，尤其是西欧国家，其后是东亚国家，将统治的权力交予美国，正如霍布斯所描述的‘自然状态’下，个人自愿地建构并将权力交给‘利维坦’。”[32]不过，这种与众不同的主张忽略了一些事实，比如，美国军队在击败轴心国后，未经授权就在轴心国驻军；美国对法国和意大利的共产党人的威胁、要挟，以及美国在欧洲和其他区域的反共举措；美国将自己的政治和经济偏好强加于人，导致批评者将美国维护其权威的行为描绘成“帝国工程”[33]。在拉丁美洲和亚洲，美国总是支持右翼独裁者，或者借助反对民选政府的政变和赤裸裸的军事干预来实现美国的霸权。布鲁克斯、伊肯伯里和沃尔弗斯笔下良性的美国霸权的家长作风，并不符合历史事实或其他国家对美国的认知，就连亲西方国家的温和派也未必苟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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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我们站在“接触”的一边，但是我们对“接触”的界定与这三位学者不同。他们主张，霸权不仅存在，而且其存在是有益的，我们并不这么看。他们强调，美国应对安全及非安全问题的军事手段具有持久的价值，我们也不敢苟同。他们忽略了，美国在一系列重要领域的所作所为，有悖于一个霸权国应履行的职责与发挥的作用。我们将美国的这些偏差加以凸显。我们认为，美国正在对全球的秩序与稳定构成威胁，而全球的秩序与稳定恰恰又是美国存续的支柱之一。[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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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我们对霸权话语的批判是双重的。首先，我们认为，关于霸权的主张在实证上是错误的。从定义来看，霸权需要在经济、军事上的主导权和领导权。但在战后初期，美国的霸权便被迅速地侵蚀。美国霸权的基础是一段特殊且短暂时期内，美国相对于全球其他非共产主义国家而言的经济、军事力量优势。1944年，美国的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了顶峰，占全球国内生产总值总量的35%，1960年这一比重便下降至25%，至1980年则降至20%。[35]西欧和日本不仅重建了经济，也恢复了不少的自信心；两者的发展削弱了其对美国的需要以及美国领导权的吸引力。20世纪50年代朝鲜战争的僵局，20世纪60—70年代美国对印度支那干预的失败，以及1971年美元脱离金本位，这些都说明了所谓霸权的局限性。在20世纪80年代，美国蓄意违背了自己制定的自由贸易规则，比如引入各种关税和配额，而不是承担经济调整的成本。[36]近年来，美国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的干预明显是帝国的过度扩张。每个实例都表明，美国的能力不足，而其战略目标也遭遇了挫折。至20世纪90年代初，即美国权力所谓的“单极时刻”，全球各国的国内战争的数量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而美国却无法像霸权国那样加以解决。[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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霸权是建立在合法性与权力之上的，而美国霸权的基础却已遭到严重的侵蚀。“9·11”事件之后，欧洲公众舆论一度对美国非常同情。然而，欧洲的公众舆论随后发生了逆转，认为美国对世界和平的威胁更甚于朝鲜。[38]在英国，对美国持赞同态度的受访者由2000年的83%下降至2006年的56%。在其他国家，美国的形象也急剧下滑。[39]这种情况没有多少改观，2007年，英国广播公司国际频道（BBC World Service）在27个国家进行的民意调查显示，51%的受访者对美国持负面印象，略比对伊朗和以色列的负面评价好一些，分别有54%和56%的受访者对伊朗和以色列持负面印象。相比之下，只有48%的受访者对朝鲜持负面印象。[40]自从美国发动了伊拉克战争，它的形象便经历了一次转变，由一个维持现状的国家，变成了一个修正主义国家。[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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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巴马当选美国总统对这些评级起到了积极的影响，不过，美国的人气依然落后于其他先进的工业国家。西方国家之中，在全球影响力方面，没有哪个国家能像美国这样，产生如此之多的负面回应（34%）。[42]就连“奥巴马也没有撑多久，到了2012年春季，全球舆论对他的政策支持度便明显下滑”[43]。2013年的一项全球性调查证实了这一趋势，对美国持“大体正面”评价的受访者减少了2%，而那些对美国持“大体负面”评价的受访者比例则并未改变。