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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杰明·瓦伦蒂诺（Benjamin Valentino）与理查德·内德·勒博证实了，没有历史证据可以佐证权力转移理论。[20]他们建构了一个大国战争的数据集，时间跨度由1648年到现在。该数据集显示，崛起国几乎从未攻击过大国，反之亦然。历史上，崛起国得到了大国的容纳和奖励，权力转换是战争的结果，而不是战争的原因。权力转移理论还错误地认为，有一个霸权国家能够在区域或全球层面强加其霸权。自1648年以来，没有哪个国家可以将自己的偏好强加于一个区域体系——更别说强加于国际体系——并控制战争与和平的规则。涉及主导国的权力转换是很罕见的。即使有，也并不像权力转移理论预期的那样，归因于经济增长率渐变的差异。有关此类权力转移，仅有的例子是，在19世纪末，俄国压倒法国，以及美国压倒俄国，但是这两个案例都不涉及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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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国总是渴望获得主导国的地位。它们不满足于自己的地位和优势，试图借助进一步的扩张来获取更多权力。通过扩张的权力，它们将自己的偏好强加给其他国家。这样的例子包括：哈布斯堡王朝治下的西班牙、路易十四和拿破仑治下的法国、威廉明妮（Wilhelmine）家族和纳粹治下的德国，以及后冷战时期的美国也可算在内。这些领导国都没有遭到崛起国或大国集团的严重威胁。它们之所以大动干戈，是因为它们觉得自己已经强大到足以成为更强大的主导国。对力量的洞察，而非弱点与威胁，才是许多（即便不是大多数）超级大国战争的前提条件与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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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家为何而战》（Why Nations Fight）一书中，勒博使用一个扩展的数据集，借此对国家间战争进行了更具普遍意义的分析。[21]勒博的论据揭示出了一种冲突模式，与权力转移理论所预测的相反。没有霸权时，才会出现大国战争。换言之，霸权并非大国战争的原因。这些战争导致了权力转移，而和平解决则往往会产生新的秩序，这就要凭借领导国之间的共识。支配这些秩序的从来不是单个国家，而是一个国家联盟，而秩序的存续取决于那些负责维护联盟的大国之间的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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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两个显著的例外，领导国通常都成功地避免了其他大国或崛起国的蓄意挑战。一般而言，当小规模的战争升级时，领导国经常会被拖入与其他大国的战争。尽管如此，领导国喜欢与小一些的第三方国家开战，或者与曾经强大当前却严重衰落的大国开战。崛起国将其收入中的很大一部分投入其武装部队，并频繁发动扩张战争。在该书讨论的历史阶段，普鲁士、俄国、德国和日本通常会避免攻击领导国，不过，它们的偏好再次指向与较小的第三方国家和曾经强大却趋于衰落的国家交战。当美国还是一个崛起国时，它也符合这一模式，例如美国与墨西哥和西班牙的战争。[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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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引人注目的是，领导人和媒体总体上未能将权力均势与军事平衡加以区分，这也与权力转移理论形成了鲜明对比。美国的决策者之间，乃至美国的媒体中，都在讨论中国崛起的权力，担心中国会在并不遥远的某个时刻挑战美国。在2011年的年度报告中，美国国防部发出警告并声称，中国人民解放军正在发展重要的武力投射能力，包括潜艇、先进的航空与国防系统（涵括弹道导弹和巡航导弹），以及广泛的海军能力，包括航空母舰。[23]在冷战时期，美国国防部曾为了增加预算而在很大程度上夸大潜在对手的军事能力与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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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的分析家认为，中国的军力不能反映其潜在的权力，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选择的问题。在过去数年中，虽然中国的国防开支迅速增加，但尚不足其国内生产总值的一半，且远低于美国国防开支的绝对值。中国的物质能力，并没有强大到可以让中国根据自己的意愿来重组国际体系，更不用说挑战美国这样的大国。这方面的证据充足。能说明问题的证言出自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的张太铭（Tai Ming Cheung），他是该大学中国军事技术研究项目的主任，而该项目的资助方就是美国国防部。2013年，在巴黎的一次演讲中，张太铭认为，中国在发展关键的“破坏性”（disruptive）和“零组件”（component）的军事技术方面作出的努力通常都是失败的。中国不可能在全球范围内挑战美国，可能会从俄罗斯购买军事技术，借此支撑其在短期至中期内的地位。据张太铭所说，如果俄罗斯在军事技术创新方面的能力下降，那么向俄罗斯购买军事技术就证明了中国在这方面的失败。