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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着双耕的推广，稻田价格上涨了大约5倍，远远超过了消费品价格的增长和水稻收入的增长，这也意味着将来可能发生社会流动（农民外出）。1970年以前，这种情况出现得较少，一位勤劳节俭的佃农能买得起一小块土地，从而改善他的处境。随着土地价格的猛涨，佃农已经买不起土地了，只有那些有钱的地主才能通过买卖土地赚取更多的利益，并扩大他们拥有的土地。传统的向上流动的渠道就这样被完全堵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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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场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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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察耕地的分布情况（无论是自己拥有土地还是租种地主土地的农民）是分析基本生产要素一个很好的研究思路。表3.2给出了双耕推广前后农场规模的比较数据[137]。实际上，农场规模的不均，尽管不如土地所有权分配不均表现得那么显著，但它依然十分明显。几乎占穆达地区一半以上的小农户仅仅耕种了17%的稻田，但是，占总农户14%的大农场主却耕种了40%的稻田。处在这两部分人中间的是一个为数众多的、耕种中等农场的农户。在过去十年，最引人注目的变化趋势是小农场的数量不断上升，但与此同时，农民拥有的土地面积却没有相应的增加，因此，平均每个小农场的面积降到了历史的最低水平，只有1.4英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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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2 1966年与1975—1976年农场规模的分布情况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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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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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根本的变革首先发生在耕种过程的社会安排中。穆达地区的土地占有和使用不仅复杂，而且也十分灵活。例如，我们经常会见到这样的农民，他们耕作自家的部分土地，同时也会出租小块土地，然后再租种另一小块土地，有时为了赚点儿钱甚至也会为别人收割水稻。尽管如此，我们仍能发现存在着三种主要的土地使用类型：（1）自耕农（owner-operators），他们耕种自己拥有的土地；（2）佃农（pure tenants），他们全部租种别人的土地；（3）半自耕农（owner-tenants），他们既耕种自己的土地，又租种别人的土地。[138]从1966年开始，土地使用模式最明显的变化就是，佃农人数比重急剧下降（见表3.3）。有证据表明，这一趋势甚至在双耕之前就已经出现了，但是1970年以后，这种发展趋势被大大地加速了。[139]佃农在1955年是穆达地区土地使用类别的主要部分，到1976年，这部分农民已经在农民总数中降到了1/4以下，而且他们耕种的土地面积不到总面积的1/4。这些证据表明，我们正亲眼目睹穆达地区的佃农阶级快速消灭的过程。从农场规模到土地使用的数据，所有这些境况都是一个逐步两极分化的过程——仅仅能够维持自身生存的小农（大多是自耕农）的比重正在上升，佃农的数量全面下降，而大规模的商业化的农场在快速增长。这样的结果同东南亚其他地区“绿色革命”导致的结果相似。[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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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3 1966年与1975—1976年穆达地区的土地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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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这些结构性变迁的解释是复杂的，因为结构性变迁不仅在底层产生了一个为数众多的、边缘化的、普遍贫困的小农阶层，还在上层产生了一个实力强大的、资本主义的农场主阶层，同时还在二者之间产生了一个依然重要的中农阶层。双耕的引入、产量的提高和机械的使用使得继续耕作对地主而言不仅是有利可图的，而且还是可行的。这不仅有助于解释为什么佃农会被取代，也有助于解释为什么自耕农——不管是小的还是大的——会不断增加。人口统计数据也能部分解释其中的原因。虽然持续不断地有农民外出打工，但是在1957年到1976年间，穆达地区的人口几乎增加了30%。截至1980年的十年间，穆达地区的人口增长超过18%，达到了539000人。考虑到这一时期稻田面积是固定不变的，人口增长使得农场主逐渐开始收回出租的土地，并把这些以前由他们自己经营的土地分给众多的子孙后代。