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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这种反抗会变得主动积极，甚至走向暴力，但更多的时候，它以消极不服从、暗中破坏、逃避和欺骗的形式出现。马来西亚殖民当局阻止农民种植和出售橡胶的持续性努力与种植一方扩大种植面积和市场的努力之间形成的对抗关系就是明证。[63]从1922年到1928年，以及整个20世纪30年代，政府出台了多种限制性规划与土地使用的法律，但由于广大农民的抵制，这些限制收效甚微。在那些自称为社会主义的国家中，农民抵制进而减少或消除不受欢迎的农业集体化形式的努力就是处于困境中的农民有效使用防御性技术的有力证明。此类斗争更多的不是大规模地公开挑战，而是平静地逃避，其效果与前者相当，而且通常更为有效。[64]首先悄然的零散行动过程经常为那些农民用以蚕食耕地和国家林地；而另一种方式则是公开挑战财产关系的公开占领耕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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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所讨论的反抗类型或许最好以反抗形式的对比方式加以描述，它们或多或少都指向同一目标。第一种是我们所说的“日常”的反抗；第二种则表现为公开挑战性质的反抗，其在关于农民与工人阶级政治的研究中占据着主导地位。举例说明，前一种情况是农民以不知不觉的方式蚕食种植园和国家林场的静悄悄的不起眼的过程；而另一种情况则是农民通过公开挑战财产关系的方式公开侵占土地。就土地的实际占有和使用而言，悄悄蚕食比公开挑衅的土地侵占更能达到目的，虽然前者从未向法定的产权配置提出过公开挑战。又比如，如果是日常反抗，士兵会通过集体开小差的方式削弱军队的力量；如果是公开反抗，士兵们则会发动公开兵变以消灭或取代指挥官。正如我们所指出的，开小差会达到某些兵变所无法达到的结果，其原因恰恰在于开小差旨在自助和退出，而非制度性的对抗。而且，就某种意义而言，大规模地拒绝服从对军队制度的潜在影响比替换指挥官更为根本。最后一个例证是，日常反抗表现为在公有或私人粮仓中的小偷小摸，而旨在改变粮食供给的再分配关系的对市场或粮仓的公开袭击则是公开反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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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抗的日常形式与那些更为激进的公开对抗方式的共同之处当然在于它们旨在减少或拒绝来自上层阶级的索要或者对上层阶级提出自己的要求。这些要求通常与阶级斗争的物质层面联系在一起——对土地、劳力、税款、租金等的。此处日常反抗与其他占有形式的反抗最明显的不同在于它不承认有公开的和象征性的目标。如果制度化的政治是正式的、公开的、关注于系统的权利变化，那么日常反抗则是非正式的、通常是隐蔽的，并且以关注直接的实际的物质获取为主。[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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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清楚的一点是，实际的反抗取得成功的可能性经常与表面上的象征性遵从的程度成正比。几乎在任何情况下，公开的反抗都比日常的反抗更易招致迅速而残酷的镇压，因为后者虽然很普遍，却从不冒险挑战等级制度与权力的正式定义。对大多数从属阶级而言，几乎在整个历史过程中，他们都很难获得改善自身状态的机会，此种形式的反抗成为其唯一选择。在这种象征的束缚下，从属阶级的反抗所能达到的只是证明了人类坚韧性和创造力的存在，下面关于印度下等种姓反抗的分析就证明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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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主人签有终身契约的仆人最典型地表达其对主仆关系不满的方式是工作马虎和办事低效，他们有意无意地假装生病、无知或无能，分散其主人的注意力。虽然主人可以通过拒绝给予仆人额外的好处而进行报复，但只要主人不想投资完全付诸东流，他就必须保证仆人最低限度的生存。这种没有表现为公开挑战的消极反抗的方式几乎是不可战胜的。它证实了哈维克（Havik）等人关于下等种姓的固有看法，但同时也限制了他们的行动能力。[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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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种形式的顽强反抗在大量的美国农奴制研究的文献中得到了充分证明，而公开的反抗在当时通常只是一种愚勇之举。南北战争前美国南方反抗农奴制的历史在很大程度上是行动拖沓、虚假遵从、逃跑、假装无知、暗中破坏、小偷小摸的历史，甚至够不上文化反抗的历史。这些做法，虽然几乎从不对奴隶制进行公开质疑，但以其秘而不宣的、有限的、粗野的方式比那些被历史详细记录的极少的英雄主义的和短暂的武装起义取得了更多的成果。