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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有三个出发点，它们对于任何严肃的分析都是极为重要的。第一个出发点是，要参照中国的历史与文化，才能了解中国外交政策的目标与手段。[1]相关的历史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60年和帝国时代的中国历史。当代中国对于新中国时期和帝国时代中国的成败与传统的理解，便是铸成当代中国外交政策的熔炉。就像他们的美国同行一样，中国的分析家与领导人在思考时经常会作历史的类比，用这些类比来制定政策并动员对政策的支持。中国对过去的不同叙事，促进了对安全和经济问题的不同框定，而这些框架与那些内嵌于现实主义或自由主义范式的框架是格格不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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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出发点是，需要把中国精英内部存在的不同观点纳入考量的范畴。在此，举一个例子就够了。对于美国的对台政策，中国的分析家和领导人有三种不同的观点。其中，占主导地位的看法将美国视为一个“焦虑不安的霸权国”（nervous negemon），美国支持中国台湾，将其作为制约日益强大的中国大陆的一种手段。一种不占多数但颇具代表性的观点认为，“美台关系”是“相互勾连的同盟”。这一观点强调，美国如果放弃中国台湾这个长期的“盟友”可能会遇到麻烦。美国担心，一旦这么做了，美国会失去可信度。少数分析家坚持从“民主传道士”（democratic missionary）的角度来加以诠释，即美国承诺要维护台湾地区的民主，并借此来促进中国的政治变革。[2]这些观点促使其支持者出台不同的对台政策和对美政策。与美国同行一样，中国的分析家和决策者也受到这些观点的影响，通过自己偏好的视角来解读美国所做的大多数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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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一个出发点是中国与外国的数据。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们依靠的是经济数据及中国对这些数据的评论，毕竟中国在国际经济中的作用是本章的首要焦点。此外，我们还借鉴了值得重视的对中国历史的诠释，因为中国的分析家与官员也用其历史解读来自国内外的信息。我们的这本书，主旨是霸权及其替代方案，其中特别关注了全球经济，为此我们会论证中国的经济政策，这些政策反映出其呼之欲出的监管角色。我们还顺便强调了中国外交政策的其他方面。诚然，关注某个政策领域而近乎排斥其他的政策领域，有刻意之嫌。但是，对于书中的一个章节而言，这是唯一可行的策略了。本章的主旨是证明我们对中国的监管职能提出的主要论点，如果更详细地探讨中国的外交、安全政策则会偏离这一主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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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领导人已经制定了详尽的“战略”，要凭借中国日益增长的实力来重构全球政治或经济体系。对此，我们不能苟同。[3]我们认为，中国领导人的目标是建立在一种长期的国家自利的概念上的，这一概念嵌入在中国的历史和文化背景之中。有证据显示，这些目标与中国对全球体系的支撑是一致的，尽管中国经常为此承担短期的成本。从行为来推断动机，总是会引起麻烦的。我们主张，中国的领导层对于外交政策的目标及最有利于实现这些目标的手段，都有一个整体的认识。2002年11月，江泽民在中国共产党的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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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一世纪头二十年，对我国来说，是一个必须紧紧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我们要在本世纪头二十年，集中力量，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这是实现现代化建设第三步战略目标必经的承上启下的发展阶段……新的世界大战在可预见的时期内打不起来。争取较长时期的和平国际环境和良好周边环境是可以实现的。[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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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认为，江泽民的这一讲话，以及其后许多类似的讲话，精确地表明了中国的中期目标：发展经济，保护国家主权，维护与邻国和世界的和平关系，并以和平方式促进两岸统一。中国人通常将其“核心利益”界定为“国体和国家安全”、“主权和领土完整”，以及“中国经济和社会的持续稳定发展”。许多审慎的现实主义者接受这些主张。[5]他们关心的是，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中国会不会利用和平发展的言辞，让其邻国和西方放松戒备，直到它发展出足够的经济和军事实力，再挑战它们呢？[6]并不排除中国使用这种战略的可能，但是，我们认为，这种战略既不符合中国现有的多数行为，也不符合帝国时代的中国积极对其邻国行使影响力时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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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二章中，我们阐述了古希腊式的“霸权”（hēgemonia）概念，将其区别于“霸权”（hegemony）的现代理念。