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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6 不同的土地使用类型和农场规模的农户纯收入占农村贫困线收入的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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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按照农村贫困线的标准，每户每月的收入如下：1966年为148马元，1974年为215马元，1979年为267马元。如果我们根据实际收成、因含水量而导致的稻谷价格降低，以及新肥料和扶持性价格等因素（1981年）对上述数据作一调整，那么，总体而言，小所有者和小佃农的收入依旧远远在贫困线之下（其收入分别是贫困线的72%和52%），而且佃农和自耕农的平均收入也只是略高于贫困线（其收入分别是贫困线的109%和126%）。只有半自耕农的收入高达贫困线的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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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显而严峻的现实是，到1979年，1966年到1974年间农民获得的大部分收益基本上已经被消耗掉了。甚至最初的价格提高和产量增加都没有使小农场主——不管是小所有者还是小佃农——生活在贫困线之上，而且，到1979年时，他们再次远远生活在贫困线之下。尽管佃农和自耕农的收入都有明显的增长，但许多人（即便不是大多数人）的收入仍旧在贫困线之下。在1979年的穆达地区，“官方”的贫困农户最少有33000户。[157]这些家庭意味着当地的贫困问题难以解决。他们依旧是贫穷的，尽管整个地区实施了双耕，尽管穆达地区拥有肥沃的土壤，尽管为服务稻农而建立了一系列的机构，尽管政府推出了消除贫困的项目，尽管政府最近提高了水稻价格并增加了化肥补贴——简言之，尽管这里经历了13年精耕细作型的农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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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问题的根源在于在灌溉项目开始时就存在的土地所有权的不平等和农场规模的不平等。新品种、灌溉和双耕带来的收益是根据生产资料的多少分配的。小农缺少的恰恰是土地和资本，因而，他们很难大幅增加收入。土地租期的延长，水稻价格的上涨以及地主对出租土地的回收，所有这些因素都进一步限制了小农获取土地的机会。他们最富有的是劳动力。在联合收割机使用之前，这种资产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他们的收入。但是，收割的机械化、生产资料成本的提高以及消费品价格的上涨等因素逐步侵蚀了他们微薄的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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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性进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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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同生产的变化，同“绿色革命”相关的农场规模、土地使用模式和机械化也引发了制度革命。如前所述，其他方面的变革都不如政府对水利灌溉的控制那么显著，也比不上政府对水稻加工、市场、贷款提供和化肥分配越来越多的参与那么明显。这些变革最主要的制度性动力就是穆达农业发展局（MADA）和它的27个地方办事处，每个办事处都有自己的农民协会。这些地方分支机构的主要功能是将贷款分配给其成员，用于租用拖拉机，购买化肥、农药和插秧。多达15000个农场主（约占总农户的25%）从政府提供的这些服务中受益。除去少数人被动地接受服务之外，各地的农民协会都会凭借个人的和集体的力量成为积极的维护水稻农场主利益的代言人。它们实际上发挥了相当于水稻生产者游说团的作用，持续不断地通过年度决议、请愿和授权向政府施加压力，以便制定出对其成员有利的政策。竞争性的政治氛围，尤其是在吉打州，提高了它们的影响力，而且，除了一两个地方机构之外，所有其他的地方团体都由执政党成员有效地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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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达地区的农民约有40%的人曾经参加过农民协会，但这些成员决不能完全代表穆达地区农民的全部情况。表3.7就反映了农民协会成员分布的不均衡性。耕种2.8英亩（4里郎）以下的农场主占农业人口的一半，但是他们在农民协会中的比例只占12.4%。另一方面，耕作5.7英亩以上土地的大农场主只占农业人口的23%，但是，他们却占农民协会成员总数的47%。富有的农场主把持农民协会是第三世界国家类似机构的普遍特征。[158]之所以如此，并不是由于有计划的官方政策，确切地说，是那些由选举产生的官员的政策导致了这样的结果。