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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新闻评论员认为，美国对利比亚的政策，究其动机是为了避免重蹈在伊拉克的覆辙：向军队部署野心过大的目标，却没有明确的撤退战略。如果说美国对利比亚和伊拉克的政策差别仅仅在于“吸取了教训”，这么说也是错误的。[39]美国对于这两次冲突的政策差别远不只战术上的反差。这象征着一个更深刻的差异，即领导战略与赞助战略之间的差异。[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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赞助战略的特征在于，由当地参与者提出要求干预的最初请求，后经该区域内国家的考量，继而提交至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最终，以联合国决议的形式授权进行干预，旨在保护平民。[41]尽管美国完全支持进行干预，但没有证据显示，美国干涉了干预政策的构想或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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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利比亚与埃及的政治变革的激发之下，利比亚东部城市班加西于2011年2月15日爆发了抗议。利比亚的领导人穆阿迈尔·卡扎菲用暴力镇压抗议，包括不分青红皂白地向民众开火。暴力迅速蔓延至利比亚东部的其他城市，尤其是米苏拉塔。由此产生了一支大体上组织混乱的抵抗力量，其后被命名为“全国过渡委员会”（National Transitional Council）。事实证明，虽然该组织缺乏资源或一个连贯的战略，但却具有惊人的持久力。它能够避开利比亚政府部署于城市街道的重型火炮与坦克。[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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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与联合国的反应出奇地快。在数周之内，通过决议对卡扎菲及其小圈子的顾问实施制裁，比如冻结资产、限制旅行并将问题提交到国际刑事法院。[43]非洲联盟拒绝如法炮制，而阿拉伯联盟则采取了不同姿态——同意暂停利比亚的会员资格。至3月的第2周，阿拉伯联盟的12个成员国为了保护利比亚的抵抗力量，支持在利比亚上空设置禁飞区。此举为联合国一项类似的决议扫清了道路，如《纽约时报》所形容的那样，也增加了“一直不愿介入的奥巴马政府”采取行动的压力。[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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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卡扎菲的制裁生效了，而利比亚叛军开始从东前进。2011年3月10日后，在法国的辩论围绕着承认利比亚的“全国过渡委员会”展开，这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法国著名哲学家伯纳德-亨利·莱维（Bernard-Henri Lévy）的公开规劝。[45]莱维通过私人活动试图推动美国承诺对利比亚进行干预。2011年3月14日，莱维组织了一次秘密会议，会议双方分别是利比亚叛军领袖马哈茂德·贾布里勒（Mahmoud Jibril）与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据迈克尔·黑斯廷斯（Michael Hastings）说：“在莱维的指导下，贾布里勒曾敦促克林顿支持禁飞区计划，武装利比亚的叛乱分子，并对卡扎菲的部队发动攻击。贾布里勒警告说，如果美国不介入，利比亚将会发生大规模的屠杀。比如，在20世纪90年代，由于比尔·克林顿未能在卢旺达和巴尔干半岛国家采取行动，导致了大规模的屠杀”[46]。利比亚叛军请求北约介入予以保护，并调动空军实施轰炸，以此增强对国际社会的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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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有所保留的奥巴马开始认同进行干预的必要性，这是为了配合干预呼声渐强的态势以及要求进行干预的压力。其中包括，阿拉伯联盟决定通过联合国支持干预，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则暗示将参与干预。莱维与贾布里勒通过秘密途径来影响美国政府，或许他们最重要的收获便是赢得了国务卿克林顿对干预的支持。当奥巴马询问军方的抉择时，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麦克·马伦（Mike Mullen）上将于次日便向白宫作出了答复。奥巴马面临两个限定条件：美国的参与应当是有限度的——据一位白宫高级官员报告，干预时间应为“数日，而非数周”；美国承诺不派遣地面部队。[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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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3月17日，俄罗斯向联合国提交了一份决议，建议在利比亚停火。[48]法国意识到美国提出的干预主义的解决方案将产生与俄罗斯对立的效应，因此法国在阿拉伯联盟的支持下，提交了一份决议，建议联合国授权在利比亚上空设立一个禁飞区。[49]法国的决议建议联合国授权成员国通过单边行动或通过区域组织，利用所有必要的手段，保护受到利比亚政府的攻击威胁的平民及其居住区。