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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者的武器：农民反抗的日常形式 慈善的仪式与社会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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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同在任何小农社会（peasant society）一样，塞达卡同样存在大量超越了直接生产关系的仪式纽带（ritual ties），这些纽带有助于创造及凸显共同体的存在——这个共同体并不仅仅是生产者的集合。涉及富人与穷人间礼物与交换的仪式纽带是阶级关系变迁兴衰的一个敏感的晴雨表。尽管在任何意义上这些仪式纽带都不是以某种原始的机械方式同生产关系结合在一起的，但这些仪式纽带依然对生产领域的变化高度敏感。如果把这些礼物与交换作为观察阶级关系变迁的有价值的窗口，我们就会明显地看到，穷人已经在稻谷种植中变得日渐边缘，他们在村庄的仪式生活中也已经愈发边缘。塞达卡传统上有三种馈赠仪式性礼物的主要形式，通过这些礼物馈赠，富人与穷人联结在了一起。这三种形式包括村民所称的私人扎卡特馈赠（zakat peribadi，“私人的”伊斯兰什一税）、赛得卡救济（sedekah/derma）以及所有村民都参加的筵席（kenduri）。在村民看来，所有这些形式或者是穆斯林律法要求的，或者至少是穆斯林律法予以支持的。在简要介绍了这些形式之后，我将考察每种形式发生了何种变化，这些变化在村庄内部又是如何被各个阶级体会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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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人扎卡特馈赠有别于大多数村民所称的给苏丹或政府的扎卡特捐赠。后者是“法定”的扎卡特：除去非常小的种植者，所有的种植者都应该向吉打州宗教事务局缴纳一定量的稻米，这通常是由特别指定的地方收税人“阿弥尔”（amil）征收，塞达卡村的“阿弥尔”是巴塞尔。尽管这种款项专门用于伊斯兰慈善事业，但因为可感知到的不平等，许多种田人都非常憎恨这种法定的扎卡特捐赠，并因此普遍逃避交纳这种捐赠。[270]事实上，私人扎卡特馈赠是宗教慈善的一种形式，而不是像扎卡特这个词本义所暗示的那样是一个税种。私人扎卡特馈赠之所以会受到普遍欢迎，是因为它不是被强制的，而且受益者通常是塞达卡的当地村民。这种私人扎卡特馈赠的一部分实际上是在政府征收法定扎卡特捐赠的时候由当地收取法定扎卡特捐赠的地方收税人“阿弥尔”征收、并根据馈赠者的意愿捐献给凯帕拉·巴斯塔镇附近的清真寺、发挥着祈祷室、会议室、宗教学校的教室等功能的村庄会所、清真寺的阿訇。私人扎卡特馈赠也可以由个人直接捐给清真寺看管者托克·斯雅以及在当地倍受欢迎的宗教导师勒拜·萨卜拉尼（他的宗教班级包括很多当地儿童）。总体而言，这部分私人扎卡特馈赠或许应该命名为用于宗教活动的馈赠，这一部分私人扎卡特馈赠大概占到全部私人扎卡特馈赠的2/3。剩下的私人扎卡特馈赠则给了其他的一些个人，尤其是穷亲戚、邻居、朋友以及帮助种植和收割的雇工。[2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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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最后这个类别的扎卡特馈赠才具有再分配的性质。然而，其涉及的稻谷数量并不很大；村民们用于私人扎卡特馈赠的稻谷总量大约相当于110麻袋，不足村庄平均收获量的2.5%。[272]就数量来说，用于潜在再分配的份额应该不超过40麻袋，或者说不足收获量的1%。即使我们加上斋月前夕自愿向贫穷村民提供的少量碾磨过的稻谷，作为潜在再分配的私人捐赠的总量也不会显著增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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扎卡特是伊斯兰教的五大支柱之一，它是一种神圣的义务。