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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意者的主要痛苦在于他们认为他们有一个污损了、无能的自我。而他们的主要渴望，是抛弃这个可厌的自我，展开新的生活。他们用来实现这种渴望的方法，要么是寻找一个新身份，要么是把个人特殊性掩盖和伪装起来。而这两个目标都可以通过模仿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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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当自己当得愈不自在，想要当别人的渴望就愈强烈。因此，我们会偏好模仿与我们迥然不同的人多于与我们差不多的人，偏好模仿我们钦佩的人多于我们鄙夷的人。被压迫者（如黑人和犹太人）的模仿性是很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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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把自我掩盖和伪装的愿望，则完全只能靠模仿实现——变得尽可能与别人一样。归属的渴望部分就是一种掩埋自我的渴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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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失意者缺乏自信的性格也会刺激起他们的模仿性。我们愈不信任自己的判断和运气，就会愈容易追随别人的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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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9 排斥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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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是排斥自我，即使没有去寻找一种新身份，一样可以导致模仿性增加。被排斥的自我会停止强调其特殊性，这样，就再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抵制模仿心理的膨胀。情形就类似儿童或长不大的成人，他们因为缺乏鲜明的个体性，心灵没有武装，无法抵御来自外部的任何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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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0 优越感可以抵消模仿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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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越感可以抵消模仿心理。如果当初移民来美的数百万人都是优越的人——也就是说如果他们都是本国精英——那就不会有一个美利坚合众国的出现，而只会有一个由五花八门语言群和文化群凑成的大杂烩。正因为大部分移民都是最贫贱的人，在本国是受鄙夷和受排斥者，这极其异质的数百万人才能融合得那么彻底和那么快。他们前来这里，就是热望可以抛弃旧身份，重生为新生命。他们自然而然地拥有一种模仿与适应新事物的无边能力。美国这个新国家的陌生性对他们来说不但不是排拒，反而是一种吸引力。他们渴望有一个新身份和一种新生活——新世界的陌生性愈强就愈合他们的意。对非盎格鲁-撒克逊人来说，英语的陌生性大概是另一种吸引力。必须从头学习另一种语言让他们的重生幻觉更形逼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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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1 忙人比闲人更易于去模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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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仿往往是解决问题的快捷方式。当我们没有意向、能力或时间去独自解决问题时，就会模仿别人。忙人比闲人更易于去模仿。换言之，匆匆忙忙的生活更易制造齐一性。因此，如果处心积虑要把一群个人融合为一个紧密的团体，不断制造些行动让他们投入，看来是个相当有效的方法。[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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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2 具有紧密集体制的原始人要比崩溃中的公社与部落组织更易于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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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结这回事本身——不管它是来自说服手段、强制手段还是出于个人完全自愿——往往会强化模仿能力。一个被征召入伍的平民从军后，会比他身为一介平民时有更强的模仿性。团结在一起的个人是没有个别性的自我的。他永远是不完整和不成熟的，也因此无法对抗任何来自外面的影响力。原始人的模仿性之所以特别强，可能主要不是因为他们原始，而是因为他们生活在一个关系紧密的氏族或部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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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结一致的信徒极乐于模仿，但这一点对一个群众运动来说有利也有弊。因为易于模仿和被带领，这些人也特别容易受外来的影响。一个彻底团结的团体很容易受诱惑而腐化。所有群众运动的领袖都会告诫追随者不要模仿外人，「做那些令人憎恨的事」。模仿外人被认为是变节和背教行为。「任何模仿外国人的人都是犯了侮辱民族罪，就如同一个间谍从一条密道引入一个敌人。」[27]各种方法被用来切断信徒与非信徒的联系。有些群众运动甚至采取极端措施：领导其信徒走入旷野，以便他们在不受打扰的环境下习惯新的生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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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避免有破坏性的模仿，最有效的方法当然是灌输追随者一种藐视外部世界的心态。然而，一个积极的群众运动会鼓励仇恨多于藐视，而仇恨不但不会窒息模仿性，反而会助长它（见第73节）。只有一个四面被陌生事物包围的小团体，因为矢志要保存自己的特殊性，才会用藐视作为绝缘体。不过，这种排他性却会不利于争取新信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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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彻底团结的群体因为具有高度的模仿性，其弹性和适应能力也十分强大。它要采取革新措施或改变方向都轻而易举。这一点，从团结的日本和团结的土耳其能快速实现现代化可见一斑；反观中国和伊朗等国家，因为缺乏团结精神，接受新事物的过程就缓慢而痛苦。高度团结的苏联接受新方法和新生活方式的能力，也显得比一盘散沙的沙皇俄国大很多。同样明显的，具有紧密集体制的原始人要比崩溃中的公社与部落组织更易于现代化。[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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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服手段与强制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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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3 宣传家只能使群众信仰他们「已知」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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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人喜欢夸大说服手段的效果，认为从宣传主张到形塑行为，说服手段都无所不能。我们把宣传看成一种攻无不克的武器，把我们时代很多大获成功的群众运动都归功于高明的宣传技巧，并且开始像害怕刀剑一样害怕语言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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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把一切功劳归于宣传，就像把耶利哥城城墙的崩塌归功于约书亚（Joshua）的号角声一样，是没有多少根据的。要是宣传的力量有人们想象的十分之一，德国、意大利和西班牙这些独裁政权就用不着那么暴虐。因为宣传要是有效，这些国家自会动用喧哗吵闹、厚颜无耻的一切宣传伎俩，却不会有秘密警察、集中营和大屠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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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似乎是这样的：宣传单靠自身的力量，是无法叫那些不愿接受的人接受的。它既不能创造全新事物，也无法保证那些相信它的人一直相信到底。它只能打入那些本来就打开的心扉，或是把某些已经为人们所接受的主张强化。高明宣传家所做的事只是把听众心中业已徐徐成熟的意见和情绪引发至沸腾翻滚的程度而已。他呼应了他们内心深处的感情。在意见并非通过强制手段强加的时候，宣传家只能使群众信仰他们「已知」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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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容易单凭宣传打动的一种人是失意者。他们的恐惧、希望和激情把五官给闭塞住，把他们与现实世界隔离开来。他们所能看到的，只是他们想象出来的事情，而在宣传家鼓动的言辞中，他们听到的是自己灵魂发出的音乐。事实上，感情奔放的胡言乱语和响亮的口号，要比逻辑无懈可击的精确言辞更能引起失意者的共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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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传技巧再高明，都不可能让那些失去信仰的人再度相信。为了以防万一，一个群众运动必须有所准备，以便在人们不再相信它时，用武力使他们相信。[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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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我们稍后（第104节）将会看到的，文字言说在群众运动的酝酿阶段是不可少的。但一个运动一旦发动起来，文宇言说尽管仍然有用，但它的作用却不是决定性的。就连宣传大师戈培尔博士（Dr. Goebbels）[30]在没有心防的时刻也承认：「如果宣传想要真的奏效，那它的后面必须时时刻刻备着一把利刃。」[31]他又说：「不可否认的是，好的宣传总比没有任何宣传能多做一些事。」[32]这不啻是自辩之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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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4 我们愈有理由内疚，我们的宣传就愈狂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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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别于一般所以为的是，当宣传手段与强制手段结合，会比它单独作用时更为狂热和喋喋不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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