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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2 先知们都是集反动派与激进派于一身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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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一下保守派、自由派、怀疑派、激进派和反动派对于现在、过去和未来的态度，会是饶有意思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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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守派不相信「现在」是可以改进的，并尝试以「现在」的面貌去形塑「未来」。为了对有缺点的「现在」心安理得，他会援引「过去」为后盾：「我需要持续感，需要确信当代种种的错误是基于人类天性而不可避免的，需要相信我们新的奇言怪行不过是古老异端邪说的翻版，需要相信现在备受威胁的美好事物在过去也受过强烈的摇撼。」[9]这样说来，怀疑派的态度和保守派是多么相像啊！《圣经》上说：「岂有一件事，人能指着说，这是新的？哪知在我们以前的世代，早已有了。」[10]在怀疑派看来，「现在」乃是以往和将来一切的总和。「已有的事，后必再有。已行的事，后必再行。日光之下，并无新事。」[11]自由派认为，「现在」是「过去」的合法后裔，会向着一个进步的「未来」不断成长发展。这三种人都珍视「现在」，所以都不甘自愿接受自我牺牲的观念。以下一番出自怀疑派之口的话，最能表达三者对自我牺牲的态度：「因为活着的狗，比死了的狮子更强。活着的人，知道必死；死了的人，毫无所知……在日光之下所行的一切事上，他们永不再有份了。」[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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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进派和反动派都厌恶「现在」，视之为一种反常和畸形。二者准备好对「现在」不屑一顾，断然前进，二者都欢迎自我牺牲的观念。那他们的差异何在？主要是对人类天性的可塑性看法不同。激进派对于人类天性的无限完美具有热情信念，相信只要改变环境和改善陶冶灵魂的方法，就可以创造出全新而史无前例的美好社会。反动派则不相信人的自身具有深不可测的向善潜力，认为如果想建立一个稳定健全的社会，就应该取法过去成功的楷模。在反动派看来，未来应该是壮丽的复古，而不是前所未有的革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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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在现实中，激进派和反动派的界线并不总是分明的。当反动派开始着手复古时，他的表现就会俨如激进派。他心目中的「过去」，与其说是实际的「过去」，不如说是他理想化的「过去」，是他按照自己希望「未来」的样子加以形塑的。换言之，他是创新多于重构。当一个激进派开始打造他的新世界时，类似的转换也会发生。由于无法无中生有，他会觉得需要有效法的对象，但因为他已经否定和摧毁了「现在」，所以只能到历史中去为他的新世界找榜样。而如果他在打造新世界的过程中使用暴力手段，他的人性观就会趋于黯淡，与反动派相差无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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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进派和反动派的混合，在从事民族复兴运动的人身上尤其明显。不管是甘地的信徒还是巴勒斯坦的犹太复国主义者，都乐于在复兴光荣过去的同时，创造一个绝无仅有的乌托邦。先知们同样是集反动派与激进派于一身的人。他们宣扬回返古代信仰，同时也在勾勒一个新世界和一种新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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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3 愈做不好一般事情的人就愈胆大妄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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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众运动贬抑「现在」的态度迎合了失意者的心理倾向是显而易见的。但让人惊讶的是，你会发现，失意者在大肆诋毁「现在」之后，会得到巨大的快乐。这快乐是那么巨大，以致不可能仅是来自于悲愤得到宣泄。一定还有其原因——也真的有。在把时代的一切痛骂得一文不值以后，失意者的失败感和孤立感会获得缓和。你仿佛听到他们在说：「不只我们是没有价值的人，就连社会中最快乐最成功的那些，也是不值一哂，虚空度日。」换言之，通过贬抑现在，他们获得了一种隐约的平等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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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同时意味着，一个群众运动用来贬损「现在」的那些方法（见第48节），会引起失意者的共鸣。从事群众运动需要自我节制，这带给他们一种力量的假象。他们觉得，驾驭住自己的同时，他们就驾驭了世界。群众运动喜欢鼓吹不切实际和不可能的任务，这也正对失意者的胃口。那些一般事情都做不好的人喜欢去做不可能的事。那是他们掩饰自己无能的手段。因为要是我们从事可能之事而失败，失败之责就得完全由自己承担；但如果从事不可能之事而失败，我们就可以把责任归于事情的困难。从事不可能之事比从事可能之事少一点丢脸的危险。因此，愈做不好一般事情的人就愈胆大妄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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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说，失意者从群众运动所使用的手段中得到的满足感，并不亚于从它所鼓吹的目标中所得到者。失意者会在大混乱和有钱人的没落中得到快乐，不是因为他们意识到他们已经为兴建一个新世界铲除了一切障碍。他们固然狂热地呼号「要么一切都变得美好，要么一物不留」，但他们心里真正热望的，大概是「一物不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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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得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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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4 渴望而非拥有，才是人们赴汤蹈火在所不辞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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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察促进自我牺牲精神的各种因素时，我们得到的其中一条法则是：我们会愿意为想得到的东西而死，多于愿意为已拥有的东西而死。过着充实美好生活的人一般都不会愿意为自己的利益或国家或一种神圣理想而死。