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犹太人的情形也类似，从他们在欧洲的窝囊样，你绝不会料得到他们后来在巴勒斯坦会有如此表现。巴勒斯坦的英国殖民官员执行的是一种看似合逻辑而实际缺乏洞见的政策。他们认为，既然希特勒没花多少气力就灭绝了600万犹太人，那么巴勒斯坦区区60万的犹太人应该不会太难驾驭。然而到头来他们却发现，巴勒斯坦的犹太人虽然是新移民，却是可怕的敌人无所顾忌、顽强倔强、足智多谋。英国殖民官员所不明白的是，在欧洲，犹太人是以个人的心态面对敌人，宛如飘浮在虚无永恒中的一抹微尘。但在巴勒斯坦，他们不再感到自己是一颗小原子，而是隶属于一个永恒的民族——这民族背后有一个古老得难以记忆的过去，面前是一个耀眼夺目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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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6 铁幕兼具物理性与心理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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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里姆林宫的理论家大概已经意识到，要让俄国民众顺从，就不能让他们有丝毫机会认同俄国以外的任何集体。铁幕的作用，与其说是阻止间谍与破坏者的渗透，不如说是为了防止俄国人与外部世界接触（包括思想方面的接触）。因此，铁幕兼具物理性与心理性的作用。完全禁止移民（甚至包括禁止嫁给外国人的俄国女性移民）可以让俄国人对外部世界印象模糊，会让他们觉得，外面的世界俨如另一个星球。心理上的壁垒也同样重要：克里姆林宫的宣传致力于说服俄国民众，出了神圣俄罗斯的范围，没有任何有价值和永恒的东西，没有任何值得钦佩和尊敬的东西，也没有任何值得认同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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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剧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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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7 通过游行、检阅、仪式和典礼之类的活动，群众运动可以引起每一个心灵的共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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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是作为仪式、典礼、戏剧表演或游戏的一部分，捐躯或杀人都显得不难。所以，为了让人面对死亡而不皱眉头，就有必要加入一些戏剧元素。在我们的小我看来，天上地下没有一样东西是值得为之效死的。只有当我们自视为舞台上的演员，死亡才会失去其恐怖性和终极性，而成为一种模拟行为和戏剧姿态。一个能干领袖的主要职责之一，是为他的追随者制造一种幻想，让他们觉得自己是从事什么了不得的大事，是在进行某种肃穆或轻松的表演，从而忘了生死问题的严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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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特勒给800万的德国人穿上戏服，让他们演出一台雄伟、壮烈、血腥的歌剧。在哪怕盖一间厕所都需要人作出若干自我牺牲的俄国，生活本身就是一出不间断的、激动人心的戏剧，这戏剧已上演了30年，迄今没有结束的迹象。伦敦人在弹如雨下的空袭中表现得英勇无畏，是因为丘吉尔给他们编派了英雄角色。他们在一群庞大观众（包括古人、今人和后人）前面扮演英雄，舞台有熊熊烈火作照明，背景音乐是隆隆炮声和呼啸的炸弹声。在个人分歧如此巨大的今天，是否有任何要求人民作出自我牺牲的方案可以在没有戏剧花招与烟火的配合下实现，令人怀疑。所以，我们无法想象，在没有营造色彩缤纷的戏剧性气氛的情况下，英国工党政府目前推动的社会化方案——这方案要求每个英国人都作出若干牺牲——要怎样才能落实。多数工党领袖都不事夸张造作，而这是一种人格诚正的反映，但这样一来，他们一心一意推动的国有化方案势将举步维艰。[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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赴死和杀人的艰巨事业不能缺少戏剧元素，在军队方面尤其明显。制服、旗帜、军徽、阅兵、军乐以及繁缛的仪式礼节，目的都是为了让士兵忘了他的血肉之躯，以及把生死问题的绝大真实性掩盖起来。战场常被称为战争舞台，战况常被称为战争场景，其理在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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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达作战命令时，指挥官总不忘提醒部下，全世界都在注视他们，他们的祖先在看，后代子孙也会听取他们的故事。伟大的将军懂得怎样在沙漠的黄沙与海洋的波涛里变出大批观众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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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耀」基本上是一个舞台观念。如果不是清清楚楚晓得有观众在看，演员就不会卖力追求荣耀。我们会愿意抛头颅、洒热血，是因为知道我们的英烈事迹会为同时代人和后来世代所记取。我们愿意牺牲真实、短暂的小我，换取永恒的大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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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群众运动来说，「戏剧元素」大概能比任何其他方法发挥更持久的作用。毫无疑问，通过举办游行、检阅、仪式和典礼之类的活动，一个群众运动可以引起每一个心灵的共鸣。哪怕最冷静的人也会因为看到壮观的群众场面而动容。参与者和旁观者都会感到溢于言表的欢欣雀跃。失意者大概要比自足者更易于受群众力量与光辉的感染。这是因为，逃离自我的渴望会让失意者极愿意在壮观的群众场面中隐没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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贬低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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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8 群众运动给自己设定很多不切实际的目标，乃是其对抗「现在」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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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群众运动初起时，似乎都会歌颂现在，攻击过去。它把现存制度和特权一律看成是老迈、恶毒的「过去」对于纯洁的「现在」的侵蚀。但是，想要撼动「过去」这座堡垒，需要最大的团结和无限量的自我牺牲。换言之，那些被号召去攻击过去以解放现在的人，必须自愿放弃任何享受或继承「现在」的机会。这种要求显然是荒谬的。