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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穷村民就是采取了类似最低限度的遵从的形式，使他们虚假的“表演”得以巧妙地进行。他们会去参加富裕村民的筵席，但迅速吃完饭马上就走。他们会遵循习俗，接受邀请，但其遵从行为常打“擦边球”。他们也会以实物或现金作为礼物赠送，虽然数量比预期的要少，但也不至于少到被视为公然不敬的地步。按照“要求”，他们会问候走在村中路上的大土地所有者，但这种问候是缩水的，而且也不够热烈。所有这些和其他形式的勉强遵从，避免了公然违抗的不利，并且至少符合了富人通常所要求的礼貌和遵从的最低标准。同时，这还代表穷人也为“表演”本身加入了“幕后”的态度，虽然微不足道，但它足以将其意义传达给“导演”，但又不会极端到冒公开对抗的风险。[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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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此分析的此种类型的冲突非常普遍，它在以下三个层面进行。首先是围绕公平的定义展开的斗争，旨在掌握评价当下经验的概念和符号。其次，是当既定的公平定义用于特定的案例、特定的一套事实和特定的行为时，围绕其适用性展开的斗争。例如，假定富人应该慷慨，如果某个地主拒绝给穷人施舍，那么他是否违背了慷慨的原则。又如，如果一个人仅是装穷或者其行为已使他丧失了接受慈善救济的权利，此时拒绝救济他是否合理。最后，当然是在农业革命带来的巨大变迁中围绕土地、工作、收入和权力展开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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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方在这场斗争中所使用的资源很难放在一起比较。在村庄的经济生活中，地方精英几乎总是有其特有的行事方式。倘若他们掌握了物质资源，他们在很大程度上也能控制公共仪式生活——即控制村庄中大多数穷人的“台前”行为。只有“后台”才能不受精英掌控。在那里，充满了背后议论、流言蜚语、言语攻击和匿名的暗中嘲讽，以及对公共仪式秩序的否认。打个军事上的比方，只有在这里，地形才相对有利于武器装备较差的处于不利地位的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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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也许会问：为什么我要选择这样一个不特别重要的村庄来考察少数历史上的失败者的抗争呢？这毫无疑问是有缘由的。用巴灵顿·摩尔的话来说，塞达卡的穷人差不多都必然是“即将被前进的滚滚大潮辗过的阶级”的成员。[54]而且，国家强大的军队、农业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人口本身的增长都使他们举步维艰。我们几乎没有理由相信，他们在村庄中能从本质上改善其前景，相反，我们有足够的理由断定他们会像他们数以万计的先辈一样面临失败的命运，至少在短期内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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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这样一项研究计划的理由恰恰在于它的平凡——事实上，这才是历史上所发生的阶级冲突的常规情境。通过近距离、严密地考察这些情境，我们便可能发表一些关于常态的阶级意识、日常的反抗和平常的阶级关系的有意义的言论，因为在通常的情况下，公开的集体反抗或叛乱都不太可能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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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者的武器：农民反抗的日常形式 第二章 常规的剥削，常规的反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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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难逃失败和最终被屠戮的命运，大规模起义一般被迅速瓦解而不会取得任何持久的成效。然而，农村社区中经年累月的坚韧的、沉默的顽强抗争将比大规模起义的昙花一现更为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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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布洛赫，《法国农民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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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田园》的编者曾经说过的，大人物总是不受普通人欢迎，大众不能理解他们，大众认为所有这些事情都是不必要的，甚至是英雄主义的。小人物不会给大时代留下任何影响，他所需要的只是偶尔走进酒吧，吃上一顿红烧牛肉的晚餐。政治家自然对这些不思进取的人嗤之以鼻，在教科书中将其描绘成卑贱的可怜虫。对大人物而言，普通人是一种累赘。就像巴洛恩在这里所表达的他的嗜好：最美妙的事情就是吃一小截匈牙利香肠作为晚餐。我对那些开始射向我们的齐鸣的枪炮声充耳不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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帅克，载贝尔托·布莱希特，《二战中的帅克》第一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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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者的武器：农民反抗的日常形式 未被书写的反抗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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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的主旨（其关注点和方法）源于对近来众多的关于农民反抗和农民革命研究——包括我自己和其他人的研究——不断增加的不满。[55]非常明显的是，至少在北美，在越南战争和左翼学术界对民族解放战争的迷恋的刺激下，学者们对大规模的农民起义给予了不寻常的关注。学术利益与原始资料是相互强化的。历史和档案记录对于那些农民发动起义对国家和既有的国际秩序构成威胁的时刻的记载最为丰富。