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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于各自的既得利益，现实主义者与自由主义者要使这样的辩论留在公众的视线之内，因为他们的研究项目中有许多植根于霸权的概念，这些研究包括但不限于：霸权稳定论、权力转移理论、制度理论、民主和平理论和国际政治经济领域的许多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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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决策者的思想中都带有霸权的色彩，这是因为，他们的政策在很大程度上仍以国家为中心，而且他们的判断也是基于美国的领导权。同样重要的是，霸权为美国异乎寻常的国防开支提供了一个正当的理由。对美国外交政策精英圈子的大多数成员而言，美国全球领导权的替代品，即便不是不可想象的，也是令人极其厌恶的。对于那些将美国例外论和优越性作为精神食粮的大众而言，美国全球领导权的任何替代品都是不可接受的。几乎每一场关于外交政策的重要政策演讲，都会援引美国价值观的优越性、美国在世界上扮演的救世主的角色，以及全球各国那些明事理的领导人如何表示对美国的欢迎。[52]美国人民被告知，美国领导的唯一替代方案就是“跟从”——这的确令美国人难以接受。因此，美国外交政策的重点仍然是留住那已经逝去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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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与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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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代现实主义者，如尼古拉斯·J.斯皮克曼（Nicholas J.Spykman）、爱德华·卡尔（E.H.Carr）、汉斯·摩根索（Hans J.Morgenthau）和弗雷德里克·舒曼（Frederick Schuman）认为，权力应当成为国际关系理论的指导思想，并成为外交政策的首要目标。[53]摩根索将权力定义为“建立和维持人对人的控制”[54]。他认为，权力是关系性的，因此取决于情境；领导人用于影响一个政府的物质或精神资源，可能并不适用于影响另一个政府。作为修昔底德著作的一位严谨的读者，摩根索知道，行使权力可能会引发反抗，因为权力迫使他人在权力面前屈从于自己的意愿，承认自己所处的劣势地位。从属于人是一种令人不安的心理状态，尤其是在一个平等和正义成为主导的政治价值观的时代，从属于人变得越来越难以令人接受。因此，权力必须加以掩饰才能变得有效。即使在存有胁迫或贿赂的情形下，领导人也要装作他们的行动是基于协商一致的基础，并与胁迫或贿赂的对象协力达成目的。为了达到目的，需要向别国作一些保全面子的让步，运用那些迎合双方共同价值观的话语，并通过特定的机构来执行政策，允许他国在这些机构设立代理人，而且他国能有机会对政策产生影响。[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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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根索试图对权力进行细致入微的描述，包括权力的物质基础，以及国家特征、民心和领导素质。然而，他将权力与影响力混为一谈，有时在使用术语时，甚至将两者互换。这看起来有点奇怪，因为摩根索很清楚，权力不会自动转化为影响力。其他的国际关系理论家试图对摩根索的论断加以改进。在此，我们简要地对其中三位加以评论：托马斯·谢林（Thomas Schelling）、肯尼思·华尔兹（Kenneth Waltz）和小约瑟夫·奈。前两位是现实主义者，强调物质能力。作为自由主义者，奈并未贬低物质能力，而是强调全球化世界的重要性，在这样的一个世界里，美国的生活方式确实有很大的国际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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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家谢林关注信号发送与承诺的重要性，由此扩展了我们对权力的理解。他认为，使用权力的意愿与能力一样重要。总是尊重承诺，对于彰显信誉而言是至关重要的。假如不尊重承诺，哪怕是一个次要的承诺，也会有损声誉。[56]冷战期间的证据表明，谢林的这个命题不仅是错误的，而且近乎于偏执，因为它过分夸大了国家安全共同体对信誉的考量。