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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因为，不管是使用强制手段使人信服的人，还是因身受强制手段而皈依的人，都有需要相信，他们所强加或被强加的信仰，是唯一的真理。没有这种信仰，那使用强制手段的人——如果他不是从一开始就是个邪恶的人——很容易觉得自己是罪犯，而被强制手段加身的人则会觉得自己是宁愿出卖灵魂偷生的懦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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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宣传的目的与其说是为了说服别人，不如说是为了说服自己；我们愈有理由内疚，我们的宣传就愈狂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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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5 狂热可以带来暴力，暴力也可以孕育狂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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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如狂热可以带来暴力，暴力也可以孕育狂热。我们常常很难说出它们谁先谁后。不管是暴力的施加者还是承受者，都同样容易发展出一种狂热的心灵状态。费雷诺（Ferrero）论法国大革命的恐怖分子时指出，他们制造的血腥愈多，「就愈需要相信他们的原则是绝对正确的，他们才会心安理得，有力量继续向前冲。他们不是因为相信民主是一种宗教性真理才流那么多血；他们是因为害怕，才去试着相信民主是宗教真理和制造那么多血腥」[33]。恐怖手段不但可以威吓「忠实信徒」和粉碎敌人，还可以让他们自己的信念受到激励和强化。美国南方每一次发生私刑处死黑人事件，不仅会让黑人闻风丧胆，也会让白人的优越感得到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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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受到强制而皈信的人之中，暴力也可以孕育狂热。有证据显示，受强制而皈信者，其对新信仰的狂热程度，并不亚于受说服而皈信者，有时甚至犹有过之。「违反自己意志而屈从的人还是保持着自己意志的」一说并不总是真的。伊斯兰教是凭着武力传扬开来的，但被逼皈信的穆斯林流露的虔诚，比第一批皈信的阿拉伯人还要强烈。勒南认为，被迫皈依的穆斯林让伊斯兰教成为「一种愈来愈强大的信仰」[34]。狂热的正统派在任何运动中都是后起的事物。只有在一个运动充分掌权以后，它才会既用武力也用劝说来推行其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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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当强制手段毫不容情和持续不休的时候，它会产生一种无与伦比的说服力，而且不只头脑简单的人会被说服，连那些以才智自傲的人亦复如此。例如，当俄国的科学家、作家和艺术家被克里姆林宫要求放弃信念和承认错误时，他们十之八九都是真心悔罪，而不只是口头敷衍。人需要有狂热的信仰才能使他的懦弱站得住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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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6 征服与说服手段相伴而行，而后者往往是前者的借口和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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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乎找不到一个群众运动是单靠说服手段而获得可观和经久的成就的。基督宗教色彩强烈的历史学家赖德烈（K. S. Latourette）就不得不承认：「不管耶稣的精神和军队有多么不相容，也不管承认这一点有多么让人不愉快，但前者往往是靠后者才能存活，却是明明白白的历史事实。」[35]让基督宗教得以成为一种世界性宗教的，乃是尘世之剑。征服与说服手段相伴而行，而后者往往是前者的借口和工具。一旦基督宗教得不到或留不住国家权力的支持，它就无法广泛或经久传布。「在波斯……基督宗教碰到的对手是一个国王支持的国教，因此它仅是一种少数人的信仰。」[36]伊斯兰教的流传诚属惊人，但它靠的主要是征服手段，说服只是次要手段。「伊斯兰教每个最兴盛的时期都是其政治力量升得最高的时候；也正是这些时候，它获得最多外部信徒的皈信。」[37]宗教改革只有在得到诸侯或地方政府支持之处，才有所发展。路德最睿智的副手梅兰希通（Melanchthon）不讳言：「没有在位者的帮助，我们的教规能成为什么呢？不过是柏拉图式的精神法则罢了。」[38]例如在法国，因为得不到国家权力的青睐，宗教改革只能倒在血泊中，永不复起。法国大革命的例子也是如此：「真正穿透整个欧洲的，不是大革命的各种观念，而是它的军队。」[39]根本没有所谓思想上的感染。法国将军迪穆里埃（Dumouriez）否定革命者所说的，自由的神圣原则「就像《古兰经》，是一把手中之剑」。