这也有助于解释小农为什么会激增，而佃农为什么会被解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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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这些都使我们相信，在1976年以前已经被证明的这些趋势，不仅仍会继续存在，而且很可能加速。更重要的是，1976年以后，技术、生产成本和大米价格的变化为解雇小佃农提供了更深层的动力。联合收割机不仅大大降低了监督成本，还加快了农闲季的收割速度。显然，这有利于大农场的经营。考虑到穆达地区租金的“刚性”原则，[141]1979年农闲季节以来免费化肥的使用和20世纪80年代后期水稻的农户价格30%的增长，使得自耕比以前更有利可图。最近的迹象也证实了这种观点。[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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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之后，租佃形式出现了另外两种引人注目的变化，而且，这两种变化都倾向于在牺牲小佃农利益的情况下增进拥有资本的大租佃者——尤其是半自耕农——的利益。首先是每季收租的时间和方式。1955年，穆达的佃农3/4以上都是在收获之后交租，形式是交纳固定数量的稻谷，或者是相应的现金。[143]与稻谷数量无关的现金地租很少，只占所有租金缴纳的12%。到1966年，现金地租已经变得和谷物地租一样普遍了；在1975年，3/4以上的地租都是现金，这似乎彻底改变了20年前的交租方式。然而，谷物地租可以在每季收获之后交纳，因此，通常是可以依据每季水稻的实际产量做适当的调整；现金地租却要在每季耕种之前交纳，而且数目是固定不变的。在地主转向现金地租时，佃农被迫一次性付清两倍的租金，一份是为上季交租，另一份是为下一季的耕种交租。现在还没有人研究这种变化的后果，但是，毋庸置疑的是，相当多贫穷的佃农因交不起租金而被有能力交租的农民取代了。[144]除了子孙从父辈那里租种土地之外，穆达地区大多数的租佃现在已经变成完全食利性的租赁，在此，所有耕种土地的风险都由耕种者承担，因为他们在这一季的耕种之前已经预付了固定的租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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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土地租佃关系中，另一个更关键的变化是，土地租期越来越长。这种称为pajak的长期租赁方式至少是2季，现实中一般要延长到10或12季。全部租金要一次性付清，而且这些交易都有书面的、经过公证的契约。长期地租这种方式存在已经很长时间了，而且通常是那些中等收入的农民为了某个目的——比如，重要的婚礼、盖房子、去麦加朝圣或者偿还一大笔债务等——而筹集资金的方式。因为这类家庭急需出租土地，他们土地的租金价格一般低于当时市场租金价格。而如今，长期地租的租金已经相当于或者高于市场价，[145]而且，有钱的地主为了投资的目的通常采用这种方式来筹集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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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地主而言，长期租赁要优于抵押，因为在这种方式下，土地使用权可能出让许多年，但是地主仍保留土地的所有权。但是，对于小的佃农来说，后果则不堪设想，他们会因付不起地租而被排挤出土地租赁市场。这里仅仅列举一个典型的长期租地契约的例子。在1979年，若要租6个季（3年）3里郎的土地，需一次性预付租金2700—4000马元。然而，这个数目是穆达地区农民年平均收入的2—3倍，远远超出了当地大多数农民的支付能力。那些有钱的马来地主和华裔商人越来越多地采用这种长期地租的形式，因为他们拥有资本和现代化机器（拖拉机、联合收割机），而且他们借此来谋求更有利的投资机会。他们愿意付高额租金，而且倾向于租用大面积的稻田。由此，正在出现的是一个富有的、完全商业性的佃农阶层，而他们进入土地租佃市场而取代资本缺乏的小佃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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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无法估计，在1976年之前，有多少小佃农在竞争中因缺乏资本而被排挤出了土地租赁市场。然而，很清楚的是，在1976年之后，大农场和长期租地模式都得到了快速发展。在那之后进行的村庄研究几乎都注意到了这种发展趋势，而且还就它给穆达地区贫穷农民可能造成的后果发出了警告。[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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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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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传统条件下，种植水稻需要投入大量的劳动。大多数的劳动集中在水稻种植的四个阶段：耕地、插秧、收割和脱粒。