[44]其后，2013年初夏的爱德华·斯诺登（Edward Snowden）事件令全球知晓美国一直在监视其朋友和敌人——这不仅对美国的声誉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损失，更有损美国重要盟友（尤其是欧洲）眼中奥巴马总统的“人品”。这一事件可能会颠覆美国行使领导权的愿景，令美国在众多政策倡议中发起多边合作的努力功亏一篑。[45]美国的国际关系文献忽略或极力贬低这些观点的重要性，或者说，美国的国际关系文献将这些观点视为大趋势下的异类，并加以敷衍搪塞。依其所述，所谓的大趋势是指：美国维持着权力，而美国的权力也被其他国家所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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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批判的第二个要素，关注的是有关霸权的文献存在着前后不一致，甚至相互矛盾。长期以来，现实主义者与自由主义者将权力分配与全球体系的职能分配联系在一起。但是，他们从未提出一种恰当的标准来衡量权力，这样的衡量标准需要在评估和预测时考量无数的变化。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可能制定这样的标准，因为权力是诸多因素的混合体，诸如领土、人口、地理位置、经济发展、经济体的健全程度、技术水平、军事实力、政府系统，以及领导层的素质等。这些因素的大多数也是混合体，其各自又有诸多的组成因素！以军事权力为例，除了其他方面的因素，军事权力基于现代化武器、专业技术人员、优秀的战略计划和领导，以及恰当的部署。其中，武器的变化取决于其能力、保养维护，以及相关的战略和战术挑战。在这些标准中，每一项都能放在特定的情境下被相对地评估。我们越发深入地探究权力问题，就越发觉得权力概念的含糊不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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霸权归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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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策者和学者们正忙于一轮新的辩论，讨论如何拯救美国的霸权，并延缓霸权的衰落。有关如何避免美国霸权的衰落，以及如何应对中国崛起的建言，充斥于书籍、学术期刊、大众杂志和报纸。奥巴马政府第一届任期伊始，克里斯托弗·莱恩便注意到：“苏联解体后，自老布什（George H.W.Bush）政府开始，维护美国在单极体系中的超卓地位，便成为历届美国政府压倒一切的宏伟战略目标。一个早期的预兆是，巴拉克·奥巴马政府中负责外交政策的重要职位在很大程度上由比尔·克林顿政府的元老担任，而这些人均执念于维系美国的霸权。”[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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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场辩论中，一方是乐观主义者，他们来自现实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两大阵营，相信美国可以维持其全球领导。这些乐观主义者认为国际形势大体是稳定的，在他们的诠释中，大多数的经济、安全指标都有利于美国的霸权。[47]悲观主义者或“衰退论者”则担心，美国正处于担任全球领袖的最后阶段，美国必须采取激动人心的举措来维系其霸权地位。[48]在这两方之间，我们发现了很多的层次分别。不过，双方都相信，如果全球范围内的权力分配出现任何指向多极化的变化，都将会造成不稳定。对于其中少数人来说，这种显而易见的转变，可以归因于其他国家（尤其是中国）的崛起，而非美国的衰落。[49]无论如何，这些决策者、分析家和学者关注的首要问题是，如何恢复、维持或增强美国的霸权。[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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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担忧美国衰落的人，很可能会把中国描绘成一个自私的、重商主义的、强硬的国家。[51]相比之下，欧盟却被这些人贴上了温和的标签。整体而言，美国的决策者、外交政策分析家与学者都乐于接受欧洲的融合，这种融合以欧元、外交政策协调和军事改革为先导。