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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永久和平”出自18世纪德国古典唯心主义哲学家康德于1795年发表的一部论述政治法律问题的专门著作《永久和平论》。该书的中心内容是阐明永久和平和国际法问题。康德在书中提出九个命题，表达他的社会进化概念。接着他采取国际条约文件的形式，分作预备条款、正式条款、秘密条款三个层次进行论述。他认为预备条款规定了为建立国家与国家之间正常关系开辟道路的条件，包括和平条约签订时不应包含有引起新战争的隐蔽的可能性，一个独立的国家不能为他国用继承、交换、买卖或让与等手段所侵吞，常备军应完全废止，国债不能用于对外政治斗争的目的，任何国家无权以暴力干涉他国的政治制度和政府机构，任何国家在与别国交战时都不能采用会使在未来的和平条件下建立相互信任成为不可能的敌对行动，如派遣暗杀者、放毒等。正式条款是关于如何保障已获得的和平，包括每个国家的政体应该是共和制，各个国家自愿结成联盟，保障各国的权利，“世界公民”权利等。秘密条款论述只有在法的基础上，政治与道德结合起来，才能实现合理的政治制度和永久和平。康德的这些以永久和平为指导的国际法思想对后世国际法的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参见张晋藩主编：《中华法学大辞典·法律史学卷》，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1999年版，第544页。——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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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休克疗法，指俄罗斯、东欧一些中央计划经济国家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一种方式。其主要特征是急速地和短期性地进行改革。这种方式突然打破了原有经济运行的各种秩序，易导致经济的严重混乱和社会动荡，给经济发展造成损害。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刘树成主编：《现代经济词典》，南京：凤凰出版社，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120页。——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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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色拉叙马霍斯（Thrasymachus）是活跃于公元前5世纪后半期的一位演说家。他之所以为人所知，主要是因为柏拉图在《理想国》第一卷中对他有生动的讽刺性描述。色拉叙马霍斯认为，“强权即公理”，或者说，“正义无他，唯在于强者利益”（justice is nothing other than the advantage of the stronger）。——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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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企业社会责任，指企业在制定追求自身利益目标的同时，应尽量采取措施，保护和促进社会整体福利的义务。企业社会责任所考虑的是由于企业对社会的影响而产生的问题，以及应该如何确立适当的伦理来约束公司和社会的关系。要求企业必须超越把利润作为唯一目标的传统理念，强调要在生产过程中对人的价值的关注，强调对消费者、对环境、对社会的贡献。参见陆雄文主编：《管理学大辞典》，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3年版，第33页。——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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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别霸权！：全球体系中的权力与影响力 第四章 中国与监管式经济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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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世界经济的问题部分在于，美国已经放弃（或是被免除）了对世界经济的领导，还没有自愿且令人满意的候选国可以接手取代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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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尔斯·P.金德尔伯格，《国际经济中的主导权和领导权》(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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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再次崛起已成为美国的决策者与学者日益关注的问题。政策备忘录、报纸文章和学术期刊把中国描绘成一个新兴的“庞然大物”。对于中国再次崛起的后果，分析家存在着明确的分歧。通常，现实主义者把中国描绘成一个具有革命性的大国，为了自身获益而牺牲他国的利益。它意图主导亚洲，并改变全球经济的规则。自由主义者则认为，中国的领导人主要关注经济发展，随着中国对海外市场和投资依赖性的逐渐增长，而愈发受其抑制与约束。这两种解释都是结构性的，它们忽视了中国文化与历史，以及文化、历史因素会如何影响中国对安全与经济政策的考量。此外，他们还选择性地使用论据。在被引用最多的报纸专栏作家中有一些人——偶尔也是学者，他们只提出那些可以支持其立场的引述和数字，却忽略那些无法佐证其立场的引述和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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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幸，知识渊博的西方学者在研究中国政治与外交政策时，能够更加公正地运用论据，并对自己的论断持更加审慎的态度，他们的著述令人印象深刻。我们是国际关系学者，而非中国问题专家。因此，我们在很大程度上要借鉴这些西方学者对中国的分析。我们娴熟于国际关系理论及其在安全和国际政治经济领域的应用。