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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实践中,物质能力与权力的关联是间接的、复杂的且难以处理的。物质能力是权力的主要来源之一,但是需要作出关键的抉择,来确定发展哪方面的能力,以及如何有效地使用这样的能力。权力和影响力的关系是可塑的、易变的。如果要把权力直接转化成影响力,即便成功,也会以惊人的比例耗费资源。只有当威胁存在、可信和有效时,权力才有可能直接转化为影响力。同理适用于贿赂。埃及与以色列的案例说明了这个政治真理。在过去的数十年中,它们是美国援助的主要接受者,然而美国对它们的援助并未转化为政治影响力。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建立并扩大了定居点,这使美国与阿拉伯国家的关系复杂化,以色列还一直威胁要对伊朗的核设施采取军事行动。埃及总统胡斯尼·穆巴拉克拒绝了美国敦促其改革政权的要求,而美国对于穆巴拉克继任者的抉择也缺乏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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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曾在第二章中批判了小约瑟夫·奈的软权力概念。这个概念出于对权力及其使用(非强制性方式)的更广泛的理解。但是,软权力在概念上模糊,且在实证方面也存在问题。奈将“软权力”描述为一种影响力,因而将这两种非常不同的概念混为一谈。奈假定,外交政策的影响力在某种程度上源于一个国家的产品和文化的吸引力,却并未提供任何机制或者有说服力的案例。以美国为例,它的产品和文化既有可能在国外激起敌意,也有可能在国外大受欢迎。大多数伊斯兰国家的妇女依然坚持穿着传统服装,正是对奈的假定的一种反证。遗憾的是,软权力并不是一个有说服力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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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力最有效的表现形式是劝说。劝说是指,通过各种尝试令别人确信,做你想做的事符合他们的利益。当劝说奏效时,其他行为体往往愿意为了共同的目标,贡献出自己的资源。劝说必须建立在共同价值观之上,其倡导的政策必须涵括大家可以接受的做法。如果一个国家谋求让其他政治单位接受其领导,其中一个重要的举措是,劝说这些政治单位的代表,他们的投入是有意义的,正在讨论的倡议不会超出普遍认同的目标。物质能力是相当重要的,但是,在建立和维护联盟时,明智的选择目标和政治技能,也同样是至关重要的。劝说和建立同盟是一个反复的过程,以往在合作和领导方面的成功,在某种程度上创造了信任与再次合作的倾向,这能够大大地促成劝说。同样重要的是,合作有助于建立共享的身份(即便不是共同的身份),这使未来更有可能进行合作与劝说。通常,物质能力对执行共同政策是至关重要的,而建立同盟则取决于政治和道德的权力。根据不同倡议的性质,还可能要倚重制度、技术方面的专业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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劝说建立在合法性的基础之上。合法性是一种长期的、低成本的社会控制手段。当价值观被内化时,遵循就变成了习惯。如果一个行为体接受一项规则是因为它被认为是合法的,那么这项规则就是具有权威的。在一定程度上说,这样的规则在层级上优于行为体,并在一定程度上决定行为体的行为。随着时间的推移,这样的规则会影响行为体对其利益的界定。如果一个组织被视为合法的规则制定者,那么它就对其成员拥有权威。当权力在一个合法的关系与机制框架内被实施时,权力的性质也会发生相应的变化。可以说,在行使其“权威”时,权力与合法性的概念被合并了。[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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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修昔底德到摩根索,存在着一种学术传统,即学者们已意识到,行使权力可能会引发反抗,因为权力迫使他人在权力面前屈从自己的意愿,承认自己所处的劣势地位。从属于人是一种令人不安的心理状态,尤其是在一个平等和正义成为主导的政治价值观的时代,从属越来越令人难以接受了。为此,权力必须加以掩饰才能变得有效。即使在存有胁迫或贿赂的情形下,领导人也要装作他们的行动是基于协商一致的基础上的,并与被胁迫或贿赂的对象协力达成目的。为了达成目的,需要向他国作一些保全面子的让步,使用那些符合双方共享的价值观的话语,并通过特定的机构来执行政策,让他国在这些机构设立代理人,并在一定程度上能有机会对政策产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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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政治要尽可能多地塑造语言与信仰,因为政治是一种具有强制性的行为。正如卡尔·马克思与安东尼奥·葛兰西所说,权力最重要的形式之一,便是创造并维持特定的话语。[19]马克思和葛兰西认为,这取决于对生产方式的控制,同时也会体现为对生产方式的控制。尽管现实主义者绝非马克思主义者,但是他们也坚持物质能力的核心作用。本书中的诸多案例表明,这种关系并没有看上去那么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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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有权力者的确在推广并维持与其利益相称的话语。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初期,现实主义得以发展和传播,这是因为美国需要将其对霸权的追求合理化。新自由主义的例子也与美国有关。新自由主义使贪婪合理化,比如,它主张对富人减税,同时削减对穷人的服务。在国内行之有效的话语,也会对其海外影响力起到反作用。例如,本章开头引用的约翰·麦凯恩的言辞便是一个例子。麦凯恩的言辞是妄想。“反恐战争”,乃至以国家安全和当地民主为名,对入侵阿富汗和伊拉克的合理化解释在美国大行其道,却最终被全球大部分国家视为两面派的行径。尽管“9·11”事件使美国获得的尊重和同情达到了一个顶点,但是小布什政府的行为与言辞却加速了对美国的尊重和同情的急剧减少。奥巴马政府曾大受外国民众的青睐,却因使用无人机和拒绝为关闭关塔那摩监狱的国内政治成本买单,而这是以消耗奥巴马政府的声望为代价的。这些现象显示出围绕着合法使用军事力量的话语在20世纪经历了明显的演变。话语,就像影响力,源自思想与能力的复杂互动,任何国际关系理论或外交政策都必须将话语和影响力考虑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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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侵伊拉克提供了引人注目的例证,即如果一国权力的运用有悖于主导的规范和实践,权力未必会产生影响力,而且该国的影响力也会受到严重的侵蚀。