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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战时期提出的威慑（deterrence）和威逼（compellence）战略，与这位学者的观点是一致的。他们不需要了解苏联的领导人，或者了解他们制定政策的国内外情境。他们假定，苏联领导人会像美国的国际关系理论设想的那样看待这个世界，美国的“理性人”原则也同样适用于苏联领导人。尽管有充足的证据表明，美国政府的决策基本上不符合“理性人”原则。威慑与威逼战略，以及提出它们的美国理论家，也认为情感与外交政策无关，而外交政策的成功与否取决于承诺与意图相互发送的信号，这些都可以被视为技术性问题。[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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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狭隘主义最令人不安的明证在于，它强调军事力量是一种外交政策机制，而美国的国家安全精英广泛地持有这一观点。与欧洲有限的军事能力相比，假定一个强大、自信的美国，可以依靠硬权力的手段来证明美国的领导地位的合理性，并确保其目标的实现。这种观点的局限性很明显，有很多证据能加以反证。[20]这一观点在美国国内大行其道。但是，它在各种多边论坛或者中东、亚洲或非洲的“角力场”上都派不上用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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赞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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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邝云峰最近提出的“美国朝贡体系”（American Fributary System），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的领导凭借其广泛的对外援助和强大的军力，购买或强制他国支持其联盟和外交政策。[21]正如本书的前言所说，这种方法越来越不符合后冷战的现实。小布什政府时期，美国入侵阿富汗和伊拉克引起了美国同盟的对抗，导致美国打了两场代价高昂且失败的战争。至于美国其他的主要安全与经济倡议，其中许多是单方面的，譬如美国在拉丁美洲进行的隐蔽的毒品战争，尽管结果并非灾难性的，却也不能说是成功的。在伊肯伯里最近出版的一本书中，他承认了这些发展，但是，他认为，这些发展证明了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成功运转，而这个国际秩序是由美国创立的。[22]对此，我们不能苟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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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是时候创建一个新的框架，并反思美国的外交政策目标了。我们的替代性框架基于这样一个假设：“少即是多”（less is often more）。赞助战略需要其他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所提出的多边倡议的认可、支持和执行，这些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需要获得广泛的国际支持，并被编入超国家和全球机构的协议之中。赞助战略不会对美国主权构成任何破坏，因为美国会根据领导人对国家利益的理解，来决定使用哪些政策。赞助回避了霸权主义，它的优点在于，忠实于美国国家安全文化的其他要素。赞助战略是积极的、投入的且有活力的，有时候是有力的。不过，赞助战略也是审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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赞助是古希腊式霸权（hēgemonia）的一种形式，有关古希腊式霸权的概念我们已在之前的章节中叙述过。它明显不同于霸权（hegemony）的传统定义，即假定美国的领导基于强制行使领导权并要求传播美国的价值观。古希腊式霸权通过增进集体利益和价值观来加强合法性，并以这种方式来利用资源，进而获取社会权力和物质权力。它有可能提升美国的影响力，同时将那些对美国的指责减至最低，比如美国的侵略行为，以及为了追求狭隘的自利而牺牲整个共同体的利益。赞助的决定性特征是以共同体的名义行事，并得到共同体的正式支持。有时，赞助会涉及胁迫，或使用武力，但必须具有合法性，并在广泛的支持下获得公信力，通常是获得超国家组织（比如北约和联合国）的正式授权。赞助战略会在一个多边框架内使用武力，成本均摊且不会由美国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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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权力或“巧”实力试图通过出口美国的文化、物质产品，谋求他国对美国外交政策的支持，赞助与之完全不同。赞助提出或者加强的是更为普遍的价值观，并非特定的美国的价值观。不过，要吸引美国的参与，就要使普遍的价值观与美国的价值观相符。在美国的国内外，对于人道主义政策存在着广泛的支持，即在战区或种族冲突地区保护平民。如果美国的干预是出于赞助战略，那么对于外国受众来说，美国的干预似乎变得完全不同。这种干预与美国在冷战时期对中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的干预，以及21世纪初美国对伊拉克的干预，形成了鲜明的对比。