法国还建议联合国授权设立一个禁飞区，并要求有关国家与联合国秘书长协同行动。[50]对于法国提出的这一决议，中国和俄罗斯弃权。至于美国，仍隐身在幕后。在投票表决前，美国还在与尚未作出决定的联合国安理会理事国进行广泛的私人双边会晤。一位观察家指出：“在政治方面，与2003年入侵伊拉克时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美国不再用诸如‘你要么支持我们，要么反对我们’的方式强迫其他国家。相反，欧洲国家已经一马当先，毕竟他们具备军事能力，而且利比亚问题发生在欧洲的后院。”[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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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投票结束后，奥巴马明确表示，任何干预都必须是国际化的，干预的费用由多国共同分担。[52]在联合国通过进行干预的决议后两天，法国便对卡扎菲的部队发起了一系列的空袭。接下来是英国空军兑现了承诺，而后是美国、加拿大，以及极具象征意义的卡塔尔。北约掌握了此次干预的正式控制权。18个国家的部队相继加入了这次被称为“联合保护行动”（Operation Unified Protector）的干预。约旦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最终与卡塔尔联手，成为此次干预的来自阿拉伯世界的参与者。据北约最终的报告，所有参与干预的国家的空军出动了超过26 500架次，这三国贡献了一部分力量，不过它们并未参与北约对利比亚的9 700多次空袭。[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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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盟的军事行动很快便超出了联合国授权的范畴，即班加西的民防，联盟对卡扎菲的坦克与防空系统实施了打击。最初媒体报道认为美国在此次干预中的作用是支持性的，不久之后，美国在针对利比亚政府军的“战斧”导弹打击中占据了压倒性的比例，与此同时，美国在后勤方面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54]截至干预行动的第一周，美国空军已出动近900架次，而获得最多公众关注的法国空军仅出动110架次。[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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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冲突的展开，美国发挥的作用愈发重要，比如协调轰炸并让法国与英国维持大部分的空军出击架次，这是为了让媒体由此推断此次干预的成本得到了合理分摊。[56]汇总的数据似乎支持了这一评估。美国提供了大部分的人员（在约13 000名士兵中有8 507名美国士兵），提供了超过一半的飞机，发射了228枚巡航导弹（干预行动发射的巡航导弹总数为246枚）。据报道，美国投下了455枚炸弹（干预行动的投弹总数为1 256枚），只比丹麦多25%，而法国与英国飞机承担了多数的空袭任务。[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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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预利比亚的经济成本被合理地分担了。美国耗费了约10亿美元，法国4亿美元，英国3.33亿美元，加拿大5 000万美元。虽然参与军事行动的其他14个国家的贡献偏少，但是该联盟在整体上分摊成本，已与之前对伊拉克的干预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与赞助战略一致的是，美国肩负了大部分的执行责任，却没有行使领导权，而是将其留给其盟国法国与英国。[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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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美国还延续了赞助战略所预期的模式：美国跟随而不领导。与法国相比，直到2011年7月的第二周，美国才承认利比亚的“全国过渡委员会”。当时，北约已对卡扎菲展开了为时三个月的打击，而军事形势已转而有利于利比亚叛军。美国国务卿克林顿宣布，美国承认利比亚的“全国过渡委员会”，而“全国过渡委员会”必须承诺将通过一个透明的进程来实现民主改革。其后，“全国过渡委员会”宣布其在一年内的选举计划。[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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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利比亚，美国在数月之内便实现了政权更迭的目标，并将其作为美国建立一个广泛联盟的一部分。美国在利比亚的成功，以及在伊拉克的失败，应归因于两国的不同环境。不过，美国在利比亚的成功要归因于奥巴马坚持运用了赞助战略。在奥巴马承诺美国将实施军事行动之前，他强调了四个前提条件。其一，当地必须有一支反对派力量，愿意且能够对政府军发动战争。任何国际行动都必须应当地人的要求。其二，考虑到阿拉伯世界舆论的敏感性，重在获得区域内的合法性，以便削弱可能的指控，比如，对利比亚的外部干预是西方帝国主义的另一个实例。为此，数个阿拉伯国家加入了联盟。其三，成功地通过联合国获得广泛的法律上的合法性。其四，力主进行干预的欧洲盟国需要注意，此次行动是多边性质的，它们需要承担巨额的成本。