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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个因素导致了美元在全球范围内的相对贬值。这些因素包括：美元作为全球储备货币的作用在减小，美国对其他主要货币的价值下降，中国迅速崛起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而美国的发展轨迹则与中国形成对比，美国经常账户、贸易和预算赤字，“量化宽松”计划下发行美元，以及美国经济的持续疲软等。当时中国的领导人（其中包括胡锦涛）曾经建议，当前的国际货币体系已成为历史的遗迹，而中国的长期目标是使人民币作为一种取代美元的替代方案，成为一种全球性储备货币。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也发表过类似的声明。[144]中国领导人提出了一个过渡性的解决方案，即重提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的被长期搁置的建议：以一种国际货币储备的全球性体系来替代以美元计价的体系，该体系使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管理的扩大了的特别提款权。[145]在某种程度上，这个提议源于中国领导人对于中国脆弱性的认知，换言之，人民币过于依赖以美元为基础的投资，而人民币又无力行使美元的职能。[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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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便于过渡并减持美元储备，中国已采取渐进式的举措力图实现人民币的自由兑换并提升人民币的价值。2011年初，中国银行准予其美国客户以人民币交易的期权，这一信号说明人民币已在金融中心被推广使用。一年之前，中国银行在美国的分支机构为其客户提供了有限的外汇期权。[147]实际结果是，以人民币结算的贸易额由2009年的60万人民币增至2010年下半年的600亿人民币。[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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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汇率政策曾遭到全面、持续的批评。那些对人民币估值过低的批评之言值得考虑。部分经济学家认为，很多风险源于亚洲和美国之间不对称的储蓄、消费模式，而人民币与美元之间的自由浮动汇率则可以缓解这样的风险。[149]2005年至2008年，人民币曾与美国脱钩。其后，中国政府实施了人民币对美元的低水平的钉住汇率。尽管这样限制了人民币的向上升值，而不是由市场来决定汇率，但是这一政策使中国的生产商可以基于稳定的汇率来规划生产和出口，不必考虑不可预测的波动，这些波动原本会伤害它们的竞争力。低水平的钉住汇率有助于中国获得近三十年来最想实现的两个目标：出口创汇和引进外资，以及通常伴随着创汇和引资的技术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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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较少的分析家认识到，中国已经对外国批评人士作出了回应，例如，实现了人民币的渐进性增值，以及人民币的国际化。一个值得注意的例外是史蒂夫·莱文（Steve LeVine）。莱文描绘了中国如何在2009年展开与其他国家的一系列货币互换——向其他国家的中央银行提供人民币，用于对华贸易——换言之，这些贸易不必再以美元作为中间货币。同时，中国的双边贸易已经开始用人民币计价，而且中国的债券已授权外国银行以人民币计价。据莱文的报告，有的中国官员暗示，他们的目标是在2020年之前使人民币成为储备货币。著名的美国经济学家、中国问题专家尼古拉斯·拉迪（Nicholas Lardy）认为，人民币的完全可兑换可以来得更早。莱文指出，中国政府持有的美元正在呈现渐进式的转变——由持有长期的美国国债，转为持有短期的债券——这符合实现货币自由兑换的战略，它预示着中国会为了持有自由兑换的人民币，而出售美元资产。[150]人民币的自由兑换，将会导致美元价值的急剧下降，进一步削弱美元作为储备货币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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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这些发展态势，美国的决策者一直在关注增量货币问题，认为增量货币的转变是美国问题的根源之一，却不关注造成美国赤字的一系列国内根源。历届美国政府在这方面是有共鸣的。以毒品问题为例，历届政府均将其归咎于贩毒集团与外国的毒品供应商，却不强调美国国内对毒品的需求。决策者和批评家一再敦促中国重估人民币，大幅度升值人民币对美元汇率。至少在原则上，美国的这一政策是想让中国的商品变得更贵，从而减少美国国内对中国商品的需求。同时，让美国的商品变得更便宜，以便增加美国对中国的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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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至2010年期间，人民币对美元的升值超过了21%，其间人民币曾与美元脱钩，以增加人民币的灵活性。但是，这样的升值并未平息美国的批评之声。[151]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在2010年的年度报告中，间接回应了美国的批评：中国会继续促使人民币更加灵活，以便更好地反映市场力量，并实现中国的庞大外汇储备的多元化。其后，中国中央银行在2011年上半年，引导人民币对美元的升值创下了一系列的新高。在此后的12个月，人民币对美元升值了5.59%。[152]至2013年1月14日，当日的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又创纪录，达到6.212 4。事实上，中国中央银行推行的是人民币的有序升值，这样既能引起外国的关注，不会破坏市场的平衡，也能让中国的制造商有足够的时间加以调整。在过去80年里最大的金融危机中，中国政府通过投资美国国债与欧洲政府债券，表现出对美元和欧元的支持。实际结果是，在这场危机中和危机后，全球汇率都非常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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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而言之，中国对美元和欧元的有力支持，对发展中世界的前所未有的援助和投资，以及通过注资及时地支持了美国的银行，中国对海外的投资创了纪录，加之稳定汇率和人民币的渐进式可兑换，对于2007年以来的全球经济稳定都是必不可少的。中国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其领导人不仅了解中国的经济利益，也意识到中国的干预有助于扩大市场准入，获取原材料和食品，还能增加其政治影响。但是，中国的这些政策却被指责拥有霸权野心，这是因为有人担忧中国的投资可能产生的政治影响。其实，中国既不想像1945年之后的美国人那样去重新设计全球体系，也并未表现出中国有较大的兴趣去这么做，尽管它的政策杠杆正在增强。中国人的行为支持了这样一种观点：他们希望维持这个体系，并未过分地利用自己的经济实力来要求任何回报。中国人正在推行的战略，与德国、日本非常相似，即认识到保留现有体系对各方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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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此而论，有一些反现实的情境值得考虑。试想一下，假如中国没有动用国家外汇管理局和中国投资公司购买数十亿美元的美国国债或数十亿欧元的欧洲政府债券，全球经济将会如何？如果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或欧盟没有足够的资源或市场信心帮助各国摆脱困境，各国政府是否会无力偿还债务？如果中国投资公司没有介入并支持摩根士丹利，摩根士丹利是否会破产呢？可以说，美国的银行系统会遭受更加严重的冲击，信贷市场会对消费者和银行冻结，美国政府需要发行更多的美元。接踵而至的是失业率的增加和通货膨胀的蔓延。或者，想象一下，汇率自由浮动的人民币会大幅度升值，而美元和欧元则会暴跌，全球经济增长变得更缓慢，并加剧全球性失衡。中国政府的监管行为虽未挽救全球资本主义，却的确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即保持了全球经济体系的轮廓，并避免重蹈经济大萧条的覆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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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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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的安全政策上，几乎看不到能印证现实主义者设想的具有威胁的迹象。中国的经济政策似乎更偏向于自由主义者的期望，不过中国的政策动因却并非自由主义者设想的那样。中国的这两套政策，反映出其独具特色的目标，以及理性地适应其所面临的特殊环境。中国的这些政策归因于其对自身所处世界的理解。用乔舒亚·库珀·拉莫（Joshua Cooper Ramo）的话来说：“中国的政策规划者已经提出了一个新的世界秩序，即中国的‘新安全观’（New Security Concept），1997年在一次东盟会议上提出，2002年被加以提炼。这一理念可以弥合中美之间的差异。楚树龙认为，‘新安全观’的核心即2004年4月胡锦涛公开承诺的‘四不’，读起来像一个多极化的宣言——不当霸权、不搞权力政治、不搞同盟和不进行军备竞赛。这像是中国版的‘门罗主义’。”[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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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目标不难实现，因为它们取决于中国单方面的选择。中国在亚洲的影响力，及其在全球的影响力，是另外一回事。