“霸权”（hēgemonia）一词原本形容的是一种因主导国向共同体提供服务，而被赋予的备受尊敬的地位。霸权赋予主导国以领导权，这是期望它会继续使整个共同体受益。霸权代表了一种“扈从主义”（clientalism）的政治路径：强国获得荣誉，作为回报，强国向弱国提供实际利益。弱国欣然接受自己的劣势地位，以此换取经济、安全利益，以及这种安排对强国所施加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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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循霸权（hēgemonia）的路线，帝国时代的中国与其多数邻国构建了关系——在不同的语境下，霸权得到了理论化。我们认为，对于许多当代中国的领导人、官员和知识分子来说，这种“扈从主义”式的霸权已显现为一种样板。它与现代语境下的霸权（hegemony）和权力均势有着根本性的区别。在我们看来，基于“扈从主义”的中国力求巩固有效的区域安全态势。比如，随着中国资源的扩展，它承担了许多监管式的全球经济管理职能（据我们证明，在这一阶段，中国行使的职能是有限的）。如果说霸权被定义为对其他政治单位实现有效的政治经济控制，那么中国的精英层对于全球霸权，或者地区霸权都不感兴趣。尽管如此，中国仍然承担着国际经济管理的部分关键性职能，尽管与20世纪40年代末至50年代的美国相比，中国还处于相对不成熟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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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历史、文化，及其当代的经济、政治现实，将其定位为一个成长的、保守的大国。中国的领导人有意维持全球经济体系，而中国则是目前这一体系的最大受益者。江忆恩（Alistair Iain Johnson）将中国的特征表述为“维持现状的国家”，这种论断是合情合理的。[7]中国可能对当前的全球体系不满，不过它主张的所有改变都是边缘性的，而不是革命性的。在国内外，中国的首要目标是经济、政治和社会稳定。同时，巩固其货物、服务、资金和人员的出口，增加资金、自然资源、技术及其他形式的知识的进口。综上所述，中国的领导人力图避免更尖锐的民族冲突，防止倒退至贫困和政治混乱，并抵御他们所认定的对国家主权的挑战。[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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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愿意提供一些经济公共产品，比如海外发展援助、外国直接投资，以及用以购买外国债券的资金，这是因为，中国领导人认为这么做有益于国家利益。不过，他们不愿向多边组织大量投资，担心这么做会损害中国的国家主权，或者被卷入那些战略上无关紧要或对中国的利益产生适得其反影响的任务。中国领导人之中有一个广泛的共识，即通过多边领导和冒失地使用权力，都无法获得和维持影响力，这一共识与美国的领导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中国的领导人更喜欢将双边与区域的外交谈判和市场机制巧妙地结合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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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分为五个部分。始于批判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对中国的理解。接下来，我们勾勒出了关键的历史、文化因素，我们确信这些因素会影响中国在安全和经济领域的优先考虑事项，以及推进这些目标的适宜手段。第三部分探讨了中国的安全政策。第四部分依据根植于中国文化的对自利的理解，分析了中国在全球经济管理中尚处于初级阶段的作用。我们根据分析得出结论：与现实主义、自由主义的理解完全不同，中国正在全球经济管理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监管作用。在结尾部分，我们根据已有的分析，回过头来解答有关中国的政策目标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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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分析家与中国的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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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著名的美国现实主义者确定无疑地书写有关中国的“野心”。他们笔下的中国，是日本衣钵的继承人：美国霸权的一个具有威胁性且正在崛起的挑战者。中国与日本的不同之处是，中国的经济将很快超过美国。[9]现实主义者与许多自由主义者将当前中国的政策诠释为狭隘的利己主义，且与全球范围内谋求稳定的利益并不一致。他们断言，中国与美国不同。中国不但不能提供公共产品，更是许多经济问题的源头，因为它坚定不移地关注出口和经济增长。此外，人民币在很大程度上不能自由兑换，它与美元挂钩是不公平的。