而在其他时候，或者说大多数时候，农民在历史记录中不是作为历史行动者而出现，而是或多或少地作为征召、税收、劳动力流动、土地所有和粮食生产的统计数字而默默无闻地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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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就其发生时的重要性而言，农民反叛也是稀少罕见的，更不用说农民革命了。不仅促使大规模农民起义发生的环境相当稀少，而且当他们真的起义时，也几乎总是被轻易地镇压。固然，即使是失败的反抗也会取得成果：国家或地主少许的让步，在新的令人痛苦的生产关系中获得的暂时喘息的机会，[56]以及关于反抗的记忆和潜伏下来以待未来的勇气。但这些成果都是不确定的，而屠杀、镇压和失败后的消沉却是确定而实在的。值得回忆一下那些特殊的历史时刻——农民背景的革命成功地获取了政权，而即使是最好的结果，也不全是对农民的福音。无论哪种革命的成功，几乎总是造就出更为强迫性的霸权的国家政体——靠农民而养肥自己，与此前并无不同。很多时候，农民发现自身处于一个非常具有讽刺意味的位置上，他们帮助统治集团获得了权力，但统治者推行的工业化、税收制度和集体化却与他们所想象的为之抗争的目标大相径庭。[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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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上述原因，我认为农民反抗的研究重点被误置了。而理解那些我们可以称之为农民反抗的日常形式——平常的却持续不断的农民与从他们那里索取超量的劳动、食物、税收、租金和利益的那些人之间的争斗——要重要得多。这种斗争的多数形式避免了集体性直接挑衅的弊端。这里我所能想到的无权群体的日常武器包括：行动拖沓，假装糊涂，虚假顺从，小偷小摸，装傻卖呆，诽谤，纵火，破坏等等。这些布莱希特式的阶级斗争具有共同特点，它们几乎不需要协调或计划，它们通常表现为一种个体的自助形式，避免直接地、象征性地与官方或精英制定的规范相对抗。了解这些平凡的反抗形式就是理解大多数农民尽其所能为维护自身利益而进行的“经常性反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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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同以前对农民反抗的研究一样，如果将“弱者的武器”过度浪漫化会导致很大的失误。它们仅仅能对各种剥削农民的方式产生边缘性的影响。而且，这些武器也并非为农民所专有，人们在观察中不难发现，官员和地主也经常抵制和破坏那些于己不利的国家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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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这些布莱希特式的反抗也并非微不足道。在东南亚，征兵和强迫劳役中的开小差和逃避就无疑限制了许多统治者的勃勃野心。[58]而在关于欧洲的类似研究中，对此种反抗过程与潜在影响的分析无人比科布对法兰西帝国早期与后革命时代征兵中的开小差和反抗的分析更为出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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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第五年到第七年，各部门纷纷递来报告说……在某区每一个被征召入伍的人都回家了，而且自由自在地生活着。更有甚者，很多人根本无须回家，因为他们从未离开过……在第七年，右手断指——最常见的自残方式——开始在统计数据中显现出来，其范围之广足可以视为一场集体共谋的大运动，参与者包括家庭、教区、地方当局和整个行政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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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是拥有大量的可靠的乡村警察的帝国政府也未能暂时减缓这类流血事件的发生速度……从1812年开始，断指者的数量再次达到灾难性的比例。对一个普遍不受欢迎的专制政体而言，任何全民公决都不如断指事件更具有说服力。对历史学家而言，任何事件都不如下述景象更为激动人心：一个民族决定不再为统治政权战斗而不慌不忙地回到家乡……从这个意义上讲，普通人至少在推翻法国最恐怖的政体中发挥了相当的作用。[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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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南北战争期间南部邦联在军事和经济上的失败进一步证明了沉默和不公开反叛的决定性作用。据估计，约有总共25万名合乎条件的白人开小差或逃避兵役。[60]其原因显然来自道德和物质两个层面。贫穷的白人，特别是来自非蓄奴制的山区的人们，对政府的免服兵役法案将其排除在主要受益人之外非常不满，不愿为之战斗。[61]军事上的失败和“1862年的生存危机”促使许多人从部队开小差，返回处境艰难的家中。就种植园本身而言，白人监工的短缺和北部联邦对奴隶的自然吸引使得大规模的逃离不断增加。与法国的情形一样，我们可以说南部邦联被社会中微小的反抗行动构成的雪崩式力量所击败，这些反抗是由奴隶与自耕农的不可靠的合作而实施的，即一种没有名称、没有组织、没有领导、而且其背后肯定没有列宁主义式合谋的联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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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似地，偷税漏税一直限制着第三世界国家的雄心和权力范围——不论是前殖民的、殖民的还是独立的国家。在塞达卡，我们可以看到，在官方征收稻谷形式的伊斯兰什一税的过程中，农民实际上所交纳的只占规定交纳的一小部分，这是由于共同行动的网络和虚报数字削弱了政府的征税力量。因而毫不奇怪的是，第三世界国家的税收主要来自于进出口税；以上模式作为从属群体抵制税收的能力不可小觑。只要随便翻阅有关农村发展的文献就不难发现，一个不受欢迎的政府规划或项目带来的高收益可以被农民的消极反抗销蚀殆尽。有学者以罕见的笔墨详细描述了东非农民如何历经数十年成功地消除了和规避了国家政策的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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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情境中，发展过程经常简化为一场零和博弈，这是不难理解的。正如本研究所表明的，统治者绝非总是那些游戏的胜利者。虽然非洲农民并不是当下发展思想启蒙的先驱，但是他们用欺骗的技巧多次挫败了当局。[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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