[40]共产主义现今的威胁并不是来自有力的宣传，而是因为它背后有一支强大的军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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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来，当一个群众运动只能在说服手段和强制手段二者中择其一的话，通常会选择后者。说服手段旷日废时，也不保证有效果。西班牙的圣多米尼克（St. Dominic）谴责异端的阿比尔教派（Albigenses）时这样说：「多年以来，我一直用温和态度劝告你们，向你们布道，为你们祷告、哭泣，但一概无效。根据我国格言：『祈祷无效处，棒喝会奏效。』罢了，我们将要发动诸侯和主教制裁你们，要把各国武装起来对付此地……在祈祷与温和态度都无能为力之处，棒喝会奏效。」[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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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7 热烈的信仰可以有效发挥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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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群众运动不可能用武力来制止，是不确之见。哪怕是最汹涌澎湃的群众运动，一样可以用武力制止之，粉碎之。但必须是无情和坚决的武力。这正是信仰不可少的地方。因为无情和坚决的迫害只能来自狂热的信念。希特勒说过：「任何暴力，如果它不是立足于坚固的、精神性的基础，就迟早会动摇、靠不住。它缺乏仅仅依存于狂热的迷信前景而生发的稳定性。」[42]从个人兽性生发出的暴行既不会够暴烈，也不会维持得久。它是间歇性的，会受情绪和犹豫的妨碍。「武力一旦动摇，并和宽容交替使用，受压抑的思想不仅会一再抬头，还会从每次遭受的压迫里获得新的力量。」[43]神圣的迫害者是不知止境和不会摇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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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是观之，我们需要热烈的信仰，不只是因为它可以抵抗高压，[44]也是因为它可以有效发挥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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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8 理论与实际愈是矛盾的群众运动，就愈是热衷把自己的信仰加诸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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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要转化别人信仰的冲动从何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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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念的炽烈并不是一个运动想要把其信仰传播到世界各个角落的主要原因，因为诚如大史家布克哈特（Burckhardt）所说：「信仰强烈的宗教对异己的态度往往是藐视、摧毁，顶多也只是可怜。」[45]转化别人信仰的动机也不是力量太过强大的一种表现——如培根所说的「有如洪水，必归漫溢」[46]。传教土的热忱毋宁是来自一种深刻忧虑——一种因中心[47]的颓象已露而引起的忧虑。传道或传扬一种主义，乃是寻找一种尚未找到之物的激情，而不是把已有之物带给世界的渴望。它是为了寻找一个终极和不容反驳的证明，以证明我们拥有的真理是唯一和独一的真理。狂热的传道者是要通过转化别人强化自己的信心。愈是容易受质疑的教条，其传教的冲动就愈强烈。一个不是宣扬某种荒谬或非理性主张的群众运动，能否具有「不赢得人心就毁灭世界」的狂热驱力，让人存疑。同样明显的是，理论与实际愈是矛盾的群众运动，就愈是热衷把自己的信仰加诸别人。共产制度在俄罗斯愈显得行不通，它的领袖愈觉得必须妥协，他们对非共产世界的攻击就愈是大胆。类似的，当奴隶制在现代世界显得愈来愈站不住脚，美国南的奴隶主就愈是激烈地要把他们的生活方式传播出去。要是有一天资本主义也成了一种神圣大业，那就反映出，它的优点和长处不再是不证自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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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教和统治世界的激情大概同样是中心出现了严重缺陷的表征。一群使徒或征服者也许和一群逃亡者没有多大差别：都是想要逃离家园。事实上，这三种人常常会相遇、混合和互换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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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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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9 领袖要等到时机成熟才能扮演他们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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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我们相信领袖在一个群众运动的兴起中扮演多重要的角色，毫无疑问，领袖不可能创造出让一个群众运动可以兴起的各种条件。