[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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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林试图设计出一种普遍适用于权力和战略协商的路径。为此，他关注暗中协商（tacit bargaining），不可否认，这是他的路径中最具原创性的部分。但是，就像他那个时代美国的政策，谢林的努力代表了另一种尝试，即试图找到一种技术性的解决方案来应对文化、政治问题。例如，谢林在对“自然”边界的讨论中，将里奥格兰德河（Rio Grande）(1)与鸭绿江加以比较。谢林未能认识到，这样的“格式塔理论”（Gestalt）(2)到底有多么的主观。里奥格兰德河与鸭绿江的意义，不是取决于它们在地图上的位置，而是取决于敌对方阅读地图时，作出的政治、文化上的假定。墨西哥和中国对这两条河流边界的理解，与美国的理解是几乎完全相反的。相同的问题也存在于看似聪明的信号中，其含义同样取决于情境。理查德·内德·勒博已经证明，信号是如何频繁地被当成噪音，或者噪音经常被误解为信号。一个典型的实例是，苏联总理尼基塔·赫鲁晓夫（Nikita Khrushchev）在古巴导弹危机达到顶点时，于星期五晚上写信给美国总统约翰·F.肯尼迪（John F.Kennedy）。赫鲁晓夫的这封信，本意是传递一种信号，即表示苏联愿意撤回导弹并结束这场危机。但是，肯尼迪总统及其顾问却把这封信想要传递的信号解读成一种升级冲突的行为，预示着苏联的态度将会趋于强硬。更令人惊讶的是，肯尼迪在周日早上得知赫鲁晓夫在无线电广播中宣称结束这场危机后，去了教堂。他告诉自己的哥哥，他要去教堂，感谢上帝的拯救。苏联的安全机构——克格勃——跟踪了肯尼迪，并向苏联发报，据这份电报的描述，两国爆发战争的可能性更大了。因为克格勃认为，美国总统之所以去教堂，是为了鼓起勇气，对苏联发动核攻击。[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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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摩根索一样，谢林强调物质能力，不过他忽视了摩根索对于权力转化为影响力存在局限性的附加说明。谢林对印度支那战争的看法揭示了他的不足。谢林完全相信，美国可以迫使北越遏制越共，并尊重美国在南越扶植的傀儡政权。他认为，美国的空军和海军在越南投下更多的炸弹，数量可以超过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所有盟军轰炸机对德国投下的炸弹。但是，谢林忽视了部署权力的特定情境——尤其是在缺乏高价值的目标时，将导致轰炸的成本过高且劳而无功。谢林没有考虑到，压制性的谈判是一个两边都有变量的方程式：方程式的一边是实施惩罚的权力，而另一边则是承受惩罚的能力。在这场战争中，越南人拥有决定性的优势，因为他们的士气更高。许多越南人将这场战争视为与南越政权和美国人的冲突。换言之，这是一场民族解放战争，而越南人愿意为了民族解放而献身。随着时间的推移，美国公众意识到，这场战争是一场与他们无关的发生在遥远国度的冲突，被应征入伍的人并非死于防御美国的安全。这场在印度支那的战争有力地证明了：物质能力难以等同于权力，而权力也很难等同于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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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林的权力路径及其在越南战争中的应用是无关道德的；对他而言，军事力量及威胁使用军事力量，只不过是另一种政治工具。谢林仅在法国与阿尔及利亚的冲突中表现出对道德的关注，其目的是凸显法国与阿尔及利亚的冲突与越南战争之间的差别。阿尔及利亚叛军发动了一场针对法国及其阿尔及利亚对手的恐怖之战。法国陆军用武力回击，试图消灭叛军的军事力量。但是，当法国陆军的这一战略失败时，法国转向了对叛军实施恐怖的打击，但并没起多大的效果。阿尔及利亚的案例表明，依靠强制的恐怖行为，不仅是自降身份，而且与实施强制的恐怖行为的初衷相悖。谢林天真地相信，这样的情形不会发生在越南，因为美国已经找到方法，在不动用武力打击北越民众的情况下，就能强迫北越政府就范。[59]汉斯·摩根索坚称，出于道德和务实的原因，外交政策的目的与手段必须与当时盛行的道德伦理相一致。谢林的现实主义——以及发生在过去和当下的美国军事干预——排除了所有的道德，因为谢林与美国的决策者认为，在一个充斥着凶残的敌人与焦虑的盟友的危险世界里，道德已无立锥之地。谢林与美国的决策者这么做，不仅忽视了权力的局限性，更忽略了以这种方式运用权力会削弱一个国家的地位与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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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尼斯·华尔兹的著述揭示出了权力的另一张面孔。不过，当他用权力作为分析概念时，也遇到了不同的问题。