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凭借对美国单边主义的强硬立场，费利佩·卡尔德隆（Felipe Calderón）赢得了墨西哥总统选举。就任后不久，卡尔德隆于2006年12月派遣联邦军队进入米却肯州（Michoacán）向毒贩开战。此次干预开始升级，转变为墨西哥政府与贩毒集团之间的冲突。4.7万或更多的人在这场延续了6年的“墨西哥毒品战争”中丧生。[103]它成为了墨西哥国内政治的核心问题，已严重影响该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机制。现在，毒品战争已使非法移民变得黯然失色，成为美国与墨西哥之间的主要政治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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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品战争可谓墨西哥历史上自革命以来最为暴力的时期。极具攻击性和高度组织化的恐怖组织对墨西哥的政治、社会生活的核心机制的威胁与日俱增。腐败盛行，而墨西哥许多地区负责维持秩序的机构已同流合污，或停止运转。据墨西哥记者里卡多·拉韦洛（Ricardo Ravelo）估计，墨西哥半数的警察都收受贩毒集团的贿赂。[104]当地许多官员或记者，或是出于无畏，或是出于鲁莽，试图挑战贩毒集团而惨遭杀害，其中许多人连带家人也一同被杀。暗杀与绑架变成常态，其中许多受害者被无情地斩首。墨西哥的部分地区已变得难以治理。军队本该是政府打击贩毒集团的主战武器，但是军队本身也存在问题。墨西哥的军方曾被指控侵犯人权，其行为就像另一个犯罪集团。2009年7月，非政府组织“人权观察”（Human Rights Watch）指出：“墨西哥的军事法庭……从未宣判任何一名被指控严重侵犯人权的军人有罪。”[105]据批评人士称，墨西哥前总统卡尔德隆——当年以极微弱的优势赢得选举——曾将毒品战争作为削弱其政治反对派的借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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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美国而言，墨西哥的毒品战争意味着不断涌入美国的毒品，边境地区的暴力、腐败会影响到美国。如果说得夸张一些，在不久的将来，美国的南部将出现一个“失败国家”。这种前所未有的危机促成了墨西哥与美国关系的迅速转变，而美国也开始对墨西哥采取赞助战略。2008年，小布什政府与墨西哥达成了《梅里达倡议》（Mérida Initiative），向墨西哥提供14亿美元的援助，以助其继续打击贩毒集团。依据该倡议，美国对墨西哥的援助由2007年的6 500万美元增至2008年的4.06亿美元。[106]在《梅里达倡议》生效后的头三年，美国对墨西哥的援助总额达到了15亿美元。[107]自十多年前的“哥伦比亚计划”（Plan Colombia）以来，这是美国在西半球最大规模的援助计划。《梅里达倡议》得到了美国和墨西哥的广泛支持，并标志着双方的高水平合作。毒品战争使得边境双方意识到问题的实质与合作的必要性。奥巴马政府继续援助墨西哥与贩毒作斗争。人们普遍认为，卡尔德隆政府破天荒地表示愿意在美国的帮助下加强对毒品的控制。[108]不过，卡尔德隆的继任者恩里克·培尼亚·涅托（Enrique Peñe Nieta）是否会处理好墨西哥与美国的关系，现在下定论还为时过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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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让我们从反事实的视角来考量赞助战略。如我们所知，在小布什政府时期，合作受到两国政治力量的严重制约。更为重要的是，到目前为止，贩毒集团依然强大到足以削弱墨西哥联邦政府对其采取的压制举措。要以一种有意义的方式来改变历史进程，我们就必须回到尼克松时期，当时美国与墨西哥正在合作禁毒，并已获得初步的成功。假设尼克松政府一直甘心与墨西哥政府合作，而不是因单方面行动而侵犯墨西哥主权，最终导致与墨西哥关系的疏远，如果真是这样，历史会发生怎样的变化呢？这真是一个公认的、奇迹般的反事实。因为尼克松政府竟然会为了追讨其内部和外部的敌手而置国内法、国际法于不顾。尽管如此，这有助于我们对比一下领导战略与赞助战略可能产生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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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本节开始时提到的，在根除毒品作物和截断毒品运输方面，“北方反应部队”行动是相对成功的。但是，在这一计划的实施过程中，美国的战术小组与P-3型飞机不断地侵犯墨西哥的领空。假如尼克松政府能够自我约束，那么“北方反应部队”是可以继续为两国的共同利益服务的。虽然墨西哥的部分地区还会种植和收获大麻，部分毒贩还会从墨西哥将毒品走私至美国，但是，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情报、监视以及墨西哥的警察、军事行动，可以限制毒品的流量。正因为当年墨西哥与美国的禁毒合作崩溃了，边境地区主要的毒品走私才得以发展，毒贩用赚到的钱建立了贩毒集团，获取其所需的武器，用这些武器恐吓或杀戮地方的当权者，并对政府和军队部门各个层级行贿。一旦达到这个临界点，那么墨西哥政府赢得毒品战争的能力就会被严重地削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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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西哥与美国的合作原本不可能解决毒品问题，因为解决毒品问题必须解决毒品的“需求”与“供给”。