农奴们自身显然已经意识到，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的反抗只有在公开顺从的掩护下才能取得成功。不难想象，那时农奴父母对其子女的忠告与当代印度尼西亚种植园里的雇佣劳动者从他们父母那里听到的忠告并无二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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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让他们（年轻人）记住：你们是在出卖劳动力，而买它的人要看到他能从中有所收益，所以当他在旁边时就干，他一走开就歇，但是记住当监视者在场时你们一定要看上去是一直在工作。[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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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观之，我们可以得出两点明确的结论。首先，反抗的性质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现存的劳动控制形式和人们所相信的报复的可能性与严重程度。由于可能面临永久解雇或监禁，公开罢工的结果可能是灾难性的，因而工人可以采取降低工作速度和质量的方式进行反抗。通常这些行动因其不公开和匿名的特点使资方追究责任或进行制裁变得异常困难。在工业中，这种减缓工作进度的方式被称为“意大利式”罢工；当镇压非常严酷时（如1983年波兰实行戒严法时[68]），这种方式经常被采用。当然，资本家通常会以计件工资取代计时工资，从而限制工人此种形式的反抗。当计件工资在19世纪德国的丝织和棉纺织业开始盛行后，反抗不再以降低工作速度的形式表现出来，因为那成为一种自我损害，取而代之的是成品布匹的缺斤短两、工艺缺陷和盗取原材料。[69]任何一种劳动控制或工资支付方式，与其他事物一样，都可能会导致其特有的安静的反抗方式和“反占有”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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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反抗并不必然地直接要求占有资源。由于通常反抗者的目标是这些紧迫的需求——人身安全、食物、土地和收入，且他们行动时必须比较安全，他们只是遵循风险最小的原则。19世纪30年代普鲁士的农民和无产者，因为受制于没有财产和生存线以下的工资水平，只能采取移民或大范围内盗伐木材、偷窃饲料以及赌博的方式做出反应。“森林犯罪”的速度与工资下降的速度、生活品价格上涨的幅度和移民的困难程度同步增加。在1836年，普鲁士大约有207000件起诉案件，其中150000起是由于“林场偷窃”。[70]这类偷窃为群体共谋所支持，这种共谋源于自由进入和使用林场的早期传统；然而，偷窃者并不关心他们盗取的野兔或木柴具体归哪个雇主或地主所有。在此情境下，对一种占有方式的反抗可能致使其受害者采取较少公开的方式，而这或许是更为可行和更少危险的方式。[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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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种反抗技术极为适合农民阶级的特点。作为一个“阶级性弱”的分散的阶级，他们散布在广大乡村，通常缺乏形成有组织反抗的纪律约束和领导层。对农民而言，最合适的形式就是广泛的游击式的消耗战，那很少或不需要事先协调。同时，他们个人的怠工和逃跑行为经常因为古老的民众反抗文化而得以强化。从支持性的亚文化角度和人们对法不责众（其广度表现为整个社区的参与）的认识角度来看，上述反抗似乎可以视为一种社会运动。但奇特的是，这是一种没有正式组织、没有正式领导者、没有宣言、没有预期、没有名目和旗号的社会运动。由于这种社会运动在制度上的不可见性，其小规模活动即使被注意到，也很难引发社会性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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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发起的形式多样、数量众多的小规模反抗，最终会使自诩高明的大人物们在首都构想的政策陷入全然混乱之中。国家会采取多种措施予以应对，它可能调整政策以符合更现实的期待，也可能通过积极鼓励自愿顺从来维持或强化既有政策，当然，国家还可能直接采取更为强制性的方式。无论国家如何应对，我们不能忽视这样一个事实，即农民的行动改变或减少了国家可用的政策选项。正是以这样一种非叛乱的方式（更非合法的政治压力），农民经典性地表现出其政治参与。因而，对任何历史或农民政治学的理论而言，若想证明农民作为历史行动者的正当性，就必须掌握我所提出的反抗的日常形式。仅仅为了这个原因，对这种看似杂乱的人类活动予以记录并赋予其概念体系就是非常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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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抗的日常形式不会成为头条新闻。