[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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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令人苦恼的现实主义者是“进攻性现实主义者”，以约翰·米尔斯海默、阿伦·弗里德伯格（Aaron Friedberg）和克里斯托弗·莱恩为代表。他们引用权力转移理论，认为一个崛起的中国将维护自己的地位——如果必要的话，诉诸战争——并要求改变体系的规则。[11]进攻性现实主义者忽略了任何能成功证否其论断的证据。他们强调，历史无法指导未来的行为，因为一旦争取霸权的机会显露，计划与目标便会随之改变。[12]意在影响更多受众的记者与政治家以最危言耸听的方式宣扬进攻性现实主义。[13]权力转移已或多或少地成为在政策社群中的传统观点。在评估中国迅速崛起为大国的潜在后果时，权力转移理论是主导的参考框架。[14]权力转移理论是新保守主义者的一种信念，例如，就连美国前副助理国务卿谢淑丽（Susan Shirk）这样的温和派也声称：“历史告诉我们，崛起的大国可能会挑起战争。”[15]在她看来，好像这就是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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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转移理论中两个最为突出的构想将战争视为最有可能的结果，但是对于谁发动战争却意见不一。肯尼思·奥根斯基（Kenneth Organski）与亚采克·库格勒（Jacek Kugler）主张，主导国及其支持者通常只会将它们从维持现状中获得的一小部分优势给予崛起国。相应地，崛起国也变得越来越不满，为了打造对自己更有利的秩序而与主导国开战。当不满的挑战者的实力与主导国将近持平时，这样的战争就最有可能在持续时间与规模上趋于极致。当所有大国都对体系的结构感到满意时，秩序就是最安全的。[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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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伯特·吉尔平（Robert Gilpin）关注主导国的衰落。[17]为了调整和捍卫体系，主导国必然会作出越来越多的承诺，并超出其能力。帝国的过度扩张“对主导国构成挑战，也为体系中的崛起国创造了机遇”。后者渴望重塑“管理国际体系的规则、势力范围，以及最重要的——领土的国际分配。”[18]主导国把预防性战争当做消除这一威胁的最具吸引力的手段。其实，预防性战争并非唯一的对策。主导国可以减少其承诺，或者通过进一步的扩张来降低其成本。主导国还可以与那些对维护现状有兴趣的国家结成联盟，与威胁性较小的国家达成和解，或者为了安抚挑战者而对其作出妥协。[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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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杰明·瓦伦蒂诺（Benjamin Valentino）与理查德·内德·勒博证实了，没有历史证据可以佐证权力转移理论。[20]他们建构了一个大国战争的数据集，时间跨度由1648年到现在。该数据集显示，崛起国几乎从未攻击过大国，反之亦然。历史上，崛起国得到了大国的容纳和奖励，权力转换是战争的结果，而不是战争的原因。权力转移理论还错误地认为，有一个霸权国家能够在区域或全球层面强加其霸权。自1648年以来，没有哪个国家可以将自己的偏好强加于一个区域体系——更别说强加于国际体系——并控制战争与和平的规则。涉及主导国的权力转换是很罕见的。即使有，也并不像权力转移理论预期的那样，归因于经济增长率渐变的差异。有关此类权力转移，仅有的例子是，在19世纪末，俄国压倒法国，以及美国压倒俄国，但是这两个案例都不涉及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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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国总是渴望获得主导国的地位。它们不满足于自己的地位和优势，试图借助进一步的扩张来获取更多权力。通过扩张的权力，它们将自己的偏好强加给其他国家。这样的例子包括：哈布斯堡王朝治下的西班牙、路易十四和拿破仑治下的法国、威廉明妮（Wilhelmine）家族和纳粹治下的德国，以及后冷战时期的美国也可算在内。这些领导国都没有遭到崛起国或大国集团的严重威胁。它们之所以大动干戈，是因为它们觉得自己已经强大到足以成为更强大的主导国。对力量的洞察，而非弱点与威胁，才是许多（即便不是大多数）超级大国战争的前提条件与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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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家为何而战》（Why Nations Fight）一书中，勒博使用一个扩展的数据集，借此对国家间战争进行了更具普遍意义的分析。[21]勒博的论据揭示出了一种冲突模式，与权力转移理论所预测的相反。没有霸权时，才会出现大国战争。换言之，霸权并非大国战争的原因。这些战争导致了权力转移，而和平解决则往往会产生新的秩序，这就要凭借领导国之间的共识。支配这些秩序的从来不是单个国家，而是一个国家联盟，而秩序的存续取决于那些负责维护联盟的大国之间的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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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两个显著的例外，领导国通常都成功地避免了其他大国或崛起国的蓄意挑战。一般而言，当小规模的战争升级时，领导国经常会被拖入与其他大国的战争。