[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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赞助战略与社会、物质权力发生关联的方式，与古希腊式的霸权相吻合，而与现代模式的霸权不同，这提升了美国在海外的合法性，并扩大其影响力。赞助战略与霸权战略在很大程度上是不相容的。前者需要谦逊，摒弃沙文主义，如果应用这一战略，美国则随之变成一个普遍意义上的榜样。赞助战略强调美国的价值观，尤其是那些与民主、和平与繁荣相关的价值观，该战略不会用委婉的言辞去动员国内支持那些削弱这些价值观的政策。赞助战略倡导的是公民自由、民主和自由贸易，并认为这些目标与国际秩序是兼容的，即便不是不可或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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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会证明，在全球范围内，赞助战略为美国提供了真正的优势。首先，与领导战略（leadership strategy）相比，赞助战略在人力和财力方面相对节约。伊拉克战争就是领导战略的一个经典例子，估计耗费的资金高达8 000亿美元。至2011年底，阿富汗战争已耗费了4 670亿美元。[24]据其他的预计显示，阿富汗战争的长期成本将接近4万亿美元。[25]美国在利比亚的赞助战略耗费的资金只是上述战争开支的一小部分，特别成功之处在于策划了平民保护和政权更迭的行动。这一比较并不是说，赞助战争能成功地颠覆伊拉克的萨达姆·侯赛因政权。因为颠覆萨达姆政权对于美国的安全或经济利益，或者名誉根本无关紧要。而是说，致力于赞助战略，使得美国一旦无法获得联合国安理会或重要盟国的支持，就可以预先阻止有勇无谋的冒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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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而言，赞助战略会避免美国军队参战。相比之下，在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中的美军伤亡持续了十年，令美国公众不堪重负。我们会讨论，为什么赞助战略通常能为更容易的退出战略作准备。此外，赞助战略还保持着机动性，因为美国既然不必领导倡议行动，就可以投入较少的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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赞助战略的另一个明显优势在于，在未来能恢复美国的合法性。自冷战结束后，缺乏合法性使得美国的举措变得问题重重且碌碌无为，其负面影响大于其他任何因素。美国的决策者、记者和学者照常声称，外国人盼望美国发挥核心的作用。在许多冲突中，即便不是大多数冲突，也少有证据可以支持这一断言。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和巴勒斯坦人的冲突便是一个例子。事实上，对美国的不信任是如此的明显和广泛。任何计划，只要是与美国有关，都会遭到强烈的反对。霸权战略会继续造成对帝国主义的谴责，这些谴责不仅来自美国的大多数公开的反对者，而且来自过去与美国友好的国家和政权。赞助战略——就像在利比亚打击贩卖人口或保护平民——为重建美国的合法性提供了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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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少从概念上讲，赞助战略是一个相对较新的政策路径，因此很难找到与美国安全相关的历史证据。不过，我们提出了三个案例。头两个案例是美国入侵伊拉克，以及对利比亚的干预，分别将领导战略与赞助战略加以对比。第三个案例利用反事实的推理，研究美国、墨西哥和毒品问题。这是20世纪70年代理查德·尼克松政府的一个重要问题，现在则变得更加重要了。成对的反事实分析，辅之以所谓的真实的方法，是一种比较霸权战略和赞助战略的使用和结果的有效手段。这三个例子清楚地说明了框定美国外交政策目标的不同方法，并阐明了相应的后果对美国的合法性及其实现特定政策目标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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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拉克与利比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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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入侵伊拉克和干预利比亚的案例，来比较以现代霸权为目标的领导战略与以古希腊式霸权为目标的赞助战略。要比较这两种战略在进程、执行、成本和收益等方面的差异，再也没有比这组案例更合适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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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如何评估，入侵伊拉克都耗时长且代价高昂，对美国的利益毫无助益。萨达姆虽死，却未被任何算得上亲美、稳定的政权所取代。美国在该地区的影响力非但没有增强，反而被削弱了。伊拉克战争还进一步破坏了巴基斯坦的稳定，并促使伊朗继续推进其核计划。可以说，自从美国入侵伊拉克以来，针对美国的盟国及海外美国人的恐怖主义也增加了。