我们的分析充分利用了自己的理论知识以及有关中国的更为详尽的文献。我们的目标是：探究中国外交政策的路径，并通过中国的案例来论述霸权及其替代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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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某种程度上说，弄懂中国要比理解冷战时期的苏联要容易一些。在冷战时期，苏联的特点是极端隐秘，官方出版物极少会偏离苏共的路线，而苏联的绝大多数分析家与学者不愿表达自己的观点。相比之下，中国的社会是相对开放的。尽管中国的报纸、各部委、组织和企业与中国的领导层共鸣，但是它们也会发表各种惊人的观点。中国学者在与自己同行打交道时，可以在学术聚会上直言不讳，在私人场合则更是如此。有关中国经济的数据，要比苏联多得多。这为西方的分析家提供了诸多方面的有用信息，例如，中国的军事预算、关于权力结构的辩论、中国的能源短缺，以及我们特别感兴趣的问题——中国的分析家对美国外交政策目标的看法。不可将这些看法视为幼稚的言辞，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更多的洞见，而这些却总是被美国的国际关系学者普遍忽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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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我们不能凭信息来解开“中国想要什么”的问题。其中的一个原因在于，对于中国国内的这些问题的意见呈现出多样性。可以反过来考虑这个问题：中国的分析家试图推测出美国的目标。中国人得到的答案取决于，他们听到的是美国人的意见中的哪个部分。即使是这样，睿智的观察家都明白，美国的外交政策不仅反映出总统的目标、国会的压力与制约，也会体现出不可预知的因素，比如与相关官僚机构的妥协。在多元化方面，中国的情形与美国不同。中国的外交政策确实会反映出国内不同来源的输入，以及对国际约束和机遇的不同解读。因此，中美两国的分析家，在确认趋势并构建他们所确信的、更有可能的叙事性的预测时，最好能充分地认识到国内或国外事件会令政策产生显著的、未预料到的转变。“9·11”事件对美国产生了这样的启示，对中美两国也产生了其他的政治、经济冲击。必然性是不可能的事，同理，预言也不值得讨论。我们所能做的，就是利用不断更新和修订的信息，作出审慎的判断与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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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心里时刻记着这些注意事项，并对那些分析中国的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立场进行了批判。那些近乎确定的论证，就像现实主义与自由主义的分析一样，都是在夸大其辞。更为糟糕的情形是，当区域专家分别用那些很大程度上源于美国的范式来解读中国的目标和政策时，他们便陷入了困境。现实主义与自由主义学者假定，他们各自的范式均基于普遍的原则，对世界所有地区具有同等的解释力。我们唯一应当重视的是基于细致实证的分析，即使用中国的资料来源，并依据中国对这些问题的理解来解读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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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提出的论断只是假设，并非教条。我们确信，自己的论断与中国的文化、政策是一致的。不过，我们也认识到，其他的著述也是合理的，而且新论据的出现可能会对我们的论断及任何著述提出质疑。此外，我们也意识到，中国人的视角是多样化的，该国的政策会随着精英层内部的权力转移而发生变化，而这种权力转移则有利于那些不同政策偏好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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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有三个出发点，它们对于任何严肃的分析都是极为重要的。第一个出发点是，要参照中国的历史与文化，才能了解中国外交政策的目标与手段。[1]相关的历史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60年和帝国时代的中国历史。当代中国对于新中国时期和帝国时代中国的成败与传统的理解，便是铸成当代中国外交政策的熔炉。就像他们的美国同行一样，中国的分析家与领导人在思考时经常会作历史的类比，用这些类比来制定政策并动员对政策的支持。中国对过去的不同叙事，促进了对安全和经济问题的不同框定，而这些框架与那些内嵌于现实主义或自由主义范式的框架是格格不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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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出发点是，需要把中国精英内部存在的不同观点纳入考量的范畴。在此，举一个例子就够了。对于美国的对台政策，中国的分析家和领导人有三种不同的观点。其中，占主导地位的看法将美国视为一个“焦虑不安的霸权国”（nervous negemon），美国支持中国台湾，将其作为制约日益强大的中国大陆的一种手段。一种不占多数但颇具代表性的观点认为，“美台关系”是“相互勾连的同盟”。这一观点强调，美国如果放弃中国台湾这个长期的“盟友”可能会遇到麻烦。美国担心，一旦这么做了，美国会失去可信度。少数分析家坚持从“民主传道士”（democratic missionary）的角度来加以诠释，即美国承诺要维护台湾地区的民主，并借此来促进中国的政治变革。[2]这些观点促使其支持者出台不同的对台政策和对美政策。与美国同行一样，中国的分析家和决策者也受到这些观点的影响，通过自己偏好的视角来解读美国所做的大多数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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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一个出发点是中国与外国的数据。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们依靠的是经济数据及中国对这些数据的评论，毕竟中国在国际经济中的作用是本章的首要焦点。此外，我们还借鉴了值得重视的对中国历史的诠释，因为中国的分析家与官员也用其历史解读来自国内外的信息。我们的这本书，主旨是霸权及其替代方案，其中特别关注了全球经济，为此我们会论证中国的经济政策，这些政策反映出其呼之欲出的监管角色。