如果使用雇佣劳动力，他们大多出现在这四种劳作中，因为诸如除草和修堤这样的其他劳动可以一点儿一点儿地做，而且一般是由家庭成员自己完成的。在穆达地区，少地的农民家庭通常要依赖这些劳动机会去获得微薄的收入来维持生计。拖拉机和联合收割机的引进大大减少了这样的劳动机会，因为前者实现了耕地的机械化，而后者则实现了收割和脱粒的机械化。插秧是剩下的唯一没有机械化的田间劳作，它可以为那些贫困的家庭提供一些就业机会——然而，这种劳作现在甚至也受到了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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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格地讲，使用拖拉机耕地，既不是由“绿色革命”引起的，也不是取代人力的新事物。1970年以前，穆达地区大多数的稻田都使用拖拉机耕地，但是在双耕之后，犁地的速度变得至关重要。可以说，至少最初的时候，拖拉机推动了双耕，从而使得每年插秧、收割和脱粒的工作量增加了一倍。由于拖拉机创造的雇佣机会远远多于它减少的机会，因此，拖拉机的使用在当时没有引起太多的关注。[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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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收割机的使用却不一样。1975年，穆达地区所有的稻田都是由人工收割和脱粒的。到1980年的时候，巨大的西式收割机——其价值约20万马元，而且通常为商人辛迪加所拥有——收割了几乎80%的稻田。如果说我们很难想象这种令人吃惊的科技飞跃（从镰刀和打谷桶到叮当作响的拥有32个底座截盘的机器巨人）给农民带来的影响，[148]那么，计算出其对农村收入分配的影响并不太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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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耕种2.8英亩以下土地的农户（占到穆达地区家庭的46%）和雇佣劳动者（约占7%）而言，联合收割机的引进对其收入的影响尤其明显。前者的净收入至少有1/4是来自收割水稻，而后者的收入通常是全部来源于此。如果我们计算收割（一般由女人来做）和脱粒（一般由男人来做）在全部的雇佣劳动中所占的比例以及联合收割机的使用频度，我们就会发现，联合收割机的引入减少了薪资劳动收入的44%。[149]对于那些最贫困的小农阶层来说，他们租种土地的纯收入减少了15%；而对自耕农来说，他们的收入减少了11%。当然，就完全的雇佣劳动者而言，这样的结果无疑是灾难性的，而且很难想象，在新的环境下，他们作为一个阶层如何继续生存下去。因而，联合收割机在穆达地区的应用意味着，贫穷的农民阶层以前靠出卖劳动力赚取的工资收入减少了几乎一半。尽管现存工作的工资水平提高了，但这无法弥补工作量的减少带来的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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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收割对工资收入的直接影响是巨大的，但是从长远的角度看，其间接的后果将更具有危害性。机械化运作促进了大农场和长期地租的发展，但与此同时，它在很大程度上减少了小块土地租赁的机会。此外，它还取消了拾穗这样的劳动，改变了当地的雇佣模式，减少了插秧劳动者的收入，改变了当地的社会关系。这些变化很少出现在地区的统计数据中，我们将在下一章中详细讨论塞达卡村所发生的这些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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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剥削到边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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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目前为止，双耕的影响似乎在很大程度上被视为有关获取土地、工作和工资的问题。在此，我们有必要停下来简单地分析它对阶级关系的影响。穆达地区的绿色革命所带来的变化切断了农村各阶层间的经济联系。在双耕之前的穆达地区，在某种程度上甚至直到1975年，富有土地的阶级和缺少土地的阶级是通过工作——工资以及耕种——租金交换而结合在一起的，尽管这种交换具有剥削的性质，但它在水稻耕作中把他们联系在一起。富裕的地主和农场主拥有大面积的土地，他们不可能单靠自己耕作，因此他们在犁地、插秧、收割和脱粒诸方面需要劳动力。而无地或少地的农民尽管没有财富和土地，但他们拥有充足的劳动力，他们可以为地主和农场主提供所需的服务。由于劳动高峰通常出现在水稻耕种过程中，所以，雇主会通过提供一定的物品和贷款的方式来获取及时可靠的劳动力。从更一般的角度来看，地主“经营”的不仅仅是土地，也包括较为贫困的村民，因为地主要想使土地有利可图，他们就是必不可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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