华尔兹的出发点是摩根索，他试图将摩根索对权力的构想变得更为有力且更具科学性。最初，他对权力的组成要素进行了总体性的梳理，这一部分与摩根索几乎是一致的。这种方式从未被真正证实过，其后华尔兹拒绝用这种复杂的方式来评估权力，转而用线性的评估方式——基于开发、使用技术精良的军事力量的能力。华尔兹坚持认为，这样的界定具有简约的优势，而且便于人们判定国际体系的极性（polarity）。[60]出于同样的理由，华尔兹认为，权力的概念是没有关系性的。实际上，华尔兹认为，权力与影响力之间不存在任何区别——前者只是产生了后者——这将人们对权力的理解降低到对物质能力的狭隘理解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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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分析层面的改变让华尔兹建立了一个简约的理论，不过，该理论与现实世界的相关度较小，缺乏可操作性。与谢林相同，华尔兹对权力的定义也是不足的：它强调施加痛苦的能力，却忽略了承受痛苦的意愿。依照华尔兹对权力的构想，美国原本应该轻松地在越南取胜，美国和苏联原本应该在阿富汗轻松获胜。华尔兹理论的关键在于极性，因为极性是判定体系中战争倾向的决定性因素。华尔兹对权力的定义太模糊，当世界格局变成两极格局时，那些倚仗该定义的现实主义者内部便出现了意见分歧。当苏联解体时，这些现实主义者又不确定世界格局究竟会走向多极还是走向单极。[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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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主义的概念性混乱源于其将权力与影响力混为一谈。现实主义这么做，是为了尽可能地简化权力和影响力，并将其简化为物质能力。这种对权力的狭窄、错误的理解，并非出于偶然。它反映和迎合了一种特定的、美国式的对待世界的态度，强调权力胜于劝说，强调权力的物质属性胜于其道德和心理属性。这种取向试图将政治简化成一个技术性问题，这是一种长久存在且宽泛的美国传统。从这个意义上讲，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现实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发展的权力的概念，反映了美国的文化及其学识，也增强了对美国年轻一代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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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实践中，物质能力与权力的关系是间接而复杂的，而且经常存在潜在的问题。物质能力是权力的一个主要来源，但是必须作出关键的抉择，即发展哪些能力，以及如何使用这些能力。[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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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后冷战时期，美国继续将过高比例的财富用于发展、保持其超凡的军事能力。冷战后，大多数国家削减了军费开支，而美国的军费开支则在增加。2001—2010年，美国的国防预算增加了128%。[63]在2003年，美国在国防方面投入了4 170亿美元，占全球国防投入的47%。[64]美国在2008年将国家预算的41%投入了军事以及两场正在进行的战争之中。2010年，美国的国防预算为6 930亿美元，占全球国防支出的比例超过了43%。[65]这个数字是日本、俄罗斯、英国、德国和中国国防支出总和的2倍。2012年，美国的国防预算超过了7 000亿美元。如果算上对外战争、国土安全以及其他相关费用，那么这个数字将攀升至超过8 680亿美元。[66]毫不奇怪，美国是唯一一个军事势力范围遍及全球的国家。[67]美国的民主党与共和党政府都确信，这样超常规水平的军事开支，即便没有增加，也会使由美国传统军事优势所产生的地位与影响力延续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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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这些军事开支是否能服务于美国在国内外的利益？显然，军事开支助长了美国的军事干预，因为对于许多美国潜在的对手而言，美国的军事优势是决定性的，而且，美国也需要运用其军事武装来确保其资金支持。最新的例证便是英美入侵伊拉克，军事权力未必能带来影响力，尤其是以不恰当的方式运用军事权力。