美国军事干预的公开目标是阻止伊拉克获取核武器——其实美国无需采取军事行动，因为萨达姆政权已经放弃其核计划。令人记忆犹新的是，美国在军事干预前并没有令人信服的证据可以证明，萨达姆正在发展核设施。为时八年的战争，代价是相当可观的。超过4 500名美国人丧生，30 000多人受伤，耗费了8 000多亿美元。尽管有各种各样的估计，但它们都有一个共识，即至少有12万伊拉克人在这场战争中罹难。[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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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数外交政策分析家都会赞同我们对这场战争的负面评价。更令人感兴趣的问题在于：为什么会发生这场战争？对此，外交政策分析家还有一个共识：在很大程度上，答案就是小布什政府糟糕的计划与执行。许多论文、书籍和回忆录都记录了小布什政府决定干预伊拉克就是基于虚假或伪造的情报。小布什政府拒绝考虑这样一种可能性，即美国未能在伊拉克发现任何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迹象。此外，小布什政府也没有提出战后的占领计划，更未设想到美军占领巴格达后遭到抵抗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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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所有这些批评都切中要害，但却太过集中于小布什政府的表现。至少在理论上讲，存在这样一种可能，如果美国领导人采用一种更巧妙的方式，会做得更好。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确凿无疑的。一项更周全的、经过详细制定的占领政策——无需解除伊拉克军队的武装，不将占领计划局限于占领伊拉克石油部——应该可以减少一些对叛乱的支持。但是，令人怀疑的是，在这样一个民族主义的时代，假如美国入侵并占领了某个中东国家，是否真的能够成功？即使是一个极为能干的政府，也会因错误的目标而招致失败。美国干预伊拉克的实质几近于单边主义，这一事实令美国已经失去了威信。至于要将伊拉克的政权更替为一个傀儡政权，并将伊拉克重建为美国的一个忠实盟国，这些都是美国不折不扣的妄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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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萨达姆·侯赛因对于区域和世界安全已构成相当严重的威胁，那么美国的军事干预原本是可以被合理化的。但是，并无证据支持这一主张。不可否认，萨达姆是一位嗜血的专制统治者，这在中东地区是一种很普遍的现象。萨达姆曾侵略过伊朗与科威特，但是都被击退了。在入侵科威特时，伊拉克遭到了以美国为首的国际联盟的打击。萨达姆曾用毒气对付库尔德族的平民，并试图研制核武器。伊拉克在海湾战争中的挫败，已经大大削弱了萨达姆的军事资本，靠仅剩的力量来重整对伊拉克的统治。萨达姆的空军与防空网络可以说是混乱不堪。伊拉克的什叶派与库尔德地区成为了禁飞区，而北约在禁飞区则频繁地飞行出击。联合国继续对伊拉克进行经济制裁，禁运所有可以用于发展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战略物资。尽管萨达姆多次限制核查并驱逐联合国的武器核查人员，但是的确没有可信的证据表明，萨达姆在美国干预前获得了核武器。尽管如此，依然存在一定程度的不确定性。故此，应当迫使萨达姆重新接纳联合国核查组，并令其不受限制地进行核查。这样的要求是合理的，甚至是谨慎的。美国的军事干预实现了这一目标，但是联合国的核查人员并未发现任何证据可以支持美国的说法，即伊拉克正试图获得大规模杀伤性武器。[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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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达姆既无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又没有一支可用的空军，仅靠一支装备和训练都匮乏的军队。对伊拉克的邻国而言，萨达姆充其量是一个麻烦，而不是威胁。尽管如此，在美国企业研究所（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发起的讨论会上，以及《旗帜周刊》（Weekly Standard）出版的社论和文章里，新保守主义者仍然指责萨达姆支持全球的恐怖主义。“9·11”事件之后，他们指控萨达姆是“基地”组织背后的黑手，例如美国副总统迪克·切尼一再重申这一点，并将其作为一个既成事实。但是从未有证据显示萨达姆与恐怖主义的关联，对此切尼自己本该是知道的。因此，恐怖主义这个借口要比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更容易被识破，美国的高层决策者及其支持者只得另外寻求其他的干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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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没有任何令人信服的证据表明美国的经济利益处于危急之中。虽然诺姆·乔姆斯基（Noam Chomsky）及其他人经常表示，美国入侵伊拉克是为了控制中东的石油，但这样的解释是缺乏说服力的。[28]美国历来允许石油公司与中东的各类独裁政权做交易，美国在乎的只是石油的价格是否合理。[29]假如美国政府要获得伊拉克的石油，只需结束对其制裁，这也是许多人出于人道主义立场一直在呼吁的。萨达姆急切地需要资金，因此他会乐于出售石油，而国际市场的石油价格也会随着伊拉克的石油产量上升而下跌。