扎卡特背后的宗教论据和社会论据在吉打州政府宗教委员会所发的传单中得到了最好的说明。[273]在指出伊斯兰教并不反对信徒致富之后，这份传单声称，富人有义务将自己的部分财产与穷人和没有财产的人分享。这份传单引用了一条《古兰经》的训谕，“对于那些贮藏金银且不跟随安拉的人，请让其知晓最痛苦的折磨”[274]。那份传单接着写道，扎卡特的目的不仅是为了抑止吝啬，也是为了促进富人和穷人之间的社会和谐：“为了免除那些接受施舍的人对富人的嫉妒和仇恨，为了协调富人和穷人的社会关系”。村民也是在这个意义上承认了扎卡特。村民们通常会说，他们给出私人扎卡特馈赠是为了“免除财产（的罪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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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产经由自愿的扎卡特馈赠得到净化的程度，在村庄内部是多样的。少数富人在私人扎卡特馈赠上相当慷慨，而其他人就几乎一毛不拔了。阿布杜尔·拉赫曼给了亲戚、雇工和宗教官员8麻袋多的稻谷，而哈吉·卡迪尔则仅仅给了不到1麻袋。考虑到其收入，少数相当普通的农民也十分慷慨。巴克利是一个耕种了4里郎土地的普通佃农，他给出了6麻袋，换言之，他给了那些帮助他插秧和收割的家庭每家1麻袋稻谷。而身为雇工和佃农的洛斯妮一共给了宗教官员、穷亲戚以及为她干活的村民（帕克·亚赫）6麻袋。[275]村里其他人则一无所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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穷人收到的扎卡特的多少（谷物量）取决于他们的声誉、庄稼的长势以及他们在特定种植季的工作量。因为洪水，1979年灌溉季可找到的工作比以往多，结果帕克·亚赫和曼苏尔两人在那一季收获后分别收到了3麻袋和4麻袋稻谷。在这两个例子当中，帕克·亚赫和曼苏尔他们只从那些他们帮助过脱粒的人——而不是所有的人——那里收到了扎卡特馈赠。哈姆扎是“扎卡特冠军”，他收到的扎卡特甚至更多，但他收到的谷物中有一部分是他看管村庄祈祷室的酬劳。那些没有什么好名声的赤贫村民即使定期去帮人家脱粒，也不会收到太多的扎卡特馈赠；塔伊布和杜拉得到了1麻袋多的稻谷就觉得很幸运了。这里值得注意的是，贫穷村民收到的扎卡特馈赠，几乎完全来自他们的雇主，村民们得到的扎卡特的多少也是根据他们的受尊敬程度而经过了相当认真的计算的。扎卡特的功能不仅仅是为了“清除财产的罪责”，同样也是为了促进劳动控制及社会服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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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得卡（Sedekah）和德尔马（derma）作为救济的形式几乎是可以互换的。与扎卡特不同，赛得卡与收获无关，也并不总是以稻谷形式给予。赛得卡既给予提出请求者，也给予未提请求者，但几乎只给穷人。德尔马与赛得卡唯一的不同在于，德尔马通常是出于慈善的目的而挨家挨户地收集，一般是为了帮助贫穷家庭支付丧葬费用，就像拉扎克女儿的丧事那样。[276]赛得卡和德尔马在伊斯兰语境下都被视做“善功”（good works），因为捐助人如果完全出于真心，将获得好报。至少在村庄里，这样的救济量都很小，比如，只够做几顿饭的大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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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的“慈善活动”的第三种主要形式是筵席，筵席构成了村庄仪式生活的基础。同扎卡特和赛得卡不同，这些筵席是集体仪式，不仅有一个主持者，而且作为东道主的家庭还要为受邀的客人提供一顿饭菜。