影响力取决于发展，而中国领导人至多能在一定程度上控制好发展问题。在发展问题上，最难办的问题是，在国内保持经济前所未有的增长率的同时，在外交方面避免在国外的多边论坛上出现冲突。中国的影响力还取决于，他国如何看待中国的目标并加以适应。我们的观点是，中国的现行政策和长期目标并未构成德意志帝国和苏联那样的威胁。在某种程度上，中国领导人更感兴趣的是地区影响力，而非霸权；支撑全球化的国际秩序，而不是推翻它。中国的目标是兼容于美国及其他发达国家的安全、经济利益的。然而，真正的问题依然存在，主要在于对环境的关注，中国对人权和国际劳工标准的尊重，避免因稀缺资源而导致的竞争升级。只要中国继续扩大其影响力，并借助影响力获取资源，就可以通过谈判对所有这些领域加以改进，而不是靠言辞上的肆意抨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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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Peter Hays Gries, China’s New Nationalism: Pride, Politics, and Diplomacy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4); Peter Hays Gries, “Identity and Conflict in Sino-American Relations,” in Alastair Iain Johnston and Robert S.Ross, eds., New Directions in the Study of China’s Foreign Policy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309—3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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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David M.Lampton, The Three Faces of Chinese Power: Might, Money, and Minds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8), 25—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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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Full Text of Jiang Zemin’s ‘Report’ at 16th Party Congress,” Section 9, “On the International Situation and Our External Work,” Sixteen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Beijing, 8 November 2002, http://english.people.com.cn/200211/18/eng20021118_106985.shtml (accessed 4 June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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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Lampton, The Three Faces of Chinese Power, 27—32; Tang Shiping, “From Offensive to Defensive Realism: A Social Evolutionary Interpretation of China’s Security Strategy,” in Robert S. Ross and Zhu Feng, eds., China’s Ascent: Power, Security and the Future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8), 141—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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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Lampton, The Three Faces of Chinese Power, 25—35, 252—2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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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Alastair Iain Johnston, “Is China a Status Quo Powe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27, no.4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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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Joshua Cooper Ramo, The Beijing Consensus: Notes on the New Physics of Chinese Power (London: Foreign Policy Centre, 2004), 1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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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Robert Kaplan, “Don’t Panic about China,” Atlantic, 28 January 2010, http://www.theatlantic.com/magazine/archive/2005/10/dont-panic-about-china/307926 (accessed 5 June 2013); “China Military ‘Closing Key Gaps, ’” 25 August 2011, http://www.bbc.co.uk/news/mobile/world-asia-pacific-14661027 (accessed 25 August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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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Kaplan, “Don’t Panic about China”; John Lee, “China Won’t be a Responsible Stakeholder,” Wall Street Journal, 1 February 2010, http://online.wsj.com/article/SB10001424052748704722304575037931817880328.html (accessed 5 March 2013); Elizabeth C.Economy, “The Game Changer: Coping with China’s Foreign Policy Revolution,”Foreign Affairs 89, no.9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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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John J.Mearsheimer, 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 (New York: Norton, 2001), 400; John J.Mearsheimer, “China’s Unpeaceful Rise,” Current History 105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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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Mearsheimer, The Tragedy of the Great Powers, 4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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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Steven W.Mosher, Hegemon: China’s Plan to Dominate Asia and the World (San Francisco: Encounter, 2000); Stefan Halper, The Beijing Consensus: How China’s Authoritarian Model Will Dominate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New York: Basic Books,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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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一种审慎的观点，参见Robert S.Ross and Zhe Feng, eds., China’s Ascent: Power, Security, and the Future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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