当一个国家的干预与现行的规范和实践相悖时，这样的干预会严重地侵蚀该国的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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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多数现实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对权力的理解，这种现象是一种反常现象。但是，如果将影响力从权力中分离出来，便不会将这种现象视为反常。它将我们的注意力引向其社会与物质基础。这样的转变并不意味着忽视物质能力，而是将对影响力的研究根植于共享话语，而正是共享话语使影响力变为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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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还必须考虑“反事实”(3)的情境：冷战后，美国本应效仿欧洲，将其大部分的军事开支转向更具成效的用途。假设，美国已经大幅度地对教育、科研、基础设施的建立与维护增加了投资，并加强了对银行业、投资和所得税的执法——事实上，上述这些领域的经费在罗纳德·里根与老布什政府时期就已经被大幅削减了。美国原本几乎肯定会有一个更强大、更具创新力的经济，能够避免银行业危机、庞大的联邦赤字以及向中国借取的昂贵贷款。原本一个更强大、更独立的美国经济将使美国成为国际经济问题的更有力的仲裁者，令其他国家更愿意接受美国的领导。同样，这原本能够让美国在处理阿富汗和伊拉克问题时能有所克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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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美国的领导，自由主义者总是更为乐观。他们相信，如果混合运用传统的制度性权力与先前提到的小约瑟夫·奈所说的“软权力”，那么美国的领导是可以得到确保的。根据奈的说法，“软权力”源自美国文化及其生活方式在全球范围的吸引力。[68]“软权力”假定：饮用可口可乐、穿蓝色牛仔裤运动、对美国电视和电影的兴趣将以不确定的方式令外国公众更乐于接受和支持美国的外交政策目标。[69]奈很快便坦言，就像物质权力，软权力也是晦涩难懂的，取决于当地人的诠释和自愿的受众。因此，政府很难利用软权力或者预测其成果。然而，美国的资深决策者却经常提及软权力，将其视为提升美国影响力的另一种机制。[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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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权力的概念在概念化方面没有经过实证检验，因此在实证上是不中用的。究竟是什么样的逻辑跳跃，会使美国文化或产品的吸引力转化为对美国外交政策的支持？日本电子产品、中国服饰以及古巴雪茄同样具有吸引力，可是它们并没有令美国人更加亲近日本、中国或古巴。正相反，中国产品进入欧洲和美国市场，却被视为一种“入侵”。[71]美国的一些出口商品，多数情况下是麦当劳和美国的快餐连锁店，也同样遭到了负面的抵制。它们已经在欧洲引发了反美情绪，成为攻击和游行的目标。多数消费者似乎能够将一国的产品与政策加以区分。在欧洲和亚洲，每次反美示威中都有抗议者穿着牛仔裤。美国许多其他的出口产品——例如，苹果公司的产品——既不支持，也不反对美国的对外政策。那些购买这些产品的人，并不认为购买这些产品具有什么象征性的意义。少数几个美国的娱乐节目，明显反对美国的帝国主义计划，例如，广受好评的《南方公园》（South Park）与《每日秀》（The Daily Show），在海外特别流行。(4)这些娱乐节目可能会令人对美国的民主及其对异见的宽容心生敬意，但是绝不会令人对美国的对外政策肃然起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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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质能力是权力的一个重要基础，但是，上述粗略的探讨揭示了，权力转化为影响力绝非是必然发生的。这取决于发展及明智地使用特定类别的能力，而这些能力的职能会随着情境而变化。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军事权力是一种最重要的权力，美国和苏联明智地投资于军事权力。在战后，军事权力的效用下降，使用军事权力会限制这两个所谓超级大国的权力，而非增强其权力。苏联对军事权力的过度依赖，令其难以有效地为其在东欧建立的共产党政权建立合法性。我们应该注意到，20世纪50年代初，美国发展并有效利用了“两极”（bipolarity）这个术语，美国要证明其在军事装备上的持续支出具有合理性，“两极”这个术语是不可或缺的。