[277]举行筵席的原因有许多，如果大体上以次数和重要性为序，那么，最平常的筵席是：婚礼筵席；为死者祈祷的筵席，这种祈祷筵席通常兼具庆祝某种好运（如孩子通过了考试）的功能；割礼筵席；怀孕筵席；婴儿筵席；婴儿理发筵席；搬家筵席；新房筵席；以及还愿筵席，这种筵席通常是因为生的孩子符合自己的性别期待。富人与穷人都会发起筵席，但人们自然会期望富人更经常、更大方地举行筵席，并且邀请更多的客人参加筵席。如果东道主家境平常，筵席的花费就要由客人承担一部分，客人会带去一些东西或现金。比较贫穷的客人可能不会这么做，但他们会帮助主人准备食物。[278]对于村里的穷人来说，筵席实际上是唯一能吃到肉的场合，正像曼苏尔所说，穷人是被煮肉的味道“引”到筵席上去的。这种仪式筵席是富人通过炫耀性消费证实他们地位的传统方式，被邀请参与筵席的有他们的朋友、邻居、亲戚，而且通常全村人都被邀请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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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村民讨论哪一种慈善活动，他们都同意：作为社会关系的一种形式，慈善活动已经明显减少了。甚至富裕农场主也有类似的看法，尽管许多富人都立刻将自己个人从这种指责中排除出去，并把矛头指向了更富裕的人。村长哈吉·加法尔说，慈善活动的衰落始于双耕。以大方出名的富裕地主阿布杜尔·拉赫曼注意到，甚至私人扎卡特馈赠在今天都很少有了，而赛得卡救济就几乎没有了。阿布杜尔·拉赫曼说，富人宁愿把稻谷卖掉，然后用获得的现金来购买或者租入更多土地。相当富有的佃农玛·伊莎说出了大家的心声，他声称，“富人很傲慢；他们不会认真对待穷人（的窘境）；（他们）在赛得卡救济方面很吝啬，而且（他们）不愿意给”。村里的穷人常常坦率地指出事实。按罗吉娅的话说，“富人根本不给穷人什么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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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筵席，村民也有一种共识，尽管这种共识中有轻微的分歧。起初，双耕带来的新利润在1972年引发了塞达卡前所未有的令人难忘的筵席风潮。哈吉·卡迪尔当时有一个用电池的大喇叭，他记得他的喇叭在一年多的时间内出租了七十多次供筵席使用。几乎每个人，包括小佃农和雇工，都利用自己新发现的繁荣来举办他们先前无力承担的庆祝仪式。比较贫穷的村民的筵席自然要简单一些，但是，即使是他们也能至少举办一次体面的筵席，这有助于他们在村庄这个小共同体内确定自己的村民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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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大家所说，短暂的欢欣鼓舞之后，无论是筵席的次数还是筵席的规模都急剧缩小。很少有村民会不同意卡米勒有关自那时起发生了什么的讲述。他说，“以前，筵席规模很大，甚至达到了需要把10里郎土地出租几年才够筵席的花销。”“现在，人们聪明多了”；他们精确计算出有多少人会来，这些客人会带来什么礼物，这些礼物会抵偿多少花销。“过去，人们不指望赚钱；他们也不想举办一个很差的筵席，筵席上应该有牛肉，而不是鸡肉。”在过去，人们会讽刺在筵席上比较吝啬的“哈吉”，他们会说，“‘嘿，某某“哈吉”办了个鸡肉筵席，’他会感到羞愧。”“现在，这种事情屡见不鲜。”当托·卡西姆描述了一场持续了两个晚上并且献祭了两头牛[279]的筵席时，他对上述说法也表示同意。他说，现在的筵席仅有一个下午，并且只有鸡肉。贫穷村民削减仪式筵席的原因是明显的；至少自1976年以来，穷人的收入变得更加不稳定。对富一点的农民来说，筵席质量下降和数量缩水则主要是一个态度问题而不是资源问题。绝大多数村民都同意杜拉的解释，“富人开始抄近路；他们不想耗费钱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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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解释为什么给予穷人的扎卡特馈赠或赛得卡救济是如此之少时，塞达卡的富裕村民绝不会张口结舌。