在每一个方面，奥巴马政府都与小布什政府对伊拉克的干预存在着明显的不同。反观小布什政府的傲慢或无能，其对伊拉克的干预，没有一项符合上述的要求。[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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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利比亚，初期的攻击就取得了压倒性的积极效果。美国以相对较低的成本实现了保护平民与政权更迭的目标，同时未有美军伤亡。美国的退出战略变得很简单——不需要像美军在伊拉克时那样撤退，比如，释放爱国言论的烟幕，并宣布无事实依据的成就。更为重要的是，干预有助于美国在伊拉克战争之后改善自己在盟友和联合国的形象。当美军进驻伊拉克巴格达时，迎接他们的是经过策划的欢迎仪式。相比之下，当美国承认了利比亚的反叛武装后，利比亚人自发地在班加西街头挥舞着美国国旗。[61]两个月后，一支被称为“伊斯兰教法虔信者”（Ansar al-Sharia）的民兵组织袭击了美国驻班加西领事馆，导致四名美国人丧生，其中包括美国大使克里斯托弗·史蒂文斯（Christopher Stevens），为此利比亚人表示了极度的愤慨。数千人走上街头，表达他们的悲痛和团结。其后，示威者将“伊斯兰教法虔信者”的民兵驱逐出城。之后，在示威者对武装民兵组织的袭击中，有3人罹难，20人受伤。这可以说是前所未有的示威游行，由此显示出利比亚人与美国在中东的相互支持。[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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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料之中的是，在干预利比亚之后，公众舆论对美国的积极评价在欧洲最为凸显。在将合作安全政策合法化的问题上，干预利比亚似乎把美国人与欧洲人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2011年，据德国马歇尔基金的“跨大西洋趋势”（Transatlantic Trends）民意调查显示，欧盟和美国的公共舆论存在着一定程度的政策趋同，尽管双方在一些安全问题上依然存在意见分歧。美国人和欧洲人都一致认为，对利比亚的干预是最好的方式，即由一支国际化部队进行人道主义干预。值得注意的是，该项调查是利比亚叛军获胜之前进行的。[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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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the European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也意识到欧洲与美国关系的改善。该委员会指出：“阿拉伯的觉醒强化了欧洲作为美国合作伙伴的作用，尤其体现在对利比亚的共同干预上。”该委员会的年度“外交政策计分表”给予了美国更高的评分。比如，“欧洲安全问题的合作”一项的评分由C升至B-，由于干预利比亚的合作，美国在这一项上获得了最高分；在“区域与全球问题合作”一项中，美国的评分由C上升到B，这是美国获得的第二高的分数，得益于其对“阿拉伯之春”作出的回应。[64]智库“大西洋理事会”（the Atlantic Council）的执行主编詹姆斯·乔伊纳（James Joyner）表示：“利比亚问题清楚地显示，未来如果美国军队参与任何以‘世界警察’为名目的行动，都要取决于其他国家的贡献，尤其是欧洲。”[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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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双边的角度来看，对利比亚的干预对美国与法国、英国和意大利等盟国的关系产生了重要的影响。2011年11月，法国前总统尼古拉斯·萨科齐（Nicolas Sarkozy）在二十国集团峰会上发表了言辞有力的演讲。萨科齐重申其对跨大西洋关系的承诺，盛赞美国和法国部队在干预利比亚时作出的贡献。[66]2012年3月，英国首相戴维·卡梅伦（David Cameron）在正式访问美国时，也发表了同样令人鼓舞的评论。[67]此外，据时任意大利总理的马里奥·蒙蒂（Mario Monti）所说，对利比亚的干预也改善了意大利与美国的关系。[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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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出所料，阿拉伯世界与广大伊斯兰世界对此的反应是复杂的。2011年10月，据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 Institution）的一项调查显示，59%的阿拉伯国家受访者依然对美国持负面看法，但是，对美国持正面看法的受访者在之前的12个月里增加了16%。[69]该项调查将这种增加归因于美国对“阿拉伯之春”的应对——24%的调查样本取自埃及、约旦、黎巴嫩、摩洛哥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这些国家的受访者认为，美国、土耳其和法国都在“阿拉伯之春”中发挥了最具建设性的作用。[70]根据佐格比民意调查公司（Zogby）的一项调查，多数的沙特阿拉伯受访者和众多黎巴嫩的受访者，从积极的角度看待美国对维护利比亚上空禁飞区所作的贡献。