他不可能凭空变出一个群众运动来。在运动和领袖出现以前，必须有愿意热烈追随和服从的人，必须有对现状强烈不满的人。当条件尚未成熟，一个领袖本事再大，也是不会有追随者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及其后遗症为布尔什维克、法西斯和纳粹运动的兴起准备好沃土。要是那场大战提早或延后十几二十年才发生，列宁、墨索里尼和希特勒的命运将会跟19世纪的煽动家没有两样——后者从未能因利乘便，把常常发生的混乱和危机发展为全面的群众运动。还缺少了些什么。在各种事件汇聚为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欧洲人对「现在」还没有彻底绝望，也因此不会愿意牺牲它，换取一种新生活和一个新世界。哪怕是19世纪的民族主义领袖——环境对他们比对革命者有利些——也从未能把民族主义变成像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那样的神圣大业。好战的民族主义和好战的革命主义看来是同时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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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英国，它的领袖同样要等到时机成熟才能扮演他们的角色。在1930年代、那位潜在的领袖（丘吉尔）在人民眼中固然地位突出，而且天天都发声，但当时却没有人愿意追随也。只有到后来战争的灾难从根本动摇了这个国家，个人自主的生活变得无法维持和无意义之后，丘吉尔才有了大显身手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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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群众运动的领袖都会经过一段等待的时间（常常是很长的时间），才会踏上舞台，而且看来总是在一个群众运动最关键的时刻踏上舞台。在他们出场表演以前，要有种种事故和其他人士的活动替他们把舞台布置就绪。「发号施令者在紧要关头的出现，看来只是一连串偶然事件的最后一件。」[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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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0 一个领袖最神秘的能力之一，与其说是能掌握群众，不如说是能控制甚至魅惑一小群能干之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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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舞台布置就绪，一个卓越领袖就是不可少的。没有他，就不会有群众运动可言。环境的成熟并不会自动产生一个群众运动，选举、法律和政府组织亦无此能力。把发生在俄国的一列事件导向布尔什维克革命的，完全是列宁一个人之力。如果他死在瑞士，或是死在1917年回国的归途，那几乎可以肯定其他著名的布尔什维克党人一定会加入联合政府。届时出现在俄国的，将会是一个多少有自由主义色彩、主要由布尔乔亚所控制的共和国。墨索里尼和希特勒的例子，证据甚至更为确凿：没有他们就绝不会有法西斯或纳粹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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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际发生在英国的事情同样证明，一个群众运动要成气候，一个有才能的领袖是不可或缺的。要是现在的工党政府有一个真正的领袖（比方说丘吉尔），它就可以在群众运动的激烈气氛中大刀阔斧实施国有化政策，而不致陷入如今黯淡无光的节约计划。他会懂得编派给工人一个英雄角色，让他们觉得自己是一个科学化产业革命的先锋。他会让英国人觉得，他们的主要任务乃是向世界（特别是美、苏两国）表明，一个真正文明的国家在实行现代生产方法之余，既有能力摆脱资本主义混乱、浪费、贪婪的流弊，亦有能力摆脱布尔什维克官僚制度的权诈、野蛮与无知。他会懂得怎样把大战最黑暗那段岁月的自负与希望灌输给英国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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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需要一个非凡领袖的钢铁意志、胆气和愿景，把现有的种种立场和力量加以协调和动员，使其成为一个群众运动的驱力。他会把失意者内心的积怨大声说出来并加以合理化。他会描绘出一个令人屏息的未来，以此证明，牺牲转瞬即逝的现在是值得的。他会制造一些冠冕堂皇的假象，以促进团结行动和自我牺牲的精神。他会唤起人们对集体的热忱，让他们觉得个人的生存是渺小而没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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