事实上，他们会给出三种理由，其中任何一个理由都足以证明他们的立场的正当性。第一个接近法律的论调，因为根据伊斯兰的律法，只有8类人有资格接受扎卡特馈赠，身体无残疾的或者说有工作能力的穷人并不在其中。卡米勒坚持认为，由于政府在大约十年前建立了国家扎卡特体系，政府并不赞成官方渠道之外的私人扎卡特馈赠。这里暗含的意思是，这种私下馈赠现在不仅是错误的，而且可能也是非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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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种理由通常是作为第一种理由的补充：村里实际上没有人真正需要施舍。例如，村庄附近最富有的哈吉·沙利姆反问道，“为什么要给那些经济困难的人扎卡特？他们有地，而且像我们一样种水稻”。这句话的意思是，所有种田人在名义上是平等的。哈吉·沙利姆在暗示，我们的地位大体相当，因此没有提供扎卡特馈赠或赛得卡救济的必要。的确，塞达卡的绝大多数穷人都拥有或者租种土地，尽管他们的耕种面积很小；这一事实使得哈吉·沙利姆抹杀了租种1里郎土地和拥有20里郎土地的差别。另一个富有村民勒拜·彭德克表达了同样的观点，他补充说，既然那些帮助他脱粒的人已经得到了报酬，而且他们自己通常拥有土地，所以，任何更进一步的馈赠都是“太多”。如果接受勒拜·彭德克的逻辑，那么一个中肯的疑问是，为什么在1975年之前给雇工扎卡特馈赠的做法是如此普遍？我确信，如果我们把馈赠视为劳动控制的手段，那么，这种异常就可以得到解释：在收割劳力缺乏时，扎卡特馈赠是必要的，然而，当人们很容易地就能找到联合收割机时，扎卡特馈赠就不再是必不可少的了。无地雇工“瘦骨嶙峋的”玛用非常精准的语言记述了正在发生的一切：“富人给扎卡特馈赠，是为了能找到人手。穷人哪儿都去。他们叫我们我们就去。现在，即使没有扎卡特馈赠，我们也会去，因为我们需要工作。”当然，富裕村民有可能一直就把给予收割工人的扎卡特馈赠视为不合理的负担，甚至当做某种形式的劳动勒索。现在的不同或许在于，由于联合收割机的出现，他们可以反对扎卡特馈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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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个也是最后一个反对给予收割工人扎卡特馈赠的理由现在已经耳熟能详了——许多贫穷的村民，如果不是绝大多数的话，并不适合成为慈善救济的对象。哈吉·沙利姆质问道，“我们为什么毫无理由就要给那些不愿工作的人扎卡特？”哈吉·沙利姆进而举例说明了穷人的奢侈，他说，去年有个得到了扎卡特馈赠的人把馈赠得到的稻谷卖掉了，买了一双非常昂贵的鞋子（35马元）。“他穿着比有钱人还要华丽的鞋子。”富裕的村民总是提到过去为他们工作的拉扎克和其他穷人，在这些富人看来，这些穷人（例如，杜拉、米顿、塔伊布、“瘦骨嶙峋的”玛等）基本上是声名狼藉的。富裕的村民以此来解释扎卡特馈赠和赛得卡救济减少的原因。对这些穷人的指控包括撒谎、欺骗以及懒惰。在某种程度上，这些被指责的人包括了村里绝大多数穷人，慈善救济的问题就这样一举解决。富人们暗示说，帮助这些穷人，就是鼓励上述行为。这里我们再次看到，施舍实际上有助于社会控制和劳动控制。富人要让穷人注意到，只有那些完全遵守富人的正确行为标准的人，才有资格接受富人的礼物。这种模式唯一显著的例外是当死亡发生的时候，此时即使是最穷的村民也要被给予最基本的尊严。[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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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筵席，依然有几个富裕村民十分慷慨，尤其是阿布杜尔·拉赫曼和村长哈吉·加法尔，他们几乎每个种植季都要办一个相当规模的全体村民都会被邀请的筵席。其他殷实的村民通常会承认，有时还略带尴尬地承认，为了不浪费钱财，他们在筵席上变得精明了。