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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谨慎起见，在这里再补充一语大概不是多余的。当我们说所有群众运动长得像一家人的时候，我们是在分类学的意义上使用「家」（family）这个字的。在分类学上，西红柿与龙葵属于同一科（family），也就是茄科。尽管西红柿营养丰富而龙葵有毒，但它们在形态学、解剖学和生理学上却多有相似之处，以致即使非植物学家也可以感受得到它们像一家人。我说各种群众运动有很多相似特征，并非暗示它们都同样有益或有害。本书既不作价值判断，也不会表现爱憎。本书只尝试去解释，而这些解释——它们全都是理论——是以建议和论证的方式提出来的，哪怕我的口吻有时看似斩钉截铁。没有任何话比蒙田（Montaigne）所言更能道出我的心声：「我要说的一切都是通过论述，而非通过说教。如果我的目的是说服别人，话就不会说得那么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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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法国17世纪数学家、哲学家，著有《思想录》（Les Pensées）等。霍弗在本书中多次征引他的警语。——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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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本书并不是把「失意者」一词当作临床术语使用。我们用它来指那些出于各种原因而认为自己的人生败坏了或浪费了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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狂热分子：码头工人哲学家的沉思录 第一部分 群众运动的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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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对改变的渴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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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的生活朝不保夕，完全无力控制我们的生存环境时，就会执着于熟悉的生活方式。我们通过把生活模式固定化去对抗深深的不安全感。借此我们给自己制造了一种幻象：不可预测性已为我们所驯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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狂热分子：码头工人哲学家的沉思录 001 宗教运动、革命运动和民族主义运动是热情的发电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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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参加革命运动，是因为憧憬革命可以急遽而大幅地改变他们的生活处境。这是个不言自明的道理，因为革命运动明明白白就是一种追求改变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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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较不为人知的是，宗教运动和民族主义运动一样可以是改变的手段。要实现迅速和巨大的改变，某种广为弥漫的热情或激情显然是不可少的，至于这种热情是由黄金梦还是由一个积极的群众运动诱发，则无关宏旨。在美国这里，自南北战争以来各种波澜壮阔的改变就是受到一种激情洋溢的气氛所驱动，而人们之所以会洋溢激情，则是因为感受到有无限自我改善的机会[1]等在前头。不过，在自我改善是不可能或不容许的地方，如果要让声势浩大的改变得以实现和维系，则势必要在别的地方寻求热情的来源。宗教运动、革命运动和民族主义运动正是这一类普遍热情的发电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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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宗教运动是变革的主要媒介。宗教的保守性格是后起的事，是一度高涨的反抗活力沉寂凝固后的结果。一个勃兴的宗教运动带来的是全面的变革和实验——它会容纳来自各方面的新观点与新技术。以伊斯兰教为例，在其兴起的阶段，伊斯兰教乃是一种促进阿拉伯人团结与现代化的媒介。相似的，基督宗教对欧洲的蛮族亦起过文明化和现代化的作用。十字军东征和宗教改革运动，都是把西方世界从中世纪停滞状态摇醒的关键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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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到了现代，能实现巨大而迅速变革的群众运动，则是革命运动和民族独立运动——它们有时是单独发生，有时是合并发生。论热忱、权势和情性的冷酷，彼得大帝大概不输许多最成功的革命运动或民族运动的领袖，但他却未能达成一个他向往的主要目标：把俄国转化为一个西化国家。原因是他无法在俄国群众当中注入激情。他要不是因为不觉得有此必要，就是不知道怎样把他的憧憬转化为一场群众运动。这就不奇怪，消灭最后一位沙皇的布尔什维克革命党人，应该会觉得自己与彼得大帝有血缘关系。