对美国而言,它已陷入了显而易见的悖论之中。作为最强大的国家,美国越来越难以将其权力转化为影响力。反之亦然。我们的研究也表明,欧洲国家已经引领了在经济、环境、军事和社会等领域的改革,而这些改革过去经常遭到美国的反对。作为一个比美国小得多的经济体,中国已经熟练地使用其有限的资源来服务其利益,并培植其在全球范围的影响力。依照大多数现实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对权力的理解,这些结果都属于异常现象。不过,如果将影响力从权力中分离出来,便不会将这种现象视为反常。它将我们的注意力引向两者的社会结构,以及它们之间的互动。我们的案例表明,国际关系理论将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对影响力而非权力的关注。这样的一种转变,并未忽略物质能力,而是将权力的社会和物质层面联系起来,并将影响力的研究根植于共享话语之上,因为正是共享话语使影响力成为可能。它将回归并依赖于托马斯·霍布斯对其书中的巨兽“比希莫斯”的理解,正如本书开篇所引述的,“如果没有民众的意见和信仰,强者的权力便失去了根基”[20]。欧洲和中国,以不同的方式含蓄地承认了现代霸权与古希腊式霸权之间的区别,并渴求成为后者。在当今多国共存的世界,欧洲和中国的外交政策已经被证明是十分有效的。与此同时,美国在过去的十年里推行了双轨制政策——霸权战略与赞助战略。前者由鲜血和财富铸就,而后者则相对廉价:霸权战略会耗尽美国的合法性,而赞助张略则会加强其合法性;前者是领导权的障碍,而后者则有助于重获领导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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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对美国的最乐观的预计是,它处在一个从霸权战略转向赞助战略的渐进转轨的进程中。我们相信,这符合美国的利益。然而,许多有影响力的美国人依然认为,美国天生就是全球的领导者,而美国即便不增加,也必须依靠其军事能力。他们仍然遵循着霸权的传统观念以及单极世界霸权的信念。假如美国继续转向赞助战略,那么美国的学者与决策者都会意识到,在这个弥散着权力与影响力的世界上,那种霸权是一个不可能的、适得其反的目标。欧洲人获取影响力的方式是,依靠其在规范或社会权力方面的绝对优势。中国人尽力将物质的经济权力与双边外交结合在一起。赞助战略日益为规范的权力与物质的军事、技术权力之间的关系提供了第三种构想,并且更倾向于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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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根本上说,霸权与民主是难以调和的。领军的知识分子与政治领导人时常宣称,政府的民主和多元化,经济中的权力下放,优于等级制度和集权的治理方式,并且其本身就是重要的目的。有的学者与决策者接受霸权并试图巩固和维护霸权所期望的不民主的等级制度。但是,对民主与多元化的承诺同样适用于国际关系,这就使得这些学者和决策者的主张变得令人困惑且站不住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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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美国的国际关系理论家,以及外交政策、国家安全的分析家对美国的世界领导地位,的确有一种规范性的信奉。他们已经提出了霸权的理念,借此证明美国的世界领导地位的合理性,而霸权已成为他们研究的核心。我们已经证明,霸权在实证上是缺乏论据支持的,霸权的概念是基于对权力及其在世界政治中的超然重要性的错误理解。正是霸权促使美国的行为方式与其利益,乃至世界共同体的利益背道而驰。身为国际关系学者,与霸权概念脱离关系是义不容辞的。霸权概念曾经是国际关系学者的理论和政策指导,而我们必须和它告别,这是迈向实用主义和恢复美国全球地位的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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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John W.Kingdon, Agendas, Alternatives,and Public Policies, 2nd ed. (New York: Harper Collins, 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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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Charles P.Kindleberger, The World in Depression, 1929—1939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3), 305; Robert Gilpin, War and Change in World Poli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1): 173—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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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Simon Reich, Global Norms, American Sponsorship and the Emerging Pattern of World Politics (Basingstoke, England: Palgrave, 2010) 6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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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Angus Maddison, Monitoring the World Economy, 1820—1992 (Paris: 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1995); Mark Perry, “Charting World Shares of GDP,” 18 November 2011, http: //seekingalpha.com/article/308958-charting-world-shares-of-gdp (accessed 5 April 2013); Gilpin, War and Change in World Politics, 