很少有地主会像哈吉·纳扬那样完全拒绝这种习俗，并且声称“只有傻瓜才办筵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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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可以想象，扎卡特馈赠、赛得卡救济以及筵席这些慈善的潜在受益者对慈善救济的减少有跟富人完全不同的观点。自然，他们会为自己及家人遭受的收入损失感到惋惜；每个人都能精确地说出他们失去了什么，又是从谁那儿失去的。但这绝非问题的全部。在他们遭受损失的同时，富裕村民获取了双耕带来的利润。他们因此更被愤怒和痛苦所折磨。像往常一样，这些指责都是个人化的，而且都是针对富人，因为对更多利润的贪欲使得富人放弃了对于贫穷邻居的义务。如同穷人经常做的那样，穷人们指出，富人正在变得越来越吝啬，首先就是富人们拒绝像从前那样给穷人慈善救济。塞达卡其他的穷人很熟悉苏库尔的说法。苏库尔回忆了在脱粒之后所有干活的人都会立即得到扎卡特馈赠的时光。苏库尔说，现在稻谷都卖掉了，并且直接装到卡车上送到磨坊去了。雇主只留了一点儿稻谷（过去用于慈善救济的流通物），并且声称他的现金都用来还债了。这种做法允许他装穷。事实上，正像苏库尔所说的，在正常情况下，10里郎土地的扎卡特馈赠（15麻袋）足以帮助许多村里的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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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别人乞求赛得卡救济或者偶尔乞求扎卡特馈赠时，如果被拒绝，这将是一种耻辱，不过在今天，这已经成了一种习以为常的体验。“名声很好的”穷人哈姆扎感触更多的是这种羞辱，而不是被拒绝给予的粮食。上个种植季的收割之前，因为工作很少，他家几乎把大米吃完了，而且钱也用完了，在这种情况下，他请求他经常帮助干活的雇主借给他一些大米作为预先支付的工资，结果是悲惨的。“请求朋友的帮助让我感到很尴尬。真是可怜；我不得不每天出去乞求帮助。我真是感到羞耻。”在他母亲去世之后，哈姆扎不得不为丧葬费用而乞求帮助。几乎没有什么钱的罗吉娅立即给了他150马元，而塞达卡最富的哈吉·卡迪尔，居然一分钱都没给，尽管哈姆扎经常为他工作。“我去请求哈吉·卡迪尔；他没给（任何东西）；我知道他是不愿意。”就像大多数情况一样，这种拒绝并非生硬的拒绝，而是故意的怠慢——沉默。就在这一年的晚些时候，我听到哈姆扎向一个朋友抱怨哈吉·卡迪尔少付了工钱。哈姆扎帮忙将联合收割机吐出的稻谷装袋并且缝合麻袋。他本来期望可以得到一麻袋50分的工资，他装了50麻袋一共可以得到25马元，但只得到了5马元。我问哈姆扎是否向哈吉·卡迪尔申诉了，他解释说：“穷人不能（抱怨）。如果我生病了或者需要工作，我可能还得求他。我只能在心里生气。”这是一个忍气吞声的人，哈姆扎痛苦地决定服从富人强加的规则——随叫随到、言行谨慎、恭顺有礼。显然，哈姆扎跟他的兄弟雷扎卡不一样，也有别于其他很少请求富人帮助的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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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穆罕默德是个半退休的鳏夫，他跟独身的女儿两个人住在一起，他也经历了相同的羞辱，但他不像哈姆扎那样沉默寡言。[281]托·穆罕默德说，现在从富人那里得到大米的唯一办法就是拿钱去买。“我们现在去问都很尴尬。他们会说，‘你也种大米’，‘如果你不够吃，那就是因为你懒惰’。他们永远不会帮忙的。”像帕克·亚赫等人一样，托·穆罕默德知道富人会怎样说穷人。村里的穷人面临的困境是，过去的假设已经不再有效了。以前，他们可以合情合理地期望雇主给他们扎卡特馈赠、向雇主要求赛得卡救济或者要求预付工资。现在，他们可以提出这些要求，但必须准备遭受令人感到耻辱的拒绝。在这种情况下被拒绝的馈赠并不单纯是谷物了，更为重要的是，这种拒绝是一个鲜明的社会信号：穷人提出请求时认为还有效的富人与穷人之间的关系，已经被单方面地宣布为无效。