[72]正如成千上万的珊瑚虫杂乱无章地形成的珊瑚礁一样，成千上万的以个体形式出现的不服从与逃避行动构建了其自身的政治或经济屏障。这些反抗没有激进的公开对抗，也不具显著的新闻价值。如果使用比喻的说法，当国家的航船搁浅在这些礁石上时，人们的注意力被典型地吸引到船只失事本身，而不会看到正是这些微不足道的行动的大量聚集才是造成失事的原因。正是从事这些细微活动的人们自身不想引起注意，他们的安全系于他们的匿名性。而且，政府官员也极少愿意公开这些反抗，这样做无异于承认他们的政策不受欢迎，而更为重要的是，这暴露了他们在农村权力的软弱无力，所有这些都不符合至高无上的国家的利益。[73]这些反抗行动本身的特点及其对手为保自身利益的默不作声造成了一种共谋的沉默，从而几乎将这些日常反抗形式从历史记载中全然抹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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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与社会科学由于是知识分子用文字书写的，它们在很大度上也是被有文化的官员所创造的，因而不可能很好地用以揭程那些沉默的、匿名的、代表农民的阶级斗争形式。[74]这些记录者和究者也暗中加入了参与者的共谋，与他们一样“发誓保守秘密”。在多方参与下，这种不太可靠的共谋造成了铭记于文学和历史中关于农民的刻板印象：作为一个摇摆不定的阶级，他们要么处于长期的可怜卑微、消极被动的状况，要么是短暂的、暴力的，却是徒劳无益的愤怒的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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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历了长久的畏惧和屈从后，他的肩膀变得可堪重负，他的精神也被制服，以致不能认识到自身不断恶化的状况。你可以打他，让他挨饿，抢夺他的一切。如此日复一日，在他放弃胆怯和愚蠢之前，他的头脑中一直被各种他不能真正理解的思想所充斥，直到不公正和痛苦的累积使他如同遭到过多鞭打的家畜发怒一样，猛地掐住主人的咽喉。[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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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左拉的观点中有一点启示（但也是唯一的启示），当农民忍气吞声时，他们的“台上”行为表现为服从、畏惧和谨慎。与之相反，农民的暴动却像是一种盲目愤怒的本能反应。那种认为农民通常是消极被动的观点忽视了农民与地主之间有关租金、收成、劳力和税收的缓慢的、琐碎的、平静的斗争，在这里遵从和愚钝只是一种姿态——一种必要的策略。那种只看到农民反抗周期性爆发的观点则忽视了他们所获知的公正的潜在形式和他们实际上非常理性的特定的目标和对象。[76]爆发本身通常是一种信号，它表明常规的和大量的隐秘的阶级斗争形式正走向失败或已经到达危机时刻，而可能带来致命风险的公开反抗的宣言通常只有在不同地区长时间的斗争后才会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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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者的武器：农民反抗的日常形式 作为思想和象征的反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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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此，我还是将农民反抗的日常形式作为只不过是个体行动或行为的集合体。然而，仅仅局限于行为的分析就会遗失许多要点，那会使对人类行动的解释简化到对水牛或狗的行为解释的水平上——水牛如何反抗驱使它的人以达到一个可以接受的工作速度；狗跳到桌上为的是偷吃剩饭。而我试图理解的是有思想的社会存在物的反抗，我不能忽略他们的意识，即他们赋予其行动的意义。他们创造的象征、规范和意识形态形式构成了他们行为的必不可少的背景。然而由于他们对于情境的理解的局部性和缺陷，他们被限定的意图、价值观和目的性又制约了他们的行动。这一点非常明显，若不是因为行为科学中直接从收入、热量摄取、报纸发行量和收音机拥有量的统计数据中解读大众行为这一令人不快的趋势，我们完全没必要重申一遍。我想要做的不仅是揭示并描述作为具有深远意义的独特行为的日常反抗的模式，而且要通过对这些模式藉以产生并发生作用的意义和价值冲突的分析奠定这一描述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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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得委婉些，思想与行动之间的关系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在此我只强调最直接的两点：第一，无论意图还是行动都不是“不变的原动力”。产生于意图的行动反过来影响意识和随后的意图与行动。因而，反抗的行动和关于反抗的思想（或意义）处于持续不断的交流——持续不断的对话中。