我们还顺便强调了中国外交政策的其他方面。诚然，关注某个政策领域而近乎排斥其他的政策领域，有刻意之嫌。但是，对于书中的一个章节而言，这是唯一可行的策略了。本章的主旨是证明我们对中国的监管职能提出的主要论点，如果更详细地探讨中国的外交、安全政策则会偏离这一主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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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领导人已经制定了详尽的“战略”，要凭借中国日益增长的实力来重构全球政治或经济体系。对此，我们不能苟同。[3]我们认为，中国领导人的目标是建立在一种长期的国家自利的概念上的，这一概念嵌入在中国的历史和文化背景之中。有证据显示，这些目标与中国对全球体系的支撑是一致的，尽管中国经常为此承担短期的成本。从行为来推断动机，总是会引起麻烦的。我们主张，中国的领导层对于外交政策的目标及最有利于实现这些目标的手段，都有一个整体的认识。2002年11月，江泽民在中国共产党的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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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一世纪头二十年，对我国来说，是一个必须紧紧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我们要在本世纪头二十年，集中力量，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这是实现现代化建设第三步战略目标必经的承上启下的发展阶段……新的世界大战在可预见的时期内打不起来。争取较长时期的和平国际环境和良好周边环境是可以实现的。[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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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认为，江泽民的这一讲话，以及其后许多类似的讲话，精确地表明了中国的中期目标：发展经济，保护国家主权，维护与邻国和世界的和平关系，并以和平方式促进两岸统一。中国人通常将其“核心利益”界定为“国体和国家安全”、“主权和领土完整”，以及“中国经济和社会的持续稳定发展”。许多审慎的现实主义者接受这些主张。[5]他们关心的是，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中国会不会利用和平发展的言辞，让其邻国和西方放松戒备，直到它发展出足够的经济和军事实力，再挑战它们呢？[6]并不排除中国使用这种战略的可能，但是，我们认为，这种战略既不符合中国现有的多数行为，也不符合帝国时代的中国积极对其邻国行使影响力时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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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二章中，我们阐述了古希腊式的“霸权”（hēgemonia）概念，将其区别于“霸权”（hegemony）的现代理念。“霸权”（hēgemonia）一词原本形容的是一种因主导国向共同体提供服务，而被赋予的备受尊敬的地位。霸权赋予主导国以领导权，这是期望它会继续使整个共同体受益。霸权代表了一种“扈从主义”（clientalism）的政治路径：强国获得荣誉，作为回报，强国向弱国提供实际利益。弱国欣然接受自己的劣势地位，以此换取经济、安全利益，以及这种安排对强国所施加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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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循霸权（hēgemonia）的路线，帝国时代的中国与其多数邻国构建了关系——在不同的语境下，霸权得到了理论化。我们认为，对于许多当代中国的领导人、官员和知识分子来说，这种“扈从主义”式的霸权已显现为一种样板。它与现代语境下的霸权（hegemony）和权力均势有着根本性的区别。在我们看来，基于“扈从主义”的中国力求巩固有效的区域安全态势。比如，随着中国资源的扩展，它承担了许多监管式的全球经济管理职能（据我们证明，在这一阶段，中国行使的职能是有限的）。如果说霸权被定义为对其他政治单位实现有效的政治经济控制，那么中国的精英层对于全球霸权，或者地区霸权都不感兴趣。尽管如此，中国仍然承担着国际经济管理的部分关键性职能，尽管与20世纪40年代末至50年代的美国相比，中国还处于相对不成熟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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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历史、文化，及其当代的经济、政治现实，将其定位为一个成长的、保守的大国。中国的领导人有意维持全球经济体系，而中国则是目前这一体系的最大受益者。江忆恩（Alistair Iain Johnson）将中国的特征表述为“维持现状的国家”，这种论断是合情合理的。[7]中国可能对当前的全球体系不满，不过它主张的所有改变都是边缘性的，而不是革命性的。在国内外，中国的首要目标是经济、政治和社会稳定。同时，巩固其货物、服务、资金和人员的出口，增加资金、自然资源、技术及其他形式的知识的进口。综上所述，中国的领导人力图避免更尖锐的民族冲突，防止倒退至贫困和政治混乱，并抵御他们所认定的对国家主权的挑战。[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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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愿意提供一些经济公共产品，比如海外发展援助、外国直接投资，以及用以购买外国债券的资金，这是因为，中国领导人认为这么做有益于国家利益。不过，他们不愿向多边组织大量投资，担心这么做会损害中国的国家主权，或者被卷入那些战略上无关紧要或对中国的利益产生适得其反影响的任务。中国领导人之中有一个广泛的共识，即通过多边领导和冒失地使用权力，都无法获得和维持影响力，这一共识与美国的领导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中国的领导人更喜欢将双边与区域的外交谈判和市场机制巧妙地结合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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