中国领导人立足长远，把希望寄托在发展其能力，不过依然存在明显和显著的障碍。[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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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美国与中国之间发生战争，那么这样的战争并不是权力转移的结果。更大的风险在于，冲突来自误解，即这样的权力转移已如箭在弦上。权力转移理论可能会自我实现，并产生进一步的自我确证，而历史迄今也未能加以佐证。权力转移并不是自我实现的唯一来源。更为普遍的是，现实主义也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自我实现。中国与亚洲其他国家的安全话语倾向于将现实主义的基本命题视若真理。在这一点上，中国与其他亚洲国家远甚于欧洲。假如美中关系的恶化，只是因为双方都把自己的预期建立在对方如何依据理论行事之上，而它们遵循的理论却缺乏任何的实证支持，这真是一件具有讽刺意味的事。一位中国学者警告说，中国“已经耗费了大量时间学习崛起国家，例如俄罗斯、日本和德国，以求避免过去崛起国家的错误。美国应该花时间学习以往的主导国如何与崛起国家以和平的方式打交道”[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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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御性现实主义者，例如查尔斯·格拉泽（Charles Glaser）则显得更加温和，他们认为，霸权战争的可能性会因双方的防守态势而降低，即旨在预先防止夸大的威胁感知，或者预防由其中一国或两国作出的过度反应。不过，格拉泽使用了一种存疑的历史比较：美国与中国的关系就像冷战中的美苏关系。基于这一比较，他认为，中国的崛起可以是和平的，但是这种结果是没有保障的。与进攻性现实主义者相反，格拉泽不相信国际体系产生的基本压力会迫使美国与中国之间爆发冲突。核武器也被太平洋隔开了。合理良好的政治关系会使两国维持高水平的安全，避免出现严重扭曲两国关系的军事政策。美国在东北亚保护其同盟的政治需要在一定程度上使问题变得复杂了。不过，格拉泽强调，依然有充足的理由相信，美国会继续维持对日本和韩国的核保护，同时也不过分地激怒中国。[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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毋庸置疑，自由主义者对格拉泽含蓄的乐观给予了善意的回应，尽管他们总是对格拉泽的观点不以为然。其中，杰弗里·加勒特（Geoffrey Garret）反对格拉泽的历史类比。加勒特认为，美国和中国之间经济关系密切且相互依存，不应把美中关系与存在深层问题的美苏关系加以类比。[27]自由主义者对于美中良好关系的期望，建立在数个强化的假设之上。经济发展会进一步扩大中国迅速增长的中产阶层，而中产阶层迟早会强调通过民主改革实现政体的包容性。依照民主和平论，一个民主的中国将是一个和平的中国。[28]自由主义者认为，即使没有民主改革，经济上的相互依赖也会削弱中国的“侵略”倾向。[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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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主义者将现存的国际秩序描绘为一种可以和平地接纳中国崛起的经济和政治开放性的体系。美国与其他领导国被指望能以促进中国经济发展的方式，将中国纳入现存的国际秩序之中。自由主义者认为，理性的中国领导人则更偏好适应那些试图颠覆体系的行为所固有的风险，并建立一个更符合中国利益的秩序。[30]无论是现实主义者，还是自由主义者，他们的预测均未基于对中国历史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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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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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分析家、学者和记者不断地挑战现实主义与自由主义的解释。其中，郑必坚宣称，通过他所说的“发展路径”，中国能够“和平崛起到大国地位”。他认为，中国不会走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数十年的路，也不会走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德国和日本的路，不会像它们那样暴力地掠夺资源，寻求世界或地区霸权。中国更不会跟随超级大国，像它们在冷战时期那样争夺主导权。相反，中国会超越意识形态的差异，在全球力求和平、发展与合作。[31]因此，当中国不满现状时，可以在不打破体系平衡的情形下，倡导变革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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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底，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教授时殷弘，在《人民日报》的在线论坛上发表了与郑必坚类似的观点：中国无需对西方唯命是从。不过，假如中国拒绝成为“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可能要冒着与其他国家疏远的风险，其中还包括发展中国家。