第二，目的和意识与物质世界的联系方式不同于行动与物质世界的联系方式。对于人类行动者来说，可能和普遍的情形是，他能够想象在此刻既不现实又不可能的行动方式。因此一个人可以梦想一次复仇或一个永远不会实现的公正的千年王国。而另一方面，由于时过境迁，那些梦想可能实现。意识的王国赋予我们一种预想行动的特权，而行动可能——仅仅是可能——在某一未来时刻实现。举例来说，如果对共享的价值、“幕后的”谈话、反抗之前农民的意识没有了解，我们如何能对任何农民的反叛给予充分的解释？[77]最后，如果不考虑目的、观念和那些行动的当事人的语言，我们又如何理解反抗的日常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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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另一个理由来说，对从属阶级的社会意识的研究是非常重要的。这可以使我们澄清在马克思主义和非马克思主义文献中的38一个主要争论——它集中于这样一个问题，即在何种程度上，精英能够把他们自己对公正社会秩序的想象不仅强加于非精英的行为，而且强加于他们的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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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问题可以简单地陈述如下：让我们假设这样一种情境，有一个特定的被剥削群体，且这种剥削发生在这样一种背景下，即由精英和（或）国家设置的强制力量使任何不满的公开表达都成为不可能。为讨论起见，假设唯一看得到的行为是表面的顺从，对这样一种状态至少有两种相互分歧的解释：一种解释认为，由于霸权性的宗教或社会意识形态的存在，被剥削群体实际上把这种状态作为常规、甚至是社会秩序的合理部分接受下来。这一被动性的解释假设了一种对社会秩序宿命论的接受甚至可能是一种积极的共谋（complicity）——对此马克思主义者会称之为“神秘化”或“虚假意识”。[78]这一解释典型地建立在这样的假设之上，即精英不仅支配了物质的生产方式，也支配了象征的生产方式[79]——而这一象征性霸权使他们可以控制其统治被评价的标准。[80]如葛兰西所论证的，精英控制了社会的“意识形态部门”——文化、宗教、教育和传媒。因而他们可以操纵对他们统治的同意。通过创造和散布与之相配的普适性的话语和概念，以及确立何为正确、美好、道德、公平与合理的标准，他们建立了一种象征环境，防止从属阶级自由地思考。事实上，对葛兰西而言，无产阶级在观念层面的被奴役甚于其在行为层面的被奴役。因此，政党的历史使命就不仅是领导革命，而且更重要的是打破束缚革命思想的象征笼罩。这种阐释被用来说明下层阶级的沉寂，特别是在如印度这样的乡村社会，那里严格的种姓39分层的神圣体系被宗教约束所强化。低等种姓被告诫要接受他们在印度教等级中的命运以冀来世获得回报。[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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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沉默的另一种解释是用农村中的力量关系而非农民的价值观和信仰来解释。[82]按照这一观点，农村的平静就可能是镇压（记忆的和/或预期的）的平静而不是同意或共谋的沉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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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这两种不同解释所引发的问题集中在对农民政治的分析以及更广泛的阶级关系研究上。围绕这些问题发生了很多辩论，似乎解释的选择更多地取决于分析者的意识形态取向，而不是实际的研究。我并不想低估这些问题的重要性，但我认为有许多方法可以对这些问题进行经验研究。换言之，一方面强调意识的相对重要性，另一方面考虑到镇压（现实的、记忆的或潜在的）在抑制反抗行动上的作用，是完全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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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虚假意识的争论最终取决于精英和从属阶级价值观的象征联盟——即取决于这样的假定：农民（无产阶级）确实接受了精英的大部分社会秩序观。如果“神秘化”并不意味着一个群体赞同剥削有理的社会意识形态，那么它意指什么？被剥削群体的观点在实质上与精英价值观的象征联盟达到一定程度时，“神秘化”就得到加强；而当它在一定程度上持有相异的或矛盾的价值观时，“神秘化”则被削弱。对从属群体的亚文化及它与统治精英价值观的联系进行深入研究提供了部分我们所要寻找的答案，而证据并不确定，因为任何群体的社会观点都会含有许多不同的甚至是矛盾的内容。引起注意的反常的亚文化主题并不是简单地存在，它们采取的形式、体现的价值观和激发的情感联系几乎是普遍性的。因而，即使缺少反抗，我们也不会没有探讨虚假意识问题的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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