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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令人吃惊的是，村中一些比较贫困的村民也尝试了干种。就具体的情况来看，他们的选择似乎更多是为环境所迫，而不是有意的冒险。因为没有现金支付插秧的费用，或者家中没有足够的劳力和邻居换工，或者没有足够家庭劳力来完成自家的插秧工作，一些贫困户也选择了直接播种的方式。巴克利（#7）从他父亲那里租种了4里郎的土地，因为当时他的妻子刚刚生了孩子，直接播种3里郎土地是节约财力的办法。就华喜德（#2）来说，他的妻子生病了，他认为，在育苗准备的时间，离开村子到城里做建筑工人会挣得多些。于是，他租种的6里郎地的一半都采用了播种的方式。这既为他节省了花销，也使他有时间去打工。不过，塞达卡大多数的贫困家庭都不愿意冒播种这个险，除非他们被强迫这么做。直接播种暂时还主要局限于大种植者，而贫困家庭妇女的大部分插秧报酬正是通过为这些大种植者插秧才得到的。在播种方式普及的同时，贫困家庭在进一步衰落。直接播种的普及情况很难预测，但是，直接播种似乎得到了穆达地区农业管理机构的支持。[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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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看来，联合收割机带来的间接效果至少和跟它的直接冲击一样是大规模的。联合收割机除了减少了收割和脱粒的工作机会之外，同时也使拾穗变得不可能。联合收割机也促进了新的劳动报酬支付方式（固定的现金工资制）的发展，这种支付方式实际上降低了所剩无多的工作酬劳。联合收割机也促进了直接播种的发展，插秧的劳动报酬因此减少了一半。联合收割机还鼓励大地主把佃农打发走了以便亲自耕种，联合收割机也有利于产生一个商业性佃农阶层，这些拥有财力和机器的佃户以优惠的租金长期租种大片土地。这些变化中的大部分（虽然不是全部）提高了塞达卡富裕家庭的收入。所有这些变化无一例外地导致了贫困家庭收入的下降。[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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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总体而言，我们并不是仅仅涉及到了相对不平等在量上的增长，也涉及了一系列意味着质变的量变。在此，“程度”发展成了“种类”。我们可以看到，当庄稼成熟时，对一个直接播撒种子并使用联合收割机的大农户来说，他根本不需要雇用任何一个需要薪水的贫穷村民。从大地主这一方来说，他既不需要把土地出租给他贫困的邻居，也不需要雇这些邻居在自己的地里工作。富人和穷人之间传统的经济联系——雇佣劳动和租佃关系——已经近乎消失了。我们一方面有日益增加的由大土地经营者组成的商业阶层，另一方面也有数量众多的、只能被松散地称为“半无产者”的群体。“松散”是必然的，原因在于，尽管这一群体仍然拥有自己的小块稻田，但是他们注定要越来越不像农业无产者，因为如今的生产主要不是由他们进行的。如果他们要成为彻底的无产者，那么，他们应该出现在马来西亚的城市或种植园中，而不是出现在不再需要他们的稻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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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一个准无产化的进程已经开始了，这个进程不是把村民和农业生产联系起来，而是把他们和塞达卡之外（实际上也是吉打州之外）的城市经济联系起来。如果说双耕的第一个阶段还允许小土地所有者待在家里，那么，双耕的第二个阶段已经证明了是一个根本的逆转。成批居民的离去曾经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以农耕为主的吉打州的持久特征，现在这种成批居民的离去又使村庄蒙受了巨大的损失。1978年以来，8位家庭的家长已经离开村庄，其中有7位来自村中相对较穷的那一半家庭。这8位家长到吉隆坡、槟城以及其他的中心城市去寻找临时的建筑工作了。如果不是因为认为自己太老，或者是认为自己找不到工作，还会有更多人离开村庄的。12位已婚的男性已经申请了吉打州外的移民计划，尽管他们成功的机会很渺茫。[206]差不多30多位未婚的男女已经离开了村庄到其他地方谋生，很多人是暂时离开，而有些人的离开却是永久性的。无疑，他们当中的很多人最终是要离开村庄的，但是，1977年以来当地的土地控制状况和就业状况的变化迫使很多人提前离开了塞达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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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民大量外流的最直接原因是由于干旱造成的1978年灌溉季的完全歉收。由于颗粒无收，又失去了相应的打短工的机会，很多小农户和雇工不得不暂时到城市谋生。