[32]从官方声明来看，这一观点已在中国居于主导地位。2008年3月，中国外交部长杨洁篪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演讲中表示，中国应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但是，中国会以自愿的方式，并符合自身的利益。[33]虽然，我们必须谨慎地看待这些声明的表面意义，但是，它们的确表明了，中国能够成为一个虽对现状不满但却愿意担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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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体而言，中国对于霸权与均势这样的西方概念是陌生的。当今的中国官员与学者能够理解这些西方概念，只是因为他们熟悉相关的西方文献。为了深入理解中国的动机、优先项、目标和实际行为，我们需要把西方的概念本土化成中国政治词汇中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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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思想的核心中，权力与影响力的概念存在着区别。帝国时代的中国与其发达的邻国建立了一种“扈从关系”，或称为朝贡体系（tributary system）。在中国与其信奉儒家的邻国的关系中，譬如朝鲜、越南、日本和琉球——中国曾在更遥远的国度进行过短时期的贸易和探险——中国寻求的是一种荣誉，即邻国承认中国在文化上至高无上的核心地位。作为回报，中国给予邻国现实的安全、经济奖励。基于儒家文化方面的相似性，周边的小国经常将中国的帝国时代视为“文化的全盛时期”或将中国视为“礼仪之邦”。朝贡体系通过授职（investiture）建立了机制化的表象，授职是一种外交礼节——一国向中国派遣使节，接受中国的授职，从而明确表明该国对中国的从属地位。其后，该国的使节需要重申关系、交换信息，并安排两国之间的贸易、文化交流。朝贡国需要采用中国的农历，并在与中国皇帝的所有书信往来中使用中国的农历。[34]这些形式的礼敬是对中国文化优势地位的确认，而不是对其政治霸主地位的认可。[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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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没有把自己的愿景强加给世界的意图，而是有志于与邻国的稳定和富有成效的关系。这样的一种体系——惊人地与古希腊对霸权的理解相似——转变成双方的优势：强国获得荣誉，而弱国则获得保护与贸易优势。同样重要的是，这种安排鼓励中国秉承其自身形象与受人尊敬的地位。[36]古希腊与中国的体系相似，比如荣誉带来了一系列进行自我约束的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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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灿雄（David Kang）认为，这种“扈从式”的安排可以解释欧洲与东亚的区域体系在战争频率上的明显差异。由1368年至1841年——从朝贡体系伊始一直到中英鸦片战争的爆发，仅有两场战争涉及中国、朝鲜和日本。除了这些战事之外，这三个东亚国家维持了和平，甚至是友好的关系，而且当它们变得强大时，关系也变得更稳固。和平的关键无疑是中国在文化以及经济、军事领域的主导地位，加之中国不愿以牺牲其“开化的”邻国的代价来开疆扩土。其他国家接受了中国的主导地位，并由此在文化和经济方面获益。朝鲜、越南和日本的精英效法了中国的制度、语言和文化习俗，从而促使这些国家与中国的关系更为密切且富有成效。[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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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的中国领导人以及国内的许多批评人士似乎为当代中国设想了与帝国时期的中国相类似的角色。比如，从中国寻求与韩国、朝鲜和泰国构建关系的方式中，便可找到证据。如果中国寻求这样的区域主导权，那么其外交政策目标与美国的经济、安全利益是完全相容的。虽然出于不同的原因，但类似的情形也曾出现在19世纪的美国与英国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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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帝国时代，中国的两个邻居并未被整合到“扈从式”关系之中：它们分别是亚洲内陆的游牧民族与日本。游牧民族没有准备好接受这样的关系，而中国试图通过恩威并施的政策来对付他们。在一定程度上，中国需要依赖这些游牧民族，因为他们为中国的军队提供马匹，而游牧民族则依靠中国的各种制成品。双方都曾用暴力来强迫对方在贸易上作出让步，而游牧民族更是定期地对中国发起突袭，以攫取货物和女人。从历史上看，双方的权力均势摇摆反复，其间中国曾两度由游牧民族统治。[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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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提出了一个不同的问题。