[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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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7 农场规模的分布、农民协会的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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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格和生产贷款接受者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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贷款的分配更不平衡，获利的更多是有钱人，而非农民协会的会员。耕作5.7英亩以上土地的大农场主只占农业人口的23%，但是他们占贷款人数的60%，而且在追加的实际贷款中，他们所占的份额还要高些。小农场主几乎占穆达地区人口的一半，却只占贷款人数的6%。那些最需要贷款资助的人没有得到贷款，而那些有能力通过银行或金融机构借贷或者自己拥有储蓄的人却得到了贷款。此外，逾期还款人数的日益增加表明，许多大农场主都设法把政府贷款变成直接的补贴。[160]没有人去追查日益积累起来的坏账，因为债务人大多数是执政党在地方的忠实追随者，因此，他们几乎是难以追查的。从这个意义上讲，穆达农业发展局、执政党和吉打州政府是相对富裕的农场主阶层利益的抵押品，这是“绿色革命”帮助他们建立并巩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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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富人和穷人之间的经济差距不断扩大，特权阶级获取影响力和贷款的能力也在增加。如果说水稻农场主的利益受到了关注，那么，它们越来越是大农场主的利益。在一些问题上，比如保护性的水稻价格和化肥的补贴等方面，他们的利益没有太大的差别，因为穷人和富人的利益在这方面是一致的。但在其他问题上——机械化、农业领域的工资政策、贷款资格、土地租金和土地改革等方面——他们之间的利益有严重冲突。现在，由于大农场主控制着农民协会，穆达穷人的根本利益甚至有计划地被排除在政策安排之外，而那些从“绿色革命”中受益最多的人将继续获益。[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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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农业“进步”的事实经常出现在对亚洲其他地区“绿色革命”的分析中。正如基斯·格里芬所概括的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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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状况（大农场主处于支配地位）的主要原因在于公共政策的倾斜，从而有计划地使稀有资源流向了更大的、更富裕的农场主。虽然政策加重了农村地区的不平等，但从政府的角度说，它也有其优点，不仅促进了农业的商品化，而且还扩大了市场剩余。考虑到城市地区对大量廉价商品的需要……可能发生的最好的事情的确已经发生了：“绿色革命”壮大了农村中与城市统治集团有着天然联盟的那些人，而且，它能够使这些统治集团保证他们的现状在本质上永远不会改变。[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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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穆达地区也是这样，由于经济、政治和制度因素的相互结合，目前已经普遍存在的巨大的不平等根本不可能得到重视，更不要说缓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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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者的武器：农民反抗的日常形式 [:17032528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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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者的武器：农民反抗的日常形式 第四章 塞达卡：从1967年到197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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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者的武器：农民反抗的日常形式 [:17032528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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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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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所看到的图景中最显著的部分是由村庄层面的“事实”构成的。在过去十年里，这些“事实”逐渐明朗化。这是一些被直接体验的“事实”，比如在租佃形式、机械化、薪资、土地控制、信贷、慈善赈济等方面发生的变化。我们的焦点因这些“事实”而更加明晰。这些事实并不简单地是对村庄所处的中层背景的复制。从某种程度上说，跟其他特定村庄一样，塞达卡这个村庄是独一无二的。