美国共和党的右翼可不会考虑结束对伊拉克的制裁并向其购买石油。侵略并占领伊拉克才是他们偏爱的战略。伊拉克战争及随后的占领，令美国在战争的头一年便耗费了大约1 000亿美元，而入侵与占领的总成本已超过了1万亿美元，远远超过任何可以想见的经济收益。[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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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美国政府认为，入侵伊拉克耗费的资金可以由伊拉克的石油收入来买单，这种“保本”的估算，可以被解读为一个额外的证据，说明美国入侵伊拉克的首要目标并非获取石油。[31]但是，这种不切实际的说法却广为人知，几乎可以肯定的是，这种说法出于政治动机，类似于断言萨达姆已经或即将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这两种断言是经过精心策划的，目的是阻断反对之声势。与这些断言相比，美国入侵伊拉克的目的是截然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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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小布什政府履任的头几周，其高层级官员便暗示外国官员和媒体，他们对萨达姆政权的存续甚为不满，正在寻找一个入侵伊拉克的借口。[32]面对友好的听众，这些高层官员透露，除去萨达姆有助于美国改变中东的局势，大大增加美国在全球的影响力。他们设想，伊拉克人会张开双臂欢迎美国来的“解放者”，并让流亡在外的傀儡艾哈迈德·沙拉比（Ahmed Chalabi）就任伊拉克的新统治者。在中东的心脏地区，一个亲美的政权将为美国提供对沙特阿拉伯、伊朗和巴勒斯坦的政策杠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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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布什政府的官员还解释说，要对伊拉克发动一场高科技的军事战役（后来被称为“震动与威慑”），一开始就使用精确轰炸和导弹攻击，在美军伤亡较少的情况下，令伊拉克军队瘫痪，继而推翻萨达姆。这将对朝鲜和伊朗构成威胁。据一位高层官员透露，“伊拉克不仅仅是伊拉克”，入侵伊拉克还会影响到伊朗、利比亚和朝鲜。[33]美国预计在伊拉克的胜利会鼓励其他国家对美国的趋从，全球各国会更乐于向美国示好，同时也向那些反对美国的世界秩序愿景的国家（例如法国）施加更大的压力。[34]事实上，小布什政府并未成功地“稳固”美国的霸权，或是令美国的朋友和敌人都更加顺从。小布什政府入侵伊拉克的这些目标，可以说是完全不现实的，也是美国国家安全文化的一种自然流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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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们必须从“反事实”的视角来考虑，如果小布什政府能够延续比尔·克林顿政府的政策，将会发生什么。2001年1月，小布什就任美国总统，他的国务卿科林·鲍威尔（Colin Powell）愉快地对记者坦言，他的前任对伊拉克的政策是成功的：“我们已经遏制了萨达姆，把他关在了一个盒子里。”[35]没有理由可以令人确信，在接下来的八年里，萨达姆会摆脱美国的遏制。在美国入侵伊拉克之后，有证据表明，萨达姆已经放弃了核计划。事实上，对伊拉克的制裁是有效的，增加了伊拉克独立发展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成本和难度。伊拉克人还会继续在萨达姆的统治下受苦，但所受的苦并不比中东地区的其他统治者治下的民众更多。无论如何，美国似乎都乐于和中东地区的独裁者做交易，比如，在萨达姆入侵科威特之前，美国就与其做过交易。因此，可以合理地假设，萨达姆还能够执政一段时间，而伊拉克的经济因受到制裁，会继续衰退下去。尽管萨达姆政权令人不快，却也不会对中东地区的和平造成严重的威胁。如同叙利亚的巴沙尔·阿萨德（Bashar al-Assad），萨达姆也面对着内部的暴动，他甚至有可能会成为2011年“阿拉伯之春”的另一个受害者。无论是哪种方式，美国的威信都不会受损，美国政府原本可以规避对伊拉克的不明智的入侵，并避免承受由此带来的人力、财政和政治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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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之相比，北约对利比亚的干预仅持续了五个月，从2011年春季至秋季。这次干预的成本约为10亿美元，美国方面没有人员伤亡，而且还实现了政策目标，即保护平民并实现政权的更迭。美国在海外的声誉得以加强，被视为一个负责任的和响应积极的全球公民。在美国国内，奥巴马的批评者指责其罪责在于，为了遵从联合国和北约，而令美国失去其主权。批评者抓住了奥巴马政府一位口风不紧的官员的欠考虑的言辞，嘲笑奥巴马的方法为“坐在后排的领导”（leading from behind）。[36]其他批评者坚信，如果不涉及美国的重要国家利益，那么进行干预就是在浪费钱。[37]但是，这些批评者并未削弱美国公众对干预的支持，即使是在美国总统竞选期间也是如此。在学术界，有些人欣喜地——或许还言之过早地——宣称对利比亚的干预标志着联合国的“保护的责任”倡议的复兴，而现实主义者对此一反常态地保持沉默。[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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