不过，这些担忧美国衰落的人清楚，欧盟被内部挑战所困扰，其中包括高失业率、长期的公共债务，以及膨胀的福利国家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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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于各自的既得利益，现实主义者与自由主义者要使这样的辩论留在公众的视线之内，因为他们的研究项目中有许多植根于霸权的概念，这些研究包括但不限于：霸权稳定论、权力转移理论、制度理论、民主和平理论和国际政治经济领域的许多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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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决策者的思想中都带有霸权的色彩，这是因为，他们的政策在很大程度上仍以国家为中心，而且他们的判断也是基于美国的领导权。同样重要的是，霸权为美国异乎寻常的国防开支提供了一个正当的理由。对美国外交政策精英圈子的大多数成员而言，美国全球领导权的替代品，即便不是不可想象的，也是令人极其厌恶的。对于那些将美国例外论和优越性作为精神食粮的大众而言，美国全球领导权的任何替代品都是不可接受的。几乎每一场关于外交政策的重要政策演讲，都会援引美国价值观的优越性、美国在世界上扮演的救世主的角色，以及全球各国那些明事理的领导人如何表示对美国的欢迎。[52]美国人民被告知，美国领导的唯一替代方案就是“跟从”——这的确令美国人难以接受。因此，美国外交政策的重点仍然是留住那已经逝去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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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与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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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代现实主义者，如尼古拉斯·J.斯皮克曼（Nicholas J.Spykman）、爱德华·卡尔（E.H.Carr）、汉斯·摩根索（Hans J.Morgenthau）和弗雷德里克·舒曼（Frederick Schuman）认为，权力应当成为国际关系理论的指导思想，并成为外交政策的首要目标。[53]摩根索将权力定义为“建立和维持人对人的控制”[54]。他认为，权力是关系性的，因此取决于情境；领导人用于影响一个政府的物质或精神资源，可能并不适用于影响另一个政府。作为修昔底德著作的一位严谨的读者，摩根索知道，行使权力可能会引发反抗，因为权力迫使他人在权力面前屈从于自己的意愿，承认自己所处的劣势地位。从属于人是一种令人不安的心理状态，尤其是在一个平等和正义成为主导的政治价值观的时代，从属于人变得越来越难以令人接受。因此，权力必须加以掩饰才能变得有效。即使在存有胁迫或贿赂的情形下，领导人也要装作他们的行动是基于协商一致的基础，并与胁迫或贿赂的对象协力达成目的。为了达到目的，需要向别国作一些保全面子的让步，运用那些迎合双方共同价值观的话语，并通过特定的机构来执行政策，允许他国在这些机构设立代理人，而且他国能有机会对政策产生影响。[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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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根索试图对权力进行细致入微的描述，包括权力的物质基础，以及国家特征、民心和领导素质。然而，他将权力与影响力混为一谈，有时在使用术语时，甚至将两者互换。这看起来有点奇怪，因为摩根索很清楚，权力不会自动转化为影响力。其他的国际关系理论家试图对摩根索的论断加以改进。在此，我们简要地对其中三位加以评论：托马斯·谢林（Thomas Schelling）、肯尼思·华尔兹（Kenneth Waltz）和小约瑟夫·奈。前两位是现实主义者，强调物质能力。作为自由主义者，奈并未贬低物质能力，而是强调全球化世界的重要性，在这样的一个世界里，美国的生活方式确实有很大的国际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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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家谢林关注信号发送与承诺的重要性，由此扩展了我们对权力的理解。他认为，使用权力的意愿与能力一样重要。总是尊重承诺，对于彰显信誉而言是至关重要的。假如不尊重承诺，哪怕是一个次要的承诺，也会有损声誉。[56]冷战期间的证据表明，谢林的这个命题不仅是错误的，而且近乎于偏执，因为它过分夸大了国家安全共同体对信誉的考量。