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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Herman Schwartz, Subprime Nation: American Power, Global Capital, and the Housing Bubble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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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Carla Norrlof, America’s Global Advantage: US Hegemony and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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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Robert B.Zoellick, “Whither China: From Membership to Responsibility?” Remarks to the National Committee on United States—China Relations, New York City, 21 September 21 2005, http: //2001—2009.state.gov/s/d/former/zoellick/rem/53682.htm (accessed 16 June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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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Richard Ned Lebow and Benjamin A Valentino, “Lost in Transition: A Critique of Power Transition Theorie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23, no.3 (2009): 389—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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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Simon Reich, Global Norms, American Sponsorship and the Emerging Patterns of World Politics (Basingstoke, England: Palgrave Macmillan,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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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爱丽丝梦游仙境》(Alice’s Adventures in Wonderland)的主人公。《爱丽丝梦游仙境》是英国作家查尔斯·路德维希·道奇森以笔名刘易斯·卡洛尔于1865年出版的一部儿童文学作品。故事叙述一位名叫爱丽丝的女孩,从兔子洞进入了一个神奇的国度,最后发现原来是南柯一梦。——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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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克劳萨默在美国的《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季刊上撰文,将苏联解体和海湾战争后的时期称为“单极时刻”(Unipolar Moment)。——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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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霍布斯用圣经《约伯记》中的巨兽“比希莫特”象征混沌无序的状态。——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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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卡桑德拉是古希腊神话中的人物,拥有预言未来灾难的能力。——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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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005年9月12日,时任美国副国务卿的佐利克在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的会议上做题为《中国往何处去:从成员到责任?》的演讲,提出美国应鼓励中国成为国际社会“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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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反事实的含义是,即使我们明知某事没有发生,我们依然可以讨论,如果此事发生将会如何。——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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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别霸权!:全球体系中的权力与影响力 第二章 全球体系中的权力与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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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世纪50—60年代,摩根索曾多次批评国际关系理论,批评其未对当权者说真话。在摩根索看来,大学与基金会、政府之间的密切联系,使得国际关系这一学科中最重要的代言人更容易由指派而产生。大体上,那些在言辞和文字上迎合当权者的人,更容易获得奖赏。[1]对于这种现象,有一种更为温和的解释:学者与决策者一样,都是同一种文化的产物,两者多半有共同的世界观。我们相信,根据后一种解释,许多美国的国际关系理论家,以及外交政策、国家安全的分析家对于美国的世界领导权(leadership),的确有一种规范性的信奉。理论家们已经提出了霸权的理念,借此证明美国的世界领导权的合理性,并推进其领导权。霸权的理念,取决于对权力及其在世界政治中异乎寻常的重要性的特定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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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对霸权进行了概念与实证层面的批判。我们主张,战后的美国霸权只是一个短暂的现象。那些试图令美国霸权保持原状的努力,是虚妄且适得其反的。过去是如此,现在也是如此。霸权被假定会带来利益,以及人们尚未意识到霸权只是一个逝去的瞬间,这些都强化了意识形态与知识层面的动因。前者迎合了美国人几乎普遍遵循的信念,即美国与众不同,它在道德与政治上处于超然地位,也是国际社会的合法领袖。后者与美国的决策者和学者理解权力及其效用的方式有关。