这将需要更多的奇迹般的反事实——减少毒品对数量可观的美国人口的吸引力，包括美国政府为弱势群体提供更好的生活条件和工作前景。因此，我们假设，美国对毒品的需求不会减少。墨西哥的毒品走私渠道依然可用，但是走私毒品的成本太高，以至于哥伦比亚的贩毒集团及其美国合作者开辟了其他更安全的毒品走私路线。至少，墨西哥政府可以规避这个威胁其政治秩序和公民社会的国内危机。我们可以再进一步推断，如果连续数届美国政府能够像我们已经描述的那样与墨西哥合作，那么与之类似的合作安排，也可以适用于哥伦比亚及其他拉丁美洲国家。换言之，建立在共同利益之上的政策，远比美国强加于人的政策有更多的成功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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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似伊拉克战争，墨西哥的案例表明，如果“自利”被框定于狭隘、自我中心的领导特征中，那么这样的“自利”是短视的，而且常常是自我挫败式的。在墨西哥，就像在伊拉克，美国的对外政策原本可以更好地服务于美国的利益，却忽视了限制因素的制约。这些限制因素源自国际法、机制与同盟的义务、协商规范、基于协议或共识的政策。对于自己的南方邻国，美国随意地强加其意愿，用单方面的条款框定国际问题，却忽略了墨西哥民众与政府的看法。尽管单边的举措屡屡未能实现其目标，美国依然我行我素。随着冷战的结束和苏联的解体，美国的领导心态变得愈发明显。美国自视为唯一的超级大国，这支持着美国的影响深远、最终落空的抱负，美国对墨西哥和伊拉克的干预便是明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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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体对权力的适应，必须在主体的意识中得到合理化。[109]要做到这一点，有很多方式。例如，将其行为合法化以便行为体遵守；将行为体的遵循解读为接受公认的规范和原则。有效地运用权力，必须尽可能地接近相应的规范和原则，唯有遵循这些规范和原则的行为体才能将自己的行为“正常化”。赤裸裸的权力以及有悖于被广泛接受的规范的权力——就像美国在墨西哥与伊拉克行使的权力——很可能引起反抗，产生意想不到、不受欢迎的政治后果，并产生“反冲力”（blowba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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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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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利比亚的干预是不是赞助战略的一个特殊案例呢？毫无疑问，这个案例的很多特点特别适合使用赞助战略。2013年，美国支持法国对马里的干预，表明赞助战略在干预案例中的有效应用。在干预马里的案例中，美国向法国和非洲国家领导的部队提供了情报、运输和金融援助，却未承诺派遣美国的地面部队。美国广泛地支持打击贩卖人口和海盗，用事实证明了赞助战略正浮出水面。赞助战略的演变不同于霸权，且日益成为美国的一项全球职能。此外，在其他情况下，赞助战略可能也会奏效，作为一项更为普遍的战略而得以应用，就像用反事实的方法所推断的墨西哥的毒品案例。[110]在我们看来，另一个重要案例是朝鲜的核扩散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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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二十多年来，美国在朝鲜核问题上处于领导地位，结果变成了美国与朝鲜之间剑拔弩张的对峙，其缩影便是2013年的朝核危机。借用一篇新闻报道的引人关注的评论：“据五角大楼一位未透露姓名的官员说，美国在质疑其一些行为是否可能导致了与朝鲜的紧张关系。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援引一位官员的话说：‘美国会尽量在措辞上调低声调。’”[111]美国把朝鲜政权视为一个离经叛道者，频繁、公开地要求朝鲜停止其核计划与导弹计划，并拼凑了一个反对朝鲜的国际联盟。什么是要害所在，美国的所作所为转变了他国对该问题的本质的认知。如果朝鲜放弃核计划，它不但颜面尽失，还显得在面对威胁时怯懦，甚至胆小。可以合理地推断出，美国入侵伊拉克对朝鲜也有影响。比如，令朝鲜和伊朗国内支持拥有核武器的人确信，核武器作为一种威慑，显得更为必要了。事实上，美国的行事方式令其结果总是与期望背道而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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赞助战略基于双重假设：其一，应避免公开的对抗；其二，应当让别国在朝鲜问题上发挥主导作用。很明显，这个发挥主导作用的国家应该是中国——在区域内对朝鲜最具影响力的国家。历届美国总统都尝试说服中国向朝鲜施压以阻止其获取核武器，除了表面上看似的成功外，均无果而终。中国当然希望亚洲北部保持稳定，并将朝鲜半岛上爆发另一场战争和朝鲜的政权崩溃视为灾难。2013年春的紧张局势便明确地证明了这一点。[112]与此同时，中国领导人不希望给国人或其他国家这样一种印象，即中国听命于美国。在朝鲜问题上，中国领导人面临交叉压力，在各方之间保持平衡。在我们设定的反事实的赞助战略的情境中，克林顿或小布什建议中国，可以在朝核问题上展示其在区域内的领导能力以及对和平的承诺。美国许诺将向中国提供一切静默的、必要的支持。