在当今世界，要维持军事权力，只能以牺牲其他形式的权力为代价，而那些被牺牲的权力也是同等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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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将权力直接转化成影响力，即使能够成功，往往也是以惊人的比率消耗资源。当威胁依然存在且有效时，这么做才可能成功。这同样适用于贿赂，美国曾每年向埃及提供超过15亿美元的军事援助，向以色列提供的军事援助为每年30亿美元。至于美国获得的回报，则并不显而易见。埃及的胡斯尼·穆巴拉克（Hosni Mubarak）政权一直接受美国的军事援助，直至2012年。但是，大量的美国军事援助流入了穆巴拉克的亲属及支持者的囊中，余下的部分则用于基本没有战斗力的军队。穆巴拉克治下的埃及与以色列维持着和平状态，但他任期短暂的继任者——穆罕默德·穆尔西（Mohamed Morsi）——在上台时没有得到美国的支持，而穆尔西承诺，要继续与以色列和睦相处。[72]在西岸定居点的问题上，以色列总是频繁地无视美国政府的期望。2012年，以色列领导人不顾美国的反对，威胁要打击伊朗的核设施。[73]事实再次证明，贿赂并未换来服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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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力最有效的形式是劝说。劝说是指，通过各种尝试令别人确信，做你想做的事符合他们的利益。当劝说奏效时，其他行为体往往愿意为了共同的目标，贡献出自己的资源。劝说必须建立在共同价值观之上，其倡导的政策必须涵括各方可以接受的做法。如果一个国家谋求让其他政治单位接受其领导，其中一个重要的举措是，劝说这些政治单位的代表，他们的投入是有意义的，正在讨论的倡议不会超出普遍认同的目标。物质能力是相当重要的，但是，在建立和维护联盟时，明智的目标选择和政治技能，也同样是至关重要的。以往在合作和领导方面的成功，在某种程度上创造了信任与再次合作的倾向，这能够大大地促成劝说。同样重要的是，合作有助于建立共享的身份（即便不是共同的身份），这使未来更有可能进行合作与劝说。要建立联盟并实施任何共同政策需要权力——最恰当的说法是，政治和道德的权力，而不仅仅是物质能力。根据不同倡议的性质，还可能要倚重制度、技术方面的专业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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劝说最终取决于合法性的概念。正如伊恩·赫德（Ian Hurd）所说，合法性这个概念挑战了强制与自利，并成功地解释了国家在国际组织的情境下的行为。[74]赫德采用组织社会学家马克·萨奇曼（Mark Suchman）对合法性的定义：“在一个由社会构建的规范、价值观、信念和定义的体系中，一个实体的行为被认为是可取的、恰当的、合适的普遍性感知和假定。”[75]合法性指“行为体眼中，一个规则或制度应如何被遵守的规范性信念。它是一个主观的概念，体现了行为体与机制之间的关系，并由行为体对机制的看法来界定。行为体的看法可能来自规则的实质，或者源于构成规则的进程，或者是构成规则的来源”[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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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德认为，合法性助长了权威。“如果一个行为体相信，规则是合法的，那么遵守这一规则便不再是出于对惩罚的恐惧，或者是出于对私利的算计，而是出于一种道德上的义务。”[77]合法性应被视为一种长期、低成本的社会控制手段。当价值观被内化，遵守规则就变成了习惯。如果一个行为体接受一项规则是因为它被认为是合法的，那么这项规则就是具有权威的。在一定程度上说，这样的规则在层级上优于行为体，并有助于塑造行为体的行为。随着时间的推移，这样的规则会影响行为体对其利益的界定，甚至会影响行为体对自身的界定。如果一个组织被视为合法的规则制定者，那么它就对其成员拥有权威。当权力在一个合法的关系与机制框架内被实施时，权力的性质也会发生相应的变化。可以说，在行使其权威时，权力与合法性的概念被合并了。[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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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体系中的霸权职能与霸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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