我们论证了上述这些概念的不足,还发现它们以不恰当的方式蒙蔽了人们,而这些人又将上述概念引入了后冷战世界的现实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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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对权力的批判为理论和政策的重构奠定了契机。与大多数现实主义者、自由主义者相比,我们更看重权力,而非物质能力。更重要的是,我们将权力与影响力区分开来,因为权力未必会转化为影响力。我们认识到,权力有不同的类别,而权力被转化成影响力的方式也是多样化的。我们还剖析、批判了霸权的概念。我们认为,霸权是基于一个错误的假设,即有必要(通过霸权国来)维持一个正常运转的全球经济与政治体系。我们不认为霸权是一个有组织性的(organizing)概念,我们对国际体系进行了更为现实的考量,并重构了我们对安全与繁荣的基础的理解。在界定霸权的三种职能(议程设置、监管和赞助)之后,我们分别阐述了这三种职能所适用的领域,分析它们发挥作用的方式,并描述它们所依赖的不同类型权力的特征。我们的分析充分地说明,国际体系并不需要由霸权国来管理,或者说,即便没有霸权国,国际体系也有可能成功地运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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霸权与民主是难以调和的。领军的知识分子与政治领导人时常宣称,政府的民主和多元化,以及经济中的权力下放,都比等级制度和集权的治理方式更有效,并且其本身就是重要的目的。一些学者与决策者接受霸权并试图巩固和维持霸权所期望的不民主的等级制度,但是,对于民主与多元化的信奉同样适用于国际关系,这使得这些学者与决策者的主张变得令人困惑且站不住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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霸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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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照美国国际关系学者的理解,当国际体系中的某个国家的权力,与其他行为体相比,已达到极不相称的程度,那么这个国家就能提供国际领导权,即霸权。现实主义者与自由主义者断言,自1945年以来,美国就已经是一个霸权国。不过,在漫长的冷战时期,由于强大的苏联及其盟友的对抗,美国并未成为真正意义上的霸权国。在这些人看来,两极格局为单极格局铺平了道路。随着美苏冲突的终结与苏联的解体,美国也愈发地接近全球霸权国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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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对霸权的理解有所不同。许多现实主义者认为,美国无与伦比的军事权力使其可以强迫他国接受其主导。他们也公开承认,这是主导权(domination)的一种表现形式。斯蒂芬·布鲁克斯(Stephen Brooks)与威廉·沃尔弗斯认为:“没有哪个主权国家的体系,曾经容纳过一个在物质优势上可以与美国抗衡的国家。”[2]罗伯特·杰维斯(Robert Jervis)表示,如果从数字上判断,布鲁克斯和沃尔弗斯肯定是正确的。[3]美国在全球军费开支中所占的比重超过40%,而美国在全球经济活动中所占的比重则为25%。美国在全球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份额超过了欧盟,为中国的3倍,同时全球大约65%的外汇储备是美元。[4]现实主义者对霸权的这种理解,将其描述为一国物质优势的相对直接的结果。[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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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于我们的想法,另一种构想显得更为精妙,即将霸权设想为合法性与权力的产物。[6]例如,罗杰·西蒙(Roger Simon)借鉴了安东尼奥·葛兰西(Antonio Gramsci)的理论,将霸权描述为一种关系,这种关系“并非靠武力统治,而是通过政治、意识形态的领导来达成共识(consent)”[7]。不过,理论家对共识的理解各持己见。有的理论家认为,“共识”是自利的体现(比如,跟从主导大国要比反对它好得多),有的理论家则认为,“共识”是合法性的体现(例如,霸权国会保护并提出共同的规范、价值观和政策)。[8]新现实主义者约翰·米尔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与克里斯托弗·莱恩(Christopher Layne)强调物质利益,因为他们将权力视为国际关系的核心。[9]对于建构主义者和我们这些将影响力与权力区分开的学者来说,概念性的解释更受青睐。凡是强调霸权的规范性层面的学者,都注意到大国地位和霸权国地位均取决于对权利与义务的认可,因此可以说属于准司法(quasi-judicial)的范畴。事实上,如果其他行为体认为强大的国家(例如俄罗斯)并未履行其责任,那么这样的国家是不会获得与大国地位相称的身份和尊重的。[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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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主义者倾向于将霸权设想为权力与规范的混合体。罗伯特·基欧汉(Robert Keohane)认为,霸权的存续取决于双重前提,即“世界政治的秩序通常由一个霸权国创建”,以及“秩序的维护需要稳定”。[11]基欧汉提出了一个典型的自由主义构想。他认为,更富有成效的构想是把霸权视为一个国家的领导权,这种领导权不一定要用军事手段。[12]借鉴自由主义者提出的经济力量与所谓的“软权力”(soft power),霸权国构建制度以促进合作。[13]基欧汉的霸权概念,更强调规范、规则和决策过程,而不是胁迫和贿赂,但基欧汉并未厘清的是,机构、规范及其进程是如何与经济或军事大国发生关联,或者相互形成依赖关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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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伊肯伯里在最新的一本书中提出,50年以来,由美国领导的自由的、基于规则的霸权秩序“是极为成功的”。作为自由资本主义政治体系的“所有者和经营者”,美国倡导多边主义,建立全球机制,提供服务、安全和开放市场。[14]霸权为“数十年来西方与全球的经济增长和进步提供了一个稳定的基础”[15]。通过霸权和一系列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美国得以精心维系相对良性的领导权,这不同于“帝国的霸权秩序”。霸权有助于促进西方的繁荣和民主,乃至冷战的和平终结。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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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照伊肯伯里的说法,当前的危机是一个“在自由秩序下旧的霸权组织内部的权威危机,并非秩序本身的深层原则的危机。”因此,“世界政治的规律特征遭到了质疑”[17]。尽管美国的领导权已经受到了挑战,但自由主义的国际秩序依然保持着活力。美国的霸权领导作为“世界政治的一个组织逻辑”,也是自身成功的受害者。美国与新兴的行为体之间,需要达成新的契约。不过,新的契约仍然要依赖于权力的单极分布,在新的契约下,“自由主义霸权秩序的支持者希望美国的霸权作用继续维持下去,即便这种霸权作用需要经过重新谈判”。伊肯伯里认为,美国将不得不放弃部分权利与特权,达成这样的协议有助于美国保持“自由主义的利维坦”的地位。在这样的新的安排下,美国仍然具备霸权国的资格。[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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