[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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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林试图设计出一种普遍适用于权力和战略协商的路径。为此，他关注暗中协商（tacit bargaining），不可否认，这是他的路径中最具原创性的部分。但是，就像他那个时代美国的政策，谢林的努力代表了另一种尝试，即试图找到一种技术性的解决方案来应对文化、政治问题。例如，谢林在对“自然”边界的讨论中，将里奥格兰德河（Rio Grande）(1)与鸭绿江加以比较。谢林未能认识到，这样的“格式塔理论”（Gestalt）(2)到底有多么的主观。里奥格兰德河与鸭绿江的意义，不是取决于它们在地图上的位置，而是取决于敌对方阅读地图时，作出的政治、文化上的假定。墨西哥和中国对这两条河流边界的理解，与美国的理解是几乎完全相反的。相同的问题也存在于看似聪明的信号中，其含义同样取决于情境。理查德·内德·勒博已经证明，信号是如何频繁地被当成噪音，或者噪音经常被误解为信号。一个典型的实例是，苏联总理尼基塔·赫鲁晓夫（Nikita Khrushchev）在古巴导弹危机达到顶点时，于星期五晚上写信给美国总统约翰·F.肯尼迪（John F.Kennedy）。赫鲁晓夫的这封信，本意是传递一种信号，即表示苏联愿意撤回导弹并结束这场危机。但是，肯尼迪总统及其顾问却把这封信想要传递的信号解读成一种升级冲突的行为，预示着苏联的态度将会趋于强硬。更令人惊讶的是，肯尼迪在周日早上得知赫鲁晓夫在无线电广播中宣称结束这场危机后，去了教堂。他告诉自己的哥哥，他要去教堂，感谢上帝的拯救。苏联的安全机构——克格勃——跟踪了肯尼迪，并向苏联发报，据这份电报的描述，两国爆发战争的可能性更大了。因为克格勃认为，美国总统之所以去教堂，是为了鼓起勇气，对苏联发动核攻击。[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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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摩根索一样，谢林强调物质能力，不过他忽视了摩根索对于权力转化为影响力存在局限性的附加说明。谢林对印度支那战争的看法揭示了他的不足。谢林完全相信，美国可以迫使北越遏制越共，并尊重美国在南越扶植的傀儡政权。他认为，美国的空军和海军在越南投下更多的炸弹，数量可以超过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所有盟军轰炸机对德国投下的炸弹。但是，谢林忽视了部署权力的特定情境——尤其是在缺乏高价值的目标时，将导致轰炸的成本过高且劳而无功。谢林没有考虑到，压制性的谈判是一个两边都有变量的方程式：方程式的一边是实施惩罚的权力，而另一边则是承受惩罚的能力。在这场战争中，越南人拥有决定性的优势，因为他们的士气更高。许多越南人将这场战争视为与南越政权和美国人的冲突。换言之，这是一场民族解放战争，而越南人愿意为了民族解放而献身。随着时间的推移，美国公众意识到，这场战争是一场与他们无关的发生在遥远国度的冲突，被应征入伍的人并非死于防御美国的安全。这场在印度支那的战争有力地证明了：物质能力难以等同于权力，而权力也很难等同于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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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林的权力路径及其在越南战争中的应用是无关道德的；对他而言，军事力量及威胁使用军事力量，只不过是另一种政治工具。谢林仅在法国与阿尔及利亚的冲突中表现出对道德的关注，其目的是凸显法国与阿尔及利亚的冲突与越南战争之间的差别。阿尔及利亚叛军发动了一场针对法国及其阿尔及利亚对手的恐怖之战。法国陆军用武力回击，试图消灭叛军的军事力量。但是，当法国陆军的这一战略失败时，法国转向了对叛军实施恐怖的打击，但并没起多大的效果。阿尔及利亚的案例表明，依靠强制的恐怖行为，不仅是自降身份，而且与实施强制的恐怖行为的初衷相悖。谢林天真地相信，这样的情形不会发生在越南，因为美国已经找到方法，在不动用武力打击北越民众的情况下，就能强迫北越政府就范。[59]汉斯·摩根索坚称，出于道德和务实的原因，外交政策的目的与手段必须与当时盛行的道德伦理相一致。谢林的现实主义——以及发生在过去和当下的美国军事干预——排除了所有的道德，因为谢林与美国的决策者认为，在一个充斥着凶残的敌人与焦虑的盟友的危险世界里，道德已无立锥之地。谢林与美国的决策者这么做，不仅忽视了权力的局限性，更忽略了以这种方式运用权力会削弱一个国家的地位与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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