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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5 1966年、1974年、1979年不同土地使用类型的收入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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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主义式的大农场主提供了当地市场上绝大多数的水稻，他们和众多小农之间的鸿沟现在看来是难以逾越的，而且更为严重的是，前者已经几乎不再需要雇用后者来种植水稻了。如果我们以1966年作为比较的起点，穆达地区绝大多数的农民家庭确实比以前富裕了很多，但与此同时，收入分配差距也越来越大，而且，相当多的农民——可能要占总人口的35%—40%—已经被远远地抛在了后面，他们的收入和10年前差不多。考虑到国家经济吸纳劳动力的能力是有限的，考虑到机械化带来的工资损失，考虑到贫穷的农民只能耕作小块的土地，如果不进行土地改革，他们的命运就没有改变的可能性。[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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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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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官僚机构的特征就是创建一系列测量的尺度，然后据此界定目标并测量目标得以实现的程度，而国家是这类机构的杰出代表。这样，众所周知的贫困这个人类苦难就能够用一些数据来表示——每个家庭拥有的现金数额、每天摄入的卡路里量等等。尽管我们随后有充足的机会去考察贫困的定义——它是怎样被感受的、怎样被理解的，但是，用数字对贫困进行宽泛地描述仍然为我们的讨论提供了一个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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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6中的数据是以官方的贫困线收入为依据的，它表明的是，与这种标准相比，不同的土地使用群体的收入在1966年以后是如何变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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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6 不同的土地使用类型和农场规模的农户纯收入占农村贫困线收入的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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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按照农村贫困线的标准，每户每月的收入如下：1966年为148马元，1974年为215马元，1979年为267马元。如果我们根据实际收成、因含水量而导致的稻谷价格降低，以及新肥料和扶持性价格等因素（1981年）对上述数据作一调整，那么，总体而言，小所有者和小佃农的收入依旧远远在贫困线之下（其收入分别是贫困线的72%和52%），而且佃农和自耕农的平均收入也只是略高于贫困线（其收入分别是贫困线的109%和126%）。只有半自耕农的收入高达贫困线的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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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显而严峻的现实是，到1979年，1966年到1974年间农民获得的大部分收益基本上已经被消耗掉了。甚至最初的价格提高和产量增加都没有使小农场主——不管是小所有者还是小佃农——生活在贫困线之上，而且，到1979年时，他们再次远远生活在贫困线之下。尽管佃农和自耕农的收入都有明显的增长，但许多人（即便不是大多数人）的收入仍旧在贫困线之下。在1979年的穆达地区，“官方”的贫困农户最少有33000户。[157]这些家庭意味着当地的贫困问题难以解决。他们依旧是贫穷的，尽管整个地区实施了双耕，尽管穆达地区拥有肥沃的土壤，尽管为服务稻农而建立了一系列的机构，尽管政府推出了消除贫困的项目，尽管政府最近提高了水稻价格并增加了化肥补贴——简言之，尽管这里经历了13年精耕细作型的农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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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问题的根源在于在灌溉项目开始时就存在的土地所有权的不平等和农场规模的不平等。新品种、灌溉和双耕带来的收益是根据生产资料的多少分配的。小农缺少的恰恰是土地和资本，因而，他们很难大幅增加收入。土地租期的延长，水稻价格的上涨以及地主对出租土地的回收，所有这些因素都进一步限制了小农获取土地的机会。他们最富有的是劳动力。在联合收割机使用之前，这种资产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他们的收入。但是，收割的机械化、生产资料成本的提高以及消费品价格的上涨等因素逐步侵蚀了他们微薄的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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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性进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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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同生产的变化，同“绿色革命”相关的农场规模、土地使用模式和机械化也引发了制度革命。