因此，一个群众运动一旦开始加速，必然会改变强调的重点。「现在」——也就是原来的目标——会被推到幕后，「后代子孙」[2]——也就是「未来」——会取而代之。尤有甚者，「现在」会被视为不洁之物，与可憎的「过去」受到同等对待。至此，「过去」和「现在」被当成一伙，战线另一边的是「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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丧失个人生命等于丧失「现在」——但损失一个肮脏、乏善可陈的「现在」显然不是什么大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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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群众运动不只会把「现在」形容为卑劣惨淡的，它还会刻意把「现在」塑造成那样。它贬低欢乐和舒适，歌颂严格律己的生活。它视寻常享乐为微不足道，甚至是可耻的，把追求个人欢乐视为不道德。在乎快乐不啻是跟敌人——也就是「现在」——打交道。大部分群众运动之所以会宣扬苦行理想，就是为了培养信徒对「现在」的藐视。对五官之乐发动战役，为的是撼动卷缠着「现在」的顽强触须。在色彩缤纷、气壮山河的群众大会的对照下，个人生活的惨淡和不值一文更形昭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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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众运动给自己设定很多不切实际的目标，乃是其对抗「现在」的策略的一部分。大凡行得通或有可行性的事情都是「现在」的一部分。标榜一些可能达到的目标，等于是肯定「现在」的价值，并与之妥协。反之，相信奇迹则是意味着否定和睥睨「现在」。所以德尔图良（Tertullian）[3]才会说：「他从死里复活[4]；这事情确定无疑是真的，因为那是不可能的。」这正是藐视「现在」的一种表示。最后，玩弄神秘主义也是群众运动贬抑「现在」的一种方法。它把「现在」看成是一个广大无边的不可知世界的模糊和扭曲的反映，换言之，是把「现在」看成一个幻影和假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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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9 希望一丧失，人群就会分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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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对美好的「未来」抱有深信不疑的信仰，对「现在」的贬抑就不会彻底。因为不管把「现在」描绘得有多么不堪，如果未来在预期中只会更走下坡或把「现在」不变地维持下去，那我们就必然会和我们的环境妥协——不管这样做有多艰难和会让我们觉得自己有多卑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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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群众运动都会贬低「现在」,把现在说成只是通向光荣未来的初阶，进入千禧年门槛的踏垫。对一个宗教运动来说，「现在」乃是一个放逐地，是通向天堂的眼泪谷。对一个社会革命来说，「现在」是一个到乌托邦路上的中途站。对一个民族主义运动来说，「现在」是最终胜利前可以置之不理的片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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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隐约贬抑「现在」更为有力的，是把一个光荣「未来」的图像给鲜明地描绘出来——这是提升信徒胆量和促进自我遗忘最有力的推手。一个群众运动，哪怕它并未从事对既有制度与特权的生死斗争，还是必须让它的信徒把心思完全集中于「未来」。没有对「未来」的希望，自我牺牲和相互扶持的精神就不可能养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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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今天」是我们仅有的全部，我们就会拼死命多抓住一些「今天」。我们会像是漂浮在一个虚无的海洋里，任何一小片船骸都会被我们当成生命之树一样，死抱住不放。反之，如果一切美好的事物都是在前头，尚未来到，我们就会愿意把自己的所有与别人分享，眼睛放在我们手中已有的东西前面。唐纳移民团（Donner party）[5]成员怀有希望时的互助和失去希望后的互相猜忌，反映出同舟共济精神亟需要有希望作为后盾。希望一丧失，人群就会分裂，每个人都拼命去照顾自己的利益。如果只有共同苦难而没有共同希望的话，既不能产生团结，也不能患难与共。希伯来人在埃及受奴役时，生活固然万分困苦，彼此却整天争吵不休，后来，摩西靠抬出一片应许之地，才把他们团结起来。布痕瓦尔德（Buchenwald）集中营里关着3万个不抱希望的人，他们既没有发展出任何形式的联合行动，也没有表现出自我牺牲的精神。那里的贪婪和冷酷自私，比最贪婪、最腐败的自由社会尤甚。「他们不但没有设法互相帮助，反而千方百计去控制别人，压迫别人。」[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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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0 「忠实信徒」会把自己视为某种向前和向后无限延展的东西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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讴歌「过去」可以作为贬低「现在」的一种方法。但除非同时抬出一个灿烂美好的「未来」，否则美化「过去」将会使一个群众运动行事趋于谨慎，不会再肆无忌惮、勇往直前。另一方面，又没有一种矮化「现在」的方法，比把它视为光荣「过去」与灿烂「未来」的中间环节更有力。因此，尽管一个群众运动一开始会厌弃过去，但最后却会热烈强调（往往是假惺惺地）一个遥远而光荣的「过去」。宗教运动会上溯到上帝开天辟地之日；社会革命运动会缅怀一个人人都自由、平等、独立的黄金时代；民族主义运动会追述或捏造彪炳的民族历史。对「过去」念兹在兹，不只是为了彰显运动的合法性和旧秩序的不合法性，也是为了强调「现在」只是「过去」与「未来」的过场。[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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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意历史也会让人产生一种连续感。因为对「过去」和「未来」有一幅鲜明的图像。「忠实信徒」会把自己视为某种向前和向后无限延展的东西的一部分，也就是某种永恒东西的一部分。他不会眷恋现在（以及自己的生命），不只是因为那是一种可怜兮兮的东西，不值得挂怀，也是因为它不是万物的起始和终结。再者，「过去」和「未来」的鲜明图像也让「现在」的真实性失色。它让「现在」显得是一支游行队伍的其中一列。一个群众运动的追随者认为自己是在鼓乐喧天旗帜招展下前进，正在向广大观众——过去世代和未来世代——演出惊心动魄的戏剧。他们受到宣传感染，相信他们不是在扮演真实的自己，而是在扮演演员角色；相信自己从事的是「表演」，而非真人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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