换言之，塞达卡经历了它自己的绿色革命，这一独特的革命是与这个村庄的特定历史、特定人物相关联的。塞达卡村民推动并回应的正是这种特殊的、地方性的绿色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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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达卡村所处的燕镇行政管辖区跨越了穆达灌溉工程的南部边界[163]（见地图2）。小镇燕镇位于塞达卡村庄以南大约8英里远的地方。这座小镇里坐落着地区行政机构建筑群，其中包括地方土地管理局、警察局，在它们附近还有一家诊所。就像只有在小镇里那些有执照的当铺中才能典当他们的黄金珠宝一样，塞达卡的村民只有到小镇才能使土地长期租佃的交易生效并得到公证。如果说燕镇是塞达卡行政生活的中心，那么邻近的凯帕拉·巴斯塔镇就应该被称为塞达卡商业生活的中心。村民从这里的商店和一周两次（周三和周日）的集市购买他们大部分的食物和其他必需品。这里同时也是信贷和商品交易的中心。这些活动或者是通过提供借贷并收购水稻的那些华人小商店老板进行的，或者是通过农会和水稻专卖局在当地的机构进行的。水稻专卖局在凯帕拉·巴斯塔镇郊区邻近塞达卡村的地方有一座大型的水稻烘干设施。塞达卡村所属分区双溪达汶分区（Mukim Sungai Daun）的主管办公室就坐落在凯帕拉·巴斯塔镇，这里可以处理一些次要的行政事务：比如水牛的登记和买卖。凯帕拉·巴斯塔镇上还有一个由政府护士负责的每周工作一次的产科小诊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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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达卡的74户人家直线分布在一条大约一里的土路上（见地图3）。这条土路从连接燕镇和凯帕拉·巴斯塔镇的全天候公路开始，在一片稻田前突然收尾，正是这片稻田把村庄与其东面的邻近居住区双溪布浙村分割开来。像这个世纪在穆达平原上建立的大多数村庄一样，塞达卡的居住模式与当地灌溉渠的线性分布是一致的，正是这些灌溉渠使得在周围的土地上进行农业生产成为可能。这种带状的居住区往往与核心型的或群集的村庄模式形成鲜明的对照，社会的和仪式的凝聚力被认为在后面的模式中作用更强。[164]确实塞达卡村民们自己并不非常明确塞达卡村在哪儿结束、主要公路旁边的另一个村庄双溪通港村又从哪里开始。尽管存在这些地理上的反复无常，我们仍然可以看到，塞达卡村不仅仅是一个邻近家庭的集合体。即使塞达卡村的边界划定得很糟糕，除了个别情况之外，所有这些邻近家庭都毫无疑问地归属塞达卡村。所有村民通常都被邀请参与村庄的宗教生活和大型筵席。这些活动的中心是祈祷室。即使村庄可以再细分为几个区域，祈祷室也使村庄在仪式上成为一个整体。从行政角度来说，塞达卡村也通常被当成一个独立的行政单位。当塞达卡村不被视为一个独立的单位时，村民就会试图通过游说使得塞达卡村被确认为一个独立的分支，就像不久以前结束的农民联合会事件那样。最重要的是，塞达卡村作为道义实体（moral existence）是被话语所确认的。当征收伊斯兰什一税的收税人“阿弥尔”（amil）解释他为什么没有告发那些没有交纳全部税款的村民时，他是这样说的：“我们都生活在一个村子。”当一位佃农向我解释为什么他不以高价和当地的另一位佃农竞争土地来扩大他的农场时，他说：“我每天都和他打照面。”当这些规则偶尔被打破时，违规的人也恰恰是因为这样的言语而蒙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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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公路沿着通向塞达卡的那条土路笔直朝前看时，是看不见房屋的，只有由椰树、香蕉树、聂帕榈树形成的密密的拱道，还有生长在沟渠两旁的风信子和其他草本植物。一个叫伊德里斯的人开的商店是进入塞达卡以后的第一座建筑物，它面对着北起凯帕拉·巴斯塔镇南到燕镇的公路。伊德里斯利用商店沿路的位置以及公路沿线提供的电力，向晚上聚集在这儿的青年人出售饮料和香烟，同时，他的商店也是当地唯一可以买到冰棒的地方。再稍微往前走，就遇到一块上了铰链的大木头横跨在路上，这块大木头用链条和锁固定住，以此阻止卡车进入村庄。我们将会看到，这个村庄大门引发了一些争议。大门的钥匙掌握在勒拜·彭德克手中，他是居住在邻近屋里的一位富有而年长的种植者，勒拜·彭德克和他的两个儿子——穆萨和阿里芬，在控制村庄政治的那一小群人中是非常有影响力的。过了大门，房屋和点缀其中的稻田沿着土路延伸了两百码地。小康之家的住宅有锌制的屋顶和楔形木板壁的外墙，而那些贫困的家庭却以聂帕榈叶遮顶，以扁平的竹片做外墙。我们将要探讨，住房在当地也是一个很尖锐的政治问题，因为当地的执政党及其追随者被指控垄断了政府的房屋修理津贴。曼苏尔和塔伊布都住在这一片，曼苏尔是一名无地的雇工，塔伊布则是一位贫困的小土地所有者。曼苏尔和塔伊布他们的房子跟沙姆苏尔那个重新整修过的房子形成了强烈的反差。沙姆苏尔是执政党的忠实追随者，他拥有6里郎（4.2英亩）的土地，同时在附近的政府水稻烘干站有一份难得的、令人艳羡的工作。村庄里最坚固的两幢房子坐落在村子中央的附近，它们都有高高的屋顶，有百叶窗和阳台。其中的一幢属于村中最富有的哈吉·卡迪尔，这幢房子同旁边哈姆扎和拉扎克两家快要坍塌的房子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另一幢房子属于村长哈吉·加法尔。作为塞达卡的领导人，哈吉·加法尔虽有影响力，但相当不擅交际；同哈吉·加法尔住在一起的他的已婚的儿子达乌德，还有哈吉·加法尔的外甥——小商店老板巴塞尔，都显然比哈吉·加法尔活跃得多。哈吉·加法尔更愿意强调他把大家拢到一起来的作用，他举办一年一度的村中所有人都参加的盛大筵席，偶尔也在土路对面的祈祷室主持祷告。虽然塞达卡有很多的公共聚集地，但是祈祷室是社区里唯一法定的公共空间。祈祷室底下的一层是村庄的会议厅、神学教师的课堂以及用于布道和政治发言的演讲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