日本拒绝“扈从式”关系，因为它想取代中国，成为天下的中心。在其他著述中，勒博已论证，日本与中国的关系存在着深刻的矛盾性——日本对中国的钦佩和怨恨是等量的——这揭示出了后发文化的局促不安。[39]像日本这样的国家热衷于复制和超越领导国的文化和技术，并宣扬自身的优越性。这是日本与德国的另一个相似之处。历经数个世纪，日本领导人努力将对中国的适应维持在最小限度，尽管中国能令日本在贸易中有利可图。在19世纪末，当日本的军力强大时，它便力求通过武力取代中国，成为东亚区域的领导国。[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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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的20年里，中国的外交政策为我们的假定提供了证据。中国力图与所有邻国友好相处。相应地，它们也谋求与中国友好相处。尽管中国的权力显著地增长，但其周边地区并没有针对中国的均势行动。[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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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一国与另一国共享边境时，几乎每个案例中的两国都是存在争议的。这一存在已久的问题是殖民主义的遗产，譬如，地图上的边界线由殖民时代的行政官划定，他们并未真正勘定过边界。20世纪60年代，自中印边界开始，中国领导人试图通过让步政策来应对边界冲突。在解决领土争端时，中国的让步令其邻国无不受益。作为回报，中国获得了邻国的承认，并要求这些邻国停止支持任何反对中国政府的武装分子，不再给予这些武装分子任何事实上的庇护。假如武装分子跨过中国边境发起攻击，邻国应赋予中国紧追权。根据这种方法，在中国与邻国的23项领土争端中，有17项得以解决，而中国实际收回的领土不足有争议领土的50%。不过，出于各种原因，主要是错误的情报与民族主义者在印度国会的过度要价，印度回绝了中国作出的所有妥协，并于1962年对中国发动了一场灾难性的战争。中国军队在两条战线上决定性地挫败了印军，而后绝大部分回撤到战前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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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一丝不苟地坚持其与所有邻国的边界条约，中国与邻国的关系，即使是与印度的关系也得以改善。中日两国的争端可能是一个例外，其发端于2012年日本政府“购买”钓鱼岛（Diaoyu Islands）的行动。在日本首相安倍晋三（2012年12月就任）的充分支持下，日本罔顾1943年的《开罗宣言》、1945年的《波茨坦协定》以及其后的国际法，试图巩固其对钓鱼岛的“主权”诉求。[42]到目前为止，两国之间言辞争锋多过实际的对抗。不过，日本的民族主义政府使得形势仍令人不安，尽管中国政府相对温和得多，但是也不得不出于国内的政治原因而作出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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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和解与冷战的终结已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台海冲突。中国始终致力于国家统一，将其视为一个原则问题，并誓言假如中国台湾宣布“独立”则不惜一战。中国的政治精英认为，中国台湾“独立”将有损中国的社会稳定、民族团结和大国抱负。不过，也有谨慎乐观的依据。随着两岸经济一体化的迅速发展，“台独”运动似乎趋于式微，而非增长。2005年，中国台湾的外来直接投资有70%来自中国大陆，其40%的出口销往中国大陆。旅游交流不断增加，已有超过100万的台商及其家属在大陆安家。时机有利于中国，而中国政府只需顺其自然即可。如果中国遭遇了经济衰退，或者中国台湾宣布“独立”，那么台湾海峡有可能爆发冲突，这会把美国卷入其中，从而可能令两个最强大的国家碰撞在一处。[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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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49年以来，中国审慎设计的外交政策旨在加强政权的稳定、维持自主并避免霸权的干预，在过去的20年中更是如此。为数不多的诉诸武力的案例，比如1950年在朝鲜半岛、1962年在中印边境，可以说实质上都是防御性的，或者与国家统一有关。唯有1979年与越南的冲突是另一回事。[44]中国共产党于1949年成为执政党之后，美国曾被视为和日本是一丘之貉——即一个掠夺成性的国家，趁着中国的分裂和相对衰弱，在中国境内进行军事蚕食。在朝鲜战争前夕，中国国内对美国的这种认知是明晰的，这也是中国共产党不得不介入朝鲜战争的一个重要原因。[45]现在，中国多数具有影响力的人已不再这样看待美国和日本了。但是，美国或日本的行为都不符合中国人对于“扈从”的传统理解。中国人并不指望美国的行为能遵循他们对“扈从”的传统理解，事实上，中国并未给强大、世故的“蛮夷之国”设定相应的类别。19世纪时，当欧洲列强来到中国时，便产生了一个与之类似的问题。因此，要实现有意义的相互适应，就要求精英对彼此的理解也发生变化，并为了双方的关系而制定一些彼此都能接受的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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