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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来这是一条一般法则：当既有的集体纽带弱化，供一个群众运动兴起的条件就告成熟，并会最终建立起一种新的和更有活力的紧密集体。当一个无所不管的教会控制力松弛，新的宗教运动往往就会出现。韦尔斯（H. G. Wells）指出，在宗教改革的时代，人们「反对的不是教会的权力，而是它的弱化……他们在教会内外发动反教会运动，并非要从宗教的控制下获得释放，而是希望得到更充分更多样的宗教控制」[27]。如果一地的宗教情绪已经被启蒙运动动摇，那代旧教会而崛起的，就会是一个社会主义或民族主义或种族主义运动。法国大革命——它同时是一场民族主义运动——真正要反对的不是天主教会和旧王朝的专制，而是它们的软弱无能。当一个极权社会的人民揭竿起义时，他们要反对的不是它的邪恶，而是它的软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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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会纽带强固的地方，群众运动难以找到立足点。不管是在巴勒斯坦还是在离散时代，犹太人的高度凝聚性大概就是基督宗教难以打入犹太人中间的原因之一。圣殿被毁一事如果对犹太人的凝聚性有任何影响的话，那就是让这种凝聚性更强。从前流向圣殿和耶路撒冷的宗教虔诚并没有消失，只是流向了犹太会堂和犹太学校。后来，当基督教会有权力把犹太人隔离在隔都（ghetto）[28]，却反而更加固了犹太人的凝聚力，无意中让犹太教得以历许多个世纪而不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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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启蒙运动」的来临却动摇了犹太教的正统和隔都的墙。犹太人在一夕间发现自己成了孤单的个人，无助地置身在充满敌意的世界。这样的事，自约伯（Job）和《传道书》的时代以来，在犹太人的历史上还是头一遭。再没有集体是可以让他们融入其中的。犹太会堂和聚会所成了没有生命的东西，而2000年来的传统与偏见也让他们无法完全融入异教徒的集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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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现代犹太人成了自主性最高的个人，也就无可避免是失意感最深的。这就不奇怪，很多现代的群众运动都在犹太人中间找到了现成的信徒。他们也挤满各种可以通向舒缓失意感的道路，例如忙于赚钱或移民，或是一头扎进追求物质性的成就和创造性工作，以证明自己的存在价值。当然，还是有一个微弱的集体是一个犹太人可以自力创造的，那就是家庭。但在欧洲，犹太人这唯一的荫庇所却被希特勒的集中营与煤气室所绞碎、烤焦。因此，今天的犹太人（特别是欧洲的犹太人）要比从前任何时候都是更理想的群众运动皈依者。犹太复国运动不迟不早，偏偏在犹太人这个历史上最黑暗的时刻出现，仿佛就是上帝的旨意。它用一个新的集体抚慰了犹太人的个人孤立。以色列确确实实是一个稀有的荫庇所：它既是家园，又是家庭；既是国家，又是革命政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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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的近代史也为集体纽带与群众运动的关系提供了例子。在德皇威廉主政的时代，真正的革命运动很难兴起。德国人对于德皇的极权与专制感到满意，哪怕第一次世界大战战败，仍然没有改变德国人的这种偏爱之心。1918年的革命只是一起人为事件，并没有得到大众的支持，随之而来的威玛共和，在多数人的心目中只是一段可厌和屈辱的回忆。由于习惯了接受自上而下的命令和服从权威，松懈的民主政体让他们觉得乱七八糟。他们震惊于「他们必须参与政府，选择一个政党和对政治事务作出判断」[29]。因此，他们盼望有一个新的政治整体，一个比德皇时代更为刚强果断、无所不管和雄壮威武的政府——第三帝国完全满足了他们的愿望。希特勒的专制政权一经站稳，就用不着担心会出现群众革命。只要纳粹的统治集团愿意扛起一切责任、下达各种大小决策，民间就不会有反对声浪。只有当纳粹纪律废弛，极权统治松懈，危险才会出现。托克维尔有关君主专制政体的一个论述也适用于其他极权秩序：它们最危险的时刻就是开始改革的时刻，也就是开始流露自由倾向的时刻。[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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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全的集体结构会对群众运动免疫，而瓦解中的集体结构则是群众运动萌芽的最佳环境——这个道理，也可以从军队与群众运动的关系得到证明。几乎从未有过一支组织健全的军队发动宗教运动、革命运动或民族主义运动的例子。相反的，解体中的军队——不管其解体是因为有秩序的复员还是因为士兵士气低落而纷纷开小差——则是群众运动的沃土。刚脱离部队的人是群众运动理想的招募对象，而在所有当代群众运动的最早期依附者之中，都可以找得到他们的身影。他们感到孤单，在「人人皆有自由」的平民生活中茫然若失。独立自主生活所包含的责任感和不确定性压得他们透不过气。他们渴望确定性，渴望同志情谊，渴望可以不用负个人责任。总之，他们憧憬的是迥异于竞争性自由社会的东西——而兴起中的群众运动，正好可以提供他们向往的弟兄之爱和再生气氛。[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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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Charles A. and Mary R. Beard, The Rise of American Civilization (New York: Macmillan Company, 1939), Vol. 1, p.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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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Angelica Balabanoff, My Life as a Rebel (New York: Harper & Brothers, 1938), p. 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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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Edward A. Ross, The Changing Chinese (New York: Century Company, 1911), p. 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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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Alexis de Tocqueville, On the State of Society in France Before the Revolution of 1789 (London: John Murray, 1888), p. 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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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Ibid, p. 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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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Lyford P. Edwards, The Natural History of Revolutio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27), p.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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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圣经·罗马书》第8章第25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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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见第116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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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I. A. R. Wylie, “The Quest of Our Lives”, Reader’s Digest, May 1948, p.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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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Crane Brinton, A Decade of Revolution (New York: Harper & Brothers, 1934), p. 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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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Ernest Renan, The Hibbert Lectures, 1880 (London: Williams and Nórgate, 1898), Pref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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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Epictetus, Discourses, Book I, Chap.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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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Arthur J. Hubbard, The Fate of Empires (New York: Longmans Green & Company, 1913), p. 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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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圣经·马太福音》第10章第35节至37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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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同上，第12章第47节至49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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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同上，第8章第22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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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同上，第10章第21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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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Kenneth Scott Latourette, The Chinese, their History and Culture (New York: Macmillan Company, 1946), Vol. I, p. 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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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公元11、12世纪的基督教教士，第二次十字军东征发起人。——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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