173—175,认为美国的全球主导地位正在逝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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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US Share of World GDP Has Fallen 32% Since 2001,” Ecominoes, 29 November 2012, http: //www.ecominoes.com/2012/11/us-share-of-world-gdp-falls-32-since.html (accessed 5 April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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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Andrew Mack, “The Changing Face of Global Violence (Part 1),” in The Human Security Report 2005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15—16, 18, 3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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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Joshua Aizenman, “On the Causes of Global Imbalances and Their Persistence: Myths, Facts and Conjectures,” in Stijn Claessens, Simon Evenett, and Bernard Hoekman, eds., Rebalancing the Global Economy: A Primer for Policymaking (London: Centre for Economic Policy Research, 2010): 2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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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Ibid.,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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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个人储蓄率的计算方式:取税后个人所得与个人消费支出的差额,然后除以税后个人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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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Massimo Guidolin and Elizabeth A.La Jeunesse, “The Decline in the US Personal Saving Rate: Is It Real and Is It a Puzzle?” Federal Reserve Bank of St. Louis Review 89, no.6 (2007): 491—514;参见第492页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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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Board of Governors of the Federal Reserve System, Federal Reserve Statistical Release, 9 March 2006, http: //www.federalreserve.gov/releases/Z1/20060309/data.htm, 8, 102 (accessed 29 January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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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Lori Montgomery, “CBO Projects US Budget Deficit to Reach $1.5 Trillion in 2011, Highest Ever,” Washington Post, 26 January 2011, http: //www.washingtonpost.com/business/cbo-projects-us-budget-deficit-to-reach-15-trillion-in-2011-highest-ever/2011/01/26/ABKue3Q_story.html (accessed 28 June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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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The US National Debt Clock,” http: //www.brillig.com/debt_clock (accessed 1 July 2011); Treasurydirect, http: //www.treasurydirect.gov/NP/BPDLogin?application=np (accessed 5 April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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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Pew Survey, “Obama More Popular Abroad Than at Home, Global Image of US Continues to Benefit,” 17 June 2011, http: //www.pewglobal.org/2010/06/17/obama-more-popular-abroad-than-at-home (accessed 26 September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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