那些待在塞达卡的村民，债务不断累积，他们发现不但接下来那一季的收成只是一般，更糟糕的是，由于来自联合收割机的竞争，这些村民的收入已经大大减少了。在种下了下一季的秧苗以后，这些村民中很多人马上带着已经成年的儿子离开了村庄，希望能够弥补自己的损失，并偿还自家亏欠典当行和小商店老板们的债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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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结果或许是人们记忆中最大规模的一次村民外出寻找工作。[207]工作一两个月，这些外出做工的村民中的大多数已婚男子可以从他们的收入中攒下至少200马元的积蓄，来供养他们在塞达卡的家庭。虽然有些夸大，但是，正如一个加入外出务工人群的小佃农所说的，“所有留下来的都是那些不能外出工作的人”。在临近的村庄中，出外务工的人更多。对于仍然在塞达卡居住的穷户和小农户来说，临时的外出务工无疑正在变成他们的生活方式。只要城市经济提供了这种安全阀，这就将成为塞达卡的边缘家庭在村庄中生存下去的唯一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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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者的武器：农民反抗的日常形式 地方机构和经济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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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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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穆达地区，双耕对土地控制、收入、社会关系的巨大影响，不可避免地会在地方机构的特征中表现出来。在塞达卡，双耕影响地方机构的这种进程可以清楚地在农会的简史中得以反映。农会在1967年根据法律成立，其最初目的是为了给当地农民的水稻生产提供推广和信贷便利。虽然农会也许从未实现它的最初的承诺，但它很好地发挥了其他的功能。农会在邻近的凯帕拉·巴斯塔镇有一个分支机构，这个机构理论上应该覆盖20多个村庄和1800多户家庭。然而，只有600个家庭曾经成为农会的会员。由于认为入会的成本太高、收益太小，大部分小土地所有者和佃农都没有参加农会。而当地的反对党（伊斯兰教党）成员，包括许多富户，也没有参加农会，因为他们认为，农会是被由代表执政党利益的国家所控制的，这一判断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是正确的。凯帕拉·巴斯塔镇的农会分支机构，就像农会在其他地方的分支机构一样，实际上已经成为隶属于执政党巫统的富农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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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农民提到农会的时候，他们称其为“穆达农业发展局”，这既不是指农会本身，也不是说农会中被选举出来的领导阶层，而是指一个指导农会活动的政府机构。不管是在农民的眼里还是在实践中，穆达农业发展局的主要功能就是提供生产所需的贷款和化肥。根据耕种面积的大小，农会确定给农会成员资助的数额，这包括拖拉机的花费（在1979年，1里郎土地两个来回的费用是30马元）和以实物的形式提供的肥料。[208]1978年灌溉季颗粒无收时，农民生计更为艰难，因此，穆达农业发展局也承担了对一个大型的干旱救济项目的监管，这一项目给那些清理排水沟和灌溉水渠的劳工们提供了相当慷慨的报酬。穆达农业发展局也为养鱼养牛这些风险行为提供贷款，偶尔也公费组织到苏门答腊、新加坡这些遥远的地方去进行“学习旅游”（study tours）。由此可见，与其说穆达农业发展局是自治的农民协会，不如说它是向其成员分发贷款和支援物资的“聚宝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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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塞达卡，这些资助的主要受益人就是表4.10所列的18位农会成员（16户家庭）。在村里这些家庭在若干方面都是比较出众的。除了两个家庭外，其他都属于塞达卡村里相对较富的那一半家庭。有12户属于村中最富有的20户。这18位农会成员平均耕种了8.3里郎的土地，远在塞达卡村的人均耕种面积之上；这18个人耕种的土地总面积为139.5里郎，整整占了全村稻米耕种面积的43%。从政治上来说，塞达卡的18名农会成员中，除了两个人以外，其他人都是执政党地方支部的成员。