如前所述，其他方面的变革都不如政府对水利灌溉的控制那么显著，也比不上政府对水稻加工、市场、贷款提供和化肥分配越来越多的参与那么明显。这些变革最主要的制度性动力就是穆达农业发展局（MADA）和它的27个地方办事处，每个办事处都有自己的农民协会。这些地方分支机构的主要功能是将贷款分配给其成员，用于租用拖拉机，购买化肥、农药和插秧。多达15000个农场主（约占总农户的25%）从政府提供的这些服务中受益。除去少数人被动地接受服务之外，各地的农民协会都会凭借个人的和集体的力量成为积极的维护水稻农场主利益的代言人。它们实际上发挥了相当于水稻生产者游说团的作用，持续不断地通过年度决议、请愿和授权向政府施加压力，以便制定出对其成员有利的政策。竞争性的政治氛围，尤其是在吉打州，提高了它们的影响力，而且，除了一两个地方机构之外，所有其他的地方团体都由执政党成员有效地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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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达地区的农民约有40%的人曾经参加过农民协会，但这些成员决不能完全代表穆达地区农民的全部情况。表3.7就反映了农民协会成员分布的不均衡性。耕种2.8英亩（4里郎）以下的农场主占农业人口的一半，但是他们在农民协会中的比例只占12.4%。另一方面，耕作5.7英亩以上土地的大农场主只占农业人口的23%，但是，他们却占农民协会成员总数的47%。富有的农场主把持农民协会是第三世界国家类似机构的普遍特征。[158]之所以如此，并不是由于有计划的官方政策，确切地说，是那些由选举产生的官员的政策导致了这样的结果。[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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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7 农场规模的分布、农民协会的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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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格和生产贷款接受者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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贷款的分配更不平衡，获利的更多是有钱人，而非农民协会的会员。耕作5.7英亩以上土地的大农场主只占农业人口的23%，但是他们占贷款人数的60%，而且在追加的实际贷款中，他们所占的份额还要高些。小农场主几乎占穆达地区人口的一半，却只占贷款人数的6%。那些最需要贷款资助的人没有得到贷款，而那些有能力通过银行或金融机构借贷或者自己拥有储蓄的人却得到了贷款。此外，逾期还款人数的日益增加表明，许多大农场主都设法把政府贷款变成直接的补贴。[160]没有人去追查日益积累起来的坏账，因为债务人大多数是执政党在地方的忠实追随者，因此，他们几乎是难以追查的。从这个意义上讲，穆达农业发展局、执政党和吉打州政府是相对富裕的农场主阶层利益的抵押品，这是“绿色革命”帮助他们建立并巩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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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富人和穷人之间的经济差距不断扩大，特权阶级获取影响力和贷款的能力也在增加。如果说水稻农场主的利益受到了关注，那么，它们越来越是大农场主的利益。在一些问题上，比如保护性的水稻价格和化肥的补贴等方面，他们的利益没有太大的差别，因为穷人和富人的利益在这方面是一致的。但在其他问题上——机械化、农业领域的工资政策、贷款资格、土地租金和土地改革等方面——他们之间的利益有严重冲突。现在，由于大农场主控制着农民协会，穆达穷人的根本利益甚至有计划地被排除在政策安排之外，而那些从“绿色革命”中受益最多的人将继续获益。[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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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农业“进步”的事实经常出现在对亚洲其他地区“绿色革命”的分析中。正如基斯·格里芬所概括的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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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状况（大农场主处于支配地位）的主要原因在于公共政策的倾斜，从而有计划地使稀有资源流向了更大的、更富裕的农场主。虽然政策加重了农村地区的不平等，但从政府的角度说，它也有其优点，不仅促进了农业的商品化，而且还扩大了市场剩余。考虑到城市地区对大量廉价商品的需要……可能发生的最好的事情的确已经发生了：“绿色革命”壮大了农村中与城市统治集团有着天然联盟的那些人，而且，它能够使这些统治集团保证他们的现状在本质上永远不会改变。[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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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穆达地区也是这样，由于经济、政治和制度因素的相互结合，目前已经普遍存在的巨大的不平等根本不可能得到重视，更不要说缓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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