尽管如此，领导国喜欢与小一些的第三方国家开战，或者与曾经强大当前却严重衰落的大国开战。崛起国将其收入中的很大一部分投入其武装部队，并频繁发动扩张战争。在该书讨论的历史阶段，普鲁士、俄国、德国和日本通常会避免攻击领导国，不过，它们的偏好再次指向与较小的第三方国家和曾经强大却趋于衰落的国家交战。当美国还是一个崛起国时，它也符合这一模式，例如美国与墨西哥和西班牙的战争。[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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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引人注目的是，领导人和媒体总体上未能将权力均势与军事平衡加以区分，这也与权力转移理论形成了鲜明对比。美国的决策者之间，乃至美国的媒体中，都在讨论中国崛起的权力，担心中国会在并不遥远的某个时刻挑战美国。在2011年的年度报告中，美国国防部发出警告并声称，中国人民解放军正在发展重要的武力投射能力，包括潜艇、先进的航空与国防系统（涵括弹道导弹和巡航导弹），以及广泛的海军能力，包括航空母舰。[23]在冷战时期，美国国防部曾为了增加预算而在很大程度上夸大潜在对手的军事能力与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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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的分析家认为，中国的军力不能反映其潜在的权力，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选择的问题。在过去数年中，虽然中国的国防开支迅速增加，但尚不足其国内生产总值的一半，且远低于美国国防开支的绝对值。中国的物质能力，并没有强大到可以让中国根据自己的意愿来重组国际体系，更不用说挑战美国这样的大国。这方面的证据充足。能说明问题的证言出自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的张太铭（Tai Ming Cheung），他是该大学中国军事技术研究项目的主任，而该项目的资助方就是美国国防部。2013年，在巴黎的一次演讲中，张太铭认为，中国在发展关键的“破坏性”（disruptive）和“零组件”（component）的军事技术方面作出的努力通常都是失败的。中国不可能在全球范围内挑战美国，可能会从俄罗斯购买军事技术，借此支撑其在短期至中期内的地位。据张太铭所说，如果俄罗斯在军事技术创新方面的能力下降，那么向俄罗斯购买军事技术就证明了中国在这方面的失败。中国领导人立足长远，把希望寄托在发展其能力，不过依然存在明显和显著的障碍。[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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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美国与中国之间发生战争，那么这样的战争并不是权力转移的结果。更大的风险在于，冲突来自误解，即这样的权力转移已如箭在弦上。权力转移理论可能会自我实现，并产生进一步的自我确证，而历史迄今也未能加以佐证。权力转移并不是自我实现的唯一来源。更为普遍的是，现实主义也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自我实现。中国与亚洲其他国家的安全话语倾向于将现实主义的基本命题视若真理。在这一点上，中国与其他亚洲国家远甚于欧洲。假如美中关系的恶化，只是因为双方都把自己的预期建立在对方如何依据理论行事之上，而它们遵循的理论却缺乏任何的实证支持，这真是一件具有讽刺意味的事。一位中国学者警告说，中国“已经耗费了大量时间学习崛起国家，例如俄罗斯、日本和德国，以求避免过去崛起国家的错误。美国应该花时间学习以往的主导国如何与崛起国家以和平的方式打交道”[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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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御性现实主义者，例如查尔斯·格拉泽（Charles Glaser）则显得更加温和，他们认为，霸权战争的可能性会因双方的防守态势而降低，即旨在预先防止夸大的威胁感知，或者预防由其中一国或两国作出的过度反应。不过，格拉泽使用了一种存疑的历史比较：美国与中国的关系就像冷战中的美苏关系。基于这一比较，他认为，中国的崛起可以是和平的，但是这种结果是没有保障的。与进攻性现实主义者相反，格拉泽不相信国际体系产生的基本压力会迫使美国与中国之间爆发冲突。核武器也被太平洋隔开了。合理良好的政治关系会使两国维持高水平的安全，避免出现严重扭曲两国关系的军事政策。美国在东北亚保护其同盟的政治需要在一定程度上使问题变得复杂了。不过，格拉泽强调，依然有充足的理由相信，美国会继续维持对日本和韩国的核保护，同时也不过分地激怒中国。[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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毋庸置疑，自由主义者对格拉泽含蓄的乐观给予了善意的回应，尽管他们总是对格拉泽的观点不以为然。其中，杰弗里·加勒特（Geoffrey Garret）反对格拉泽的历史类比。加勒特认为，美国和中国之间经济关系密切且相互依存，不应把美中关系与存在深层问题的美苏关系加以类比。[27]自由主义者对于美中良好关系的期望，建立在数个强化的假设之上。经济发展会进一步扩大中国迅速增长的中产阶层，而中产阶层迟早会强调通过民主改革实现政体的包容性。依照民主和平论，一个民主的中国将是一个和平的中国。[28]自由主义者认为，即使没有民主改革，经济上的相互依赖也会削弱中国的“侵略”倾向。[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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