[209]实际上，在全村最富的20户家庭中的支持执政党巫统的那些家庭，除了3户，其他都曾经加入过农会。[210]而全村最富的那20户家庭中的7个伊斯兰教党家庭都没有参加农会。[211]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农会的成员几乎都是那些隶属于执政党的富有的农户。这种联系是如此紧密，以致四位选举出的农会地方小组的领导人——达乌德（#70的儿子）、巴塞尔（#64）、阿明（#72）和法齐勒（#42）——恰恰是实际上控制着村庄政治的那个小集团的成员。而对塞达卡的穷人来说，无论他们归属于哪个政党，他们几乎都不会参加农会，只有两个人敢冒这个风险。[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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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10 塞达卡村农会会员的基本情况（在农会的股份、申请贷款的土地数、实际耕种面积、政治归属和收入排名，1979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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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这些人或者他们的直系亲属，是巫统塞达卡支部执行委员会的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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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哈吉·加法尔的两个儿子，因此这是一个家庭的三个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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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农会的控制，少数精英获得了大量的好处。在农耕和生产的借贷问题上，这种暴利是明目张胆的。除了4个人，农会成员申请贷款时申报的土地数量都远远大于他们实际耕种的亩数（见表4.10）。这样，农会会员能以优惠的利率获得一笔额外的款项，还能购买到额外的化肥并将这些化肥转卖给非会员，以从中获利。[213]当这些微小但是系统性地骗取贷款行为在凯帕拉·巴斯塔镇发生时，穆达农业发展局的雇员很清楚发生了什么情况。这些雇员在登记这些浮夸的土地亩数时的共谋表明，他们试图维持目前的成员人数，避免同执政党的乡村领导发生对抗。因此，村长的儿子（#70）达乌德登记了30里郎的土地，得到了900马元的现金，而他实际上只有资格注册7里郎的土地，只能贷款210马元；小商店老板巴塞尔（#64）是塞达卡政治生活的核心人物，尽管他只耕种了7里郎的土地，但是，他却贷到20里郎土地的款项，这样，巴塞尔就以优惠的利率得到了自己的运营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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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只有依据最宽容的定义，这种生产信贷才可以被称为“贷款”。到1979年6月，塞达卡的18位农会会员中有6位会员就简单地靠不还贷款把“贷款”完全变成了“拨款”（表4.10中“不合格”的人）。还有至少4个人没有出现在这个名单里，因为他们很久以前就开始拖欠贷款，不再偿还定期的应付款。在1979年中期剩下的12位还贷记录尚可的会员中，至少有2人——巴塞尔（#64）和加尼·勒拜·玛（#54）——在下一种植季未能还贷，也就不再具备继续贷款的资格。巴塞尔欠了农会将近2000马元的贷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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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责当地农会分支机构的农业官员估计，不到一半的会员仍然有资格获得贷款。尽管在1978年那场甚至打击了一些富户的旱灾之后，农会放松了还贷的时间安排，但是，拖欠贷款的不良行为还是增加了。拖欠还贷的原因跟会员的还贷能力是没有关系的。总体而言，农会成员大多来自富裕的阶层，他们很容易从华裔商店老板那里借到周转资金，或者更有可能的是，这些成员自己充足的积蓄就足够支付他们的生产费用。因此，跟完全占有2000马元的吸引力相比，无法继续从穆达农业发展局贷款的制裁对他们而言仅仅是一个微不足道的麻烦。基于来自经验的政治智慧，这些富裕的农会成员知道，他们不会被起诉，因此他们无忧无虑地忽略了定期收到的催促还贷的通知。如同这位地方农业官员所作的哀叹：“因为政治是复杂的；如果我们采取行动，法院就会敦促还款，而政党需要人民的选票。”[214]这种逻辑虽无瑕疵，不过并不是完整的。强行收债并不会疏远巫统的普通成员，却会疏远构成了乡村领导班子的大农户。