[71]尽管数十年来阿拉伯、伊斯兰世界对美国的动机的怀疑不会因为美国对利比亚的干预而改变，但是这一事件表明，观念上的改变是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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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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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用赞助战略来作整体评价，为时尚早。因此，我们对美墨关系的案例研究是一个基于事实的“如果—怎样”（what-if），或者说从“反事实”的视角，探究美国外交政策中的赞助战略与领导战略的潜力。反事实指与事实相反，相应地，反事实描绘的是没有发生的事件。[72]通过反事实的思想实验，将过去的一些层面加以改变，以期改变当下的特征。[73]反事实的思想实验能够探查出实际发生的历史结果的原因及其偶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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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际关系中，反事实的实验通常基于丰富的论据，但不可避免地会涉及推断。正如斯蒂芬·J.古尔德（Stephen J.Gould）所说，这是因为，我们无法重演历史，了解究竟会发生什么。这同样也适用于所谓的真实的或标准的历史。假如我们断言阿道夫·希特勒应对大屠杀负责，而我们却没有办法确定这个推断是否有效，除非我们能知道如果希特勒没有成为德国的独裁者会发生什么。当然，我们不可能做到这一点。因此，几乎所有存在因果关系的主张，都建立在未经证实的反事实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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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合理的反事实对历史的改写程度是最低的。[74]此外，反事实先把设想好的改变引入历史结构之中，再设想出最接近于改变的结果。接下来，反事实将一个“前件”（antecedent，即对现实的一个小改动）与“后件”（consequent，我们预期发生的重大变化）联系在一起，连接它们的关键在于一条与现有论据相符合的逻辑链。对历史做一个微小且可接受的改写，有可能让世界变得大为不同。以年幼的埃连·冈萨雷斯（Elián Gonzalez）的幸存为例。1999年11月，埃连与母亲和其他12人一同搭乘一艘发动机有故障的小船逃离了古巴。埃连的母亲与其他十名乘客在越境时罹难。埃连靠一个内胎得以漂浮在海上，后来被两位渔民救起，把他交给了美国海岸警卫队。随后，美国司法部长珍妮特·雷诺（Janet Reno）裁决将埃连送还给他在古巴的父亲，而不是让埃连留在他住在佛罗里达州的伯祖父身边，这一裁决激怒了许多古巴裔的美国人。因此，2000年美国总统大选时，投票支持民主党的古巴裔的美国人要比过去少得多。假如埃连淹死了——并非我们个人希望他遭遇任何的不幸——艾伯特·戈尔（Al Gore）可能会在佛罗里达州的戴德县（在迈阿密附近）赢得足够的多数票，从而就能赢得佛罗里达州的选举，当选为美国总统。假如戈尔当选美国总统，虽然无法阻止“9·11”事件的发生，却几乎肯定会阻止美国入侵伊拉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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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总体来看，美国的外交政策与国家安全使用的方法，即使对历史进行多处极小的改写，也是有迹可循的。在整个冷战时期及其后的一段时间，美国领导人及其顾问的世界观，——实际上包括国家外交政策和安全机构的世界观——与赞助战略及其对国家自利的理解都是不相符的。如果要转变这种世界观并令其支持赞助战略，就需要修正美国人从历史和根深蒂固的信念中汲取的教训，即我们已经阐述过的“例外论”、“弥赛亚主义”与“不可替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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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的案例研究相应地基于一个“令人惊奇的反事实”，将一些固有的、似乎不太可能的变化引入现实之中。尽管它有悖于我们对于“现实的”或可以想象的理解，但是它有助于我们推断真实事件的原因和偶然性，或支配它们的动态性。亚历克西斯·德·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认为，美国的发展之所以不同于欧洲，是因为美国历史上没有一个由拥有大量土地的贵族统治的社会，在这样的社会里，人的地位在一出生就决定了。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托克维尔要想象，如果美国是由贵族统治的，会发生什么样的情况？或者，如果大革命之前的法国没有贵族统治，又会发生什么？要创造假设的条件，就必须对历史进行最小限度的改写，而此类改写必须服务于主旨。这里所说的目标并不是讨论上述假设的世界究竟哪个会变成现实，而是将这些不现实的世界作为工具，去发展和评估基于史实的诠释和社会科学理论。在接下来的案例中，我们会用这种方法来比较霸权战略与预期的赞助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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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墨西哥与毒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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