因为彼得大帝的目标现在成为他们的目标，他们希望达成他未竟其功的理想。将来，布尔什维克革命会被史家大书特书的，除了建立共产主义经济制度的企图，还有就是把地球1/6的土地现代化的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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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和俄国的革命最后都演变为民族主义运动。这个事实意味着，在现时代，民族主义乃是群众激情最丰富也最持久的源泉，而任何大变革计划想要取得成功，都必须利用民族主义的激情。有鉴于此，我们不禁怀疑，现在英国工党政府改变4900万人生活方式的大计之所以阻力重重，是不是就是因为它没有去营造一种狂热的气氛，没有许诺英国人民一些大而无当的远景。当代大部分群众运动的丑陋面貌，让高雅正派的工党领袖望革命激情而却步。不过，事态的变化仍有可能迫使他们采取较温和形式的沙文主义，以便让英国也得以「通过国家的社会主义化，达成社会主义的国家化」。[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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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在现代化方面的成功是惊人的，但要不是经历过一波民族主义运动，这样的成功大概是不可能的。同样的道理大概适用于一些迅速实现现代化的欧洲国家（特别是德国），它们的成功，某种程度上是拜民族主义热情的涌现与扩散所赐。有证据显示，亚洲国家想要复兴，应该借助民族主义运动多于任何其他媒介。凯末尔（Kemal Ataturk）[3]之所以能够几乎一夜间把土耳其现代化，就是拜一个货真价实的民族主义运动之助。埃及则刚好相反。即便打从阿里（Mehmed Ali）统治的时候开始，埃及的统治者即已欢迎西方的观念，而埃及与西方的接触也频繁而密切，但因为从来没有发生过群众运动，其现代化显得步履蹒跚。犹太复国主义也是一种有助落后国家革新的工具，因为它可以把店主和脑力劳动者转化为农人、工人与士兵。要是蒋介石知道怎样发起一个扎实的群众运动，或者至少懂得怎样让因日本侵华而点燃的爱国激情维持不坠，那他现在说不定已被尊为革兴中国的巨人。但因为他不懂得这样做，所以才会被精通「宗教化」（religiofication）艺术的大师给推到一边去——所谓的「宗教化」艺术，就是给实际目的披上神圣大衣的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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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此，我们不难明白，为什么美国和英国（或任何西方民主国家）无法在唤醒落后和停滞的亚洲国家一事上扮演直接和积极的角色：它们不是无意就是没有能力唤起亚洲亿万人民的复兴精神。不过，西方民主国家倒是以一个间接和意料不到的方式唤醒了东方：它们点燃了仇视西方的激情。目前让东方从历时多个世纪的停滞中苏醒的，正是这种反西方的热情。[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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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渴望改变往往只是人们投身群众运动的表面动机，但分析一下这种心理，说不定还是可以让我们对群众运动的内在动力有多一分的了解。因此，以下我们会先分析一下这种渴望的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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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 有成就感的人会把世界看成一个友好的世界，失意者则乐于看到世界急遽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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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都有一种倾向，那就是到自身以外寻找解释自身命运的理由。成功和失败无可避免会左右我们对周遭世界的看法。正因为这样，有成就感的人会把世界看成一个友好的世界，并乐于看到它照原样保持下去，但失意者却会乐于看到世界急遽改变。哪怕我们自身的处境是由能力、个性、外貌或健康等个人因素造成，我们还是会坚持向外寻找理由。所以梭罗（Thoreau）才会说：「如果一个人生了病，无法发挥身体功能，甚或是肠子痛……他就会动念去改革——改革世界。」[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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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败者会喜欢把他们的失败归咎于世界，这是不难理解的。较不易理解的是，成功者内心深处同样相信——不管他多么以自己的远见、坚忍、勤俭和其他美德自诩——他的成功是环境中各种偶然因素加在一起造就的。哪怕他一直成功，他的自信仍然不会是百分百的。他不敢断言自己知道造就他成功的一切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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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眼中，世界是一个勉强取得平衡的天平，而只要这种平衡对他有利，他就不会敢去扰乱它。因此，抗拒变革和热望变革事实上是同源的，前者的激烈程度也可以不亚于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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