[215]草率地追债可能会给农会本身带来致命的一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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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会的党派特征和阶级特征从来都没有受到严厉的质疑。从一开始，农会就是由隶属于执政党的大农户和地主控制并为他们服务的。这一公认的事实本身只是对村庄政治和阶级关系的一个微不足道的刺激。明显的证据就是，一小群寡头可以享受特权从农会那里获得信贷。不过，在1978年中期农会介入抗旱项目管理的过程中，穆达农业发展局和农会的党派特征越来越鲜明起来。对许多种田人来说，这次旱灾是一次好运；旱灾发生时正值1978年的大选，所以，执政党通过救济可以达到一石二鸟的目的。穆达农业发展局的办公室遍布稻产区，有专业的管理人员，同时，它又跟巫统有紧密的联系，因此看起来，穆达农业发展局是在比较大的范围内分配救济品的合理发放渠道。发放的结果便带上了穆达农业发展局的政治和阶级特征的印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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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旱救济被设计成一项劳动密集型的公共建设事务。实际上，跟劳动的密集程度相比，薪资的强度更可观。清理两天水渠，许多村民可以得到80马元的收入，而在当地，一天的工作收入通常不超过10马元。在塞达卡，农会工作人员在招工之前开展了一项入户调查，主要了解各个家庭的规模、收入和耕种的土地数，由此可见，招工时是否合格是由家庭需求决定的。实际上，负责招工以及指导救济工作的是由农会小组（ketua yunit）选举出来的领导人。在塞达卡，这个人就是来自邻村双溪通港的玛·塔明，他是一位巫统的坚定拥护者。当救济工程开始以后，附近的穆达农业发展局办公室被一大堆抱怨给包围了，因为需要工作的人的政治派系显然在获得工作机会时发挥了重要作用。比如说，支持伊斯兰教党的贫困村民如果能去工作一次，那已经是很幸运了；但同巫统有关系的贫困村民平均获得了两次工作机会。[216]抱怨并不仅仅来自伊斯兰教党的成员；一些支持巫统的小农户发现，跟他们同属一个政党的那些富有的成员充分利用了这次机遇来赚这不费力的钱。哈吉·沙利姆是一个有40里郎土地的富有的地主，他住在塞达卡村外，拥有卡车、拖拉机；他的两个儿子都获得了两次工作机会。同样，村中最富有的巫统成员勒拜·彭德克（#73）的儿子，也获得了两次工作机会；而勒拜·彭德克的一个兄弟则获得了为农会搭建养鸡场的合同，勒拜·彭德克的兄弟从这个抗灾项目中得到的纯收入在500马元以上。而许多申请工作的伊斯兰教党成员往往被告知，已经没有申请表了。为了抢夺工作机会，指责不仅多而且传得快：许多工作队的头目都被指责编造工人的名字从中渔利，或者被指责敲诈勒索那些已经被雇用的人，或者被指责照顾亲属和同党。村民声称，在抗旱灾的项目中，农会小组的头头们每人从干旱救济工程中渔利了2千到3千元。这种由于抗旱项目被操控所产生的怨恨使得玛·塔明在几个月后竞选连任时遭遇了惨败，他被跟自己同党派的农会成员给选了下去。巴塞尔的弟弟住在村子附近，并在政府中担任情报官员，他声称，干旱救济项目管理中出现的丑闻，直接导致了贫困的巫统成员在随后的大选中在许多选区的反戈一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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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达卡的执政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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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塞达卡，提及农会的成员，其实就是同时提及巫统的地方领导和所谓的村庄政府的“官员”。因此，农会现在的18位成员中有13位现在是或者曾经是由当地巫统支部选举产生的村庄发展委员会的成员。[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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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3户人家在政治上是“中立”的以外，每个家庭的政治派系大家都很清楚。塞达卡村中43户家庭（58%）都在巫统的阵营，28户（38%）家庭属于伊斯兰教党。当然，这样的统计掩盖了成员们在开放性和积极性方面的差异。每个派别中都有少数的中坚力量。占村民绝大多数的巫统，除了少数核心成员，普通成员的加入在很大程度上是被动的。事实上，相当多的村民公开承认，他们只是追随者，他们加入巫统只是“站在主流的一面”，并希望有资格得到些小恩小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