富人已经表明，他们不再对村里穷人的急迫需求负有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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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塞达卡筵席承办圈的衰弱，穷人看到了富人自私、不愿承担社会责任的征兆。“瘦骨嶙峋的”玛说，不会再有持续整个晚上并吃掉三四头母牛的筵席了。相反，富人“只想着钱；他们只是想投资”[282]。“以前，富人想有个好名声。现在他们基本上不做什么了；他们很精明。以前他们想炫耀，现在他们不想浪费钱财了。”“瘦骨嶙峋的”玛补充说，富人们在过去可能花费2000马元的地方，现在只肯花200马元。苏库尔站在富人的角度，对富人的算计进行了想象。“如果筵席要花费500马元，他们会问，‘用这些钱我们可以买多少东西？’”这样他们就不会办筵席，而会决定转而购买一台电视机。苏库尔总结说，富人“只想着今世”。对其他人来说，比如塔伊布，最气愤的就是雇主雇用他们干活，却不邀请他们参加筵席。正如塔伊布所说，“如果是工作的问题，那么富人就不得不去找穷人；如果是一个筵席，富人们要找一个会领唱圣歌或者可以背诵《古兰经》的‘拉比’或者‘哈吉’，而不是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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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苏库尔最后的那个评论中，我们可以领会到他的指控中的宗教论调。考虑到今世之外，就是要考虑到安拉的审判，就要慷慨帮助和同情那些不幸的人。这种看法在极少数依然敬重筵席传统的富人——主要是阿布杜尔·拉赫曼、哈吉·加法尔、勒拜·彭德克——的声望中也得到反映。此外，根据穷人的民间信仰，对于不够慷慨的惩罚并不仅仅局限于安拉的最后审判。哈姆扎等人相信，在筵席、扎卡特捐赠以及赛得卡救济方面表现出的慷慨有利于使富人免遭像意外及疾病这样的不测。哈姆扎说，这就是那些去麦加朝圣的人在出发前总要举办筵席的原因。哈吉·卡迪尔是出名的吝啬，但他看起来身体很好，这怎么在他身上应验呢？当我说这些话时，哈姆扎立即提醒我，哈吉·卡迪尔的妻子已经在医院里待了很久了，她的腿已经不能走路了，而且哈吉·卡迪尔总是不断陷入麻烦当中。哈姆扎暗示说，所有这些不幸都是安拉不满意的迹象。从这些解释中我们可以发现，穷人试图对富人进行适度的社会控制，尽管其效用微乎其微。穷人们不仅相信贪婪的富人将在今世和来世遭受惩罚，而且，他们也的确希望，不幸和审判将根据富人们的行为降临在那些咎由自取的富人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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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者的武器：农民反抗的日常形式 记忆中的村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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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达卡的富人和穷人都在试图理解他们在过去十年间所经历的巨大变迁。在倾听他们的倾诉时，我们会发觉自己处于一场意识形态的斗争当中，尽管这种斗争的规模很小。这是一场关于事实及其意义的斗争，是一场关于“究竟发生了什么”以及“谁该受到谴责”的斗争，是一场关于现有的境遇该如何定义、又该如何解释的斗争。在经历了这段历史之后，从某种意义上说，每一位村民都有资格成为一名历史学家，事实上村民是被要求成为一名历史学家的——有私心的历史学家。这种历史的核心并不是为了对过去经历的那十年作出四平八稳或者不偏不倚的评价，而是要提出一种观点，进行赞扬与批评，并维护或诅咒现存的事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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