[13]当人们业已获得值得他为之奋战的东西后，就不太会愿意为之奋战了。渴望而非拥有，才是人们赴汤蹈火在所不辞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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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有的东西」确实比「已有的东西」[14]更有吸引力。在任何时代，人类争夺得最头破血流的，都是尚未修筑的漂亮城市和尚未辟建的园林。撒旦说过：「人……情愿舍去一切所有的保全性命。」[15]这话固然没错，但人却会情愿以性命换取他还没有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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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也奇怪，那些珍视「现在」并以全力抓住「现在」的人，正是最没有能力保护「现在」的人。反之，那些鄙视「现在」、避之唯恐不及的人，却不用开口，就有所有「现在」的礼物与财宝投向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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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想、愿景和奢望都是有力的武器和最实质的工具。一个货真价实的领袖一定拥有务实的心灵，而他们也会体认到上述工具的价值。然而这种体认往往来自对「现在」的藐视，而他们会藐视「现在」，则源于不谙实务。成功的商人通常都是不称职的团体领袖，因为他们满脑都是「已有的东西」，心思都放在时代已成就的事情上。所以，不善处理实际事务看来是管理公共事务者的必要资格。有些天性自负的人在实务世界中失败后没有一蹶不振，反而异想天开，认定自己有领导一个国家的大才能，可说是误打误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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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5 自我牺牲的动力不可能是出于任何具体利益的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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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人会愿意为了一枚纪念章、一面旗帜、一句话或一个神话而赴死，不全是无稽之言。相反的，人会为最值得拥有的东西而牺牲，才是最罕有的事情。因为，对一个人来说，真实的东西中最真实的，莫过于他的生命，没有了这生命，他就不能拥有任何值得拥有的东西。所以，自我牺牲的动力不可能是出于任何具体利益的考虑。哪怕我们是因为不想被杀而冒死亡之险奋起战斗，战斗的冲动仍然不尽然是出于自利，而更多是出于一些不具体的东西，如传统、荣誉或希望——又特别是希望。要是没有希望，人遇到危险，不是会拔腿就跑，就是会不反抗，任由自己被杀。要不是这样，你又怎么解释几百万犹太人被带进集中营和煤气室，明知此去绝无生路，还不反抗呢？希特勒最可怕的能耐之一，就是知道怎样抽干敌人（至少是欧洲大陆上的敌人）的希望。他狂热相信自己建立的是一个至少可以维持千年的新秩序，这种信念，同时感染到他的信徒与敌人。它让前者觉得，他们为第三帝国而战，就是站在永恒的一边；它让后者觉得，对抗希特勒的新秩序不啻挑战历史的巨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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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人深思的是，在欧洲乖乖就戮的犹太人到了巴勒斯坦后却变得勇猛无比。虽然有人说，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勇猛战斗是因为别无选择（不战斗就会被阿拉伯人割断喉咙），但有一点仍然是事实：他们的勇敢和赴死精神不是出于绝望，而是出于狂热地希望去复兴一片古老的土地与一个古老的民族。他们名副其实是为了一些尚未筑起的城市和尚未辟建的园林而战、而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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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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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6 任何有效的主义，必须是「违反天性、违反常识、违反欢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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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牺牲精神往往是一种对现实认知有所不足的衍生物。一个有能力根据自己经验和观察作判断的人，通常不会有殉道的念头。因为自我牺牲乃是一种不合理的行为。它不可能是经过探索和深思的结果。所以，所有群众运动莫不竭力在信徒与真实世界之间拉上一道帷幕。它们声称终极与绝对真理业已包含在它们的教义里，除去这些教义，别无真理可言。路德就说过：「我们必须坚决相信《福音书》启示的那个世界，哪怕天国的所有天使都下凡来告诉我事情是别的样子。我不但不会因此怀疑《福音书》的一个音节，反而会闭眼掩耳，因为他们不值得我看或听。」[16]依赖感官和理性证据的人同被视为异端和背叛。如果我们知道笃信要由多少不可信加以支撑，一定会大吃一惊。我们所说的盲信，是由数不胜数的不可信筑起的。巴西的日本侨民在大战结束多年后仍然不相信日本已经战败。狂热的共产主义者绝不相信任何不利于俄国的报道和证据，哪怕他们亲自到过应许地苏联，看过那里的生活有多凄凉惨淡，一样不会幻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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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凡「忠实信徒」都具有「闭眼掩耳」的能力，对「不值得看或听」的事不屑一顾，而他们所以能够无比坚定不移，力量亦是源于此。他们不会因为危险却步，不会因为障碍重重而气馁，不会因为有反面证据而困惑，因为他们根本否定有危险、障碍和反面证据的存在。诚如法哲博格森（Bergson）所说，信仰的力量不表现在能支使人移山，而在于能让人看不到有山要移。[17]而「忠实信徒」之所以能够在面对周遭世界不确定和不怡人的真实时屹立不动，正是因为他们自信奉行的是绝对正确的教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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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教义的有效性不由它的奥妙性、崇高性或正确性决定，而是取决于它把个人隔绝于其自我及世界的彻底程度。帕斯卡尔有关有效宗教（effective religion）的论点，同样适用于任何有效的主义：它必须是「违反天性、违反常识、违反欢乐的」[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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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7 教义不是让人去理解的，而是让人去信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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