最重要的是，美国将避免使用其常用的对抗性言论。此外，还需要日本、韩国，如果可能的话还有俄罗斯，给予支持。在这样的情形之下，中国会有强烈的动机发起倡议，去劝说金正日政权接受一些协议，并给予其一些奖励，作为回报，朝鲜应放弃其核选择。这样可以避免签署协议的各方牺牲其利益，因而对外或对内蒙受耻辱。中国在亚洲的外交地位将因此而巩固，对于美国的反华游说者而言恐怕有些难以接受，但是美国解决了一个严重的安全威胁。在此之后，中美关系也会有所改善。在现实中，随着美国措辞的升级，朝鲜宣布将重启封存的核反应堆。情况很清楚，美国没有达到其政策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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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拉克与利比亚之间的对比，墨西哥与朝鲜的反事实案例的对比，都说明赞助战略的优势。通常，相对于通过威胁、贿赂、单边行动和强制来行使权力，劝说和共同行动是一种能在国内外更有效地实现、保持真正影响力的方法。也就是说，在某些情境之下，劝说不会奏效。萨达姆·侯赛因、伊朗官员和朝鲜领导人似乎对“胡萝卜加大棒”的政策也同样置若罔闻。要应对这样的领导人或国家，选择是很有限的，而且经常是无效的。因此，有一种诉诸武力的诱惑，可是，这样做要冒着将事态变得更糟的风险。如果非要诉诸武力，则必须通过多边的方式，即通过机制，而这样的机制能进行充分调整以适应其使命。不过，我们对朝鲜的反事实案例的研究显示，存在这样一种可能，即中国、韩国和日本实施的赞助战略可能会有效地限制朝鲜的核计划。如果赞助战略失败了，形势不会变得更糟，而美国在威信上的损失，也不会超过其实施对抗政策失败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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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些案例中得出的另一个教训，要追溯至修昔底德及其对伯罗奔尼撒战争的记述。大国经常会夸大其安全或地位受到的威胁，感觉需要采取攻击性行为。大国更具有侵略性，不满足于自己的优势，经常要寻求霸权。大国发动战争，却难以取胜。修昔底德告诉我们，大国最大的敌人往往就是自己。美国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的政策，是描述这一现象的最新例证。美国寻求安全与霸权，却令两者都受损。[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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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大国的傲慢自恃密切相关的是，将国内的威胁输出到国外。假如国内的这些威胁在政治上难以应对，大国便会把问题投射到他国。一直以来，美国的历届政府都很清楚国内的毒品问题，但是它们认为问题源于毒品供应，而非毒品需求。美国在禁毒方面的大部分努力是减少阿富汗、中美洲、南美洲和墨西哥的毒品供应，却收效甚微。尽管墨西哥政府在处理贩毒集团方面较为成功，但是跨越墨西哥和美国边境的毒品流量并不会呈现出长期的减少，因为美国国内的毒品需求依然较高。这就是墨西哥和美国边境毒品贩运问题，以及墨西哥的暴力问题的根本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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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个待解决的问题。对于渴望成为霸权的美国来说，利比亚是不是一个例外？或者说，利比亚案例是否象征着美国的政策愿望和实践出现了转变？在以往的著述中，西蒙·赖克已证明，赞助战略的原则已被应用于其他的政策领域——值得注意的是，对贩卖人口与海盗的打击。[114]因此，有迹象表明，存在着一种趋势，即美国会在后霸权世界履行这些职能。政策学习是困难的，尤其是在外交政策领域。欧洲的案例就可以说明这个道理。欧洲经历了两场灾难性的战争，才令其领导人改变对这个世界及其在世界中作用的认知。欧洲国家的改造既得益于失败和衰落，也要归功于美国发挥的积极作用，例如帮助欧洲恢复经济，并将其置于美国的安全保护伞下。不可否认的是，西欧国家经历了一场变革，旨在反思各国之间，以及各国与其他国家之间发生关联的方式。现在，我们要转而讨论这一转变，并探讨美国从中汲取的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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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Anna Freud, The Ego and the Mechanisms of Defense (London: Hogarth Press and Institute of Psycho-Analysis, 19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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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Steven Lee Myers, “Foreign Aid Set to Take a Hit in US Budget Crisis,” New York Times, 4 October 2011, http://www.nytimes.com/2011/10/04/us/politics/foreign-aid-set-to-take-hit-in-united-states-budget-crisis.html?pagewanted=all (accessed 4 October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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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Charlie Savage and Peter Baker, “Obama in a Shift, to Limit Targets of Drone Strikes,” New York Times, 22 May 2013, http://www.nytimes.com/2013/05/23/us/us-acknowledges-killing-4-americans-in-drone-strikes.html?pagewanted=all&_r=0 (accessed 3 June 2013); Mark Mazzetti and Declan Walsh, “Pakistan Says US Drone Killed Taliban Leader,” New York Times, 29 May 2013, http://www.nytimes.com/2013/05/30/world/asia/drone-strike-hits-near-pakistani-afghan-border.html?pagewanted=all (accessed 3 June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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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一个案例是，美国曾对是否通过一项货币法进行辩论，该法律旨在针对所谓的中国操纵货币的问题。参见“US Senate Delays Vote on Currency Bill amid Differences,” 7 October 2011, http://www.bbc.co.uk/news/mobile/business-15209902 (accessed 7 October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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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Louis Hartz, The Liberal Tradition in America: An Interpretation of American Political Thought since the Revolution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19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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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Walter Russell Mead, Special Providence: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and How It Changed the World (New York: Routledge,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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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Walter Russell Mead, “The Myth of America’s Decline,” Wall Street Journal, 9 April 2012, http://online.wsj.com/article/SB10001424052702303816504577305531821651026.html (accessed 17 August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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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Outrage at ‘Old Europe’ Remarks,” 23 January 2003, http://news.bbc.co.uk/2/hi/europe/2687403.stm (accessed 8 August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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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Ben Armbruster, “Condi Rice Credits Bush for Arab Spring: We Had a Role in That,” 1 November 2011, http://thinkprogress.org/security/2011/11/01/358037/condi-rice-bush-arab-spring/?mobile=nc (accessed 6 March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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